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當今中國人性格為何變得“越來越狠”

2019-02-23 22:28:16

如果讓一群叢林中的原始人,到中國的“血汗工廠”里當廉價勞動力,“血汗工廠”能否正常運行下去,實在很難想像。

同樣,習慣了“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一群人,能否沒有心理障礙地在一個民主只寫在紙上的社會裡生活,也不無疑問。

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制度的運作,都需要一個心理和性格的基礎,自從20世紀30年代弗洛伊德捅破了這一點後,就不是什麼秘密了。

原始人、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人們,之所以不適應“血汗工廠”的生產生活方式,不適應集權或專制的社會,就在於他們的心理模式、性格,和後者需要的心理和性格基礎對不上號,更準備地說,是他們不具有後者所要求的那種社會性格:守紀律、服從、對金錢或消費有欲望、奴性、盲目的認同。

當然,人們可以適應於任何的社會和制度,哪怕這個社會和制度多么壞,多么狠。但前提是必須對他們進行“規訓”,改變他們,培養出他們另外的社會性格。而且,結果是可以想到的,他們在心理上、人性上會被摧殘,形成的社會性格,又會成為這個社會和制度的破壞性能量。

要透視一個社會,必須走進它的內部,它的結構,它的社會性格,看哪些是支持它的運作的,哪些,又會是它的烈性炸藥。

能幹什麼?

我們先來看兩幅司空見慣的畫面:

第一幅:2013年6月中旬,在廣州,27歲的湖南湘西人周永紅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從一家外貿公司辭職,孤注一擲地“備戰”2014年的公務員考試。

在辭職前,公務員這個不創造財富,但有體制罩著的“寄生階層”,一直是周永紅這個被買房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小白領反感的對象。

第二幅:深圳富人圈流行喝人奶,甚至直接對著被僱傭的年輕奶媽的乳房喝,這一事件引起熱議後,有人跳出來為他們辯護了(姑且把這些人稱之為“辯護者”),說這都怨社會的畸形,為什麼就沒有人引導富人健康消費呢?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周永紅的“虛偽”,以及辯護者的“腦殘”之處。但這只是表層的真相。

事實上,他們的言行,只是今天很多人的“集體選擇”的微小部分,可以說平淡無奇。奇怪的只是: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合理,而且是越來越合理。誰能去指責周永紅們“虛偽”呢?誰又能阻止人們作惡、變態時,振振有詞地把責任都推給“政府”、“社會”、“他人”呢?

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周永紅們、辯護者們,明顯地被今天的社會現狀弄成了某種人,而這種人,恰恰又是這個現狀能夠維持下去不能缺少的。他們的所思所想,以及行動,隱約地透出一種既可以讓這個社會正常運作,也可以讓它玩不下去的東西——“社會性格”。

“社會性格”是美國社會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希·弗洛姆所使用的一個概念。藉由對社會結構的心理分析,他曾經掏出了20世紀50年代西方社會的五臟六腑。資本主義的性格基礎也沒逃過他的眼睛。

這並不是一個奇怪的概念。研究者們在思考中國為什麼有如此漫長的專制統治時,給出了一個解釋:老百姓身上普遍有著“羊性”,軟弱,忍耐,溫順。這種存在於大多數人身上的“羊性”,正是社會性格。

狼是需要羊體現出“羊性”的。換句話說,“羊性”具有維持狼吃羊的食物鏈的功能。正因為如此,專制統治者千方百計要培養老百姓軟弱,忍耐,溫順的社會性格,並且不僅是被迫,還要讓他們自動地這樣想,這樣做。

弗洛姆這樣解釋“社會性格”:“社會性格是指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數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結構的核心……它不是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概念,不是在一個確定的文化中的大多數人身上能夠找到的性格特點的簡單總和……”

話沒有說清楚。社會性格到底是什麼呢?這需要說到個人性格和社會性格的區別。

我們都知道個人性格是什麼:一個人可能孤僻,可能自卑,可能偏執,可能喜歡炫耀,諸如此類。它們屬於人的“第二本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形成。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的性格,和既定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生產生活方式沒有什麼關係。性格的功能,乃是讓一個人以某種心理—行為模式固定地和世界打交道,在心理上保護自己。

