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義利觀與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管理

2019-03-16 02:33:39

孔、孟、荀義利觀與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管理

在我國邁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征程中,一些企業爲了追求更高的利潤而導致行爲失范,甚至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引起人們對市場經濟負面影響的反思。“義”與“利”應作如何取捨?這一問題先秦儒家孔、孟、荀曾作過詳盡的論述,批判和繼承傳統的思想,對於今天規範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行爲,不無裨益。

(一)孔子的義利觀
孔子的義利觀是一個體系,他對於不同的物件,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仁》)君子懂的是義禮,小人懂的是財利。懂得把義放在第一位,見利思義的是君子;只知追求物質利益的是小人,這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對於君子,他從“正己”的前提出發,認爲“義以爲質”(《論語?衛靈公》)、“義以爲上”(《論語?陽貨》),強調輕私利,重公利;輕利己,重利人。因此,在義利的價值取向上,先義後利,將義作爲物質利益得失取捨的準則。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
仁》)生活富裕和地位高貴,是人人都盼望的;但如果不用正當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貧困和下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君子不擺脫。他承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但認爲對富貴的追求應該合乎道義的要求,不可違背道義去追求富貴:“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因爲一旦僅僅以利本身爲出發點,而不以義去約束利,則往往會導致不良的行爲後果:“放於利而行,則多怨。”(《論語?
仁》)所以他一再強調要“見利思義”(《論語?憲問》),“見得思義”(《論語?季氏》),並且把這看作一項基本的道德要求。這種價值取向與他所提倡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仁愛思想是統一的。
孔子並不否定對“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論語?述而》)言不及利,摒棄正當的功利活動,以致貧賤交加,是不足取的:“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對於一般人民,孔子認爲應該先利後義,即先富之,後教之,並把“惠民”列爲從政的“五美”之首,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其中包括使民以時,減輕徭役。這種價值取向是他的“愛人”和“教化”思想在義利觀上的具體體現。
(二)孟子的義利觀
孟子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義利觀,把義和利作爲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他說:“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踱之徒也。欲知舜與踱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盡心上》)“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滕文公下》)對利的取捨,要以道爲準繩。如果不合於仁義之道,就是一筐飯也不可以接受別人的饋贈;如果合於仁義之道,就象舜接受了堯的天下,也不以爲過分。
當梁惠王問他將何以“利吾國”時,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在他看來,如果“後義而先利”,一味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利益,就會臣弒君,子弒父,人們之間互相爭奪,國與國之間互相攻殺,導致國滅君亡。如果“先義而後利”,則人們之間的關係必然是和諧的。因此,他告誡梁惠王要以仁義治國,不可孳孳於求利。他又說:“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懷利以相接,國必亡;懷仁義以相接,可以王天下。可見,孟子屢次講“何必曰利?”不是一般地反對言利,而是反對當政者只求私利,不顧百姓的做法,也即反對“上下交征利”。
對於一般的老百姓,孟子充分認識到使民富裕的重要性,認爲“無 産而有 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 産,因無 心。苟無
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了?”(《孟子?梁惠王上》)沒有固定的産業收入卻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爲準則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於一般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産業收入,便也沒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爲準則。這樣,就會胡作非爲,違法亂紀,什麽事都幹得出來。等到他們犯了罪,然後去加以處罰,這等於陷害。有仁愛的君主是不能這樣做的。進而提出“制民之産”的主張:“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賢明的君主規定民衆擁有一定的産業,保證他們上足以贍養父母,下足以撫養妻子兒女;好年成時,豐衣足食,遭遇災荒也不致於凍餒死亡。在此基礎上,再督促他們養成良好品行,民衆就很容易服從。並提出“制民之産”的具體措施,即分田薄稅。民衆有了
産,生活安定,才能“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孟子?梁惠王上》)。
(三)荀子的義利觀
荀子更加明確提出“以義制利”(《荀子?正論》)的命題。他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荀子?大略》)道義和私利,是人們兼有的東西。即是堯、舜這樣的賢君也不能除去民衆追求私利的欲望,但是能夠使他們對私利的追求敵不過他們對道義的愛好。即使是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也不能去掉民衆對道義的愛好,但是能夠使他們對道義的愛好敵不過他們對私利的追求。要求君主要“隆仁”,“殺勢”,“以公義勝私慾”(《荀子?修身》)。因爲“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荀子?大略》)君主看重道義,道義就會勝過私利;君主推崇私利,私利就會勝過道義。“上好羞則民暗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荀子?大略》)君主是人民的表率,愛好義,民衆就會暗自整飭,愛好財富,民衆就會爲利而死,引致天下大亂。
荀子還從禮義的起源論證了禮義的作用,說明禮義的功利基礎。他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荀子?禮論》)人生來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麽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沒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沒有個標準限度,就不能不發生爭奪;一發生爭奪就會有禍亂,一有禍亂就會陷入困境。古代的聖王厭惡那禍亂,所以制定了禮義來確定人們的名分,以此來調養人們的欲望,滿足人們的要求,使人們的欲望決不會由於物資的原因而不得滿足,物資決不會因爲人們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資和欲望兩者在互相制約中增長。認識到禮義本身可以調節社會結構中不同個體的關係,可以確定度量分界,從而合理分配物質財富,消除和避免紛爭,保證社會的穩定。義本質上代表了一種更爲根本、更爲
