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以來,世家大族的官僚化進程

2019-02-20 08:17:56

士族與貴族:北朝世家大族的政治角色
探討北魏的世家大族問題,如果僅就士族論士族,特別是就漢人士族論士族,似乎很難找到一個貫穿始終的線索,因為北魏政治的主流畢竟是皇權政治而不是門閥政治。北魏社會為世家大族提供了怎樣一個政治舞台,世家大族又是在怎樣一個制度框架內參與現實政治的,欲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忽視北魏皇權的發展,不能忽視一個龐大的鮮卑貴族集團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北方民族關係的發展。

本書對貴族這一概念的使用與日本學者有所區別。筆者認為:士族與貴族雖然都具有政治地位和經濟特權世襲的特點,但其主要區別在於有無封君的法律保障,這種區分對於理解北魏歷史顯得尤為必要。北魏時期,貴族主要包括拓拔宗室和鮮卑勛貴;而士族則指魏晉以來居於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部分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強。

受到草原民族原始部落制和軍事民主制的影響,北魏前期的政權體制具有濃厚的貴族政治色彩,這主要表現在鮮卑異姓王公在法律上具有同皇族相埒的政治經濟特權,並在王位繼統、軍事征討等軍國大政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一時期,皇權處在貴族的包圍之中,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貴族利益的代表。

在這種政權體制下,漢族士人不可能保持穩定的政治地位。從道武帝復國至太武帝統治時期,雖然北魏政權極力籠絡徵召,漢族士人對北魏王朝仍心存介蒂,'東土罕有仕者',士人視出仕為'試禍福'。宋隱入魏,囑子侄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台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李先出仕,其子密問:'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博陵崔綽,神四年被征,'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而卒'。北魏前期進入高層統治圈的漢族士人,為官多'清'而不要,有謀議權而無決策權,罕有直接統帥一方重兵者,其官位要視君主或鮮卑勛貴的寵信程度而定。上述種種跡象多被北魏初期清河崔氏等個別大族的活躍所掩蓋了。拋開這幾個家族的特殊歷史際遇不論,就崔浩本人來說,他曾致力於'分明姓族','整齊人倫','復五等之爵',力圖將中原士人納入北魏新興的王朝體制,但他走得太遠,超出了自身的實力和北魏王朝所能容納的程度。'國史之獄'的起因固然可以有多種詮釋,而崔浩及清河崔氏的曇花一現,正是當時中原世家大族社會實力和政治地位最真實的體現。

北魏政局發展的基本趨勢,是皇權逐漸擺脫貴族的控制而確立自身獨立的權威。

馮太后畫像

馮太后主政時期,漢族士人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提高。趙郡李奕兄弟、隴西李沖、'太原'王睿'因緣見幸',先後被不次拔擢,委以大任。這一時期漢族士人對王朝政治的參與尚未擺脫內廷政治的色彩。以名家大姓的身份卻只能以內寵得顯,但正是通過這種令人尷尬的非常的途徑,漢族士人在官職和爵位等方面突破了舊有的制度框架,也使得皇權開始取得了獨立運轉的能力。

如果說馮後主政的意義在於打破了北魏貴族間固有的均衡,並使皇權籍此樹立了自身的權威,那么孝文帝臨朝,則是在這一基礎上對北魏皇權體制的重構。'改降五等'前,鮮卑王公的世襲特權主要表現在爵位與官品相連,勛官子孫世襲軍號,王公可按爵位經常分配賞賜。'改降五等'的實施,縮小了貴族的範圍,減少了異姓王公的特權,拓跋宗室也由此而確立了高於鮮卑異姓王公的獨尊地位。孝文帝著意籠絡諸弟,獻文諸王或出鎮要藩,或入綰樞要,成為北魏皇權的有力支撐。

除了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動因,遷都洛陽是北魏皇權為了進一步擺脫鮮卑勛貴的控制所嘗試的一次非常之舉。在這一過程中,諸王的支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並通過這一契機逐步確立了一種以宗王拱衛帝室,漢族士人輔佐其間的王權體制,這種格局在一定時期內有效地保持了北魏政權的穩定,保證了太和改制的順利實施。以此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通過漢族士人的努力得以順利而全面地輸入北魏政體當中。

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據漢魏以來漢族士人以婚宦品評門第的傳統而建立的一個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團。崔、盧、鄭、王得以成為'四姓'不僅僅由於他們顯赫的'魏晉舊籍',更是緣於他們與權臣李沖的特殊關係及其與帝室的聯姻。太和改制後,一個以王室為軸心,以婚姻為紐帶,包括漢人'四姓'和代人'勛臣八姓'在內的政治性婚姻集團逐步形成,新的門閥秩序得以確立,深刻影響了北魏後期政治。

