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⑭|格哈特:其實,尼采和康德非常接近

2018-09-23 01:11:13

編saying

在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WCP)於北京召開(8月13日到20日)前後,文匯報文匯講堂工作室聯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華東師大哲學系共同向公眾呈現豐富多彩的“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同時歡迎參與同步推出的“我愛WCP“有獎傳播活動。(文末連結)

昨天,“牛津的孩子”皮考克的詳盡回憶是否讓大家在這個依然炎熱的周末里多了幾分愜意的涼快和不倦的談資?讀者會發現,像法因、麥克道威爾這樣的名字,既是現實的存在,也是經典的陪伴。今天,來聽康德研究專家談尼采。

“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

——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⑭

訪談康德和尼采研究專家、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格哈特

其實,尼采和康德非常接近

文/羅亞玲(文匯-復旦-華東師大聯合採訪組)

被訪談人:福爾克·格哈特(Volker Gerhardt),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以下簡稱“格哈特”

訪談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羅亞玲副教授,下簡稱“文匯”

訪談時間:2018年5月-6月

最早聽聞格哈特教授是在2002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學留學,新結識的幾位台灣學友中便有其弟子,每每談及導師,敬意溢於言表。這位1944年出生的教授,在兩德統一後不久的1992年來到洪堡大學,擔任哲學所所長,為該所後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同時還是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尼采和康德委員會主任、科學院版康德著作集收尾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對尼采和康德都有深入的研究。我曾經聽過他講康德道德哲學的課,剖析康德絕對命令第二公式中“人格中的人性”概念,非常深入獨到,讓人印象深刻。

我與格哈特教授真正的交往則在回復旦任教之後。2009年9月,格哈特教授以德國八大科學院輪值主席(2002-2012)的身份,帶隊先後訪問了北大、武大、中大、浙大和復旦,我參與了復旦的接待工作。閒余,我們從中國印象聊到德國哲學大咖的逸聞趣事,他無所不談,特別放鬆,完全顛覆了我心中高高在上的形象。在參觀上海博物館之後,格哈特教授感嘆,中國古代的青銅器都是禮器和生活用品,幾乎沒有一件兵器,這與歐洲很不一樣,“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歸途中他還喃喃自語沉思良久。臨別前,他贈我一本刊有他訪談錄的《哲學動態》,相約柏林再見。後我再去柏林,聽聞他已經退休並定居在漢堡便未去打攪。

此次因採訪再次翻開十年前的記憶,他欣然接受,每次郵件晚回還會解釋原委。交談中,得知他近年連著推出了幾本康德研究著作,眼下正收尾的明年新書,主題就是基於康德“人格中的人性”概念而對人道觀念所做的闡發。當年蹭課場景再現,心中不由喜悅和期盼——更多的人將分享格哈特教授多年研究結晶和深邃解析了!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01

哲學之緣與軌跡

文匯:格哈特教授,很高興您在這次北京世界哲學大會召開前夕接受我們的採訪。您1992年獲得了柏林洪堡大學的教席,此後您曾在較長時間內擔任洪堡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為該研究所的重建做了很多工作。當時是一個怎樣的處境?您為哲學所的重建做了哪些工作?您如何評價那些工作?

洪堡大學哲學所所長的貢獻:重建制度,重提馬克思精神

格哈特:您肯定知道,我從1967年以來一直關注大學政治問題,從學生代表到助教,最終到大學老師;從明斯特到科隆、哈勒,始終如此。這為我後來在洪堡大學的重建工作打下了基礎,重建工作面臨非常迫切的制度建設要求。

制度性重建的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必須應對較大的挑戰——解決人事問題、建立大家相互之間的信任。首先要和民主德國的學者在專業上進行溝通,確立共同的規劃。很遺憾這些只有少數幾個成功的例子,年輕的同事尤其難以適應科學體系的改變。有些同事能夠繼續他們的研究方向,比如邏輯學和哲學史的研究,並且能夠與國際性的研究接軌,這是比較成功的。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得以在洪堡大學引入研究20世紀哲學的新學科點,也才能把恩斯特·卡西爾遺著的出版工作帶到柏林。

對我來說有意義的是我們當時還做了一些避免卡爾·馬克思在柏林被遺忘的工作。這些工作體現於1996年和2001年的兩個跨學科的系列講座中,我後來結集出版了這兩個系列講座的論文集。在1933年和1945年兩次的歷史性中斷之後,重新激起人們對洪堡大學哲學傳統的記憶,這種哲學傳統在我看來已經變得非常重要。

馬克思系列講座論文集《柏林精神》《一個搖擺不定的論題》

對我個人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在這些任務不輕的研究所工作之中,我沒有因為大學和科學政治而偏離哲學。因此,我繼續發表我的康德和尼采研究成果,我於1999年和2000年在兩本專著中,將不同的論題分別與個體性理論做了關聯,這些工作具有一定的原創性。

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編撰尼采和康德著作,做項目規劃

文匯:除了在洪堡大學的工作,您1998年後就是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的成員,還擔任過科學院的主席。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是一個怎樣的機構?其與大學的區別何在?

