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的原因

2019-03-12 17:53:12

秦統一的原因

秦國是春秋時比較後起的國家。據《史記》記載,秦人祖先曾助帝舜馴獸,故賜其姓嬴。夏朝末年,秦族叛夏歸商。周孝王時更封秦為附庸,周平王時被封諸候,獲賜岐西之地,成為秦國發跡的起源。

秦穆公時,使秦能稱霸西戎。秦孝公時任用商鞅推行變法,國勢強盛,因受齊及魏的阻撓而未能東進,南面又為楚國擋隔,秦人被逼處於雍州,未能參與中原爭逐,但是卻有助積聚國力,成為統一中原的資本。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了中國。而秦能統一中國的原因與當時中國的客觀環境,秦國的長期經營及國外形勢變化有關。

首先是客觀環境,春秋以來,諸侯兼併頻繁,百姓民不聊生,部族離散,淪為奴隷,故此人民都渴望和平。

戰國年間,兼併日益嚴重,大部份人民都被徵召入伍,既影響生產,又會加速農民的破產。諸侯為了致勝,經常破壞別國的水利建設,他們甚至決堤淹敵,平民的生命和財產得不到保障。另外,外族趁著中原大亂,乘時入侵,沿邊的國家受到威脅。以上情形令人民希望出現中央集權國家,以求平息戰亂,制止外族入侵。渴求統一已成為時代趨勢。

戰國末期,文化上出現了天下一統的期望,當時社會諸子百家並出理論雖然不同,但「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著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同時,當時諸子經典,都為各國認同。至於荀子則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的觀念,支配著當時的思想界。秦之統一正好合符這思想趨勢。

商業發展亦都會影響了秦國的統一,戰國時代,經濟蓬勃,商業活動非常頻繁,但當時列國分立,國與國之間遍設關卡,對別國商品徵收重稅,官員對商人大肆勒索,因而阻礙商業發展,其後由於商業發達的緣故,統一需求相應增加,故秦統一完全迎合此趨勢。

其次就是秦國本身的有利條件,秦國地處西方,因為很少被中原的戰亂影響,得以休養生息,秦國所處的關中地區,具有優良的地理形勢:形勢方面,有崤山﹑函谷關之固,閉關可自守,開關利進攻。財力方面,據《漢書·食貨志》所載:「關中之地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三,財富卻十分之六。」

物資方面,巴蜀地區出產木材,而戎狄地區則盛產牛馬,資源極為豐富。秦惠王奪得楚國西面領土後,遂成為了七國中版圖最遼闊的國家。秦國具有此威勢,其他六國都難以匹敵。

君主與客卿亦是成功統一的關鍵。秦國的君主都深明知人善任及策略得宜。故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厲行法治,倡導生產,獎勵從軍及集權於君主,令到國政走上軌道,走向富強的方向。但是六國貴族則剛好相反,他們權力仍大,可惜君主的權力相對低落。故中央集權遂成為秦國統一的有利條件。

此外,秦惠文王﹑昭襄王及秦王嬴政,都是雄才偉略的君主,善用人才。惠文王於戰國時運用張儀的「連橫」外交政策,破六國合縱之策;昭襄王用范睢的「遠交近攻」,只攻佔鄰近土地,不作耗費的跨國遠征;秦王政任用李斯,李氏提出「離間政策」,派遣辯士游說,賄賂,甚至暗殺各國的政要,以求破壞六國的內政,以便日後進攻六國。

商鞅﹑張儀等人都是秦國的外來謀士,即是所說的客卿。他們對秦國是非常重要的,秦之富強是獲得東方游士之助,如商鞅﹑張儀﹑范睢﹑呂不韋等。他們皆是東方人,若果東方貴族﹑平民學者及游士都不出頭,秦國便缺乏足夠力量去吞併東方了。可以看出客卿對秦統一中國是十分重要的。

