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研究的狀況

2019-03-07 19:20:37

無論從政治史,還是從文化史的角度講,秦始皇焚書坑儒都是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敘述中國古代史必然要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並予以譴責,而且這個內容已經列入國民必須接受的義務教育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作為提高國民素質的教育材料,成為社會文化主張的表征,按理說,史學界對它的研究應當很透徹了,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中華讀書報》2010年8月11日第15版“文化周刊”登載了任國征先生的短文《史應細考!》。下面是筆者摘錄的原文:

香港三聯書店在1995年出版了《中國通史》,其在“出版說明”中寫道:“自1953年第一編問世以來,歷經四十餘年方始出齊全套《中國通史》,足見學術建設之艱辛。”可見對於這套書的重視,並被視為經典書目。其中前四冊為范文瀾著,後六冊為蔡美彪等先生著。

范文瀾先生對其中第二冊還有兩次修訂:一是1957年的“本編草稿經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勤加磨湛,幫助我改正很多錯誤”;二是1963年的“原來有一些歷史地名和其他疏誤”,“現承再版之便,斟酌改定”(《中國通史》第二冊,第19頁)。范文瀾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香港三聯也享譽海內外,可謂名家名書。

《中國通史(二)》關於“焚書坑儒”的年份,一是在“焚書”部分寫道:“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齊人淳于越倡議,主張學古法,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二是在“坑儒”部分寫道:“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

眾所周知,這兩個時間都是錯誤的。查閱《史記·秦始皇本紀》,關於“焚書”和“坑儒”所在自然段里確實沒有確切年份。“焚書”的前段有“三十四年”,“坑儒”的前段有“三十五年”。根據《中國歷史紀年表》,“三十四年”是指“始皇帝三十四年”,對應“戊子”年和公元前213年。

接著,任先生查閱《史記·李斯列傳》和《資治通鑑·秦紀二》,校比中國史學家著作,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人民岀版社,1995年,第91頁)和外國史學家著作,羅素著的《中國問題》(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17頁),還參證《辭海》、人教版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和高教版的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歷史專業系列教材《中國古代史》第四章第一節,“確定范文瀾先生著的《中國通史(二)》關於焚書坑儒的時間有誤:焚書的時間不是公元前212年而是公元前213年,坑儒的時間不是公元前211年而是公元前212年。”並且進一步列舉章太炎先生在1901年寫的《秦獻記》和1910年寫的《秦政記》、馬克斯·韋伯1920年著的《儒教和道教》為例,指出:“關於‘焚書坑儒’的年份在中外學術界卻被有意或無意忽略”,從而說明“‘史應細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筆者完全贊成任國政先生的意見。時間是構成歷史事件的要素之一。人們總愛把歷史比喻成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某個時間發生了某件事情,那么,這個具體的時間就會把這個具體的事件,鎖定在它發生的一段河道上。不管時間過去多久,人們都能根據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去了解它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時間是人們了解歷史事件、認識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忽視不得。

范文瀾先生是史學大家,范氏《中國通史》是史學名著。大家名著,又在四十餘年中經過不只一次的修訂,居然還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兩個年份都搞錯了,這件事情本身就讓廣大讀者很難理解。這還不算,范氏《中國通史(二)》對“坑儒”的敘述也存在問題:“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方士欺騙秦始皇跟秦始皇活埋儒生,這原本是兩碼事,讀者看書至此,不禁會問:“方士欺騙了秦始皇,而後畏罪逃走,秦始皇理應下令捕捉、懲治方士,為什麼要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呢?”范氏《中國通史(二)》的這段敘述是從《史記·秦始皇本紀》轉譯來的。原文說:“‘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在這裡,司馬遷將方士欺騙秦始皇和秦始皇活埋儒生這兩碼事的聯繫講得很清楚,秦始皇認為,方士不僅欺騙他,而且誹謗他,因此聯想到諸生,就派人查問,發現諸生也有製造怪誕邪說來惑亂百姓,挑動百姓對朝廷不滿的。於是派御史審問諸生,諸生輾轉告發,最終將觸犯法禁的四百六十餘人,全部在鹹陽活埋。范文瀾先生是史學大家,自然不會連《史記》都看不懂,可卻偏偏忽視了方士欺騙秦始皇和秦始皇活埋諸生這兩件事的聯繫,結果給讀者製造了原本不應該出現的疑問。這個問題出得蹊蹺,令人費解。所以,筆者認為任國政先生的“史應細考”提得好,好就好在它揭露出史學界浮華的痼疾。

