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當下中國道德崩潰不如古代是偽命題

2019-03-09 18:11:26

[導讀]許多人在談論現在的所謂道德滑坡時,總喜歡拿過去說事,聲稱現在的中國人道德嚴重衰退,而過去曾經道德高尚。

法國畫家托馬斯·庫蒂爾所繪的《衰落時期的羅馬帝國》。 (南方周末資料圖)

道德衰敗:一個神話?

所謂古代道德高尚,此後道德不斷衰退的說法,也許不過是人們因為對現狀不滿,把古代理想化的結果。

道德滑坡似乎成為了當今社會的流行詞。不少文章都在質問,當今中國道德滑坡嚴重,表現為正義得不到伸張,助人者蒙冤賠償;路見傷者擔心惹火上身,只能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影響最大的莫過於2011年10月的小悅悅事件)。這些表述給人的感覺,是整箇中國社會道德體系徹底崩潰。對於中國這個號稱有著數千年文明史,而且一直強調助人為樂、尊老愛幼的古老文明國家而言,大有末日將臨的味道。仿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除了教會人們發財賺錢,所有傳統道德都被棄之不顧,社會道德不是滑坡,簡直是徹底破產了。

不過,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對所謂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崩潰的擔心。筆者不了解中國歷史,對從古代以來流傳到今天的傳統道德,也不甚瞭然(實際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語境中探討傳統道德時,它們到底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恐怕也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因為多年教授希臘羅馬的歷史,對古代人談論的道德滑坡略有認識,這裡寫出來,雖不免因屬於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時代,有隔靴搔癢之感,也許多少能有點啟發。

修昔底德開創先例

就目前的文獻而論,較早談及道德滑坡問題的,是雅典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作為經歷了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時代和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雅典愛國者,修昔底德對雅典人的“道德滑坡”,感同身受。由於古代雅典要求於公民的道德,主要是對國家的忠誠和貢獻,因此,修昔底德有關雅典人道德的評價,主要也是從國家層面著眼。批評的主要對象,則是伯里克利之後的雅典政治家。抨擊的主要理由,則是伯里克利一心為公,從不貪腐,能夠領導人民。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話說,是伯里克利在領導人民,而不是人民在領導他。而在他之後的那些政治家,因為能力和道德的限制,相互爭權奪利,爭相討好人民,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以至於在戰爭中犯了大量錯誤,最後在戰爭中慘遭失敗。雅典不但損失了大量人力物力與帝國,連獨立都不保。

修昔底德開創的先例,在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演說家那裡得到進一步發展。相對於公元前5世紀而言,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既缺乏雄厚的資金,也缺乏強大的軍隊,在戰場上和外交上似乎屢屢碰壁,先受制於斯巴達,後為波斯操縱,最後被馬其頓戰敗。於是,政治家們和思想家們都忙於討論雅典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其中的不少人,如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等,再度把眼光轉向道德。

對伊索克拉底而言,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強大,源自那時實行所謂先祖的民主,先祖民主的典型表現,就是政治家們道德高尚,一心為國。甚至政治家們之間的爭鬥,都有利於國家。而公元前4世紀的政治家們,每個人都想著自己的荷包,想著如何從國家和富人那裡撈取錢財和官職。德摩斯梯尼譴責的,則是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人敏於行動,積極為國盡忠,而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人,只會在公民大會上坐而論道,卻缺乏行動的精神,坐視馬其頓一天天強大,終於喪失了寶貴的自由。

羅馬人的道德“滑坡”

無獨有偶,當羅馬共和國進入最後一代100年時,羅馬人也開始討論他們的道德問題了。而且在那時的羅馬人看來,共和國後期的羅馬所以內亂頻仍,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羅馬時代的道德到共和國後期已經崩潰了。撒路斯特是最早明確點出這一點的人。在《朱古達戰爭》中,他如此歌頌早期羅馬共和國的道德所帶來的羅馬的強大:

不論是在家裡還是在戰場上,都培養美德。到處都表現出最大的和諧,人們幾乎不知道貪慾為何物。在他們中間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與其說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說乃是出於本性。爭吵、不和和爭鬥都是保留給他們的敵人的。公民和公民之間所比試的只是看誰能成就更多的功業。對諸神的奉祀,他們是毫不吝惜的,但在家中他們過的卻是簡樸的生活,對朋友也是誠心實意的。他們通過實現戰時的勇敢與和平時期的公正這兩種品質,來省察自身、監督其國家。