商鞅變法,使秦的國力驟強,是統一的重要因素。戰國時,東面各國雖有改革,但是因文化傳統的束縳,因此沒有多大實效。秦國文化雖較東方落後,各種創新的措施,反而較易實施。變法期間,廢井田,開阡陌,令到農業迅速發展;開發山林使到物產豐盛;厲行法治,整頓國政。變法令到貴族權力大大降低,改變了「公室卑」,即王室力量薄弱的現象,促使秦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

當時出現了兩種學風,包括「齊魯學」﹑「三晉學」,東方各國都崇尚齊魯學,喜愛聚眾講學,追求典雅。但自商鞅變法後便引入三晉學,主張謀富強﹑尚功利及務實務,秦在短時間得以成為新興軍國,與此有莫大關係。

秦國土地富庶,商鞅變法,又開阡陌,獎勵耕織;並吞併巴蜀,招攬三晉人民開墾,使國力充實。《史記·貨殖列傳》載關中,巴蜀地區的情況:「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經濟富庶,為秦國造成統一基礎。

此外,秦國在戰爭中,亦不忘開發經濟,如將罪犯赦免,遷到新土地耕作,以補充人力;攻佔大城市後,又驅逐城中的商人及貴族,旨在奪取土地和農民。隨著戰爭不斷進行,秦經濟便漸趨雄厚。

戰國時代,工商業發達,商賈地位日重,足以左右時局,秦政府亦爭取富商的支持。如招攬巨商呂不韋為丞相,策劃在趙國為質子的子楚回國,並由他招納不少人才,《史記·呂不韋列傳》說:「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齊有孟嘗君,皆天下,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由此可見,秦國富強與商人不無關係。

民風強悍,秦國地處西戎,民風悍尚武。就當時的經濟﹑社會而言,越東越富庶,越西越貧窮;而民風卻剛好相反,東方的越怯弱,西方則較勇敢強悍。學者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生與生計〉云:「是則當時兵戎,秦最強悍,三晉次之,齊人最怯,越西越勇又地越東,民越富,地越西,民越貧也。」秦人民風強悍,配合戰馬更是如虎添翼。

另外,商鞅變法中,提倡軍功爵制度,以斬敵人首級多寡論功行賞,使人民得以在戰爭中致富;加上嚴禁私鬥,令到秦國人民將尚武精神集中於對外戰爭當中。

還有秦國為免強悍民風減退,都盡量減少秦民與東方的諸國接觸,如在公元前323年取陝後,便即時把當地人民遣回魏國來保存秦人的強悍尚武,民風強悍亦是秦得以戰勝六國的關鍵因素。

最後就是列國不穩,六國農民破產,據學者杜正勝〈戰亂中的編戶齊民〉指出,春秋時封制度崩潰,六國社會都以編戶齊民作基礎。編戶齊民則是編入國家戶籍的農民為主,他們負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是全國的經濟支柱。但是其後六國都陷入一片戰亂當中,編戶因無支付開支及徵發而紛紛破產,然而政府卻不斷壓榨,導致了山東地區的編戶破產,六國亦因此而敗亡。

加上六國本身的內亂,戰國時,東方內亂頻仍,政局動盪。故趙國宗室勢力強大,在新君即位前,每每出現諸子爭位;楚國自從吳起變法失敗之後,昭﹑景﹑屈二大貴族掌握大權,政治腐敗,盜賊公行而不能禁止。比較下,秦國的內政則較安穩,便乘六國內亂攻佔領土,如楚的漢中﹑洞庭湖﹑上庸﹑巫郡等便是趁內亂時被秦國逐一攻佔。可見列國內亂對秦國統一極為有利。

各諸侯國的力量分散,燕國地處東北,與中原的距離及關係都較疏遠:韓國領土狹小,國力薄弱;趙﹑魏及齊﹑楚則各自相攻。同時六國貴族墮落,無復戰國時的軍事強勢,難以與強勢的秦匹敵,最後被秦逐一滅亡。