史學界的浮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問題的研究上表現得非常突出。既然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史學家就有責任把它搞清楚,然後才能用它教育民眾。可是,秦始皇一生“坑”過幾次“儒”,這么一個小小的問題,兩千多年以來就一直存在分歧,始終沒搞清楚,似乎沒有什麼人願意搞清它,相反,卻有人在故意製造混亂,讓人們無所適從。

在漢代史籍中,詳細記載秦始皇製造的“坑儒”事件只有兩次:一次是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的因方士欺騙、誹謗秦始皇而後畏罪逃走,使秦始皇聯想到諸生也有妖言惑眾者,經審問,獲犯法違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活埋於鹹陽。另一次是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所說的,秦始皇焚書後,害怕天下諸生不服從所變更的新法,就設計一個陰險的圈套,將博士諸生七百人,誘騙到驪山陵谷中溫處坑殺。這兩次“坑儒”,事發的原因不同,經過不同,坑殺的方式和人數也不同,自然不是一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坑儒”事件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所載“坑儒”,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事件發生的年份,但已經說明事件起因是“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焚書令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下達的,那就可以判斷:此次事件發生不會距焚書令下達太久。由此可見,司馬遷所記的“坑儒”事件與衛宏所記的“坑儒”事件是兩碼事,但這兩碼事發生的時間相距不遠。

可是,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只記載秦始皇一次坑殺四百六十餘人的“坑儒”事件,不記載秦始皇一次坑殺七百人的“坑儒”事件,這說明他根本不承認衛宏所記的那次“坑儒”事件的存在。反過來,衛宏並未否認司馬遷所記載的秦始皇一次坑殺四百六十餘人的“坑儒”事件,只是再補充一次秦始皇的“坑儒”罪行。這說明早在漢代關於秦始皇“坑儒”的次數已經出現意見分歧。

司馬遷是西漢武帝時期的史學大家,衛宏是兩漢之際的經學大師。他們倆人在學術上地位崇高、享有盛譽。所以,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很少有人懷疑他們的說法。像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就說:“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馬端臨對漢代史籍記載的秦始皇兩次大規模的“坑儒”,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確信是事實。

馬端臨是宋元之際的著名史學家。他的《文獻通考》是一部詳盡的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史。後世人們對《文獻通考》的評價是“明備精審”。在現今一些中國通史和秦漢史研究者的眼裡,馬端臨肯定了司馬遷和衛宏記載的秦始皇“坑儒”真實可信,秦始皇的“坑儒”罪狀就算“坐實”了。像曾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的林劍鳴教授,他著有《秦史稿》,這是一部享譽學界的秦史專著。該書正文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敘述了秦始皇“坑儒”罪行,但在探討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六十餘人,究竟是方士還是儒生的時候,以注釋的形式說明:“關於坑儒還有另一種說法”,於是附錄了衛宏所記秦始皇設計誘殺七百人的坑儒故事,然後說:“《文獻通考·學校考》把這一記載與《史記》中的記載當做兩回事敘述”,又引用了《文獻通考·學校考》的那段原文,最後總結說:“以上兩條資料雖晚出,亦可為旁證,故附於此。”旁證雖非主要證據,但既可為證,就必不能假,非真實不可!看來,林劍鳴教授是相信衛宏說法的。《秦始皇帝大傳》的作者安作璋、孟祥才兩位先生,在該書中採用《史記》上秦始皇“坑儒”的說法,寫道:“牽連進此案的四百六十多個方士與儒生被坑殺於鹹陽以東的渭水河畔。今陝西臨潼以西二十里有一處名叫洪坑溝的小山谷,據清亁隆《臨潼縣誌》記載又名坑儒谷,就是當年秦始皇下令坑殺儒生的地方。”這段話說得雖然很肯定,可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上只說在鹹陽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並沒有說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的地方是“鹹陽以東的渭水河畔”。作者的說法根據何在?應該有明確交待。今陝西臨潼的坑儒谷,相傳是衛宏所說的秦始皇設計誘殺儒生七百人的地方。衛宏所說的坑儒事件跟司馬遷所說的坑儒事件毫不相關,完全是兩碼事。臨潼這個地方確實在鹹陽以東,又離渭水不遠,可謂“渭水河畔”。作者講的是秦始皇殺害百六十餘人那一次坑儒,用的卻是衛宏所說的另外一次坑儒事件發生的地點,這就難免有拼湊歷史,糊弄讀者的嫌疑。作者或許辯解:“衛宏說的那次坑儒事件也是可信的。”可是,那您得說清楚,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呀!

