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先秦諸家義利觀及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2019-03-11 21:59:23

摘要: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思想發展的高潮,也是我國古代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義和利及其關係一直是古代思想家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主要比較先秦時期儒、道、墨、法等幾家的義利觀,以期得出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啟示。
關鍵字:先秦諸家;義利觀;當代中國;啟示
義與利及其關係不僅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探求的重要問題,也是人類社會中歷史悠久的話題。自先秦以來,不同的思想家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不同的義利觀。
一、義和利的含義
“義”(繁體為“義”)從漢字結構來看,是個會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會而成的,《說文解字》中解釋成“己之威儀”,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衛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捍衛其中的價值,從而在言行舉動,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現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懾力的尊嚴和威望,成為他人學習的道德榜樣。後來,經過逐漸引申,義被進一步賦予應諺、規範、善等抽象的內涵,代表著社會生活中人們所追求最高道德。同時,在漢字中,“義”常常被寫作“宜”,《中庸》解釋為“宜也”,即“適宜”的意思。《札記?祭義》也說:“義者,宜此者也”。“義”又和“宜”相通,行為的適宜性在通過一定的“禮儀”表現出來。是指作為人,在一切行為活動中只能遵循去做,別無選擇的最高的義務和責任。
“利”,也是一個會意字,由“刀”與“禾”組成,在《說文解字》中的釋義是:“從刀,和然後利。”意為以刀割禾,即用農具收割莊稼而有收穫,獲得利益、好處。所以“利”是指能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筆者認為義利關係實質上是道德價值和物質利益、公義與私利之間的關係,義利觀就是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關係的思想觀點。
二、先秦儒家的義利觀
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為主,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在孔子看來義和利是區別君子與小人的價值標準,認為義為君子的內在價值與固有本質,君子是取義,重義輕利;小人則趨利,見利忘義。孔子的觀點為儒家學派確立了“重義輕利”的基調。繼孔子之後,孟子進一步闡發了儒家的“重義輕利”觀。孟子說:“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他在回答梁惠王時也曾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義利關係發生衝突時,孟子的思想是“取義”為先,甚至當義與生命發生衝突時,孟子思想任然堅持義為先,甚至為義而放棄生命,“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重義輕利,甚至重義輕生。荀子作為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受孔孟的影響,也堅持重義輕利,先義後利的義利觀,“保利棄義謂之至賊”(《荀子?修身》),“義與利者,人所兩者有也,”(《荀子?大略》).但在義與利之間,他並非完全排除利,而是堅持義為先,利為後,提倡先義而後取利的價值導向。總之,在儒家看來,義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價值高於物質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質需求更為有益,提倡“義以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等道德原則,即強調“義”的第一性。見到“利”要先想到“義”,符合“義”的行為才是應當做的行為。而“輕利”不等於不言利。在“利”和“義”的關係上,在兩者相比較時,“義”先而“利”後,並不等於說要“義”就不能要“利”。但孔子和孟子所指的“利”從總體上講主要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在“義”和“利”的關係中,孔子、孟子強調“義”的第一性,在不違背“義”的前提下,也指出追逐“利”的正當性,但他們又有安貧樂道的意思。
三、道家的義利觀
道家主要以老子為代表,老子主張取消義利,從道德上超越了義利討論,也就是說我們首先要了解老子對“德”的劃分,他把“無為”之德稱為“上德”,把“有名”之德稱為“下德”,那么傳統意義上的義利之辨就不能適用於老子的義利觀。老子認為“下德”會使人失“道”,“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老子?第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第三十八章》),所以只有由“下德”轉變為“上德”才能實現其“道”的回歸,在他看來仁義是世界變壞的一個象徵,進而主張無為,既沒有任何仁義的社會模式,“無為之治”,“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甚至主張“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老子?十九》)。所以才有了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八十》)。在這樣的社會裡,有利而不用利,有仁義而不知仁義。所以道家的義利觀雖然是完全否認義利,但是從他們超越仁義的角度來看,也是一種道德的更高追求,有其積極的一面。
四、墨家的義利觀
墨家的創始人墨子認為:“義者,利也”(《墨子?大取》),強調義與利的統一,求利即是謀義,取利即是尚義。
他提出“兼相愛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原則,所謂“兼愛”,就是上至國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愛,而要相愛。墨子強調人們要愛人如己,人們應當“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能這樣愛人如己,就會“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在此基礎上的“交相利”原則是“兼相愛”原則的具體反映和實施,“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從而進一步強調利不但不非義,而且義利並行,即“義”與“利”沒有先後之分、輕重之別。墨家的義利觀上升為治國方略則認“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樂》),這裡的“利”是“公利”也即“義”,所以墨家的義利觀是建立在把利國利民之利視作義的基礎上的,把個人私利與整體利益相結合,把“利天下”的公利與義等同起來,把道德評價的標準與行為是否有利於他人和社會結合起來,它強調忘我無私,利人利國,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以實現大同的社會道德理想。

五、法家的義利觀
