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時期邊鎮將軍幕府

2019-03-14 07:04:23

唐玄宗時期的開元、天寶年間是唐王朝驟興驟衰的時期。開元年間,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玄宗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1]。開元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等變帥和邊鎮幕僚相繼入朝為官。一時間人才濟濟,這些中樞們或出身邊鎮幕府;或遙領邊鎮。在邊疆任職期間,總戎外虜,使得邊境晏然,利用邊帥之權薦舉才俊,朝廷得士,但也避免不了朝臣們利用邊鎮幕府爭奪權勢,致使天寶時期黨爭不斷,終使邊鎮成割據之勢。今就以唐玄宗時期邊鎮幕府對唐王朝政治的影響做一番探討。

一,邊鎮幕府輔佐邊帥,維護邊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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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邊鎮幕府,是節度使幕下各種使職的混合。其主要幕職有副職,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參謀、推官等,觀察使府下又有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官、推官、隨軍、要籍、進奏官等,此外邊鎮一般要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安撫等使職,也有副使、判官、巡官等大批幕僚。而這些使職的形成又與唐朝初年的邊境形勢及節度使得設立息息相關。唐朝初年,先後擊敗東突厥,薛延陀,降服漠北諸部,設立都督府,此後,又打敗西突厥,滅高昌於其地設立州縣以治理;顯慶年間(656-661年)又平西突厥,陸續設定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縣。這時的唐王朝處於開疆拓土的攻勢態勢,於是“緣邊都督其在邊疆,準設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2]但是從高宗儀鳳年間(676年-679年)到景雲(710年-712年)、開元(713年-741年)之際,唐王朝周邊的環境發生了急劇變化。周邊的少數民族逐步完成封建化,勢力逐漸強盛,如東北的契丹、奚時刻威脅著唐王朝的河北地區;漠北的突厥又再次崛起,時刻南下騷擾北疆;西南的吐蕃,南詔的崛起使唐王朝寢食難安,從七世紀開始唐王朝對吐蕃的戰爭均遭慘敗,甚至在儀鳳三年(678年),大將劉審禮也葬身青海。這一系列的戰事和形勢的變化迫使唐王朝不得不採取對外守勢的策略,“少發兵,且以備邊…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3]竭力維持現有疆土。在這種情況下,邊境地區陸續建立了一些軍鎮,范陽清來軍、威武軍以及平盧軍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的,唐玄宗在位時正式設立緣邊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使,使以備邊”。[4]由攻勢轉為守勢,這要求邊鎮節度使耗費更多的精力,需要更多的僚佐輔助其備邊,使邊鎮幕府隨著節度使權勢的增大隨之擴大。於是這些使職就構成的節度邊鎮幕府,這些邊鎮幕府的規模極為龐大,職能極其完備,在邊地戰亂頻仍之地,他們輔助邊帥,在鎮撫邊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首先,邊幕僚佐參謀軍事,統協軍政。邊幕僚佐被邊鎮節度使辟入幕府,取得邊帥信任後,輔助府主參謀軍事,協理軍政。寇洋在被闢為朔方鎮節度判官時,先後輔佐王峻,蕭嵩兩位節度使,而做為府主的王峻、蕭嵩對寇洋以充分信任,“悉以金戈之事咨於幕下,乃逐獯虜,勒銘於牛頭山,乃東受降城使,匈奴懼焉”[5]。陳山慶為河西節度使幕下判官時,“植性方雅,從事公勤評刑有親恤之名職著軍州之效,任惟執憲,寄以佐邊”[6]。河西節度使蕭嵩辟牛仙客為節度判官,倚為心腹,軍政盡委於仙客,仙客為人忠厚,注重禮節,工作勤勉,受時人讚賞,“開元初王君奐為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為判官,甚委甚之,時又有判官宋貞,與仙客俱為腹心之任,及君奐死,宋貞以為吐蕃所殺,仙客以不從獲免。俄而蕭嵩代君奐為河西節度使,有以軍政委於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7]宋貞在王君奐幕下任判官時,參與了對吐蕃戰爭的謀劃,然而不幸戰敗被俘,吐蕃將領奪君旌節,先殺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8]從上事可看出宋貞做為幕府僚佐為府主參謀軍事,在此次戰役中的作用,使得敵對的吐蕃對邊帥的幕僚十分痛恨。張楚璋在李暠幕下任節度判官時,“公家之務,盡委之矣,公亦當之,亦無讓色” 。[9]兵部尚書蕭嵩任河西節度使時,因不擅軍事奏請朝廷任命裴寬、郭虛己為自己的幕府判官,蕭嵩對二人十分信任,“累年專見委任”[10],可見裴寬、郭虛己作為幕僚對邊帥們的影響及對邊鎮的重要作用。從這一系列的事件可以看出幕府在邊帥行軍作戰中為邊帥征伐外虜出謀獻計。