比《秦史稿》和《秦始皇帝傳》作者爽快,《秦始皇大傳》作者郭志坤在書中專門設一目討論秦始皇“坑儒是一次還是多次?”其中寫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講明被坑儒生為四百六十餘人,而《詔定古文尚書序》又說七百人被坑殺。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宋元之際史學家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學校考》作了進一步的考證(筆者註:馬端臨並沒有作考證,更談不上進一步,只是引用。):‘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殺數十人。’這裡指出:秦朝除了坑殺四百六十餘人這一次之外,又坑殺了七百餘……。這說明,坑儒並不是一次,而是發生多次。這是完全可能的,其一,這是秦王朝一貫的政策所決定的。焚書令規定,焚書之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而儒生的特點就是‘師古’。荀子對秦昭襄王說:‘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荀子·儒效》)儒生們以習讀《詩》、《書》、百家語為業,偶然議論《詩》、《書》者便處以死刑,稍談當時政治者就要犯‘以古非今’之罪而被殺家滅族,儒生隨時都有被坑殺的可能,這樣勢必發生多次。其二,坑之鹹陽的四百六十餘人‘犯禁者’全是鹹陽地區捉來的。隨著審問的深入,追查的擴大,必然在全國範圍內清查,這樣一來,犯禁者就遠遠超過四百六十餘人。由於交通的限制以及‘犯禁者’的反抗,捉到的儒生往往是就地處決了。秦始皇為了達到‘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的目的,也就必然在全國範圍多處多次展開對儒生的鎮壓。秦始皇殺人數豈止數百數千,連數字也搞不清,史書上往往以‘皆殺之’、‘死者眾’、‘無復出者’等字眼來記載,秦始皇對儒生的殺戮猶如宰割了一批又一批的綿羊、牛馬一樣輕而易舉。”在郭志坤先生看來,秦始皇“坑儒”絕不是一次兩次的問題,而是多次,並且簡直多得數不過來。

一個小小的秦始皇“坑儒”次數的問題,兩千多年以來眾說紛紜,始終未能搞清楚,而且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么,現代大史學家們又是怎么對待這個問題的呢?

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上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都只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講述秦始皇在鹹陽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而對衛宏所說的秦始皇設計在驪山溫處活埋儒生七百人一事,避而不談。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名家或權威單位主編的大部頭中國通史著作相繼問世,如白壽彞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共12卷22冊,是哲學社會科學“六五”期間國家重點項目,到1998年9月完成,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袁行霈、嚴文明、張傳璽、樓宇烈主編的《中華文明史》四卷本,200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名譽主編李學勤、主編朱大渭的《中國通史圖說》10大冊,1999年由九洲圖書出版社出版;中國國家博物館編的《文物中國史》(彩色圖文本)8大冊,200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其中第四冊是《文物秦漢史》。我原以為,這些新出版的大部頭中國通史著作容量增大,會對秦始皇焚書坑儒有深一步研究,能夠解決一些像秦始皇坑儒次數這樣長久爭論不休的問題,結果,拜讀了這些書籍以後,大失所望。

白壽彝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和袁行霈、嚴文明、張傳璽、樓宇烈主編的《中華文明史》依舊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只講秦始皇在鹹陽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其他一概迴避。以白壽彞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為例,書中寫道:就在焚書的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發生了一起坑儒生的事。這件事是由幾個方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來,秦始皇十分迷信方術和方術士,以為他們可以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長生不老之藥。他甚至宣稱:“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盧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極力誑稱自己與神相通,可得奇藥妙方。但時間一長,他們的許諾和種種奇談總是毫無效驗,騙局即將戳穿。而秦法規定:“不得兼方,不驗,輒死。”因此,侯生、盧生密謀逃亡,在逃亡之前,還說秦始皇“剛戾自用”,“專任獄吏”,“貪於權勢”,未可為之求仙藥。始皇知道後大怒道:“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得誹謗我,是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審訊在鹹陽的全部方士與儒生。諸生轉相牽連告發,結果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全部坑殺於鹹陽。同時還謫遷了一批人至北方邊地。事情發生後,始皇長子扶蘇進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不僅怒而不聽,還使扶蘇離開鹹陽,北監蒙恬於上郡。