格哈特:科學院可以說是雅典柏拉圖學院的重要後繼機構,前者於15世紀中葉被逐出雅典,不得已遷至佛羅倫斯。16和17世紀的時候,歐洲很多首都城市都建立了科學院,柏林在1700年也建立了科學院,當時叫普魯士科學院,就是今天的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科學院不但旨在開展國內前沿科學家之間自由的跨學科交流,還追蹤一些研究項目。1998年,當我到柏林的科學院任職時,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科學院的研究是對大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補充。科學院更多主持一些長時間的出版工作,大學則往往沒有足夠的金錢和時間去做這些工作。

我在完成我自己的康德著作時也想做一個科學院的規劃項目,因此我很關心這一所謂的“長久規劃”。後來我成了柏林科學院委員會主席,主管30個規劃項目。2002年,我被所有8個德國科學院委員會選為主席,這一職位涉及總共160個規劃項目。

這一職責我一直履行到2012年。在這十年中,國家預算從3千萬增長到6千萬。康德著作的出版工作計畫於2024年康德300周年誕辰時完成。

2009年9月,格哈特教授(第一排右三)以德國八大科學院輪值主席的身份,帶隊訪問了復旦。(第一排左四至左六,分別為李文潮、俞吾金、童世駿,後排左一、左二、左四分別為孫向晨、張慶熊、陳學明)

02

哲學特色與貢獻

文匯:您在學術管理領域的作為澤被了諸多德國學術人。我們回到您的學術研究,您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尼采和康德思想的專門研究,您如何理解這兩位氣質迥異的哲學家的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具體來說,您對康德和尼采哲學中的哪些問題最感興趣?

尼采和康德都是當代世界的批判者

格哈特:康德和尼采都很引人注目,他們也都是現代世界的批判者。儘管尼采自認為是康德的反對者,但他其實比他自己所意願的形象更接近康德。因此值得將他們兩人關聯起來進行闡釋。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康德也能夠被稱為“生命哲學家”,因為他發展了一種生命理論和一種文化理論。而尼采與康德的關聯之處在於,他是一個“批判的”思想家,他儘管不遺餘力地批判知識和真理,但最終堅持認知和邏輯的檢驗。他的身體哲學始終認定感官和理智的生髮性功能。

尼采使哲學不依賴於科學而重新獲得聲望

尼采的特殊貢獻在於,他使哲學不依賴於科學而重新獲得了聲望。尼采摧毀了日益狹隘的學院哲學的邊界,並把哲學和藝術結合起來。因此,直到今天,他還不斷地吸引年輕人以及有教養的藝術家和作家來學習哲學。

事實上,正是尼采思想中的前後不一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他批判真理,但在其真理批判中還是包含了真理性的有效性要求。尼采宣稱那個在康德那裡被證明是不可證明的上帝死了。正如他在上帝的死亡宣告書中所說,關於這個上帝,我們無法再如此言說。尼采把意識僅僅視作肉體的傀儡,但又在其《重估一切價值》中將之奉為“未來哲學”的主要介質。尼采認為“人道”是“胡扯”,並在其所有的偉大願景中押注於人的未來。儘管如此,其挑釁性的思想中包含了哲學需要去面對的一個巨大挑戰。

尼採在其《重估一切價值》中將意識奉為“未來哲學”的主要介質

康德試圖將科學和道德協調為一致

康德早在尼采之前100多年就以一種清醒的方式表達了尼采的洞見,並且致力於尋找各種與科學和道德協調一致的解決方案。康德的重大貢獻在於,他對自然做了歷史性的解釋,將自然(即使是質料性地理解的自然)視作生命和精神的起源,以此消解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形上學對立。康德對“經驗實在論”和“先驗觀念論”或“自然王國”和“理性王國”的區分就涉及人的“立場”,這些區分從認知和行動中的問題出發,試圖基於一定的“視角”去解決這些問題,但並不因此主張某種普遍的二元論。在康德這裡,尤其是在其生命理論和文化理論中,二元論已經得到了克服。因此,當康德把藝術視為文化的引領者,將藝術視為科學的方向標時,這對人的此在而言意味著什麼就已經很清楚了。這同樣也表明了康德和尼采有多接近。

全球康德研究各有長短,系統性思想依然有待發掘

文匯:康德哲學眼下依然是全世界哲學研究的熱門主題之一。您如何評價今天的康德研究,尤其是英美的康德研究?