加上六國缺乏合作,各自為政,蘇洵在《六國論》曾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六國為怕被攻擊,紛紛向秦國獻媚將祖先辛苦經營的土地雙手奉送,終導致實力削弱,加速秦國的野心,尤如抱薪救火一般。

總括而言,秦國的長期經營非一朝一夕所得,兼且其具有有利的先天下條件,加上時勢趨勢及人民渴望一統中央的出現,終在公元221年,由秦王政建立了首個統一皇朝。

秦速亡之原因

試分析秦代速亡之原因

秦始皇為了鞏固政權,實行了一系列嶄新的政策,然而,卻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始皇死後不久,帝國便立即崩潰,僅歷十五年。

首先是徭役過重,南征北討。秦統一之後政治漸上軌道,秦人以耕戰立國,令國民眾皆充兵役,名曰「黔首」,在戰國時,秦民力戰於外歸猶得功賞。就兵役而言,如五嶺駐軍五十萬,長城戊三十萬,阿房宮戍七十萬。除此之外,內則築長城,闢馳道,建陵墓,對外則征伐﹑戊守等,皆為苦役,古代封國,四境農民行程相距最遠不出三四月每冬農隙。為貴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過旬月。而且對外戰爭的關係,十年間先後征匈奴﹑平百越,損失軍隊數十萬,秦得天下,尚沿用舊制,力役得古代的三十倍,所以引起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

其次是肆意大興土木,窮奢極侈。秦統一期間,窮奢極侈,每攻陷一國便把其宮殿之圖樣描繪下來,在鹹陽仿造,又在二百里內建造了二百七十座宮殿。如營建阿房宮便役民七十萬,至於始皇生前為自己建造的驪山陵墓,興建時已役死大量民工,建成後為免墓中秘密外洩,更將參與興建墓的民工盡數活埋。另外,秦始皇曾五次出巡,刻石,建兵馬俑,役民程度可想而知。當時,中原己飽歷戰亂,民力睏乏,負擔便顯得更沉重。

此外便是力役繁重。中國統一,版圖擴大,始皇沿用舊有的力役制度,人民須輪番服役,路途遙遠的,整年皆為服役而奔波。董仲舒就指斥秦代「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使「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始皇不珍惜民力,終激起民憤,迅速滅亡。

破壞經濟,中國以農立國,若無天災,農民的收入大致穩定。但戰國以來,戰爭連年,不斷損害勞動力,山東六國的編戶因而破落。秦統一後本應與民休息,重整經濟,然秦廷連串征伐﹑徭役,對勞動力的破壞更甚於戰國,經濟更無法恢復,成為秦代速亡的主因。

秦自商鞅以嚴法為法,始皇即位後專任刑法來鎮壓人民,秦法死刑有很多種,如棄市﹑腰斬﹑車裂﹑坑﹑磔﹑鑊烹﹑族﹑夷三族等,肉刑有劓﹑刖﹑宮墨﹑笞,又有所謂具五刑者,徒刑有鬼薪﹑白粲﹑城旦等,又有謫遣戌和徒謫之法,即把犯罪的人民編成軍隊派到邊境防守,凡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一戶違禁,比鄰連坐,刑罰嚴酷,又如偶語《詩》﹑《書》者和赴役過期者都要處死,人民動輒受罰,陳涉﹑吳廣就因而逼反的。此外,人民也普遍對新的法制存有反感,開始懷念舊制度,六國貴族又加以煽動,一夫發難,全國便隨即嚮應。始皇雄才偉略,尚可駕馭人民,但秦二世昏庸無能,局面便一發不可收拾。

遺民思教,文化衝突,始皇兼併了六國,廢封建,行郡縣,但封建思想仍未泯滅,六國沒落之貴族時刻妄想東山再起,礙於始皇之威權,未敢發難,但秦始皇駕崩後,趙高專權,天下解體,人民對統制思想和生的新法制仍未能適應。秦國文化低落,戰國以來,積極從中原移殖文化。當時,中原學術分齊魯學與三晉學商鞅﹑李斯﹑呂不韋等學者引入秦國,但主要是三晉學。