跟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和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比較,白壽彝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對秦始皇坑儒事件的敘述,除了詳細很多之外,並無新意。

《中國通史圖說·三·秦漢》和《文物中國史·文物秦漢史》共同的特點是書中配有大量歷史文物、歷史遺蹟的照片,想做到圖文並茂,富有說服力。可是,拜讀之後,感覺問題更嚴重。

《文物中國史·文物秦漢史》第一章第三節第二目“焚書堆·憫儒谷”開頭就說:“焚書坑儒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在今陝西渭南湭水東岸土丘上殘存有灰堆遺蹟,據說是當年秦始皇焚書的地方。在今陝西臨潼洪慶堡村西南還有坑儒谷遺址,據說當年無數儒生就被掩埋在這裡,因此又叫做憫儒谷。”接著,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敘述了焚書坑儒事件的經過,還特彆強調“秦始皇在諸生中親筆圏定四百六十餘人,將他們活埋在鹹陽。這就是歷史上的‘坑儒’事件,發生於前212年。”這裡,編書者已經把“坑儒”事件的時間、地點和人數講得清清楚楚。如果配上“焚書灰堆”的照片挺完美。可編書者偏偏配上“坑儒谷”的照片並說明:“在今陝西臨潼洪慶堡村西南”,這就生出問題了。這個“坑儒谷”是衛宏在《詔定古文官書序》中所說的秦始皇設計誘殺儒生七百人的地方,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的“坑儒”四百六十餘人,不是一碼事,人數有矛盾,配不上。這個問題編書者是心知肚明的。怎么掩蓋這個人數的矛盾,硬讓其勉強相配呢?編書者在開頭介紹“坑儒谷遺址”時故意說:“據說當年無數儒生就被掩埋在這裡”。用“無數”替代“七百”,故意將史籍上記載的兩次坑儒事件混為一談,這真可謂“煞費苦心!”如果我們批評編書者削足適履,張冠李戴,偽造歷史,編書者肯定喊寃,會說:“我們講的是‘無數’,並不是‘四百六十餘人’,沒有說坑儒谷活埋的是四百六十名儒生。”可是您忘記了您編寫的這部書的特點,既然稱為《文物中國史》,就是要用歷史文物、歷史遺蹟的圖片來印證歷史,表明真實可信。然而圖文原本不匹配,用主觀改造的辦法,強令結合,編書者的這種行為已經違背了編寫這部書的本意,造成了誤導廣大讀者的惡果。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享有盛譽的權威部門。以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名義編寫出版的歷史普及讀物,理應對祖國的歷史負責、對億萬讀者負責,編寫態度必須十分嚴肅認真。

