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坐一代,為什麼中國人易得糖尿病?

2019-03-11 12:37:09

富足的生活來得太匆匆,而饑饉的記憶還留在身體裡。一種慢性疾病的蔓延,是生活方式與遺傳素質互動作用的結果,也是幾十年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遷,給我們的身體留下的印痕。

本刊記者/錢煒

一直到今天,周明(化名)還在為沒能搞清自己患糖尿病的原因而耿耿於懷。

1992年,在接受膽囊切除手術的時候,39歲的他意外發現血糖偏高。雖然生活在北京,但當時糖尿病病人還不算很多,醫生除了給他開降糖藥、讓他複查血糖,也沒有更多的解釋和叮囑。在大學同學裡,周明是第一個與糖尿病“親密接觸”的人。出於科技工作者的職業習慣,他經常蒐集各種與糖尿病相關的資料,研究起這個對他來說還很陌生的疾病。

就在周明被確診為糖尿病的那一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教授賈雷德?戴蒙德在《自然》雜誌上撰文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糖尿病將引發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戴蒙德的這個預言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最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是曾獲普利茲獎的科普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

如今,“戴蒙德預言”已經變成了現實——中國成為糖尿病第一大國。周明也發現,自己的同學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糖尿病患者的大軍。和當初不同,現在網際網路上充斥著有關糖尿病的無法分辨對錯的信息,還有各種各樣的糖尿病“之友”“聯盟”“群”之類的網站,但是作為一名“資深糖友”,周明還是常常向別人傳授控制糖尿病的經驗。

“如果你得了糖尿病,那應當是你的體質與生活出現了一個或幾個問題。”這是周明自己的體會。但他沒有想過,為什麼糖尿病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流行病。

我們的“可口可樂化”的生活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1982年畢業時,周明被分配在某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出入高檔酒店開會、吃飯。面對滿桌的珍饈佳肴,這個出身於貧困省份普通家庭的年輕小伙,難以抵擋誘惑,一頓能吃三大碗飯。就這樣只過了一年,周明就發現,他過去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腰圍從73厘米增到84厘米。

就在周明身居北京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全國還有很多地方尚未解決溫飽問題,但有一個例外是,遠在黑龍江的大慶人卻因當地盛產石油而提前進入了小康。那時候,大慶人頓頓有肉吃,每天吃完晚飯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這種令人羨慕的生活,使當地很快就出現了很多胖子。時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斷言,用不了5年,大慶就會進入糖尿病高發期,而大慶的境況,將預示著未來20年中國人的生活圖景。

潘孝仁的預見,來自於醫學史上的一個經典案例。

20世紀初,南太平洋島國諾魯與世隔絕,島上人祖祖輩輩靠以農業和漁業為生,過著原始但富有活力的生活。後來,英國人來到這裡,發現島上遍地都是珍貴的礦產——一層厚厚的石化了的鳥糞。伴隨著外來殖民者的開發與磷酸鹽的開採,諾魯一夜暴富。

西方人不僅給諾魯帶來了財富,還帶來了垃圾食品——可樂、炸雞、漢堡包。很快,島上大胖子隨處可見,以至於經常有肥胖的諾魯人乘飛機旅行時,一個人要占兩個座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諾魯成為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國家——有一半人都有糖尿病。糖尿病成了當地人非意外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諾魯人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壽命最短的有錢人——平均壽命只有50歲。

諾魯人的這種高熱量飲食與缺乏運動的生活方式,被醫學家們稱為“可口可樂化的生活”。生活方式的快速轉化,是大慶人與諾魯人得糖尿病的相同原因。周明的情況也一樣,只不過,他的生活被置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和時間跨度下。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飲食是與糖尿病關係最密切的因素。2012年,一部名為《舌尖上的中國》的電視片火起來,正是由於它契合了中國二三十年來社會生活的急速改變,體現在它從一個吃飯需要糧票的國家膨脹為一個饕餮大國的進程。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風盛行,以至於需要官方出面發起一個“光碟行動”。

但是,一種蓄積已久的社會風尚,恐怕很難靠一道禁令就能夠控制住,每一個被裹挾其中的人也難以自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專業首席專家李光偉說,他的一個病人是企業老闆,在自己創業成功後,又給兩個孩子各辦了兩個公司。一家人為了做生意,沒有機會坐在一起吃頓飯,各人整天在外吃飯、喝酒。最終,這位企業家與他的太太、兒子、女兒一家四口全胖墩墩的,全都有糖尿病,成為名符其實的“糖尿病之家”。這位在國內糖尿病領域名望很高的醫生說,“我還接待過一個省委秘書,30多歲就得了糖尿病,他告訴我,有時一天要跑8個飯局。這些人就算有心控制病情,迫於環境也身不由己。”