秦統一後,天下學者薈於一國,諸家學說的衝突逐漸明顯。李斯得君行道,持其師荀子的學說,強調「法後王」﹙屬三晉學﹚,與中原固有的齊魯學風截然不同,而齊魯與三晉學最激烈的衝突便是焚書坑儒,結果溍學派得到勝利。這事具有兩個意義:第一是秦與中原有不同文化;第二是秦人絕不屈服於中原文化之下,而是對其加以禁制。文化分歧加深了秦人與中原人的衝突﹑矛盾,也是秦被推翻的一個原因也。

不用客卿也是導致秦速亡的原因。秦統一六國之後,客卿對秦的統一極大的幫助。然而,始皇在統一前已意圖逐客,可是遭到李斯著的《諫逐客書》所阻撓。統一後,始皇任法不任人,認為只要有完善的制度便足以鞏固國家的統治,官吏是否賢能,皆屬次要,更甚至輕視知識分子。

始皇不重視知識人才,使知識分子周遊列國﹑散佈各地,正常情況下,他們唯有老死田畝,但秦末之時,卻起了重大的作用。蘇軾於〈游士失職之禍〉中指出:游士流散各地,猶如森林放出百萬狼虎,對政權極為不利。從史實而論,自陳涉起義,客卿即極力替其出謀劃策,可見游士對亡有著推動作用。

焚書坑儒,士人反感,秦人本身的文化傳統極低,至秦統一天下,諸眾學者薈萃一國,彼此間衝突明顯,李斯得君行道本其師說﹙荀卿學說﹚以法家相尚,對東土的文化不懂得珍惜。故有焚書坑儒以古非今之禁,目的是禁絕私學,強制人民學習法令﹑以吏為師,定國家法令於一尊。

此舉證明了秦人極鄙視東方文化,除了史官所藏秦史記以外,別國史﹑諸子百家的經典,一律都要焚毀。後來又因盧生及侯生等方士非議始皇,始皇便下令御史偵查首都。首都的儒生方士,逮捕其中四百六十餘人,坑埋於鹹陽,史稱「焚書坑儒」。加上秦人對東方人仍以奴隷視之,不稍加體恤,這種做法不免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的支持,導致政權傾覆。

總而言之,始皇汲取西周滅亡的教訓,推行中央集權制,認為這樣做便能長治久安;卻不明白歷史潮流是在變化當中,平民勢力逐漸崛起,除貴族代替貴族的更迭之外,平民都可以威脅政權。秦政府任意役使人民,激起民憤,終使民變傾覆秦祚。可說始皇錯誤解釋歷史教訓,為秦朝亡國埋下伏線。

集權政策過急,二世昏庸,始皇本有建立萬世不亡政權之野心,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事皆決於亡,為強榦弱枝之政策,地方政權集於中央,又實行收天下兵器,聚之鹹陽,並集權於中央。但集權中央政策及統一後各項措施,推行過急,使人民一時未能適應,變亂一觸即發。

始皇是一位雄才大略之君主,在位時尚可駕馭人民,可惜始皇三十七年病死於沙丘,命宦官趙高召太子扶蘇繼位,但是趙高與扶蘇親信蒙恬的弟弟不和,恐扶蘇即位後對自己不利,因此與李斯合謀,擅自改詔立胡亥為帝﹙秦二世﹚,並賜死扶蘇,稱為「沙丘之變」。此後,趙高恃住擁立有功,總攬朝政,指鹿為馬,政治黑暗。當二世皇位穩固之後, 便立即縱情於聲色犬馬,在這方面趙高又是他的得力助手。他繼續修建始皇時未完成的阿房宮,宮的位置在渭水以南。原定的規制廣闊達三百餘里,南抵終南山,北通鹹陽;其上可坐萬人。至此,其父親未完之志他要完成之,工程浩大和役使的人可想而知。另外,他養了不少的狗馬禽獸,徵取民間的豆粟以為飼料,弄得鹹陽附近三百里內的人民,都沒有糧食吃。