其次,邊幕僚佐們不僅對府主的軍事行動參謀劃意,還幫助邊帥處理所轄軍州事宜。根據史料記載,邊鎮節度使幕下有三個系統,一是節度使府僚佐,二是節度使所兼轄區首州或首府長官僚佐,三是節度使所兼諸使僚佐,這些僚佐的設定是唐中央朝廷為了儘可能滿足邊鎮各方面的需求,使邊鎮在同外虜的鬥爭中處於有利地位。因而邊鎮幕府的職權十分龐大,幕府除節度判官外,還有支度,營田等使職,這些僚佐竭力輔佐邊帥處理軍政事務,在節度使鎮守邊地,對外征戰時,保證軍需供用。如王承裕被辟入朔方節度使幕府後,被委於水陸轉運使,營田使時,謀罔遺筞,田疇多稼,士眾贏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草器械對戰爭中的雙方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糧草器械從內地轉運至千里之外的邊地 ,耗費十分巨大,這對國力強盛的唐王朝也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王承裕在邊地協助邊帥廣屯營田,多方籌措糧草保證軍事需求,為邊疆戰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士眾贏糧是對王承裕的高度讚賞。像王承裕這樣竭力輔佐府主,協助處理糧草、器械,保證軍備充足的幕僚,廣受緣邊節度使的青睞。張介然為幕府僚佐時,曾以“謹慎善籌措[11]”而聞名天下。天寶中,王忠嗣,哥舒翰,皇甫惟明相次為邊鎮節度使時,相繼委其以營田,支度等使職,因功被提升為衛尉卿兼行軍司馬。由此可見,邊鎮僚佐們輔助節帥轉運營田,成為邊帥征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的努力工作為邊帥征戰積累堅定的物質基礎,使邊帥們的征戰無後顧之憂。

再次,由於身處邊地,戰爭頻仍,邊幕僚佐以他們斐然文采表奏書檄,不僅幫助府主處理往來書信,還以他們的文才提升府主的名望。如朔方節度判官陳九言“清才雅望,敏學工文,是周行之俊義, 致遠之良具”[12],劍南節度使幕下掌書記楊仲宣“橫為酷吏王勖所誣陷,貶授台登縣尉,劍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為管記,飛書之急,倚馬立成”[13]。此外有的幕僚還曾奉使虜中,遊說脅誘,建功域外,王悔在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下任管記右衛騎曹,契丹首領屈烈部即將騷擾邊地,唐王朝北疆面臨者嚴重的威脅, “悔至虜中,遊說禍福,虜乃不入”。[14]另外,張守珪任范陽節度使時,頻頻出擊契丹,每戰皆捷,使得契丹首領屈剌與衙官可突乾十分恐懼,派遣使者前來詐降,張守珪識破其陰謀後,派遣王悔出使契丹,“悔至屈剌帳,賊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屈突乾爭權不葉,悔既誘之,夜斬屈突乾,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於紫蒙川…縛屈剌乾、可突乾等首於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15]這些掌書記們,續理所部之氓,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奉使虜中,配合邊帥的軍事行動,建功於域外,維護邊境的穩定。

