帝國振興百姓苦

2019-02-23 09:16:48

—— 談古代帝王的治民術

廖保平昨天 21:29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將蒙恬率領30萬大軍,擊敗兇狠的匈奴騎兵。但秦軍並沒有乘勝追擊,直搗漠北,而是將軍隊駐紮下來,以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的北方長城為基礎,就地修築一條從西北的臨洮一帶一直延伸到遼東,橫貫東西的萬里長城。

為什麼秦始皇不下令凱鏇的秦軍攻占漠北,而是修築長城呢?有學者認為,修築長城防禦匈奴,要比深入大漠攻打匈奴的成本低、收益大。所以,秦始皇不惜耗盡全國財力、人力去修築長城。(波音《秦始皇悟透經濟學》,載《領導文萃》2012年第8期)

這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滅掉關東六國後,秦始皇最擔心的不是匈奴的騷擾,因為匈奴無非是想來劫掠一些財物,或者是為通商,還沒有膽量能力到中原坐天下,只要秦始皇不失懷柔之心,搞搞通婚之策,基本上邊境無恙,後世統治者亦多行此舉。最讓秦始皇操心的,是如何鞏固新生的政權,這裡面有兩個現實問題:一個是雖然將全國各地十二萬戶豪強富族遷到鹹陽嚴加監視,天下仍有大量的財富掌握在地方舊貴族和富商豪強手裡,隨時都可能成為反秦的競爭性力量;另一個是這數十萬征戰大軍如何處置?要是將其迅速解甲歸田,這些訓練有素的軍人一旦散落天下,對現政權稍有不滿,就極有可能與六國舊貴族勾結起來,成為新的軍事力量。如何安置這些軍隊?如果等天下更加太平,徹底清除六國遺老遺少之後,再放馬南山,這是最為妥當的。

於是秦始皇把數十萬軍隊就地安紮下來修築長城,將這兩個問題一併解決了:一,從打仗到修築防禦工程,暫時解決了軍隊無仗可打的轉業、就業問題,也避免軍人散落天下與六國舊貴族結合成為新的政治力量;二,大興土木地地築長城需要大量財富,有理由向全國富商豪強徵收繁重稅役,將他們的剩餘財富消耗掉,使其“人窮志(智)短”,無所野心,從而保持秦政權萬世不易,這就是一種邪惡的統治術——“耗財術”。

大興土木現在又叫“滿城挖”,最近落馬的南京市長季建業,從蘇州挖到揚州,再挖到南京,終於將自己挖進去了。可是古代帝王為什麼要通過大興土木來削弱民間財富呢?直接掠奪不是更快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在和平年代,雖然民間財富聚增,地方寡頭、富商豪華日益坐大,漸成尾大不掉之勢,直接掠奪不是不可以,可是國君憑什麼呢?難道你的個人享受還不夠多嗎?難道取人之財一點都不需要講合理合法性?這是極易引起民意反彈的,可是假如進行所謂“公共建設”,“基礎建設”,比如修宮殿、修長城、修驛道,修運河、修廟宇、治黃河等等,打著辦公、防禦、交通、慈善、賑災的旗號,徵稅、征勞役、攤派就名正言順了,整個社會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力,窮人剩餘的勞動力和富人剩餘的財富都被徵用盤剝到土木之上,進而削弱民間力量,這正好符合利出一孔的專制要求——收天下之利,以便其專制,拿捏了人民的經濟命脈,就拿捏了人民的命運。

世人都渴望“某某之治”的盛世景象,但這樣的景象總在少數。從某種意義上講,帝王並不希望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要是人民生活寬裕,就會像商鞅所說,“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商君書·弱民》)。農民一旦有餘糧可食,來年便不再努力耕作;商人獲致了大的利潤,販賣華麗、玩好的物品,會對日用必需物品發生不良的影響。“所以一定要把他們搜颳得一貧如洗。商鞅有一句話,‘足民何可以為治’,老百姓只有窮的一塌糊塗,才會希望國家來救他們,如果他們都富了,還稀罕你嗎?他認為,這個國家要強大,就是要使民‘家不積粟,上藏也’,老百姓家裡沒有積糧,所有的糧食都在王那裡”。(秦暉《什麼是大國、強國?》,2007年4月1日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演講)要是太厚愛百姓,他們就會手裡端著米飯,嘴裡吃著豬肉,最後還得罵你娘。歷代統治者也是這么認為的:老百姓就是這副德行,不能給臉,給臉不要臉!