格哈特:在德國、瑞士和奧地利,以人物為主題的康德研究最多也就走到歷史性和批判性研究的地步。零星地也有對於自我意識問題、倫理學、政治學和法權理論的論證問題的系統性研究。康德重要的美學思想也引起了重視。最近終於有一部研究康德宗教哲學的巨著要完成了。雖然這些研究成果頗豐,但康德政治理論、生命理論和文化理論的系統性思想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掘。

康德哲學眼下依然是全世界哲學研究的熱門主題之一,圖為《康德——理性與生命》與《康德趣談》

在英國和美國,儘管以人物為主題的康德研究比較強些,但在我看來,早期那些在系統性問題上的創見則被丟失了。

03

我看中國哲學和世界哲學大會

文匯:您如何理解當今世界?在您看來當今世界的主要特徵何在?

當代世界:技術造就了交往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文明,但潛伏著核武威脅

格哈特:當今世界的新穎之處在於技術造就的統一性。古代就有將人類視為一個整體的學說——把所有人統一於一個國家之下的理念。中世紀的時候,在亞洲、非洲和歐洲,人們信仰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些宗教也都有這樣的觀念,即人類統一於一個唯一的宗教之下。

近代以來,地球逐漸成了一個發現、認知和體驗的空間,歐洲人更是把地球當作服務於其各種目的的行動空間加以利用。因此殖民主義愈演愈烈,直到各地此起彼伏地爆發戰爭才慢慢偃旗息鼓。這些戰爭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整個世界元氣大傷。

聯合國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它為建立全球性的權利與和平秩序的理念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至今為止,聯合國還不足以實現真正的國際和平。我們還要持續建設國際法,期待在可預見的未來建立更為可靠的和平保障。

但當今世界的問題在於,有些國家,或出於經濟的原因、或出於宗教的原因、或純粹出於維護區域性權力的算計,尚未真正堅持和平的理念。消除環境危機、克服貧困以及實現宗教寬容政治的各種努力也存在同樣的瓶頸。因此,我們面臨著戰爭——甚至是核戰爭——的威脅,而核武器的使用足以摧毀今天的交往型和技術密集型的世界文明。

格哈特認為,當今世界的問題在於有些國家尚未真正堅持和平的理念

哲學的使命:既是批判的,也將多樣性視為更高的善加以敬重

文匯:那您認為哲學能為當今世界做點什麼?

格哈特:哲學能夠為和平、為人權以及為法律保障的維護提供論證;為此哲學應該是可以公開地討論的。哲學首先可以澄清什麼是人道、人道與自然和文化的內在聯繫以及人的相關責任。此外,哲學應當樹立溝通專業內部矛盾的典範。哲學是批判的,同時,哲學也應該把哲學觀點和學派的多樣性視為更高的善加以敬重。哲學不僅需要很多學派,也需要各種各樣的哲學家。

哲學的特殊任務在於,把各種哲思傳統開放性地置於不同的文化之中,發掘其真知灼見,發揮其當代意義。哲學也應當尊重認知興趣及其方法的多樣性。2500年前的哲學正是在多種觀點的碰撞中產生,這種碰撞貫穿了整個哲學史,造就了哲學的創造性。哲學若採取單一的方法,她必將成為單一的文化,並在其中慢慢枯萎。

當代德國哲學:語言分析哲學與歷史研究之間存在不平衡

文匯:今天的德國哲學家們如何應對當今世界的新形勢?當代德國哲學是否有一些共同的趨勢?

格哈特:不存在一個在某種謀劃或計畫之下的共同趨向。但在德國,在盛行了幾十年的語言分析哲學和日益被忽視的歷史研究之間存在著不平衡。研究德國和歐洲哲學傳統的哲學家可以說太少了,儘管還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在做這些研究。歐洲人也忽略了波斯、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哲學傳統。我是武漢大學的榮譽教授,也曾經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沙、杭州等地待過,我非常敬重中國的儒家傳統。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曾經有過一個“軸心時代”,那時的世界性或區域性的思想家如孔子、佛陀、查拉圖斯特拉、或蘇格拉底都給人類帶來了全新的哲學思想,我們所有人應該——至少當我們進行思考的時候——受他們引領。

格哈特於1999年和2000年在《自我規定——個體性原則》《個體性——世界的要素》兩本專著中將不同的論題分別與個體性理論做了關聯

學以成人:哲學在方法、理論和實踐交往中樹立了人道榜樣,也是一種規範

文匯:這次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是“學以成人”,這句話出自儒學的經典,大致表達對人道的強調。您如何理解和評論這一主題?