邊鎮幕府正是隨著邊鎮的設立而發展,幕中匯聚了大批才華橫溢的使職僚佐。在輔佐邊帥鎮守邊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或參謀軍事,協理軍政,使得邊帥屢屢取勝,邊鎮政通人和;或轉運營田,支度計會,保證邊軍供應,為邊帥行軍作戰積累豐富的物質基礎;或掌軍中表奏,以文才效命。甚至奉使虜中,遊說脅誘,使邊帥在征討中屢立戰功。

二,邊鎮幕府辟署才俊,為唐廷延攬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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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各方面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科舉製取代九品中正制,成為此後一千餘年封建王朝選拔官員的制度和方式。但是科舉制在唐王朝尚處於創始階段,不能完全適應當時環境變化,有著許多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足,其一是取士員額少,主要科目只有進士、明經,秀才等科目,“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16],“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17]而當時唐王朝疆域之大,人口之眾,致使參加科舉的士子數不勝數。這種情況下不能羅盡天下英才,勢必會使大批士子老於場屋,終身逐鹿於科場;其二是當時的科舉制度和章程尚因屬草創階段尚不完備,作弊情況十分嚴重,進士科可不是有才能就能考上的,更加看重的是名望和出身以及朝中有無人舉薦,這一切使得科舉只不過比察舉制僅僅公平點而已,“貢舉猥灆…所謂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18]甚至於“曾任州縣小吏,雖有辭芒,長吏不得舉送,違者舉送官停任,考試官貶黜。”[19]其三是進士及第後難以做官,士子科舉及第只是表示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即擁有了功名在身,即有了“出身”,接下來還需參加吏部的“身,言,書,判”試或制舉才能釋揭。身體健康,五官端正,語言有邏輯,書寫工整,推理邏輯,缺一不可,其中僅僅身體健康,五官端正就使得許多身有殘疾或容貌異常的才俊難以通過吏部試。此外,“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試吏部一關”,[20]即使釋謁試通過之後,也僅僅獲得一個八九品的卑官,如高適及第後僅獲得封丘縣尉,岑參及第後,僅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此外,從另一方面而論,由於唐玄宗時期“李林甫為相…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啖以甘言而陰陷之。”[21]李林甫一意排斥文學之士入朝做官,從而使得大量英才難以通過科舉施展抱負,有才華的官員常常受到李林甫及其黨羽的打壓,難以通過正常的秩序獲得升遷的機會。

然而,與以上科舉制的不完善和朝中對科舉出身的官員們的不利朝政相比,由於統治者重視邊功,給予邊鎮節度使們較大的權力,他們辟署的幕僚們通過府主的舉薦易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而獲得升遷的機會。又由於邊鎮幕府“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擢遷…惟其才能,不問其所從來”[22]吸引了眾多未從科舉的白衣和老於場屋的寒門俊造們。甚至還有許多科舉及第而未釋謁的有出身的士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邊鎮幕府對才智之士的辟署和府主的薦舉為唐廷延攬了天下英雄,被天下視為入仕之要津。

邊鎮之所以能夠為唐廷延攬人才,其有著種種因素。首先,邊鎮地區複雜的形勢對人才的要求十分嚴格,僚佐們不僅要幫助邊帥處理所轄軍州事務,如營田、支度,還要參謀軍事,協理軍政,甚至要求僚佐出使虜中,配合軍事。所以邊鎮幕府辟署的僚佐必須有真才實學,並且是經世致用的實用之才,這迫使邊帥們不得不慎選才望以佐其才。另外,朝廷又有相關的委任責任制度,“國家設觀察使,即古州部使之職,代朝廷導風化而宣布德音,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慘舒,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冤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23]。這一系列的現實要求和國家制度使得邊鎮節帥對人才有著迫切的需求,不得不廣招英才,而不敢隨意徵辟毫無才學的親朋故舊,以免誤其邊事,遭受朝廷責罰。因此,邊鎮一方面有著對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面臨著國家和邊境複雜形勢的約束,使得邊鎮幕府往往能夠取得真才實學之士。