世家大族的高度文化素養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力是其參與王朝政治的必要前提,但這種巨大的政治潛能不能自動地轉化為現實政治權力,必須通過一些必要的渠道和途徑,相對於一個以強大武力為後盾、以胡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權就更是如此。基於上述原因,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權中的顯達必須以獲得皇權的承認以及對皇權過分緊密的依賴為代價,因而使自己在複雜的政治紛爭與社會變亂中失去了必要的緩衝。

由'改降五等'和'分定姓族'所確立的王權體制和門閥秩序包含著許多內在矛盾:作為貴族的最上層,宗王的權力不僅沒有受到限制,反而在一定時期內有所加強;由國家以法令的形式確定門第的高低,這本身是一種確定貴族的手段,而在法令的實施(門第品定、仕進途徑等)過程中,又貫穿著漢魏以來士族的標準和傳統。制度上的內在矛盾導致了北魏後期的政治危機,前一方面的問題促成了'六輔'佐政的破產,後一方面的問題則引發了北魏後期的文武之爭。

孝文帝臨終所顧命的'六輔'之中,除王肅、宋弁外,均為元魏宗室,表明太和之後,異姓王公的勢力已被基本排除出中樞政局。除此之外,這一時期,彭城王勰、高陽王雍、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在政治上也相當活躍,以'六輔'為代表的宗室勢力達到極盛。但是作為鮮卑貴族的最上層,宗王政治畢竟不能完全等同於皇權政治。宣武帝一朝,由於鮮卑異姓王公勢力的削弱,君主與宗王間的矛盾上升為政治鬥爭的主要方面,政爭的結果,是宗王勢力受到極大削弱,皇權得以獨立運轉;但帝室的離心離德,也使得皇權失去了有力的武力支撐,在突如其來的社會動盪面前束手無策。在魏末政爭中,外戚、宦官、漢人大姓、鮮卑武人紛紛捲入,政局多變,中樞權位游移不定。

太和改制的初衷,在於把鮮卑貴族和漢族士人這兩類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統一的政權體制當中,這種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為突出的結果是鮮卑上層權貴與漢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確保了皇權的正常運轉。但上層門閥壟斷的維持是以犧牲下層武人的仕途為代價的,由太和改制而引發的文武之爭,成為北魏後期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太和改制後,北魏官僚體制所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輕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著士庶分途。漢人大族長期壟斷吏部,控制選舉,阻扼鮮卑武人進入'清流',導致了羽林士卒譁變、神龜停年格、以及六鎮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風波。文武之爭促成了社會的分化,而下層武人與上層權貴間的矛盾最終以民族衝突的方式爆發出來,導致了北魏王朝的崩潰。這一問題一直延續到北朝後期,由北周的'六條詔書'確定以簡明可行的'吏乾'作為仕進標準,才最終得以解決。

北魏末年的社會變亂,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喪亂之際,進入北魏上層統治圈的高門甲族或闔家罹難,或'舉族百口無以自適',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河北世家大族畢竟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員成為上層官僚後,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員仍居於鄉里,他們雖官位不高,聲望有限,卻更具備潛在的能量。魏、齊易代之際,'豪家大族,鳩率鄉部,托跡勤王,規自署置',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裝在河北地區重新活躍起來。

魏齊之間北方地區諸豪並起的局面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東漢末年和兩晉之際的社會狀況,但歷史的演進畢竟不是簡單的循環或停滯。經過十六國時期的分化與整合,經過北魏百餘年的治理與調整,特別是在三長制和均田制實施以後,北方社會基層組織以及地方大族的宗族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深刻地影響了'趙、魏之豪'的政治動向,他們不得不輾轉往復於'魏王'、'燕王'與'高王'之間,尋求能夠保護自身利益的'明主',致力於建立並維持一個相對統一的中央政權,他們在進入名家大姓行列的同時,也在逐漸失去其地方色彩。

士族與官僚:北朝世家大族的'官僚化'
南北朝後期,隨著社會生產的逐漸發展和王權政治的不斷鞏固,中古士族在南方和北方都顯現出衰落的趨勢。但由於南北政治體制與社會環境的差異,南北士族演進的歷史軌跡不盡相同。如果說這一過程在南方體現為士庶界線的日益分明、士族隊伍的不斷縮小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士族集團的脆弱和孤立,那么北朝則表現為士庶界線的寬鬆、士族隊伍的無限膨脹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士族身份的蛻變。

前輩學者注意到:北魏用人,兼容並包,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結構較為鬆散,不象南朝那樣明顯地分為兩個層次,這與北朝統治結構及社會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權建立的基礎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鮮卑貴族在政權中居於主導地位,漢族士人在統治集團中淪為配角,這一歷史背景決定了北魏的統治邏輯是由政府選擇士族,而不是由世家大族自身來區別士庶。經過十六國及北魏初期的分化與調整,北朝士族門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級序列與魏晉時期相較已有很大差別,《徵士頌》所列的數十家大族中,可以確認為魏晉高門的並不多,不少家族只是世仕後趙及前後燕者。基於這種現狀,北魏當軸權貴不願意也不可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區別士庶。崔浩欲'整齊人倫'、'分明姓族',盧玄戒之曰:'夫創製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事,詎幾人也?宜其三思。'直至孝文帝任宋弁分定諸州姓族,'頗為時人所怨',最後成為有始無終的一紙具文。