這就是歷代帝王對老百姓治貧不治富、或表面上說治富實質上治貧的根本原因,只有將老百姓維持在生存線之上,剛夠溫飽,老百姓才不會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去動那些不利於國家安定團結的腦筋。只有老百姓處在貧困線上下,才會求利於國家,依附於權力。一旦老百姓富有,有剩餘勞動力,帝王就要大興土木,或是對外戰爭等手段,消耗掉這富人的剩餘價值,這就是所謂的“富不過三代”。否則,人民手裡有糧有錢有閒,尤其是“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史記·平準書》)這讓帝王的臉往哪裡擱?白天勞累困頓,晚上倒下就睡,日以繼夜為生計奔忙,無暇顧及其他,這才是最利於統治的好人民。

大興土木,有一個不好的評價叫“勞民傷財”,如果我們站在暴力統治集團的角度看,他們本來就乾的勞民傷財的事。勞民是為了供奉自己,傷財也是為了供奉自己,這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根本目的,是暴力集團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法定報酬,否則,流血拚命打天下的意義何在?所謂的“某某之治”,不過是少勞點民,少傷點財,讓民間得以休養生息。

再有一點,大興土木,比如修驛道,修長城、修運河、治黃河,未必就一定不得民心,畢竟,老百姓或多或少也是“政績工程”的受益者。這種土木之興“與民同利,故天下雖竭而民不怨”(魏徵語)。大興土木的帝王雖然讓老百姓窮得叮噹響,但它能讓老百姓得到一點實惠,在可接受的程度內,會獲得老百姓的支持。《孫子兵法·謀攻》講的“上下同欲者勝”,也是這個道理。這一妙招既達到了帝王消除潛在競爭性力量的目的,又顯示其文治武功,還能得到老百姓的擁戴,這是秦始皇等帝王傾向於大興土木的一個重要原因。

(歷代帝王還有大造王陵的習慣,用國家財富,給帝王立千秋不朽的墓。圖片來自網路。)

歷史上還有一位喜歡大興土木的帝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隋煬帝楊廣,他簡直將商鞅“足民何可以為治”的理論實踐到了極致。

隋煬帝之能大興土木,實在是朝廷太富有了。史書上說,“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隋書·食貨志》)。“戶口益多”到什麼程度?可以看一組數據。北周時,人口只有9009604人,隋煬帝大業二年,人口一下子躍升到46019956人,增長了五倍。(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所謂“貞觀之治”時的人口與隋煬帝早期比起來,都要遜色很多。“隋煬帝登基就有890萬戶,而唐太宗直到駕崩才有380萬戶,國力之差距可以想見。”(達夫、施奇等編著《創造財富的經濟名家》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年7月版)如果國家沒有一定的財力,就不可能養活這么多人,隋朝的“人口紅利”相當可觀。

“府庫盈溢”又到什麼程度?《通典》卷七《食貨典》載:“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勛庸,並出豐富。”《貞觀政要·辯興亡》里所說:隋氏“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此言不虛,隋王朝僅存短短37年,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大臣馬周對唐太宗說:“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貞觀政要》))

這時唐朝立國20年,隋朝所留庫藏,尚未用盡,難怪歷代學者都為隋朝富有所驚詫。王夫之說:“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讀通鑑論煬帝》)馬端臨說:“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文獻通考》)錢穆也說,“隋室雖然短暫,然其國計之富足,每令治史者所盛讚。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單從國家庫存上看,確實沒有哪一個朝代比得上隋朝。

這些庫存的財富從哪裡來?當然從老百姓那裡搜刮而來。隋朝可以說是典型的“家不積粟,上藏也”,國家不但設正倉,徵收賦稅,還打著賑濟災荒的名義設義倉,“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通典》卷12《食貨十二》)意思是政府命令各地設立義倉,自我管理,遇到青黃不接或災荒之時,開倉賑濟。這個搞法的好處看似使“富不至侈,貧不至飢”,“海內無餓殍之人”(陸贄《新唐書·食貨志》),可實際上,國家認為民間管理不善,很快將義倉收歸政府管理,民辦變官辦,到隋煬帝時,地方開倉賑災,要徵得中央政府批准。民間互助應急的義倉,成了國家積累財富的一種途徑。藏富於國,而不是藏富於民,隋朝國家為何富得咋舌也就很好理解了。

我們試想一下,足夠一代人吃用的國家庫存如果不消耗掉,則一是繼續搜刮民間財富造成國富民貧,將受到老百姓的對皇家慾壑難填的質疑,不愛百姓愛糧倉導致官民矛盾突出;二是不搜刮民間財富,那么,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則不僅傷器,更有政治要求。本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已經形成了龐大的門閥士族,譬如北方的東山門閥士族和南方的江南門閥士族,財勢強盛,各有不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容易尾大不掉。