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崇法尚利,承認因階級等級不同而有不同的“利”,強調統治階級要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舉公而不縱私。韓非子指出“古者倉領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領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韓非子?五蠢》)所以,“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韓非子?八說》),真可謂“君臣之利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為此,統治者“必明於公私之公,明法制、去私恩。……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韓非子?飾邪》),同時韓非子又指出追求義利是人之本性,人總是“不免於欲利之心”《韓非子?解老》,“利者,所以得民也”《韓非子?詭使》,“利之所在,民歸之”《韓非子?外儲說在上》。而利有“大利”、“小利”之分,因為“順小利,則大利之殘也”《韓非子?十過》,所以,人不能“苦小費而忘大利”《韓非子?南面》,而要“出其小害計其大利”《韓非子?八說》,並進一步“慮其後便,計之長利。《韓非子?六反》。所以他們求利之心比任何一個學派都強烈,而且在法家這裡的利就是一種具體的利益,法家義利觀是對道德精神價值的放棄,對物質利益的高度重視,甚至把人物質化,這樣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但是從長遠的看來,必然會把社會的道德引向陌路,有一定的局限性。
綜上所述,先秦儒家義利觀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強調重義而輕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視甚至否定了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要求,帶有濃厚的道德蒙昧主義色彩,但其重義輕利、先義後利的義利觀,體現了一種著眼於整體利益的價值導向,適應了自漢代以後重新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需要;道家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可以看作是一種“絕義棄利”的義利虛無主義;而墨法二家強調是義利上的一致性、平等性,認為利他即利天下,義是整體利益的要求也是利人的最終目標,所以儒家與墨家法家義利觀有很大的不同。儘管先秦儒墨法家義利觀儘管各有側重,具體內容不同,但它們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個體與整體、個人私利與社會公義的關係,都是為解決現實社會義利矛盾而提出的道德對策,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可借鑑的思想文化遺產,就某些方面來說,對於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六、先秦儒道墨法家義利觀的現代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深刻的社會變革,正處於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期,私利和公利,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都顯得十分突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經濟活動的趨利性刺激和強化了人們的利益意識和利益追求,同時,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價值取向呈多元性,這就決定了道德價值追求的多樣性、複雜性,由此導致主體的利益價值追求與道德價值追求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複雜、激烈,甚至發生衝突。因此,正確理解和繼承先秦家諸家義利觀的義利思想,對於現代義利觀的形成,對於當下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都具有積極意義。
首先,貴義興利,鼓勵人們追求有義的利益,即正當利益,既反對重義輕利,又反對賤義重利,而對於謀利的方式以及處理義利關係,主張取利於義、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極端利己主義,同時肯定個人正當利益追求的道德價值,鼓勵人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取正當物質利益,不斷努力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特別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為充分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一切創造社會物質、精神財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在利益分配領域要進一步確立根據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人懸殊,從而激勵人們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其次,義利統一,義與利是對立統一的,並且可以相互轉化。義利既有個人之義利和社會之義利之分,也有私義私利、公義公利之分。義利之為社會之義利,就是公義公利,而益與個人就轉化為個人之私義私利,義利之為個人之義利,當然就是私義私利,但若能經過教化推己及人,就可以轉化為社會之公義公利,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矛盾,妥善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衝突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堅持團隊精神價值觀,反對見利忘義、唯利是圖,要切實維護國家和集體利益,形成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形成健康有序的經濟和生活規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人新世紀,我們已經進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各方面全面發展。因此,必須在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在更高水平上滿足人們物質經濟利益要求的基礎上,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人民對利追求是必要性的也是重要性的,但義是利的思想保證,對利的追求與滿足需要義的指導與規範。總之,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由社會經濟關係所決定的,它對社會經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既能促進經濟基礎的形成、鞏固和發展,也能對物質利益的創造和獲取起抑制作用,是影響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正確的義利觀能鼓勵人們大膽追求物質利益,推動人們積極投身物質創造活動,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錯誤的義利觀則促使個人瘋狂地追逐個人利益,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和他人的利益,破壞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我們應批判地繼承和發展先秦諸家的義利觀,將其整合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義利觀中去,使之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全面健康發展,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再次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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