其次,邊鎮幕府的辟署重才行名望而輕資歷出身,這使得邊鎮節帥能夠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為朝廷延攬英才。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擺脫了朝廷銓選的繁瑣程式、僵化的取人標準和資格方面的種種限制,使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俊才能夠迅速得到任用,並在幕府中得到施展才華的機會;或給仕人繼續升遷鋪平道路。不至於像銓選那樣只在資格上“論合不合,不論賢與不賢”[24],賢愚一概,致使英才沉滯不遷。如名士高適在進士及第後,僅僅獲得封丘縣尉這樣的卑官,“鞭撻黎庶,拜迎長官[25]”,這顯然不是高適這種才俊所希望的。於是在開元十九年(731年),高適棄官北游燕薊,次年春又到達太原,與河東節度使幕下僚佐們宴飲,作詩頌美諸幕僚,詩曰“並秉稻鈐術,兼該翰墨筳”[26],盛讚中寄予了被引薦入幕的期望。後離開太原前往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幕府繼續尋找出路,最終憑藉自己的才華入得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好友杜甫曾作詩曰“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27]從詩中可以看出杜甫對高適入哥舒翰幕的肯定以及對高適得以一展才華寄予厚望。高適也不負眾望,被闢為幕下掌書記後,憑藉其卓越的才華,相繼轉遷為淮南節度使,蜀州刺史,劍南節度使等,爵至渤海縣侯。岑參進士及第後,多年居於閒散卑職,不得升遷。對於這種難以施展胸中抱負的境遇曾發出“丈夫三十不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28]的感慨。遂棄官入邊鎮幕府,先後入安西高仙芝、封常清幕下,側身佐戎幕,襝衽事邊陲。後因邊功入朝為右補闕,接著轉為起居舍人,最終官至嘉州刺史,一展抱負。此外還有著名詩人崔顥入河東幕府;高尚、嚴莊因仕途無門入安祿山幕府,成為安祿山幕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謀士。這些人都因入邊鎮幕府一展抱負,名揚天下。由此可見,邊鎮幕府對人才的辟署,為朝廷延攬了眾多青年才俊。

再次,邊鎮幕府僚佐由於身處複雜而又艱苦的邊鎮地區,俸祿高,職權大。再者由於唐玄宗重視邊事,採取多種措施吸引天下英才從軍入幕,以滿足邊鎮對人才的需求,如為才俊們在幕府掌職,政治身份和遷官資歷等方面予以幕僚們以方便,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人才湧入幕府,“唐有天下,諸府自辟幕府之士,為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受其俊偉,已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29]從戴偉華著《唐方鎮文職僚佐考》一書中,大致可以了解到文人入幕的規模:從節度使設定到唐玄宗天寶末年,進入邊鎮幕府的文士達174人次,而進入使府的諸科登第文士有29人次,由此可見邊鎮幕府吸引人才之盛。

從以上可知,邊鎮幕府能夠為唐廷延攬人才,正是由於當時封建社會環境和統治者重視所決定的。在隋唐時期,社會經濟發生深刻變化,九品中正制瓦解,科舉制尚未完善,這使得才智之士不到不另尋他途。而此時,邊鎮幕府受到唐玄宗重視邊功的影響加之邊鎮幕府的各種有利因素,如邊境複雜的形勢使得邊鎮幕府對人才的迫切需求;邊鎮用人較科舉取士靈活,簡單容易和唐中央採取種種措施為邊鎮僚佐提供生活和仕途上的便利。這一切使邊鎮幕府為朝廷招攬了人才,使唐王朝的官僚體系得以持續有效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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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邊鎮幕府參與黨爭,淪為黨爭工具。

邊鎮幕府雖然促進了唐王朝社會穩定,邊境安寧,且為唐王朝延攬了眾多英才。但由於親密的幕賓關係,引拔舉薦舊幕僚屬,在唐玄宗執政時期,已成聲勢。常常致使他們結成朋黨,在朝廷內外互為黨援,黨同伐異。