《中國通史圖說·三·秦漢》在“秦代圖說”:“專制、集權、‘急政’、‘暴政’”標題下的第三節“鞏固統一的措施”中談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寫道:“為了統制思想文化,秦始皇製造了焚書坑儒兩起重大事件。”接著,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敘述了焚書坑儒的經過,其中談到,“焚書次年,又發生坑儒事件。其起因是方士侯生、盧生無法為秦始皇尋覓仙藥,以始皇貪於權勢、專用刑罰為由,相約逃亡。始皇聞訊,下令窮究。被認為犯禁,受到株連的儒生四百多人皆被活埋於鹹陽。”配合整段文字,編者安排了一幅歷史遺蹟照片,看上去是一個隆起的小土丘,照片正下方有簡短注釋,說:“圖三十一焚書坑儒遺址”。顯然,編者傳達給讀者的信息是:“秦始皇曾下令在這裡焚書,又下令在這裡活埋犯禁的四百多名儒生。”但是,這個遺址在什麼地方,編者根據什麼資料說它是秦始皇既焚書又坑儒的遺址,書中全無交待。秦始皇焚書坑儒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地點,這種意見是筆者前所未聞的新觀點。筆者急忙到圖書館尋找材料進行核查,結果,發現由張傳璽先生主編的《中華文明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一節“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中也配有一幅歷史遺蹟照片,跟《中國通史圖說.三·秦漢》書中的“焚書坑儒遺址”照片,一模一樣,分毫不差。可是,《中華文明史》書上的照片說明是“陝西渭南秦焚書灰堆遺址”。我又查了一些資料,都像《文物秦漢史》書上所說的那樣:“在今陝西渭南湭水東岸土丘上殘存有灰堆遺蹟,據說是當年秦始皇焚書的地方。”卻沒有一條資料說秦始皇曾在此處坑殺儒生。以歷史文物、歷史遺蹟照片印證歷史,增強可信度,是《中國通史圖說》的編輯本意,可是該書編者明明知道焚書和坑儒是兩件事,卻故意把它們混淆在一起,又不敢標明他們所謂“焚書坑儒遺址”的具體地點──陝西渭南,從而加大了對讀者的誤導,與編書的本意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我們從中不難看出,編者存心指鹿為馬,偽造遺址,忽悠廣大讀者。這實在缺乏歷史工作者的職業道德。

從上述的這些問題中,我們不難看出,絕大部分史學工作者對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上所講的秦始皇坑儒故事是信以為真的,對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上所講的秦始皇坑儒故事實際是心存懷疑的,所以都不願意直接引用它。可是,很少有人願意靜下心來,認真地下一番苦功夫去考證,辨別其真偽,所以才出現迴避衛宏所講坑儒故事的普遍現象。這正是史學界浮躁的一種具體表現。至於那些故意混淆兩個坑儒故事,偽造法證據,忽悠廣大讀者的史學工作者,就更等而下之了。

著名的史學家陳垣先生在《通鑑胡注表微·考證篇序錄》中說:“考證為史學方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學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這是入木三分的高論,真可謂一語破的,直截了當地道出了史學界重視史觀闡述,輕視史料考證的弊病,而這種弊病的存在,正是造成史學界浮華的重要原因。

在秦始皇“焚書坑儒”課題的研究中,浮華的弊病表現在研究者對有關史料的真偽關注很少,而對如何認識、評價這一事件的“史觀”問題,則爭論不休。因為考證史料的真偽,除了需要綜合運用各種傳統史學方法外,還需要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知識,如考古學、文字學、金石學、地理學、倫理學、經濟學等等,非要下一番苦功夫、笨功夫不可!它不如認識、評價事件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見解來得容易。

像秦始皇坑殺的對象,究竟是儒生呢,還是術士呢?該稱“坑儒”,還是該稱“殺術士”?

這個問題最早是由明代學者于慎行提出來的。他在《讀史漫錄》中說:“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日:‘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鹹陽者,傳相告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夫以二方士故,而坑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皆盧生之徒也,坑之誠不為過;其誦法孔子者,與方士何與?而盡坑之!世不核其實,以坑殺儒士,彼盧生豈儒士邪?”這段議論對秦始皇“坑儒”的傳統說法提出質疑。其要點是,所謂“坑儒”之事,系由兩位方士欺騙、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使御史按問諸生,這裡的“諸生”都是“盧生之徒”,即方士;方士裝神弄鬼,以求仙尋藥為名,欺騙秦始皇,賺取錢財爵位,“坑之誠不為過”;這件事跟儒生無關。于氏的見解不無道理,對後世頗有影響,不斷有人發揮其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六收有梁啓超的《戰國載記》,其中《紀秦並六國章第六》寫道:“坑儒之事,所坑者鹹陽四百餘人耳,且禍實肇自方士。則所坑者什九,皆當如漢時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諂以易富貴,在法宜誅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掃滌惡氛,懲創民蠹,功逾於罪也。”漢武帝時,方士少翁、欒大先後以招引神仙的方術迷惑皇帝,騙取賞賜,前者被封為文成將軍,後者被封為五利將軍。梁啓超認為,秦始皇所坑殺的人,百分之九十是跟漢武帝時文成、五利一樣的方士,依照法律是該殺的。這跟于慎行的看法,同出一轍。梁氏更一步指出:秦始皇的坑殺之舉,可以掃蕩社會惡劣的風氣,懲處殘害百姓的蠹蟲,功勞大於罪過。張分田著的《秦始皇傳》第十四章第四節標題就是“‘焚書’與‘坑術士’”,其中寫道:“‘坑儒’的提法不夠準確,應該稱之為‘坑術士’”,並認為“‘坑術士’是專橫暴虐的君主政治下正常統治行為。”

