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往事:一個家族的時代悲歌

2018-07-31 23:13:25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財經

溫州往事:一個家族的時代悲歌

作者:董指導

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陣陣輪船的汽笛聲,劃破了甌江水面上的寧靜。在這條貫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著一條甲板上擠滿人群的客輪,它的出發地是溫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溫州永嘉人陳光,也擠在甲板上的人群里,吃力地向給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們揮著手。這是陳光出生十幾年來第一次出遠門,他望著逐漸遠去的故鄉和親人,腦海中浮現出“勸郎莫作漂洋賈,海上風浪不可當”的老話,眼角逐漸濕潤起來。

陳光的家鄉溫州,是一個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相傳東晉時期,能“撒豆成兵”的郭璞來到這片土地上,親自設計了一個沿“松台、海壇、郭公”等七山而建的城市,稱之為“城繞其巔,寇不入斗,則安逸可以長保。”

然而,這座美麗的沿海城市,並沒有世人想像的那樣富饒。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溫州,耕地資源嚴重不足,人均面積僅為全國的1/4,出現了“平陽討飯、永嘉逃難”的落後局面。陳光自幼父母雙亡,寄養在大伯家裡,家族十幾口人,僅有二畝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園,起早貪黑,仍不能溫飽。

溫州農村的茅草屋,1985年,《溫州晚報》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濟快速發展,在1918年又實行了對中國人入境免簽的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溫州人,開始擠上的輪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幾歲的陳光,也加入了東渡謀生的人群。

日本並不歡迎中國勞工,而且免簽政策規定,入境者必須攜帶30日元以上旅費或等值商品,因此陳光這些勞工只能偽裝成賣雨傘帽子的小商販入境,還要遭受被稱為“包客”的蛇頭中介們的盤剝,但為了逃離瘠薄的土地,改變貧窮的命運,這一切似乎都值得。

抵達日本後,在同船老鄉的帶領下,陳光很快找到了同在日本的表叔和幾十位同鄉,這是溫州封閉環境形成的特點:重視宗室之親和同鄉之情。在一個破舊的廠房裡,表叔和幾十個溫州老鄉搭出了一個簡陋的落腳之地,陳光安頓下來之後,便跟隨大家外出工作,大部分是挑煤挖土的體力活。

日本企業喜歡用華工,幹活時間久,工資卻比本土工人低30%,但對於陳光們而言,這一天工資已經可以抵上國內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儘管日本從1899年就開始實施排斥華工的政策,但華工人數依然穩步上升,在1922年達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來自浙江溫州和台州等地區。

然而,1923年關東地區的一場地震,給這些勞工們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厄運。

當年地震為芮氏8.1級,東京的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造成44萬棟房屋燒毀,14萬人死亡。日本民眾對政府救災不力極為不滿,軍部好戰分子伺機推翻內閣掌控了政府。為穩定民心,日本軍部大肆製造謠言,稱中國勞工得罪了天神,導致日本列島下面一條鮎魚翻身才引發了這次災難。

民眾的怒火迅速轉移,手持刀棒的學生、浪人、軍警,四處尋找中國勞工,最終近700名中國勞工被慘殺,其中90%為溫州人。陳光住的那座破舊廠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數百名日本浪人的圍攻。自小機警的陳光,躲在了廠房的地下貨窖里,才逃過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鄉,全部在當晚遇害。

有幸逃脫的陳光,卻沒有回到溫州,而是跟著倖存下來的同鄉一起,途經廈門、新加坡、馬賽等地,在1923年底來到了法國巴黎,繼續打工謀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這期間,洗盤子、扛袋子、拉車子、賣皮夾子,被警察關押、被打掉門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對陳光而言,浪漫的巴黎,並不比兇惡的東洋更溫柔。

1958年,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的法國攝影師亨利·布勒松來到中國,用35毫米相機記錄了這一特殊時期。照片隨即在法國華人圈裡引起了強烈反響。陳光在法國的積蓄並不多,但他時刻惦記著國內的窮親戚們。於是,他準備了一些錢和一封信,托人從法國,途徑香港,帶回了溫州。