除了“吃得多”之外,“吃得好”“吃得精”也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的原因。中國疾控中心(CDC)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對1989年到2009年中國人膳食營養素攝入狀況及變化趨勢進行的研究顯示,20年來,在居民飲食結構上,動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攝入量迅速增加,而穀類食物消費量不斷下降。

在食品與糧食生產和供應進入全球貿易體系後,不僅各種含糖飲料、西式快餐食品、加工食品大量湧入中國,而且食用油、糖類、肉類都變得廉價可得,精米、白面廣泛地取代了粗糧。比如,在針對上海女性進行的一項食用精白米與糖尿病危險性的研究中發現,每天使用50克糙米代替精白米,可使糖尿病發病危險性下降16%,這是由於糙米僅經過最基本的加工,引發的胰島素反應較少。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人飲食結構的快速變遷,伴隨著生活和工作中體力活動不斷減少,體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體重增加和胰島素抵抗在人們身體中廣泛地發生。

就像紐西蘭醫學家彼得?格魯克曼在《錯位:為什麼我們的身體不再適應這個世界》一書中所寫得那樣:在開發中國家,“營養轉變”幾乎是瞬間發生的。僅僅在60或90年前,很多這樣的社會中的人們仍在食用工業革命前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農業食品,現在,這些人們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西式食物。糖尿病在這些國家蔓延開來,快速的營養轉變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久坐一代”的流行病

在患上糖尿病以後,周明也曾嚴格遵醫囑,節食、鍛鍊。可是沒多久他就放棄了。由於工作忙、熬夜多,他發現像醫生說的那樣嚴格忌口,根本不能滿足自己的熱量需求。他的血糖也因此一直控制得不好,直到最近退休,清閒下來,血糖也跟著穩定下來。

“在美國,是窮人得糖尿病的多;在中國,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李光偉分析說,但這裡的“富人”要打引號。美國的有錢人注意飲食健康,流行打理家務、去健身房鍛鍊,把身體練得精瘦,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而經濟狀況較差的美國人為了省錢,吃便宜而高熱量的食品,也沒有錢去鍛鍊,所以大胖子多,得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的也就多。

以中國的醫生為例,他們不僅處於富裕階層,而且還懂得醫學知識,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群體,也難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國疾控中心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對中國醫生吸菸行為的調查就顯示,中國男醫生的吸菸率為47.3%,醫生平均每天吸菸10支。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菸草生產國和消費國,而吸菸是導致糖尿病的獨立風險因素。上海瑞金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王衛慶也感嘆說,“我們常和美國的醫生一起開會。我就發現,美國那些有名的專家,沒有一個人是胖子,體型保持得非常好。”

但在中國,李光偉說,雖然經濟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未真正達到西方國家那樣的富裕程度。同時,社會的文明程度也與已開發國家存在差距。面對糖尿病,同樣脆弱的還有在中國社會剛剛形成的中產階層。

畢業於同濟大學的趙逸航生活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這位有房有車的白領的工作節奏非常緊張,全天24小時都要保證手機待命。有時候夜裡12點下班,第二天早晨5點又要去公司。他曾是大學裡手球隊的主力,可如今工作繁忙,根本沒時間運動。由於熬夜,還常常吃宵夜補充能量。畢業幾年後,趙逸航從一名普通員工升為部門主管,人生正處於上升階段,可體重也上升了40斤。

哈佛大學主持的始於1976年的“護士健康研究項目”以歷時長、參與人數多而出名。該研究發現,每天看電視兩小時,可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風險14%。分析認為,看電視是所有靜坐活動中健康風險最高的一種,原因可能是由於看電視的過程中往往很容易吃東西、喝飲料,而且電視中的食品廣告可刺激觀眾對加工食品的消費。

近年來,中國人開始普遍地享受家庭小汽車帶來的舒適和便捷,但是這不僅造成遍布全國的道路擁堵和空氣污染,而且也在給人體帶來不易察覺損害。據統計,一位男性在擁有小汽車以後,體重將平均增加1.8公斤,達到肥胖標準的可能性將增加一倍。

一份中國健康與營養狀況調查顯示,自1991年至2006年,中國成年人每周體力活動水平下降了32%。另一項類似的調查說,15年間,中國人在職業場合的體力活動量下降了40%,每日鍛鍊、騎腳踏車、走路時間超過30分鐘的人群比例,從1997年的46%-51%下降到2006年的28%-33%。

工作環境加上交通工具的變化,令中國中產階級和白領階層的體力活動明顯減少,一個龐大的“久坐群體”的形成,是糖尿病廣泛流行、發病年齡呈現年輕化趨勢的重要因素。

鑒於父親的糖尿病由於延誤治療而落下了一身的併發症,趙逸航在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以後,就積極行動起來。他放棄了開車,轉而步行一段坐班車上班。考慮到去健身房辦卡太貴且難以堅持,他還網購了一台運動健身遊戲機,以方便在家鍛鍊。本想住進瑞金醫院做全面檢查,可剛住進來沒幾天,他就苦著臉問醫生,“我領導馬上就要休假了,我周日必須回去值班啊!”