格哈特:這個主題很好,很有現實性!它表達了哲學自始以來的一個主要思想,強調了一再被人類遺忘的人的統一性。今天有必要重提這一點——這不僅僅是為了重新認識自然和文化的內在關聯,也是為了重新認識思想、行動和感覺的內在聯繫以及動物和人的關聯。

我在2019年將出版一本新書《人道——每個人的人格中的人性》,我提這一茬,是為了說明這次北京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給我帶來了什麼樣的震撼。

對哲學而言,“成人”不僅僅是一個可以以分析方式處理的理論話題。哲學本身在其方法、理論和與世界的實踐交往中樹立了一個人道的榜樣。孔子、蘇格拉底和康德都不僅僅在追問“人是什麼?”,他們也都努力通過自己的生活去展示做人意味著什麼。哲學家作為男人或女人都需要給出自我認知和世界認知的範例。他們必須能夠表明,怎樣才是盡最大可能過一種理性的生活(這也就意味著作為“同仁”,作為眾人之中的一個人),其他人能夠以他為榜樣。人道因此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它也必須被視為一個規範。

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哲學也是一種科學,一種孕育了很多其他科學的科學。她必須與其他科學保持關聯。為此,她必須與其他科學進行跨學科合作,以完善科學的範圍。

中國哲學富有開放性,學者好學有天賦,望加強原創和傳統優勢

文匯:WCP首次在北京召開,整箇中國學界都很興奮和珍惜,您如何理解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化?您認為中國哲學能夠為當今世界作出什麼貢獻?

格哈特:當代中國哲學就其開放性而言是世界上其他哲學的榜樣。年輕的中國哲學家們渴望學習和理解歐洲的、美國的、印度的或非洲的哲學。在我所涉獵的康德哲學和尼采哲學的歷史研究領域,以及在宗教哲學的問題上,中國同行的透徹的理解力和極高的學識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格哈特在幾次訪問中國的經歷中感受到,中國學人很有哲學天賦

如果他們不僅能接受和批判性地檢驗其他思想家的立場,並且也能夠進一步用自己的觀點去補充和發展他們的思想,那將大有裨益。我從我的一個博士——他現在在中國已經是教授了——那裡聽說,來自中國的客人們不僅能夠很精準地理解康德的一些棘手問題,而且還能批判性地推進這些問題的思考。我也在幾次訪問中國的經歷中感受到,中國學人很有哲學天賦。

同時,中國學者不能忘記發揚自身哲學文化。我個人在接觸儒家和道家思想時受益良多,我希望中國哲學家能夠有意識地發揚和闡發這幾千年的真知灼見。

寄語全球哲學後學:“自己思考”+以激情掌握多元文化、學科

文匯:能否請您藉此機會給年輕的研習哲學的學子提一些建議?我指的是全世界學哲學的年輕人,不僅是中國的。

格哈特:我很樂意!我主要談五個自我理解:

第一,他們應該認識到哲學遺產的多樣性,不能局限於自己的文化。

第二,他們應該至少熟悉哲學史上一個歷史問題領域,至少熟悉其中一個系統性的問題領域。

第三,除了哲學,他們應該還至少學習一門其他學科。

第四,他們應當明確,在生存論的意義上他們對哪些哲學問題感興趣。哲學從來不是一門純粹的科學學科,如果要做得好,哲學必須同時是一種激情。

第五,哲學家們應該不僅能思考別人正在思考或已經思考過的東西,哲學家們首先要自己思考。“自己思考”正是康德對其學生的要求。

最後,鑒於中國和歐洲的歷史關聯(這在我看來很重要,尤其是我們剛剛慶祝了卡爾·馬克思的200周年誕辰),我還想提示一點:青年馬克思在其流亡期間撰寫的“巴黎手稿”之中表達了其哲學和政治的願景,其中有個雙重目標:“人的自然化”和“人化的自然”。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羅曼蒂克”的目標,但在如今人類面臨由其自身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甚至連自我生存亦受到威脅的境況下,這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馬克思已經認識到,沒有人權的保障,這一目標難以實現。我至今一直贊同這個觀點。對於以“學以成人”為主題的北京世界哲學大會而言,馬克思的這句話也可以作為其綱領。

(責編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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