紅色中國,Henri Cartier-Bresson

1958年 ,LIFE雜誌

在給伯父和堂兄弟們的這封信中,陳光講述了自己離開家鄉的無奈、逃離日本的兇險、寄居法國的辛酸,並在結尾囑咐道:“人一定要拼,哪怕生為草繩,也要做綁螃蟹的那根。”

常年的勞苦導致陳光的身體越來越差,不捨得花錢住院的他,在1960年孤身辭世。在離開這個世界時,陳光並不知道,他給親戚們寄的錢,在那個計畫管控的年代,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而那封信,卻給伯父一家造成了無盡的麻煩。

他更沒預料到的是,在接下去的幾十年里,那片他魂牽夢縈的土地,會以一種無比驚人的強勢,登上中國經濟舞台。

01

就在陳光往老家寄信的1958年,他的堂弟陳明正經歷著人生的第一次風波。

兩年前,號稱“永嘉三傑”的溫州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在燎原農業合作社試點“包產到戶”,這一政策大受農民歡迎,生產積極性大幅提高。於是,1957年李雲河在《浙江日報》上發表了調查報告《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成為全國第一篇公開論述包產到戶的文章。

已經做到鄉黨委書記的陳明,對包產到戶政策非常贊成,更是在轄區內積極推進。陳明小時候雖然貧窮,但是也很愛讀書,而對於本土的“永嘉學派”更是頗為推崇。因此,他常常鼓勵自己的兒子陳謝國用功讀書,以開啟老陳家的仕途之路,發揚“經世致用”的傳統理念。

然而,一張針對李雲河和包產到戶的大字報,很快將眾人的熱情澆滅:“自己討個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討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報》也旗幟鮮明地點名溫州方案,“犯了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路線錯誤”。於是,李雲河在幹部會議上被劃為右派分子,陳明也被免職,成為了批鬥對象。

李雲河的倒台給剛起步的溫州經濟帶來了重創,而這只是國家工作重心從經濟調整到其他領域的一個開始。1966年,陳光從法國寄回來的那封信,被前來抄家的民眾搜了出來,成為了右派陳明一家“通敵叛國”的證據,將其拖入了無底深淵,已經在縣城單位上班的陳謝國,被押回農村勞動改造。

三年後,陳明離開了人世,陳謝國也徹底陷入了對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在農村勞動的那些日子裡,叔父陳光的經歷和草繩的比喻,總會給他一些勇氣和耐心,直到1977年,終於有一股暖風,讓他重新興奮起來。

1976年,國家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動盪,第二年,鄧小平恢復了聯考,成千上萬學子奔走相告,而溫州金鄉鎮的民眾們,更是群情振奮。金鄉是商標的生產基地,早在明朝就有產品遠銷東南亞。恢復聯考後,金鄉人的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這么多大學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夠的校徽。

金鄉商標,1992年,《溫州晚報》

於是,只有8萬人的金鄉鎮,湧現了700多家商標廠。宣傳資料通過“三分錢”的郵票送往各地,產品則被跑斷腿的供銷員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當年金鄉鎮的校徽銷售收入達到了100萬元,銷量占到了全國一半以上。

沒錢辦廠的陳謝國,也加入了供銷大軍,當他身上別滿了各式校徽,在各個大學的辦公室里進行推銷時,仿佛掛著功勳的戰鬥英雄。

次年三中全會召開並確定了改革方針,一些省市還在疑惑如何推進的時候,嘗到甜頭的溫州人已經熱情迸發。而此時的中國也處於物資奇缺的時代,螺絲、紐扣、線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應求。於是,“針頭線腦”的溫州人,全家出動,在家庭作坊里將一批批小產品生產出來,然後被千軍萬馬般的供銷體系推向全國。

小商品的“流通差”成為了溫州人的第一座金礦。溫州民間出現了這批潮流的代表人物:“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契約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電器大王鄭元忠。