為了“節儉”的身體記憶

周明對食物的欲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童年的陰影。他記得6歲那年,家裡來了十來位客人,一頓飯就吃掉了全家一個月的口糧。此後一個星期,他們只能靠喝稀飯維持。後來,幸虧路過的鄉下親戚給他們帶來了一些豆腐渣與雜糧。此後的兩三年,用豆腐渣做成的餅就成了他的日常一伙食。“我對吃有一種反彈性心理,總想著等我有了條件,一定要大肆享受一番。”

周明的這段經歷,發生在1959-1961年中國的饑荒年代。比他更“不走運”的是,還有人在尚未出生時就已在娘胎里遭遇了饑荒。周明所說的“反彈”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早年的飢餓經歷,是否會致使一個人在步入成年以後更容易患上糖尿病?這個假設聽起來很大膽,可是它的確是科學上已經在探討的問題。

1960年代,美國遺傳學家尼爾首次提出“節儉基因”學說。他認為,人類祖先曾長期生活在食物匱乏中,生產力低下與人口過度繁殖導致饑荒頻發。因此,那些具有“節儉”適應性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將食物轉化為脂肪儲存在體內的人,才能更容易生存下來。因此,這些具有節儉基因的人,原本是自然進化的勝出者,但是在穩定富足的現代社會,卻因為更容易囤積脂肪而患上糖尿病。

節儉基因可以用來解釋諾魯的現象:貧窮而又勤勞的島民祖先把節儉基因一代代傳給諾魯人,當外來的西方生活方式被帶進島上的時候,諾魯人身體裡的這種基因一時無法適應突然降臨的富足生活,而歐洲人則由於早已習慣了現代生活方式,節儉基因在他們體內已經逐步消失了,所以同樣的生活環境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糖尿病。

實際上,雖然節儉基因的假說很有吸引力,但科學家花了很大力氣來尋找這種基因,卻一直不很成功。1998年,《柳葉刀》雜誌發表一篇文章稱,科學家對出生於1944-1945年間荷蘭饑荒時的一批人做了研究,結果發現,與之後一年食品供應正常時出生的孩子相比,這個人群在成年後更容易發胖,並伴隨有胰島素抵抗和餐後血糖升高。這就是著名的“荷蘭饑荒研究”。

這一發現修正了尼爾的理論,即饑荒確實會影響人類的進化,但並不是通過祖先遺傳下來某個或幾個基因的遺傳來實現的,而是在懷孕母親的子宮裡開始的。也就是說,當胎兒在母體內遭遇饑荒時,它會據此來調整自身的生命策略,在成年後,這些改變將使其更容易罹患糖尿病。具體說來,胎兒期的營養不良會影響胎兒胰島細胞與功能的發育,同時也會影響胎兒的骨骼肌肉發育,從而導致外圍組織的胰島抵抗。此外,饑荒造成壓力還會影響胎兒神經內分泌介質的分泌,以至於其在成年後更容易發生心血管和新陳代謝方面的疾病。嬰兒期遭遇饑荒,也有類似的效果,但影響稍弱。

2010年,中國疾控中心馬冠生等人在《糖尿病》雜誌上發表了名為《遭遇中國大饑荒的嬰幼兒成年糖尿病風險增加》的論文。他們通過2002年中國國家營養和健康橫斷面調查,找到了1954-1964年出生的農村受試者7874人,結果發現,遭遇過1959-1961年三年中國大饑荒的胎兒與兒童,成年後患高血糖症與糖尿病的風險增加,其中,又以後來營養過剩者更甚。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與流行病學教授胡丙長主持了一項同樣針對中國三年大饑荒年代胎兒的研究,結果明確表示,胎兒時期嚴重的饑荒與成年後高血糖的發生風險有明顯的相關性,而且,越是成年以後飲食習慣西方化和經濟條件好的人,這種聯繫越強烈。

早年饑荒因素的影響,或許也是中國人沒有美國人那么胖,卻擁有更高的糖尿病患病率的原因。身高一米七的周明最胖時也只有140斤,就已發展成為糖尿病。過去10年,中國人確實在長胖,增長的體重幾乎等同於西方人在過去30年增長的體重。然而,中國人的體重指數(BMI)往往還沒到世衛組織定義的肥胖標準,就已得了糖尿病。對此,醫學界普遍認為,由於人種不同,亞洲人更傾向於腹部肥胖或內臟型肥胖,當BMI接近肥胖標準時,就已經增加與肥胖相關疾病的危險性。

