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多富,民有多窮?

2018-07-30 04:52:12

來源:凡夫俗子話財經(ID:eric_fuzi)

作者:凡夫俗子

若不是拼多多的橫空出世,人們可能依舊沉浸在眼前大都市的繁華之中,迷失在當下“消費升級”的熱風深處,卻全然不覺:全國還有80%的人月收入不超過3000元。

同樣的道理,就像你看慣了“本科遍地走”,聽慣了“專科多如狗”,說慣了“本科生不值錢,一抓一大把”,卻不知道在全國範圍內,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居然還不到4%。

任何自我感覺良好,在數據面前都是蒼白的;數據不會說謊,騙人的只是我們自己狹隘的感知。

可能有人會起疑:而今我們國家經濟體量已穩坐全球第二把交易,為什麼窮人還是如此之多?答案很簡單:國富不等於民富,巨觀國民經濟成長與百姓身家財富增長並不同步。

為了尋求最為客觀真實的證據,我們還是要藉助數據來說話。

01 人均GDP越來越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

作為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巨觀經濟運行狀況與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工具,人均GDP歷來都是被各個國家所推崇的重要指標。

從數據上看,2017年,我國人均GDP已接近9000美元,距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超過12000美元)並邁入高收入國家陣營的距離已經越來越近,這無疑令人倍感振奮。

然而,人均GDP從來就不是老百姓身家財富最真實的展現。嚴格來說,GDP表征的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按照收入法衡量,其構成包括勞動者報酬、生產稅淨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餘四項,而只有“勞動者報酬”才是直接關係到老百姓消費水平的決定項。但是在計算人均GDP具體數值時,被考慮在內的顯然不止這一項內容;換言之,人均GDP大大高估了國人的身家財富。

倘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這一指標來進行對比,情況便全然不同。

從圖1可以清晰地看到,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顯著低於同期的人均GDP,且與人均GDP的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呈現出逐漸加大之勢,這充分印證了國人收入水平已經越來越趕不上人均GDP增長的步伐,這一趨勢在農村居民身上尤為嚴重:2016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值尚不及全國人均GDP的1/4。

這便是“國富民窮”的最直接證據:所謂“國富”,更多地體現在高樓、大廈、馬路、立交橋等基礎設施建設上,而普羅大眾財富增長的進展明顯要滯後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且越來越滯後。

02 財政收入超速增長,國人工資收入占比較低

要想探究“國”究竟有多富,政府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個重要的衡量維度。

政府的收入構成主要包括:以稅收為主的財政收入,以土地、礦產資源等構成的資產性收入和增值,以及國有企業上繳的利稅等。其中財政收入在政府收入構成中是最為主要的部分,如此一來,財政收入的增速與其在GDP中的占比,自然也就成了衡量“國富”程度的恰當指標。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2017年,我國的公共財政收入年均增速為13.76%,而我國GDP的年均增速則為9.5%。從年度數據看,絕大多數年份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都顯著高於GDP增速(參見圖2)。此外,1995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歷史最低點10.18%,而後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攀升的態勢,到了2010年之後,該比重再也沒有低於過20%。

那么,老百姓的收入又是怎樣一番景象?

居民收入構成主要包括:工資和薪金收入(即勞動報酬收入),獎金和福利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轉移性收入。對絕大多數人來講,工資是最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故可以用工資收入來大致衡量國民財富狀況。

從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收入來看,1978年~2017年的年均增速為13.08%,低於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3.76%的平均增速;再看全國公共財政收入與全國職工工資總額各自占GDP的比重,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上世紀90年代個別年份外,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均長期高於職工工資總額的占比,且1998年~2010年期間,二者差距逐年拉大,近些年才有所緩和。2017年,兩個比重分別為20.87%和15.7%(參見圖3)。

順便提一句,另有研究表明,全國範圍內約90%的職工只擁有工資總額的不到50%,而其他約10%的高管或壟斷行業職工,卻瓜分了超過一半的工資。這樣對於90%的人來說,他們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比,自然更加懸殊。

到底還是窮人多。

03 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顯著偏低

嚴格地說,按照官方統計口徑,職工工資涉及到的範疇並未涵蓋鄉鎮企業就業人員、私營企業就業人員、城鎮個體勞動者等等。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居民收入狀況,還可以選擇採用計算國內生產總值中勞動報酬占比來加以分析。

從數據看,自1990年起,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不到48%,最高為1990年的53.4%,從此再沒有達到這一水平;新世紀以來,該比重更是長期低於一半,最低的2007年甚至不到40%(參見圖4)。

反觀美國,1990年以來,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平均值約為55%,高於中國7個百分點;雖說2010年以後略微有所降低,但也從未低於過52%。這一比較結果告訴我們,同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國老百姓收入在整體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顯著偏低的。

這種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的差距意味著什麼?通俗點講,倘若拿2016年中美各自的GDP體量與勞動者報酬占比進行計算,那么中國老百姓的總收入將會比美國老百姓的總收入少45794.3億美元,再考慮到中國人口比美國多了10億人……

中美兩國,經濟總量僅差一個排名,但是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如此懸殊。

04 高企的負債,加劇了國人的貧窮

或許上述分析還偏于樂觀了。

事實上,我國老百姓手中可花的錢遠遠沒有想像中那么多,只因為日漸上漲的房價與醫療教育等成本,讓絕大多數國人的身上都背負著巨額債務,這可以用居民槓桿率進行衡量。

所謂居民槓桿率,是指居民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

數據顯示,1996年我國居民槓桿率只有3%,2008年也僅為18%,但是自2008年以來,居民槓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短短六年間翻了一倍,達到36.4%,到了2017年已經高達49%,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個百分點,也高於國際上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須知,美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從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時間,而我國只用了不到10年。

高企的負債對於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月入三萬活得卻像月入三千”,便是最好的答案。電視劇《蝸居》中有一段令人動容的獨白,或許更能佐證這一判斷:

“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度兩千五,冉冉上幼稚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費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甦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至少……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這些數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來不及細想未來十年……

我哪有什麼未來,我的未來就在當下,在眼前……我曾經的堅持,內心的原則,少年的立志,就被這孩子、被家庭、被工作、被房子、被現實生活磨礪的不剩些許……”

05 “國富民窮”態勢亟待扭轉

當然,“國富”的表現還包括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以及國有資產的不斷增值,“民窮”還體現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稅負居高不下等方面。

可不管怎樣,長期來看,“國富民窮”的態勢都是不利於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可持續發展的,比如以下幾點:

1. 擠壓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進而制約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2. 過低的勞動報酬,從多個方面限制了國家的創新能力;

3. 勞動者在社會上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

4. 容易為尋租行為的滋生提供土壤;

5. 不利於社會穩定與和諧。

其實,究竟應該是“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國”,古今中外早有定論。

戰國末期的先賢荀子曾經說過:“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而十八世紀發過大思想家孟德斯鳩也聲稱:“如果國家把自己的財富與個人的財富調節到一定比例,那么個人的富裕必將會很快推動國家的富強。”

話語中所蘊含的理念,對今天的我國,無疑有著深刻的啟迪。

歷史經驗表明:國強不等於民富,但民富則幾乎沒有國不強之理。為此,我們還需要從降低國人稅負、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有效約束行政權力、遏制一些機構部門與民爭利等方面著手,力求扭轉“國富民窮”這一態勢。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畢竟,國民國民,國終究還是屬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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