八大王成為領域的帶頭人,開工廠、招工人、或買轎車、或蓋洋房,財富效應激發著更多的人丟田棄船,倒貨開廠。

陳謝國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資源,接到了世界盃紀念章的訂單,準備自己辦廠大幹一場。不少法國華僑紛紛聯繫到他,即使不回國也希望向他匯款做股東,充分展現了溫州人的信用文化。

然而,晴天霹靂突然來襲。1982年,中央開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溫州八大王被樹立為“投機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繼被捕判刑。其他個體戶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陳謝國也停掉了工廠建設。這段時間,溫州工業增速從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幸運的是,“打擊”的初衷並不是針對私營經濟,而是那些“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被腐蝕了的幹部”。隨後,鄧小平對安徽“傻瓜瓜子”也作出批示,“就那么幾個人,搞資本主義再把他拉回來就是,讓人家搞一搞有什麼可怕的。”這為私營經濟打了氣。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陳謝國和其他1200多位“資產主義尾巴”,被邀請到溫州市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陳謝國覺得這是再清楚不過的“鴻門宴”,他和幾個朋友打招呼告別,還特意讓家人準備了住“號子”用的臉盆和被服。

出乎意料的是,當天他不僅與市委書記袁芳烈“平起平坐”,還被邀請上台做了發言。會議結束後,陳謝國找到袁書記,希望把領導“講話稿”帶一本回去當證據:“這下真的給我們壯了膽,定了心,可以放開手腳去幹了”。

政策的暖風頻頻吹來。1984年八大王相繼平反出獄,1985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盛讚“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解放日報》也刊登了“家庭工業看浙南”的頭版文章。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更加釋放了政府對經濟改革的決心。而這期間,溫州人的商業荷爾蒙徹底激活。

《解放日報》,1985年5月12日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消費者缺商品,生產者缺資金。而敢闖敢拼的溫州人,在發達的民間信用體系支撐下,如魚得水:發現機會、親友集資、加足槓桿、快速複製、壟斷行業。小小的溫州,產生了永嘉橋頭紐扣市場、樂清柳市五金電器市場、樂清虹橋綜合農貿市場等十大專業市場,享譽中國。而這背後是幾千個生產基地、十萬個家庭作坊。

在得到時任副總理的萬里批示“大膽試驗,中央支持”後,1986年溫州被國務院列為試驗區,溫州人“勇於突破、敢為人先”的特點也在這一時期展現得淋漓盡致,比如:

農民手裡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於是就集資建了中國農民第一城:龍港;從外地回溫州沒有航班,就包飛機,開闢航線,成立了中國首家私營包機公司:蒼南縣天龍包機業務公司,吉祥航空(均瑤集團)的前身;

國有銀行貸款難度大,流程長,於是就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掛牌的金融機構:方興錢莊(開業第二天就被國有銀行抗議,被迫轉入地下),和第一家民間股份銀行:鹿城城市信用社;而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成功改制為溫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更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企業示範章程。

儘管出現了以“杭州武林門焚燒溫州皮鞋”為代表的產品質量信用危機,但也不能阻擋在中國經濟轉軌的大風中,順勢飛奔的溫州人。溫州GDP從1978年的13億,飛速發展到2000年的822億元,位居浙江省第三。這一階段在電視劇《溫州一家人》中得到了良好的詮釋,也吸引了英國BBC前來拍攝了紀錄片《通往財富之路》。

陳謝國的事業,也從三五人的小作坊開始,不斷壯大。凌晨兩點工人下班後,陳謝國躺在車間的地鋪上,看著身邊的機器,想著陳家經歷坎坷的那些先輩們,不禁感慨:時代真的不一樣了,真好。