眾所周知邊帥在邊鎮有權辟署才智之士入幕,薦舉有功之僚佐。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彼此形成了較為親密的關係,在邊帥或幕僚因功入朝後,又憑藉他們的地位和權勢,引拔舉薦舊日僚佐或府主入朝為官,倚為黨援。如蕭嵩為河西節度使時,辟裴寬為節度判官,倚為心腹。嵩因邊功入朝為相後,薦裴寬入朝為中書舍人,結成黨援。當此時,蕭嵩與裴光庭同為宰相,“同位數年,情頗不協”[30]裴光庭對蕭嵩引薦之人多加阻撓。而裴光庭建議制定的循資格轉遷官員的方法,蕭嵩當政時將其罷黜,裴所引用的官員更不見容於嵩。從中可見黨爭之激烈。天寶年間,幕府僚佐出身的牛仙客因任河西節度使時,“所積倉庫盈滿,器械精勁”[31],被招入朝為宰相,當然這還與李林甫的舉薦分不開。而李林甫之所以引薦牛仙客則是出於在朝中與政敵張九齡爭權奪勢。果然,牛仙客入為宰相後“既居相位…唯諾而已”[32],使得李林甫得以獨霸相權二十餘年。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崔瑞德在《劍橋隋唐史》中對此評價說“牛仙客是一個完全新型的宰相,他的任命標誌著邊陲將領日益捲入朝廷時期的開始。”牛仙客是邊鎮僚佐出身的邊帥,代表著邊鎮節帥同其僚佐們利益的結合。牛仙客的的入朝標誌著邊鎮幕府也日益捲入了朝堂的黨爭。張說出為相州刺史、天兵軍大使時,聽說鹹陽尉李登素有賢名,將其妹婿陰行真的女兒嫁給他,結為姻親。等張說出任并州長史、天兵軍大使這樣的邊帥時,並將其引入自己幕下。開元九年,張說入朝為相後,立即利用自己的權勢舉薦李為長安尉。可見,邊帥多方拉攏才俊並和幕下僚佐結為親密關係,待其獲得更大的權勢後援引幕僚為黨援。另有并州晉陽士人王瀚素有才名,并州長史張嘉貞聽說後,“奇其才,禮接甚厚”[33],入朝為相後,舉王瀚入朝為秘書正字,後又轉遷為通事舍人、駕部員外。天寶中,李林甫入相,曾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既無黨援,帝以為然。”[34]這句話中可看出李林甫為堵塞邊帥入相之路的手段,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邊帥利用幕僚入朝後積極參與黨爭的事實。

天寶中,楊國忠“詔拜劍南節度支使,營田副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35]其利用手中邊帥辟署幕僚的權利引竇華、張漸、宋昱、鄭昂等人入幕做為邊鎮使府的僚佐。這些人雖被闢為邊鎮僚佐但並不在邊地幫助府主處理使府事務,卻留居長安,作為楊國忠的親信爪牙。楊國忠對這些幕僚們常常不次遷擢,使他們進入朝廷中樞與其結為黨援。如竇華、張漸被朝廷任為翰林學士,宋昱被任為中書舍人,鄭昂被任為吏部郎中。可見楊國忠利用節帥的辟署之權,四處延攬才俊自佐,結為死黨以組成自己的智囊團,與其黨羽互為黨援,把持朝政,弄權舞弊。

在朝堂之外,邊鎮節度使也利用幕府的辟署和朝中黨爭遙相呼應。如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欲與朝中楊貴妃結為黨援,對幕下僚佐採訪支使鮮于仲通說“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36]鮮于仲通作為幕僚便積極為府主引薦楊妃的親戚楊國忠。於是章仇兼瓊便辟楊國忠為推官,以對得寵的楊貴妃示好,希望在朝內得到楊貴妃的援助。楊國忠將要離開劍南節度使幕府遠赴長安時,章仇兼瓊便送給楊國忠大量財物,期望其在朝中用此財多方走動。可見章仇兼瓊的這一行為使得邊鎮幕府淪為邊帥和朝臣參與黨爭的工具。

綜上所述,士人既由府主辟署入幕,他們便自稱出於某某門下,將來的出路也往往靠府主的舉薦。正是這樣的情況,使得邊帥與舉薦的才俊們相互難免抱成一團,形成一個個勢力圈,而邊帥手中的辟署權此時已成為拉幫結派的共工具。開元天寶年間,邊鎮節度使依靠幕府輔佐憑藉邊功入朝為相後,往往引用其在邊鎮時的親信僚佐入朝為官,或朝中大臣兼邊鎮節度使,憑藉節帥身份招賢納士,已結黨援,擅權中樞,使天寶政局愈來愈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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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鎮幕府增大節帥權勢,增強割據之勢。