對此,寧光說,“原來我們認為,中國人會對糖尿病更抵抗,但後來發現,當時的糖尿病病人少,只是因為營養水平還沒達到。現在應當說,雖然還沒有證據表明中國人對糖尿病更易感,但起碼我們不比別人對糖尿病更抵抗。”

糖尿病預防的“大慶精神”

1986年,當潘孝仁預料到大慶的糖尿病發展趨勢時,做了一項大膽的實驗。之所以稱大膽,是因為實驗時間長達6年,萬一失敗,將一無所獲。他帶領李光偉等人,在大慶找了576個處於糖尿病前期的居民(與糖尿病相比,糖尿病前期完全沒有症狀,也更不受重視)。潘孝仁將這些人分為對照組與生活方式干預組兩部分,對照組的人只接受一般的健康教育;而干預組又被分為3組,分別讓他們進行節食、運動以及節食運動相結合。在接下來的6年中,每兩年評估一次這些人的糖尿病發生情況。到1992年實驗結束,與對照組相比,3個干預組的糖尿病發生率降低了51%。這說明生活方式干預可以有效地預防糖尿病。

大慶研究,與芬蘭的糖尿病預防研究(DPS,2001年)和美國的糖尿病預防項目(DPP,2002年)研究一起,被國際糖尿病聯盟譽為“糖尿病預防的里程碑”。而大慶研究要比後兩者早8?10年,是世界糖尿病預防的第一個隨機臨床試驗,也是隨訪時間最長的糖尿病預防試驗。

潘孝仁因病去世後,李光偉繼承並發展了老師的研究,自1992年開始隨訪上述的受試者直到2006年。2008年5月,李光偉等人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大慶糖尿病預防20年後續研究”一文。研究顯示,對糖尿病前期人群如果不加干預,20年間有92%的人患上糖尿病。但在接受了為期僅為6年的生活方式干預之後,在20年後仍可降低糖尿病發生率43%。李光偉說,對於糖尿病前期這一人群,以前業界的看法是有1/3可能不會發展為糖尿病,但大慶研究證明了,如果不干預,幾乎所有人都將發展成糖尿病,而生活方式干預是行之有效的預防。

為什麼後續14年不做任何干預仍能預防糖尿病?李光偉解釋說,相比於代謝的記憶,行為記憶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與藥物干預不同,藥物干預在停藥後,效果可能就結束了。但採取生活干預後,這些人在6年的干預期中養成了健康的生活習慣,因此從中受益。

而大慶研究的受試者能夠在干預結束後仍堅持運動和控制飲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同伴的相互激勵與監督。大慶是在油田上建設起來的城市,受試者們都是以勘探隊、煉油廠等為單位聚集在一起的。“他們都是結伴一起去鍛鍊,因此,運動的習慣就很容易堅持下來。”李光偉指出,從大慶的經驗可以看出,小組教育是預防糖尿病的有效辦法。

不過,大慶研究雖然在國際上頗具名氣,但在國內卻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大慶6年項目申請時,衛生部前後撥款10萬元,大慶市給了27萬元,剩下的資金缺口由世界衛生組織的5萬美元貸款填補。而李光偉的20年後續研究,其45萬美元的經費則全部由世衛組織提供。

大慶研究很難被複製。李光偉說,如今做科研,追求的是發SCI論文、評職稱、報院士,都看重做研究的“性價比”。如果一個課題做上十年二十年,等到成果做出來了,人都該退休了。“但我們當時很傻,沒想那么多,就是要解決實際問題。這個領域是潘孝仁在國際上最早開始做的,應當說他非常有遠見。”

如今,當人類對“眾病之王”癌症的戰爭已經取得了局部勝利的時候,卻沒有人敢宣稱可以根治糖尿病。目前已有的治療方法,都只能控制病情的發展。對付糖尿病的最好辦法就是——不得病。

而根據寧光等人所領導的此次調查的結果,中國成年人中有一半人已經處於糖尿病前期。“你想像一下,如果這些人未來全都轉為糖尿病患者,那將會對中國的醫療體系帶來多大的衝擊?”李偉光說。對於糖尿病前期,世衛組織的診療指南並不推薦藥物干預。唯一能夠阻斷他們繼續演變成糖尿病的辦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預。而這就需要糖尿病教育。

“預防比治療更好,教育即預防”,李光偉說,糖尿病教育的主旨,就是要讓人們回歸到過去的簡樸生活,吃得更少,體力活動更多。

正如《錯位》一書所說,“如果人類沒有盡力去與環境相匹配,作為一個物種就不會存活到今天。但是,如今我們已經改變了環境的很多方面,而且改變的速度非常快。我們的身體已不再適應我們自己建造的這個世界。我們經過去的環境進化選擇而來的基因,限制了我們適應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能力。而我們患上的糖尿病、心臟病與肥胖症,都體現了這種錯位。”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國際糖尿病聯合會今年提出的口號是:保護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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