時代可以成就一代人,也可以毀滅一代人。在進入到2000年之後,留給陳謝國這些實業老闆們的好日子,並不多了。

02

1995年,陳謝國的工廠已經達到了1500人的規模,前輩的海外關係、產品的高性價比,為公司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海外訂單。貨車在路邊排成一列,司機在車廂里吃睡。產品剛下裝配線,就立刻打包發貨。連年出口創匯在2000多萬元以上。當地政府非常高興,於是,工廠門前的路也改為了謝國路。

然而,到了2002年,陳謝國的工廠,在利潤連續三年下降後,出現了首次虧損。

鄧公南巡的十年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經不再是物資匱乏的時代了,質量超越價格成為了消費者考慮的主要因素,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競爭激烈,這也是溫州工廠普遍面臨的問題。

鼎盛的打火機行業,在1992年足足有3000多家企業。一年多後美國對打火機實行兒童保護法案(要求增加防護開啟裝置),導致一半以上企業關門。而到了2008年,則只剩下100多家。當年號稱“打火機配件一條街”的信河街,也已經成了卡牌娛樂的聚集地。

樣式老套、環保要求成為公司產品的兩座大山。而為了改善局面,陳謝國經常開著自己的桑塔納到50公里外的茶山,去旁聽城市大學裡的經濟課。在課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潤率的兩個措施:產業升級生產高利潤產品、加強管理降低生產成本。

然而,以家庭作坊為主的溫州,並不具備升級的產業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術人才,第一個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兒子陳繼興管理方面是半吊子,並不願意繼承父業。

陳謝國也曾聘請過職業經理人,但廠子裡的親戚也總會排擠外人,因此,即使“50萬年薪+賓士車+提成”的天價待遇,也沒能招來金鳳凰。

幸運的是,陳謝國很快就發現摸索到了提高利潤的第三個措施:投資其他資產獲取價差收益。

1998年,為了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將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來推動房產改革。

和喜歡追政策熱點的溫州老闆一樣,陳謝國也用原本計畫購買原材料的資金,購買了鹿城區兩處房產,結果一個月便實現了20%以上的上漲。有點吃驚的陳謝國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後,當他決定以高於售價10%的價格,再重新購買一套房產時,他意識到:實業的路,回不去了。

房地產商開始在一片片空地上挖坑建房,大同巷、中山橋、解放電影院等等相繼被拆進行改造。

但這些建造速度,儼然跟不上一疊疊插著翅膀從實業狂飛而來的鈔票。溫州房價快速翻倍,進入了只買不賣的鎖倉模式。陳謝國找到了一位在政府某部門任處長的朋友,才買到了一個新樓盤的樓花。

到了2008年,象徵著頂級土豪的綠城鹿城廣場開盤時,處級別已經無能為力了。這時,投資地產上癮的溫州老闆們,突然發現,50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閃閃發亮。

2001年,《溫州晚報》組織了150多個溫州人,坐滿了三節火車廂,專程到上海買房,時間特意選在了8月18的吉利日子。陳謝國也在看房團中,他們在上海受到了熱烈歡迎,三天買下了100多套房子,豪甩5000萬元。

回到溫州之後,陳謝國越想越覺得買少了。於是,兩個月後,一列列專機又將溫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產市場,6800萬、8000萬、1.2億,不斷擴大的交易額一次次刷新人們的眼球。

溫州購房團,2001年

溫州購房團也開始擴大自己的版圖,北至哈爾濱,南至三亞,西至重慶,東部狂掃海岸線。“將全國樓市當做滿漢全席,逐一品嘗”,“把買房當做買菜,出手利落”,成為溫州購房團的宗旨。而購房團的成員也從企業老闆,擴大到了公務員、普通老百姓。

溫州購房團的戰果頗豐,所購房產價格不出半年就能實現20%的上漲,有些甚至可以達到年化200%的收益。快速上漲的房價也為溫州人帶來了“炒家”的惡名,受到不少普通大眾的抵禦,但卻被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們親切稱之為“價值發現者”。