久的利,這樣,自然就要“以義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發展,以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從而使整個社會和每個個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這就是所謂“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荀子?君子》)
對於普通人民,荀子繼承了孔孟的愛民、富民思想,提出“上下俱富”(《荀子?富國》)後進行教化的主張。“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荀子?富國》)使民衆得利,富裕起來,愛護他們,就能得天下、保社稷。“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太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荀子?大略》)不使民衆富裕就無法調養民衆的思想感情,不進行教育就無法整飭民衆的本性。既提出富民的措施,又提出教育引導民衆的方法。
“義”作爲道德價值,它所關注的是人的行爲活動在什麽性質和程度上滿足了自身的道德需要。具體而言,就是在特定的行爲活動中,是否作出義與不義、善與惡的價值判斷,進而自覺自愿地追求大義拋棄不義,揚善棄惡,追求和實現一定的道德價值。“利”作爲物質價值,它所關注的是,人的行爲活動在什麽性質和程度上滿足了自身的物質需要。具體而言,就是在特定的行爲活動中,是否對行爲活動及其結果作出或利或害的價值判斷,進而自覺自愿地趨利避害,追求和實現一定的物質價值。縱觀孔、孟、荀的義利觀,義與利是統一的,義中有利,利應有義。由此延伸,義與利的關係還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利”)與個別利益(“私利”)、義務與權利、道義與功利等多層次的關係。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人民在艱難摸索中以昂貴的代價得來的共識,是我國經濟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競爭造成優勝劣汰最佳化資源配置,進而促進生産力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能否生存,能否發展,取決於企業是否在競爭中取勝。企業在競爭中總要面臨很多取捨,義利關係的處理是否妥當,往往關係重大。
(一) 企業內部管理的義利問題
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能否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管理者能否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帶領員工去創造更多的利潤。員工積極性的調動,往往又在於管理者是否獲得員工的尊敬和支援,員工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對於企業管理者,應作“君子”,在義利問題上,要先義後利、重義輕利。管理者是人,有七情六慾,有自己的“利”的追求,這是正常的。但由於企業管理者與一般員工相比,處於有利、主動的地位。他們手中握有權力。這種權力,十分有利於他們個人私利的實現。因此,對他們來說,如果強調“利”、突出“利”,其後果,必然是私慾的膨脹,利慾
心。這樣的管理者,怎能帶出好的員工,使企業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呢?管理者注重私利,就會損害企業的利益,失去員工的尊敬和支援。管理者只有對利節制,先義後利,重義輕利,把公利放在首位,才會有興業的自覺性,企業才有希望。
爲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就要充分肯定員工之“利”,先利後義,義利結合。物質是基礎,員工的利益得到適當滿足,才會對企業有感情,才能引導他們去爲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爲社會作貢獻。
(二) 企業經營中的義利問題
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都是趨利的,趨利是市場主體的行爲動力,企業經營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企業在市場經營中不能單純求利,必須義利結合,以義取利。因爲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社會的一個成員。社會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只有穩定、健康、有序的社會環境,企業才有可能穩定、持續發展。因此,作爲一個社會成員,企業求利不僅求市場主體個體之利,也應追求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爲社會作出貢獻,這種貢獻,從本質上看,和企業自身經濟利益是統一的。
企業占領市場、開拓市場、提高競爭力,它的實質,是要蠃得顧客。企業的利潤,只有通過顧客的購買才有可能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顧客是企業經營的最主要的物件。離開了顧客的購買,企業的自身經濟利益就無從談起。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有市場中的行爲是自由平等的,不能強買強賣。企業要爭取顧客,就要生産出符合顧客要求的産品。如果不顧道義,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最終將失去顧客,失去企業的利益。只有在“利他”的同時,自身經濟利益才能實現。
企業經營成功與否,還取決於商業夥伴、金融界、新聞界、政府的理解、支援和合作。但是,這些理解、支援和合作不是企業欲取就有的,更不是企業用自身力量可以強制産生的,要靠企業有目的、主動、長期地去培植才能形成。這種培植過程是提高企業和企業産品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的過程,也是企業以其符合“義”的行爲獲得社會認可的過程。正是這個“義”,才能蠃得企業所需要的寶貴的社會理解、支援和合作,從而爲企業蠃得市場、蠃得經濟效益這個“利”創造有利的條件。這樣,先有義,後有利,利在義中。
(三) 企業分配中的義利問題
企業分配,從本質上來說,是國家、企業、資本所有者、職工四方面的利益關係問題。在這些利益主體的關係中,有大利、小利之分,有利已、利他之分。從而,就必然存在義與利的關係。這四方面利益的具體處理,無不反映在義利問題上的價值取向。
企業是“納稅人”,依法納稅是企業作爲經濟法人應盡的義務,也是企業對社會作貢獻的一個重要方面。稅收代表的是國家利益,對企業來說是“義”的應有之義。是否誠實地、及時地依法納稅,實質上反映的是企業在分配領域中的價值取向。依法納稅,國家富強了,企業的生存環境更好了,企業的利益就更能保障。這是先義後利,利在義中。相反,如果偷稅、漏稅,重利輕義,必會受到法律的制裁,自食苦果,最終喪失利益。
企業在進行分配時,必須先從收入中扣除全部成本,以保證企業維持再生産的需要。然而,成本的扣除與資本所有者(股東)的分紅數量和職工的獎金、福利必然産生矛盾。在這對矛盾中,成本(代表企業利益)和分紅、獎金、福利(代表個體利益)相比較,處於“義”的地位;而股東的紅利,職工的獎金、福利則處於“利”的地位。在處理這對矛盾時,必須“先義後利”,也即必須先滿足生産的需要,再進行淨收入的分配,決不能爲了“利”而多分紅利,多發獎金,少扣成本,以害“義”的手段去實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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