然而,反對這種意見的人相當多。目前大部分中國通史著作都講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些專著還特意駁斥秦始皇“坑術士”說。如安作璋、孟祥才著的《秦始皇帝大傳》第八章第二節標題就是“焚書坑儒”,其中寫道:于慎行“對‘坑儒’的懷疑是沒有道理的,司馬遷《史記》對‘坑儒’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如此重大的事件在西漢初年必然廣為流傳,不少知情者也能夠證實事件的真相。司馬遷的父輩是秦漢之際的人,他完全有條件與此事件的知情者接觸,很難想像他會把一個子虛烏有的故事作為信史傳給兒子。”(筆者註:此說不正確。秦亡於公元前207年,司馬遷生年有兩說:一是漢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見《太史公自序》張守節“正義”;另一是漢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見《太史公自序》司馬貞“索隱”。司馬遷出生時已經距離秦亡62年或72年了。那時候,司馬遷的父親不可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說“司馬遷父輩是秦漢之際的人,他完全有條件與此事件知情者接觸”,斷難成立。)再如郭志坤著的《秦始皇大傳》第二十一章第三節《坑儒的惡果》專列一目,討論“被坑者是方士還是儒生?”作者認為,“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六十餘人,方士和儒生皆有,更多的是儒生。”作者舉出三條根據,最有力量的一條根據是“扶蘇向秦始皇的進諫”,說:“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據此,作者認為:“照扶蘇講話的含義,秦始皇所要坑殺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為增加這一結論的分量,作者援引郭沫若《十批判書》中的一段話作說明:“近人有替始皇辯護的,謂被坑者不是儒者而是方士,我自己在以前也曾這樣說過。但這是不正確的,沒有把本紀的原文過細讀清楚。”

秦始皇究竟坑殺的是儒生還是術士?幾百年來爭論不休,直至現今。2009年4月25日,《北京青年報》刊登王立群先生的文章,題目觀點鮮明:《“坑儒”應為“坑術士”》。次年6月,臧嶸先生在《邯鄲學院學報》發表長文,題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儒生保衛文化的鬥爭》,堅持秦始皇“坑儒”說,駁斥“坑術士”說。

如何評價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無疑是這個研究課題中的重頭戲。傳統觀點都將“焚書”和“坑儒”視為暴政、虐政,予以譴責。在這個大同的前提下,小異是存在的。這也很正常,因為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認識。

梁啓超在《戰國載記》中說:“二事同為虐政,而結果非可以一概論。坑儒之事……則所坑者什九,皆當如漢時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諂以易富貴,在法宜誅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掃滌惡氛,懲創民蠹,功逾於罪也。若夫焚書則不然。其本意全在愚民。而其法令施行,徧及全國。當戰國之末,正學術思想磅礴勃興之時,乃忽以政府專制威力,奪民眾研學之自由,夭閼文化,莫此為甚,而其禍最烈者,尤在滅絕諸國史記。……自三代春秋以來,學術淵海,實在史官。……秦燔史記,而千餘年先民進化之總記錄,一舉而盡。漢後學者,乃不得不抱殘守缺,悴心力於摭拾考據,否則為空衍冥漠之論而已。學術正始敷榮而摧窒之,是始皇之罪也夫。”梁啓超對“焚書”,深惡痛絕,而對“坑儒”的客觀效果卻有讚詞。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的《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節中則認為,“在嚴刑峻法的威脅高壓之下,普天四海大燒其書……這無論怎么樣說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郭沫若對秦始皇“焚書坑儒”持全面、徹底否定態度。