商戶抵禦溫州炒房團,2011年

財富迅速增長的溫州商人們,從大蒜生薑到原油螺紋鋼,把“炒”字發揮到了極致,而最著名的戰場莫過於“黑金”:煤炭。

上世紀90年代,不少溫州人到山西下礦井挖煤,但經濟下滑導致煤炭價格持續下跌,一些小礦主付不起工資,便將礦井抵押給了包工頭,這成為了溫州商人和煤炭打交道的契機。

早期的溫州煤礦老闆苦不堪言,兩年虧300多萬。一直熬到2000年,煤炭價格持續上漲,回本用了半年,翻倍用了四個月。回首這段往事時,一位老闆總結道:我不是天生強大,我只是賭博式的死扛。

賺錢效應像磁鐵一般,快速吸引了溫州商人的錢幣,幾年間,400多戶家庭攜帶30多億元,在山西省承包了300多箇中小煤礦。在忻州原平市,有80%以上的煤礦都被溫州人承包。

而2001年,陳謝國在送給某縣長一輛帕薩特之後,也以200萬元的價格拍下了一個破產的煤礦。他估測該煤礦價值千萬,而事實上,不到一年,他再轉手時就達到了2000萬。

2003年,溫州煤礦主開始向有關方面報批成立“山西省浙江煤炭企業協會”,這個訊息給溫商們注入了一劑加大煤礦投資的強心針。

2004年,陳謝國聯合幾位朋友合資了1億元,又從民間以年化20%的利息,借貸了2億資金,一口氣拿下一個縣70%的小礦場,以便於聯合維護價格。他們打算價格升50%便將礦廠轉手賣掉,這樣本金回報就可以達到100%。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2004年10月,山西出台強制政策,計畫在2005年底,將年生產能力小於9萬噸的小煤礦全部淘汰,而這些煤礦90%都被溫州老闆承包。慌了神的溫州商人們只能一邊聯合起來和政府協商,一邊忍痛撤退。

幾個月後,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公布了一份調研報告,表明溫商買煤礦是投資,而非投機,煤炭價格上漲來自於能源需求,而不是聯合抬價。但這份檔案並沒有任何作用,陳謝國不得不降價30%將煤礦轉手,最終本金幾乎損失殆盡。

這一次的失利,讓陳謝國深刻感受到了槓桿的威力,痛入骨髓,終身難忘。

因此,2008年,當他面對各種貸款優惠引誘時,果斷折斷了銀行遞來的橄欖枝。當時,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中國為抵禦衝擊,雙管齊下:財政部出台了四萬億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準,灌溉放水。

當年,一波波不同銀行的信貸人員踏破了陳謝國的門檻,希望其從銀行申請貸款,金額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調,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丟個平台公司過來就可以等錢到賬。無論哪個條件都足以讓陳謝國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因此,為防止自己把控不住,貪慾再起,陳謝國專門請人在一個四方的純金卡片上,打磨了四個大字“不要貸款”,並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時被朋友傳為笑料。

陳謝國朋友老葉的公司總資產僅有1億元,但是通過銀行貸款了1.5億元,資金以承兌匯票(必須有實際貿易活動才可使用)的違規形式陸續到賬,老葉準備用這筆錢來搞房地產。

老葉聯合幾個人拍下了溫州市鹿城區一塊土地,實際可用面積像個六邊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稅收,總成本就已經高達3.8萬元/平米,而當年溫州人均收入為3.2萬元/年。但老葉絲毫不懼,畢竟該區域的房價是5.5萬元/平米。

開發商和購房者很快進入了一個賽跑怪圈中。房地產商不少錢來自於民間借貸,而購房者又多為放貸者。高額的利息讓購房者有了虛幻的購買力,而為了支付高額利息,房地產商又不得不繼續抬高房價,而高房價又給了房地產商虛幻的高利息支付能力。

2010年,國四條、國十條、九二九新政等一輪輪房地產政策開始出台,2011年國務院繼續加碼政策壓力,而且央行也開始釋放重磅炸彈。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來共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6次(2010年以來共12次)。