換句話說,個人性格,類似於本能一樣,其實是一個人身上的某套自動保護裝置。這就是改變一個人的性格如此之難的原因,因為要在他的內心深處解除他的武裝。

社會性格呢?是社會上大多數人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格特點,並且,這些性格,是人被既定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生產生活方式所改變,同時去適應的結果。

專制制度的運行,必須把老百姓變成“羊”。而老百姓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讓自己像“羊”一樣,這一點和老百姓在個人性格上是否孤僻,是否自卑並沒有多大關聯。

說白了,社會性格就是一種功能。為了政府能夠維持秩序,工廠能夠生產,商品能夠銷售,人們被塑造和引導應該這樣想這樣做,而不是那樣想那樣做,他們的心理能量,被調動起來維持整個社會的運轉,而不是破壞它。

發生了什麼?

很清楚,奴性、自私和貪婪,其實不一定是人性,而是特定的社會培養的。同樣,一個人的狠,也不一定是他本來就這樣,而是被特定社會培養、改變的結果。

周永紅們、辯護者們身上表現出來的那些社會性格——攻擊、占有、艷羨既得利益者、順從、推責任、冷漠,就是如此。

按照社會性格是社會結構塑造的理論,可以反推到周永紅們背後的社會結構。這肯定是一個創造財富者被掠奪,人們對未來沒有多少安全感,而不創造財富者則穩賺制度紅利的社會。同時,它也一定是個貧富懸殊,並且拜金的社會,沒有被權力和資本庇護的人們,不僅難以改變命運,而且在心理上都難以活下去。它正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

在這樣顯得比較狠的社會結構里,周永紅們能幹什麼呢?首先會感覺到無力、挫敗、鬱悶、心非常累,對未來沒有確定性。情緒的心理能量,會鬱積在他的心裡。對於人來說,這是可怕的。於是,性格的防禦性被激活,周永紅們形成了一種攻擊的社會性格。他們會罵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來給自己療傷。

這一社會性格乃社會結構造成,但因為對社會結構具有衝擊性和破壞性,卻不是它需要的,當然更不是在這個社會結構中居於主宰地位的利益集團的需要。要維持這個社會結構,需要的是繼續形成的其它社會性格:占有、艷羨既得利益者、順從。它們在功能上,就是負責讓利益受損的人,在心理上成為既得利益者的同夥。

對於周永紅們來說,罵能解決什麼問題?這只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心理療傷,越罵,越感覺到自己受傷,越感覺自己什麼都得不到。於是,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市場社會,共同培養了他們占有的社會性格。別人什麼都占有了,他也想占有。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今天感覺到活得很失敗,沒有占有多少東西的人,比如農村老人、國小校長、打工仔,把手伸向了幼女,在把一切都視為物占有的社會性格中,她們是今天非常稀缺的價值資源了。

占有的社會性格,是符合權力和資本維持這個社會運轉下去的需求的,因為想占有,多數人就會想去努力掙錢,從而能夠消費商品,創造財富,儘管它伴隨著負面的效應,就是很多人想錢想瘋了,不是去創造而是去打劫。

當然還沒有完。僅僅想占有,還不行,還必須想成為像既得利益者一樣的人。所以,人們會發展到,無論有無機會擠進利益集團里,也無論他們多么痛恨採用各種手段占有較多社會資源的人,骨子裡,他們其實是想成為這種人的。所以,痛恨腐敗,某種意義上,只是痛恨自己沒有機會腐敗而已;罵公務員,也只是痛恨為什麼公務員的職位不是給他。

這種社會性格,就完全合利益集團的意了。人們成了既有社會結構、利益分配格局的民眾基礎,而且,他們的所想所做,是在維持、強化這個社會結構、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是在破壞它。當然,在這種社會性格下,周永紅們也可以找到一堆理由來辯解,噁心點的會鼓吹“為人民服務”,實話實說的不過是為了混得好些。

這就導致了向辯護者的轉變。因為對於變態、惡的東西深感無力,人們就把它合理化;同時,為了消除把它們合理化的道德焦慮,便強迫自己具有被迫害感,把責任給推出去。

能帶來什麼?