二世把始皇的奢侈殘暴加以發揚光大,獨居深宮之中,公卿大臣難得見到他,一切由趙高把持;趙高的能事則是欺瞞上下,專權自恣;結果只有加速叛亂的形成。

貴族習氣,秦國是周代封賜的諸侯國,國君因而具有封建時代的貴族習氣,始皇不恤民力,興建阿房宮,將人民名為「黔首」等措施,充分表現了這種特質。然而,這些措施卻違反了戰國以來平階層崛興的潮流,終致亡國。

偏重法治,秦統一前,以法家理論治國,有利大刀闊斧的改革,如商鞅便以法家精神,積極破舊,使變法空前成功,秦國逐步富強。然而,秦統一之後,時移勢易,卻仍堅持法治,不講人性,重視集體,忽略個人,積極提高君權,施行嚴刑峻法。這種強制手段,終難取得人民認同,埋下亡國伏線。

軍人當政,秦自商鞅變法開始,實行軍功爵制,斬首立功成為任官賞爵的捷徑,例如斬敵首一個,賜爵一級,如果希望做官的,可以做俸祿五十石的官,長此下去,便由殺敵立功者控制了政權,後果就如《韓非子·定法篇》說:「今法官者,智慧型也;今斬首者,勇力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慧型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於是由軍功者建立的帝國,轉眼又在軍功者的統治下傾覆。

引起秦亡導火線–大澤鄉起事,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率士卒,北赴漁陽,行經蘄縣大澤鄉,遇雨阻滯,估計無法如期到達,按照秦律「失期當斬」,兩人遂合謀率眾殺死軍尉。結果山東豪傑紛紛響應,平民朱雞石﹑鄭布﹑劉邦和英布;官吏陳嬰;六國貴族魏咎﹑張良﹑項梁和項羽,先後起兵反秦。

戰國以來,歷史發展有兩大趨勢;一是由分裂到統一;二是由貴族政治走向平民政治。秦代承第一種趨勢統一天下,卻因違反第二種趨勢而亡國。

秦代覆亡,在始皇治下已見端倪,只是二世時才激烈爆發而已。綜觀秦末起事,有兩個根本動力:一是人民無法忍受嚴刑峻法,二是六國貴族欲恢復舊有勢力。既然各階層都以推翻秦政權為目標,所以一經陳勝起事,各方都立即響應。總計由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至秦滅亡。僅歷時十五年。秦治期間,正是古代封建政府,轉移到平民政府。

焚書坑儒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原因﹑經過及影響:

秦始皇採用李斯建議,下令焚書坑儒,因而導致秦代迅速滅國祚僅正十五年。

首先是焚書,焚書之起源,是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僕射周青臣與博士齊人湻乾越,辨廢除封建的得失。當時湻乾越稱說殷周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但丞相李斯所說是:「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事,何足法。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教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斦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此為當時李斯建議焚書理論,可以分析為兩端,一是深恨當時愚儒不明朝廷措施精意,不達時變,妾援古昔,飾言亂實。二是鑒於戰國游士囂張,希復古代民力農工,仕學法律,政務官師不分之舊制。

當時秦推行郡縣制,不復封建舊出規,故無世襲之貴族,欲尊王學於一統,以禁絕民間私人之學,始皇李斯的建議,亦與其所斥當時的儒者。而且政治家過於自信,欲以一己的意見,強制天下服從他,而未曾考慮到流弊之深及為禍之烈。然此等議論,自荀卿韓非著書以來,早已高唱論調,偏狹峻刻,早為秦廷焚書埋下種子。