溫州房價在2011年上半年迎來了快速凌厲的上漲之後,便毅然決然地轉頭向下,套人無數。溫州樓市的氪金標誌綠城廣場,從巔峰的10萬/平方米跌回到了開盤價4.5萬/平。機場大道上的富人區香緹半島、中梁府,從每平方米六七萬元跌到了3萬元左右,直接腰斬。

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達到了3000億元,利息也在15%以上。這些錢,一部分流向了房地產,一部分流向只有幾個點淨利潤的實業,還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揮霍。而隨後爆發的江南皮革廠黃鶴因賭債破產跑路,波特曼咖啡經營不善跑路,這些單一事件成為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貸危機的火堆,導致最終“火燒全城”。

當年溫州地區銀監會公布的不良貸款率達到了5%,遠超平均1.5%的水平。但實際上不少銀行不良率達到了20%。溫州金融機構的求援電話,很快就打給了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關機構出台解決方案。兩個思路很快形成:一個是緊急救助,用錢擺平;另一個是不給錢,但是給政策,輔助溫州自救。

一番討論後,央行計畫給予600億有條件的資金救援,但訊息剛開始吹風,立刻遭到輿論的指責,“用公共資源救助私人老闆是不道德的行為”,“盲目擴張的民營企業就應該承擔倒閉後果,實現自然淘汰”。

於是,沉默和放棄,成了政府最佳的選擇,溫州金融行業開始硬著陸。

風波結束後,整個溫州銀行業統計虧損金額達到了1600億元,而民間信貸虧損額也高達百億元。大而不倒,對於做小商品的溫州民企而言,遙不可及。

陳謝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跳樓、跑路的訊息:借錢的老闆,互保的企業、倒錢的中介、出錢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聽到這些訊息時,他都會脊背發涼,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虧控制了槓桿,肯定會成為其中一員。

2013年,陳謝國接到了老葉的電話:“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沒信心再還起來了。2009年逼著我去銀行借錢,2011年又開始逼著我還錢。政策的短線操作比溫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陳謝國打算徹底退休,他希望兒子重回實業,把工廠再辦起來,但兒子沒有應承,陳謝國也知道,孩子的選擇沒什麼問題,現在再做實業,已經是死路一條。

這些年房產價格高漲,導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沒有了勞動力紅利的溫州,又趕上了2005年之後的人民幣升值,出口業務再遭打擊,建個工廠做實業,等於用打火機燒錢。

放棄實業的陳謝國,每天傍晚都會在自己工廠前的馬路上遛彎。走在這條路上,他時常回想起父親帶著他下地幹活、自己背著產品到處推銷的場景,而他腳下的這條路,以前叫做謝國路。

03

陳謝國的兒子陳繼興,雖然沒有接老爸的班,但並沒有閒著,他正在跟朋友琢磨著一些“大投資”。在2011年的一個夏天,在香格里拉的V8包廂里,他們一邊嚼著鴨舌,一邊聽著密友小胡的口若懸河:

“目錄大王可是咱們溫州人,這比馬雲搞中國黃頁都早了十幾年。但現在你看看,一個默默無聞,另一個成為了世界首富,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們溫州人要在科技領域大發威風。”

陳繼興們連連鼓掌叫好。他們幾個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時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國鍍了層金後,被老爸叫了回來,陳繼興則在溫州大學過了四年,另外兩個朋友則高中讀完就到了家裡廠子裡幫忙。繼承父業,成為了他們共同反感的話題。

小胡的想法激發了大家的熱情,而且作為英國回來的最高學歷者,毫無疑問成為了項目帶頭人。大家當即掏出手機,一共往小胡的賬號里轉了100萬,用於科技公司籌備開支。隨後便舉杯相慶:“超越父輩,來來來,乾杯!”