概括一下的話,中國現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結構,都已經找到了維持它們運行所需要的社會性格,但同時,也帶來相應的後果,民眾同樣也形成了破壞它們的社會性格。

比如,社會治理上,固然中國人的“羊性”,以及他們對體制內美好生產的艷羨,其心理能量會導向對既有體制的維護,但他們所受到的挫敗,也會形成包括“仇官”在內的攻擊性格。這明顯不支持既有的治理方式,要擺平這些社會性格驅動的行為,官方要花費巨大的維穩成本。在古代,人們要被逼到活不下去才從“羊性”變成“狼性”,但今天不一樣,底線抬高了。

又比如,社會結構。要維持它的穩定運作,需要人們有這樣的社會性格:既能和他人合作,又對社會流動抱著希望。在今天,這兩種性格在人們身上還是具備的,所以社會雖然已經“潰敗”,但正常運行並無太大問題。後果只是,既得利益者對中下層的剝奪、羞辱,構成了人們無力感、挫敗感的來源。他們攻擊性的社會性格,並不是一直支持社會結構就這樣下去。

這不僅僅是麻煩所在。更大的麻煩還在於,政治、社會、經濟結構太依賴社會性格的支持了,而這也意味著,如果後者衝突於前者,後果是嚴重的。

西歐人把中世紀末期的農民,“規訓”成適應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下的社會性格,用了兩百多年,而且伴隨著血與火的歷程。甚至可以說,一直到20世紀初美國的“福特主義”誕生,資本主義的社會性格才牢牢地穩固。

但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是一停就暴露問題,所以是加速推進的,很多東西也會變得越來越快。以中國來說,改革開放後,把人們從“社會主義”的那種社會性格,變成市場經濟下所要求的社會性格,不到20年就搞定了。今天中國人具有市場傾向的社會性格,比西方人玩得還要誇張,什麼都可以占有,也什麼都可以賣。

而在今天,由於政治、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性格那么緊密的關係,讓人們具有一種社會性格,幾年甚至一兩年就可以做到。

這是很具有中國特色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變得越來越狠。

狠體現在從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經濟成長方式,到食品生產,到人際關係,到人們的行為、心態的方方面面。讓公務員不交養老金,退休之後領高於企業人員幾倍的養老金,這樣的制度還是比較狠的。官商利益集團在房地產上浩劫屌絲和中產,這也夠狠。造有毒食品給別人吃,縱火燒公車拖著別人一起玩完,“執法”時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著狠勁。

置身於這樣一個變狠的社會裡,人們要在心理上生存,防禦性也越來越強,在“被逼”之外,他們也傾向於主動去培養某種社會性格。當他們的社會性格和社會結構相遇時,無論是支持它的運作,還是去破壞它,表現都越來越誇張。由此,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一種非常明顯,也是最值得注意的社會性格:狠——人們正在變狠。

按照霍布斯的說法,自然狀態下,人們不狠根本無法生存。而大家都變狠,其實也就相當於集體的自殺,“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結果,是所有人一起玩完。

今天的中國社會當然不是這種情況。它的狠是行為的殘忍,對別人生命的冷漠,對正義的傷害,對道德底線的突破,對自己人性、生命的不尊重,對他人、社會的恨的大雜燴。它們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同時還是社會和心理的一種機制。

就是說,人們變狠,很大程度上是,如果他不這樣乾,他在利益上,在心理上都難以保護自己。狠,就相當於在神經過敏中,當他預期到在社會博弈中,在和別人的互動中自己會受傷時,在精神上、行為上主動去傷害他人。

這一社會性格明顯地是不支持既有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運作的。狠本來只是既得利益者們的群體性格或階層性格,其功能是維持他們控制下的秩序,以及利益,但現在,卻變成了一種社會性格,被普遍化了。如果誰都狠,羊就變成了狼,狼又怎么可能維持它在食物鏈上的單邊優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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