至於禁書的辦法,李斯所奏亦有擬定。云:臣請一,更官非秦紀,皆燒之。二,非博士官所戠,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而秦廷當時焚書,實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史官書,除秦記外全部只需燒毀。第二類是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全燒。第三是秦史及秦廷博士官書皆得以保存。而且更擬定一些刑罰來促使人民遵守,一共有五項:第一項是敢偶語詩書,棄市。第二項是以古非今者族。若官吏得知不舉者,需與犯罪者同罪。第三項是令下三十日不燒者,黥為城旦。第四項是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第五項是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其實焚書並要,而最要所禁制者,實為以古非今,其罪乃至於滅族。次則偶語詩書亦罪亦棄市。然則秦廷此次焚書,其最重堵為六國的史記,此殆屬春秋以下舊傳官書。以其多譏刺及秦,且多涉及現實政治也。其次為詩書,此即為古代官書之流傳民間者,以其每為師古議政者所憑藉也。首禁議論當代政治;次禁研討古代的文籍;第三始禁家藏書本。

秦廷焚書,而民間書籍蕩然遽盡,絕少留存,決非事實。惟詩書古文,流傳本狹。

而坑儒,事件則發生於焚書的次年,即始皇三十五年,這事件雖是偶然激起的,但足以看出始皇對儒生的日益厭惡。始皇曾派遣許多方士入海尋求神仙及不死藥,耗費許多金錢,但大都一去不返。這一年,方士侯盧二生,因不滿始皇的行為,背地譏評了番,相率逃去。始皇聞之大怒,又聽說其他儒生也有不敬之言,因此把鹹城中所有的儒生都召來審訊。諸儒士不肯認罪,而且互相指攀,一共牽連了四百六十餘人,始皇下令把他們一起活埋。從焚書坑儒這兩件事,可知始皇晚年,對人民除了軍事政治的嚴密控制外,更努力推行著思想的控制。

據此,則此次諸生見坑之罪,總有兩點。一曰誹謗上,一曰訞言以亂黔首,所謂自除犯禁者,即犯誹謗上及訞言亂黔首之禁,決非謂興太平及鍊求藥為犯禁也。誹上之禁,即於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秦請焚書所謂以古非今偶語詩書之類矣。說苑卷二十詳載盧生批評始皇語,故曰『使天下知之以懲』,使皆懲於誹上與訞言決不懲其望星氣,練奇藥,為方術,及以文學興太平也。

秦始皇為了拑制思想,實行了焚書坑儒的政策。但是在背後卻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始皇死後不久,帝國便立即迅速崩潰,焚書坑儒的影響:

士人反感,秦始皇為了統制思想,不惜摧殘文化,禁絕私學,除史官所藏秦史記外,別國史﹑諸子百家經典,一律焚毀,強制人民「學法令,以吏為師」,使國法令定於一尊。後來因方士求神仙不遂,坑殺四百多名儒生。這種做法,不免失去知識分子支持,導致政權傾覆,秦始皇焚書,使知識分子失去功業憑藉,故此後世學者多批評秦始皇箝制思想。

而且焚書之行動,亦間接促成了西漢以來今古文經之爭,當時漢室因經歷了秦代焚書﹑項羽燒阿房宮歷史事件後,盡燒當時之書籍一些秦代的儒士便以自己的記憶及平生所學,筆錄口傳,而且由是以漢代流行的隷書寫作而成,所以便稱為今文經。

但是於成帝時命劉向﹑劉歆父子校對群書,劉氏父子在校書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在壞孔子壁時而得到的古文經,因這些古藉是以秦時的篆體而寫成的,所以稱為古文經。

當時劉歆發現古文經與今文經師所憑藉的今文經有所不同,例如字體﹑篇章﹑內容等的不同,而劉氏更請政府將此立為學官,但得不到今文經學家及某些儒士所支持,終演變成漢代四次的今古文經之爭,雖只是意氣之爭,但卻影響了漢代政治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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