事實上,隋朝建立後,陳朝的殘餘勢力一度與中央對抗。消耗掉府庫里的財富以及民間財富似乎成了隋煬帝的一項重要工作。他上台後,營造東都洛陽,“每月役丁二百萬人”(《隋書·食貨志》);“又興眾百萬,北築長城,綿亘千餘里”(同上);開鑿聞名中外的大運河,徵用民工三百萬。他還筑西苑,繕離宮,伐木造船,每一項都是耗費巨大。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大幹快上,像修洛陽城,速度驚人,只有用了一年零兩個月。

世人對隋煬帝生活奢侈腐化多有不滿,但對他修大工程還是有肯定的。例如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一詩中,就對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多有褒獎:“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意思是,隋煬帝如不鋪張,與大禹治水的功勞差不多。

不過耗財術的度很難把握,對民間勞動力和財富徵用過度,民間競爭性力量被削弱了,社會貧困,皇家也失去了經濟來源,這叫“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增廣賢文》)。這可以用經濟學中的拉弗曲線解釋,即一般情況下,稅率越高,政府的稅收就越多,但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額度時,生產組織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試想,如果政府對豪強富商耗財過頭,其勞動成果的絕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他們就不願意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生產經營活動停止,政府沒有稅收,豈不就面臨危機了。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乘數效應,當政府稅收增加、對民生的公共支出削減,對國民收入有加倍收縮的作用,從而產生巨觀經濟的緊縮效應。統治者耗費民間財富時,自己感覺還不過癮,但在乘數效應發生後,在老百姓那裡壓力已經到了極限,形成非常不對等的剝奪與被剝奪的感受。所以,帝王在操作耗財術時,很容易因忽略乘數效應而搞過頭。耗財術就像容易吃上癮的毒品,難以收手,會不斷加大劑量,耗財術就變成一種殺雞取卵的行為,卵雖取得,雞卻沒了,主人也就走到了生存的盡頭。

隋煬帝大興土木,尤其是對高麗三次用兵,讓民間財富枯竭。“六年,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隋書·食貨志》)“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同上)都強迫富人按財產的多少出錢買馬買驢,用作戰馬或運糧,數量多,價錢貴,負擔重,以致“萬姓力殫”、“中民竭產”。(《隋高帝論》)

如果說人口也是社會財富,那么隋煬帝大興土木,致人口劇減,就是社會財富的劇減。修長城時,“死者太(大)半”;“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隋書·食貨志》);挖運河更是死屍滿野,“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通典》卷十《漕運》)。據史學家胡如雷估算,在隋煬帝上台後的八年時間裡,一共上馬了二十二項大的工程,總共動用的人力達到三千多萬人次,而隋煬帝時期全國人口四千六百多萬,每年平均徵用四百萬左右的勞動力,將近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幾乎是全國男丁的總數(轉引自宗承灝《隋煬帝是如何被政績工程拖垮的》,載《人民論壇雜誌》總第372期)。這導致男丁銳減,兵源不足,以至於對高麗用兵時,在山東“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為了躲避徭役兵役,人們不惜傷殘自己的手腳,謂“福手福足”。人口劇減少,導致大量耕地無人耕種,社會財富減少。而人口的恢復是需要較長時間的,直到唐高宗顯慶年間,中原許州、汝州一帶仍然是“田地極寬,百姓太少”(《通典·歷代盛衰戶口》)。

一面是“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隋書·食貨志》),一面是“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同上)。“民間寄納與官”的義倉並沒有承擔起賑恤的應有責任,老百姓只好以樹皮充飢,樹皮吃完了,“乃煮土或搗藁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同上)可是,天天面對“府庫盈溢”的隋煬帝恐怕想像不到民間“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隋書·食貨志》)因為他是一個“性不喜人諫”的人,沒有人敢跟他說真話,無法準確真實地掌握國家基本形勢,修正自己的決策行為,以致嚴重透支民間的勞力、財富和民心,終致激起民憤,給權貴軍閥窺視皇權以機會。楊玄感、李淵這些“內部人”一舉反叛大旗,處在生存線下的人民跟風而上,隋朝就被推翻了,隋煬帝的耗財術把自己也耗進去了。

在耗財術的作用下,歷史就像一次次的殺豬過年,先是休養生息將豬養肥,養肥之時正是殺豬之時,“某某之治”之後就是“某某之亂”,如此輪迴不絕。

(責任編輯: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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