不到兩周,公司便註冊完成,1000萬資金也即刻到位。辦公室選在了新城大自然寫字樓,寓意新城新氣象。8樓整個一層,裝修也高檔,拎包即入。上個租戶是家貿易公司,虧了兩年後,關了工廠、關了公司,打算提前養老了。

公司成立用了兩周,但是招聘卻用了大半年,依然無所收穫。畢竟居民高房價、城市低規劃的溫州,難以留住人才,更不提科技相關。2012年,溫州籍在外讀書的大學生畢業回鄉工作的比率不到60%,隨後幾年更是不斷降低。而溫州大學的外地籍大學生選擇在溫州工作的比率也僅15%左右。

陳繼興幾個股東並都不懂技術,小胡也只是自詡為“戰略大師”。一拖兩拖,英雄氣就短了,科技項目就只能暫告一個段落。畢竟這些錢對陳繼興幾個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於是,場地照常租用,幾位股東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鍋喝喝茶,繼續尋找下個財富機會。

這個“機會”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網際網路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勵下,平地崛起,p2p席捲大江南北。雖然掛著科技的外衣,但找錢賣錢賺差價的業務模式,不過是溫州“抬會”的孫子輩。對熟悉這種套路的陳繼興們而言,也是輕車熟路。

2014年,陳繼興在杭州註冊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經驗,他們分別在杭州遠洋大廈、上海金茂大廈和溫州財富中心,開了三個辦公室,都是當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術、上海有名氣,溫州有資金,用小胡的話叫做一體兩翼,而扎台型是玩金融的硬實力。

不到一個月,技術人員招聘完成,網站上線,公司快速投入運營。資金方面,通過招募了一百多人用電話、網路來尋找資金儲戶,甚至請了一些外國友人來包裝科技項目。而項目源則基本是身邊的朋友、親戚公司。有時也會虛擬幾個項目,空轉幾圈,到了2015年,這些錢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場。

高大上的形象,高額的預期回報,讓陳繼興的公司坐上了一台噴射機。第一個一百萬流水,用了兩個月,第一個千萬則用了兩周!公司頂峰時期的日流水更是近億元。

陳繼興和朋友們時常感慨,“我們成功了,這是父輩們想都不敢想的成就,還是炒錢賺錢快”。陳繼興也開始尋找一切炒錢的機會。很快,一本《通向財富自由之路》成為了他每天必讀之物,新的業務規劃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區塊鏈。

2017年的一個下午,市區的一個居民樓內,五十多號人圍坐在四張餐桌上,桌上擺著血蛤、猷蜢,鴨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齡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講著:

“區塊鏈,是一個顛覆人類的發明,這是繼網際網路之後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我們的幣,不僅是個全球通用的錢幣,更是一個生態圈,一個帝國。現在加入我們,擁有幣,你就是開國元勛,你就能享受百倍萬倍的增長!”

為了增加可信度,妙齡女子又追加了一句:

“我特別希望我們是個傳銷組織,這樣你們都是我的下線,但很可惜,我們不是。我們只是希望將財富機會傳播給更多親密朋友。”

眾人掌聲雷鳴。一個五十多歲男人想繼續詢問買的是什麼,但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在一片歡呼稱讚中。

這樣的飯局幾乎每天一場,列席者有市區的,有周邊縣區的,也有從四川組團過來的。有人帶著幾百萬全部積蓄,有人帶著幾十萬的銀行貸款。除此之外,陳繼興和朋友們也四處演講,幾個老闆也開始合力拉升幣價。兩個月不到,便收穫了250%的漲幅。

陳繼興在高位快速賣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數字幣,但他並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計畫在下跌一段時間後再買入托市。陳繼興的算盤是,好不容易有個新市場,要好好培養,走可持續發展的路。不過正準備大幹快上的時候,他以前日賺斗金的p2p業務,卻遭遇了危機。

2018年,溫州瑞安人盧志建、盧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發了一場P2P行業大地震。盧氏兄弟幾年間大肆投資了十幾家P2P平台公司。他們在跟這些p2p平台談判時,估值慷慨不還價,資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潤對賭,僅有一條限制,就是:盧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資的p2p平台上來融資。