白壽彞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上說:“為了提高皇權,維護秦皇朝的政治體制及其統治秩序,在文化意識領域,秦始皇也採取過加強思想控制,反對是古非今,打擊異己勢力的嚴厲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籍經常提到的焚書坑儒。”“秦始皇焚書坑儒,意在維護統一的集權政治,反對是古非今,打擊方士荒誕不經的怪談異說,但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點和秦始皇採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由張傳璽主編的《中華文明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一節《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寫道:“秦朝‘焚書坑儒’是為了‘定法教於一尊’,在完成對東方六國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一之後,將秦國的制度法令進一步向全國推廣,以求‘移風易俗’,統一文化,建立並長久維持人們嚮往已久的‘太平’盛世。但由於秦朝的法令過於嚴酷,也由於當時文化上的戰國局面依然存在,秦法與東方各地、特別是楚、齊、趙等地固有的傳統習俗存在著矛盾衝突,最終引發了大規模的反秦暴動,使秦王朝二世而亡。”

顯然,上述《中國通史》和《中華文明史》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主觀動機沒有完全否定。這兩部書,前者出版於20世紀末,後者出版於21世紀初,可以說,他們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評價是這一時期史學界的主流觀點。

視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暴政的傳統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曾經被顛倒過。那時候,控制輿論陣地的是“四人幫”。“四人幫”大搞影射史學,偽造一條“兩千多年來的儒法鬥爭一直繼續到現在”的歷史主線,為他們篡改黨的基本路線製造理論根據。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洪世滌著的《秦始皇》,書中寫道:“秦始皇的‘坑儒’,只是坑了鹹陽四百六十個‘以古非今’的反動儒生,這樣的鎮壓措施,對於‘厚今薄古’,鞏固統一,是完全必要的。”暴政被美化為鞏固統一的進步措施。

由此可見,評價秦始皇“焚書坑儒”,會受到研究者主觀認識的限制,更會受到客觀政治環境的影響,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公允恰當非常難。

無論是把秦始皇“焚書坑儒”視為暴政,還是鞏固統一的進步措施,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相信史籍有關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記載真實可信。如果這個前提出了問題,有一半是偽造的,那么,上述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評價恐怕都得推倒重來。

司馬遷和衛宏講述的秦始皇坑儒故事都取自民間傳聞,本不可靠。可是兩千多年以來,人們迷信這兩位漢代大學者,對他們的記述,採取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態度。以郭沫若為例,他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中先談到司馬遷講述的坑儒故事,隨後又談到衛宏講述的坑儒故事,接著說:“這與四百六十餘人的被坑,不知道是傳聞的異辭,還是前後兩事。《通考·學校考》是作為兩事而敘述著的……”。郭沫若先生擅長考據,他明明知道司馬遷和衛宏講述的秦始皇坑儒故事都來自“傳聞”,卻不願花功夫去考證其真偽,而對司馬遷講述的坑儒故事百分之百相信,對衛宏講述的坑儒故事,雖然不像百分之百相信的樣子,卻通過引用《通考·學校考》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不否定是兩件事的態度。像郭沫若先生這樣對待秦始皇坑儒故事的,在史學界大有人在。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春風吹遍各個領域。在秦漢史研究中,人們開始破除對司馬遷《史記》的迷信,對《史記》講述的秦始皇坑儒故事大膽地提出質疑。2009年11月18日,李開元在《中華讀書報》發表題為《焚書坑儒,半樁偽造的歷史》的文章。第二年,他又在《史學集刊》第6期發表題為《焚書坑儒的真偽虛實──半樁偽造的歷史》。這兩篇文章表達的思想是一致的。作者認為,“焚書坑儒,是一個用真實的焚書和虛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偽史。”我個人是支持這個觀點的。作者還認為,這段偽史的“編造者,是儒家的經師,編造的時間,在東漢初年,編造的目的,在於將儒家的經典抬舉為聖經,將儒生們塑造為殉教閉聖徒,為儒學的國教化製造輿論。”這個觀點,我不敢苟同。因為有關焚書坑儒的故事早在秦漢間已經流傳,“焚書坑儒”的成語在西漢武帝時期已經出現,是由當時儒學家孔安國率先講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已經把坑儒故事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也已經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這一切在西漢武帝時期已經完成,並沒有拖到東漢初年。但是,不管怎么說,李開元的文章,為焚書坑儒課題的研究開了一個好頭。我們有必要把這個研究課題深入下去,破解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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