北朝的新興權貴可以通過假冒和偽托較為順利地躋身士流。由涼土東遷的'中山王氏'能夠成為士民所公認的'太原王氏',源自邊鄙的'馬渚諸楊'得以成為正宗的'弘農楊氏'。在北朝史傳中,郡望、家世屬於'自雲'者隨處可見,顯系偽冒者不乏其人。

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北土重同姓','雖三二十世,尤呼為從伯從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許多大族中的疏宗末屬往往通過這一渠道躋身士流。

孝文帝遷都洛陽

孝文帝制定姓族的一個主要目的,在於促成鮮卑貴族的士族化,在北朝後期胡漢融合的過程中,大批鮮卑通過王朝的法律確認進入到士族行列之中,爭定門第高下,'辭訟不絕'。唐代士人郡望中,源自胡族血統以太和門第相尚的'胡姓'占有相當比例。

北朝士族社會的開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的緊張因素,使士族制度本身更具有彈性和包容性,因而使北朝世家大族保持了更為長久的生命力。但是,這種無限制的開放也孕育著自身的否定方面。中古士族制度的特質之一是少數家族憑藉家世門第世襲壟斷王朝中的清要之位,在客觀上要求將士族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和範圍之內,這種平衡僅僅通過士族的自然升降是難以維持的,因而通過鄉議官銓等途徑甄別士庶、清定流品變便成為士族社會得以維繫的一個重要手段。北朝社會特定的歷史背景使得士族社會失去了這種有效的制衡機制,直至太和改制後,北朝中正的職能一直十分衰弱,在北朝末年甚至一度被罷廢。而士族隊伍的無限膨脹則導致了北魏末年的仕途擁擠和文武分途,從崔亮'停年格'的出現到蘇綽'六條詔書'的提出,決定仕途的標準逐漸由血統家世過渡到年勞,並開始轉為吏乾,逐漸向官僚制的原則靠攏。這種趨勢發展到隋唐社會,便是所謂'官無清濁'、'選無清濁'。

北朝士族隊伍無限膨脹的結果反映到唐代社會中,便是士族身份的蛻變。唐代的郡望,以不再是少數士族血統和身份的標誌,而是一種相當寬泛和籠統的概念。《史通·邑里篇》謂時人'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言李必雲隴西、趙郡,稱王必舉太原、琅琊。唐代中葉姓氏書的修撰,在內容上由入錄諸姓分別等第、詳列譜系發展到簡單的僅列姓氏郡望的簡譜,而流行於民間的這種簡譜,從體例上由分郡列姓、區分等第發展到依聲韻或為先後,其變化表明唐代士庶界線已不在於族望等第,民間流行的簡譜僅僅是為了便於按照習慣在需要時安上自我選擇的郡望而已。

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在於,作為北朝一流門第,由太和改制所確立的'四姓'家族,在相當一個歷史階段內維持了穩定的社會存在,保持了較高的社會地位。造成這種現象的深層背景在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確立下來的北朝高門大族,已隱約具備了某些官僚化傾向:他們的政治權勢、經濟來源和社會地位與皇權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與王朝的矛盾已不再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的對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內部的政策糾紛與宮廷鬥爭當中;決定他們仕途與權位的主要因素,也逐漸由家世與血統轉變為自身的能力與才幹,決定他們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也逐漸由家族的利益轉變為王朝的利益。從這一角度講,他們中'家族'的色彩已逐漸衰弱,而'官僚'的色彩逐漸濃厚,因而在某一王朝傾覆後,能夠較為順利地被新的統治集團所接納;南北朝後期東西統治集團的分化又使得'四姓'家族中一些比較次要的支繫上升到名家大姓的行列,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這些家族的衰落過程。

隋唐以降,承南北朝百年之餘緒,以'七姓十家'為代表的山東士族仍舊維持著較為持久的社會存在,他們雖'累葉陵遲',尤'以婚婭相尚',在一定時期內'光榮孤立'於皇權之外。只有在排除皇權的干擾、社會教育的普及以及門第觀念逐漸消亡之後,他們才最終從歷史上消失。

太和改制後,漢魏以來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現了'復興'的趨勢;北朝社會重新'門閥化'的傾向卻並不是歷史的簡單回復。從某種意義上講,'分定姓族'是北朝世家大族的一次'再生',北朝社會的'門閥化'開啟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聲,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國的重構,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完成的。

(本文摘自《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作者:陳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