按照風控要求,股東自融是不允許的,但盧氏兄弟投的這些p2p公司的老闆,本來就計畫找機會卷錢跑路。沒想到,他們還沒開始收拾包袱,盧氏兄弟就攜帶著各個平台借來的百億資金,出國撒歡了。

由於投資者的擠兌,陳繼興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損失,所幸規模不大,還不至於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幣圈賺來的利潤,彌補公司的虧損。當最後一筆資金匯入公司賬戶後,陳繼興猛抽了一口煙,吐出了四個字:“MD,騙子。”

但陳繼興追逐財富的腳步並沒有停止。2018年初,一位朋友告訴陳繼興,有渠道可以見到溫州老鄉謝世煌,馬雲的創始合伙人。但陳繼興搖了搖頭,因為他要趕著去參加一個幣圈的頂級大會:溫州商人籌劃參加EOS的全球節點競選。

陳繼興並不認為溫州可以拿下節點,因為需要的技術支撐太複雜太專業了。但是,他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此,在開往會議地點的路上,陳繼興到銀行辦理了抵押手續,一筆筆貸款打入自己的賬戶,幾年前的父命早已拋之腦外。

隨後的幾個月,EOS經歷了一波兇猛的過山車行情:從4月初的40元,一個月便漲到了140元左右,兩個月後又下跌到了50元,在這個過程中,陳繼興收穫的是財富,還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溫州商人未來的路一樣。

04

1972年,電影《教父》橫空出世,18年後《教父3》上映,整個系列完結,並在美國電影史上留下了極為濃厚的一筆。電影講述了柯里昂家族橫跨近百年的黑幫歷史。

第一代教父維托,迫於生存不得不選擇了暴力這條路,但依然時刻努力去維護了自己還算和睦的家庭,擔負男人的責任。

第二代教父邁克,獲得了更大的權勢和更多的金錢,卻不得不面臨兄長的決然背叛、妻子選擇人工流產後的離去、以及女兒為掩護自己而中彈死亡的種種家庭不幸。

第三代教父文森特,還沒有登上權力王座,就已經將老教父教導的男人責任、家庭理念拋之雲外,一面和女記者幽會,一面為權力而追求邁克的女兒。

時代變遷是每個人都無法抗拒的巨浪,黑幫也如此。而“三代魔咒”也似乎成為了逃不開的巨網,溫州陳家三代人也是這樣。

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卻終究沒有一把屬於自己的鑰匙,第二代人將一把廠房鑰匙換成了一串房門鑰匙,第三代人則把一串房門鑰匙換成了一串電子秘鑰。不同鑰匙開不同的鎖,不同的鎖,則守護著不同的財富。

和陳家三代一樣的,還有成千上萬的溫州商人:發跡於商品匱乏下的製造業,弄潮於城鎮化催生的房地產、缺席了科技浪潮的網際網路,迷失在荒誕的P圈和B圈。

2015年,溫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輿論的廣泛討論。縱觀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善於捕捉政策機遇的溫州,成為了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

而所謂溫州模式,是中國崛起的特定歷史進程和溫州人敢於拼搏的奮鬥精神的結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難以複製和重現。

然而,從“信用槓桿”到“信用破產”,從“草繩精神”到“炒作之王”,再到被唾棄的“溫州幫”,溫州商人們的身份變化,也像曾經的經濟奇蹟一樣,日異月殊,變化無端。

但從篳路藍縷,到實業困境,再到投機風起,這究竟是溫州商人順應了時代,還是代表了時代,還是辜負了時代,這其實是一個需要中國經濟來統一回答的問題。

全文完,本文的撰寫,得到了眾多溫州朋友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感謝,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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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溫州模式研究”,《浙江社會科學》,史晉川

[2]. 溫州評判,胡放鬆,方韶毅,劉旭道

[3]. 溫州資本乾的就是和你不一樣,周德文

[4].《華僑華人歷史研究》,鄭樂靜

[5]. 由溫州模式到溫州人模式探析,包松,陳湘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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