邊鎮幕府的發展是隨著邊帥之權的擴大而發展起來的。反過來,邊鎮幕府的發展又促使邊帥獲得更大的權利。隨著唐中央朝廷的羸弱,邊鎮也日益形成割據之勢。

邊鎮屬官與其長官一樣,屬於差遣使職,並無品級可述。故而一般均為邊鎮長官自辟,由朝廷派遣或經朝廷追認。天寶中,邊鎮節度使又身兼數職,以范陽(幽州)節度使職權為例,“開元二年(714年),置幽州節度使,諸州軍管內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治燕州;八年(720年),幽州節度使兼本州經略大使並節度河北諸軍大使;十五年(727年),兼河北營田、支度使;十八年(730年),增領薊、滄二州;二十年(732年),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洺、貝、冀、魏、深、趙、恆、定、刑、德、博、棣、營等十六州及安東都護;二十七年(739年),增領河北海運使;天寶元年(742年),更幽州節度使為范陽節度使增領歸順、歸德二郡”[37]。後唐玄宗又下詔,稱“諸道軍城,例管蕃落”[38]。各邊鎮依制俱置僚佐,其幕府自然擴大,幕府不僅輔助邊帥備邊,還幫助邊帥處理所屬軍州事務。正是由於邊鎮幕府的存在,促使邊鎮朝著地方行政轄區發展。雖然依制其僚屬應由朝廷除授,但在天寶時期,唐玄宗怠於朝政,使得邊帥掌握實際的權利,尤其是邊帥又兼本道採訪處置使,監理州郡之政,停置州縣官吏。在這種情況下,幕府的權勢隨著節帥的權勢擴大而逐漸膨脹,士人入幕佐政走向了唐中央意願的反面。各邊鎮節度使積極延攬才望時也注重與幕僚結為一體,互為羽翼。天寶中,裴冕以知恩重義聞名,其“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行事,鉷甚委之,及鉷獲罪伏法,時宰相李林甫方竊權柄,人鹹懼之,鉷賓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39]哥舒翰為河西節度使時,聽說裴冕的這種義行後,辟裴冕為行軍司馬。像裴冕這種義士最受節帥們歡迎。安祿山為范陽、平盧等三鎮節度使時,久蓄異志,多方延納才俊入幕。高尚、嚴莊、張通儒等懷才不遇的才俊被安祿山闢為幕府僚佐,與府主結為一體。在擇木而棲,士為知己者死,只為知己者用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的影響下,邊鎮幕府道的這種幕賓關係轉為相互倚重,榮損與共,形成一個以安祿山為核心的地方勢力,在高、嚴等幕僚的輔佐下,安祿山“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40]最終於天寶十四年(755年),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聯契約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15萬士兵,號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藉口在范陽起兵。安祿山的叛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使得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政權岌岌可危。

小結:

唐玄宗時期是邊鎮正式確立的時期,在唐玄宗前期,由於唐玄宗的勤政,嚴格規劃著名邊鎮幕府的發展,使其有利於唐王朝政治的穩定,促進邊境安定,為唐王朝延攬人才,擴大其統治基礎。但隨著唐玄宗對朝政的懈怠,漸漸難以有效的引導邊鎮幕府的發展,致使邊鎮幕府逐漸成為朝臣們爭權奪勢的工具,使得邊鎮幕府的發展朝著唐統治者的對立面發展,最終與邊鎮節度使結為一體,使得邊鎮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最終釀成安史之亂,唐王朝也由盛轉衰,昔日繁華也一去不復返。由此可見,唐玄宗時期,邊鎮幕府一方面維護了唐朝邊境的穩定,為唐王朝延攬各種實用之才,從而對科舉制的缺漏拾遺補缺;另一方面,邊鎮幕府逐漸淪為朝中黨爭的工具,隨著唐玄宗對朝政的懈怠,逐漸與邊帥結為一體,形成威脅政治穩定、中央集權的割據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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