可是,到共和國後期,具體說是迦太基被消滅後,羅馬的風俗變得不可容忍,掌權的羅馬顯貴們首先腐敗,腐敗的原因,則是對財富、光榮和權勢的追求:

一旦財富開始受到人們的尊敬,並且當光榮、軍事統帥權和政權隨之也受到尊敬的時候,美德便開始失去其光彩,貧困被認為是恥辱,廉潔反而被說成是一種惡意的表現。因此,由於財富的緣故,同狂妄自大結合在一起的奢侈與貪婪便沾染上了我們的青年一代。他們幹著掠奪的勾當,毫無節制地浪費;他們毫不珍視自己的財產,卻又覬覦別人的財產;對於節制、貞節,人的和神的一切事物,他們無不採取蔑視的態度;簡言之,他們既極為膽大妄為又毫無顧忌。

然而,撒路斯特並不是唯一如此評論羅馬共和國道德滑坡的人,李維說得更加明白:

在我看來,每個人都應當密切地注意這些問題:曾有過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道德;在和平與戰爭時期,通過哪些人以及運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擴大帝國;然後應注意到,隨著綱紀逐漸廢弛,道德可以說先是傾斜,繼而愈加下滑,最終開始傾覆,直至我們既不能忍受我們的罪過,亦不能忍受補救措施的今日。

對李維而言,早期羅馬之所以能從蕞爾小邦逐步崛起,最終一統地中海,建立龐大的帝國,是羅馬人謹守清貧和道德高尚的結果。共和國後期的內戰,是隨著財富的增長和貪慾的擴張,導致羅馬人物慾橫流,道德崩潰,產生了無法醫治的弊端。

因此,在具體敘事中,李維十分注意羅馬人道德高尚和一心為國的例證,描寫了足以表現羅馬傳統美德的一大批公而忘私、富有愛國熱情的政治家的作為:辛辛那圖斯親自耕種自己的農場,奉召出任獨裁官,打敗敵人後立刻解甲歸田;費邊家族自費出征,接替國家的責任對維伊進行戰爭,最後中伏全軍覆沒、僅餘一丁;卡米路斯攻占維伊,卻被羅馬人民流放,但在高盧人攻陷羅馬後,他立刻率兵趕赴羅馬驅逐高盧人,並在羅馬人打算放棄殘破的羅馬遷都維伊之時,苦口婆心地說服人民放棄那不當的主張。

可惜李維關於共和國末期歷史的記載失傳,讓我們無法了解他到底記載了羅馬人道德破產具體表現在哪些地方。

不過,在他之前的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已經對此有所暗示。按照他的說法,羅馬人道德的大規模滑坡,應當是在第三次布匿戰爭之時,當時他在高揚消滅迦太基的西庇阿無限美德的同時,抨擊了大多數羅馬人的貪婪和腐敗。到公元2世紀的普魯塔克時代,所有古代強大的國家,人民無不道德高尚,一心為公。他筆下一大批古代的政治家,從希臘人的萊庫古、梭倫,到羅馬的羅慕路斯和卡米路斯,都被刻畫成為美德的典範。至此,古代共和政治源自公民美德的傳統,成為西方思想中最為重要的潮流之一。

古代道德真的高尚?

有意思的是,近代早期的歐洲,特別是17和18世紀,歐洲人對古代的道德又開始產生了濃厚興趣,並且把古代共和國的存在與發展,與古代人的所謂美德聯繫起來。馬基雅維利等義大利人把美德視為古代國家強盛的根本原因,孟德斯鳩把羅馬人的美德與共和政治的存廢直接掛鈎。盧梭更直白,把斯巴達的禁慾、克制和鄙棄財富以及文化上的荒漠化作為古代美德的象徵,並把奢侈與道德墮落直接等同。不少人似乎認為,近代歐洲的共和制所以不能實現,蓋因為近代每個人都忙於自己的私事,人的道德已經受到奢侈侵蝕,無福消受共和政治了。

然而,所謂古代道德高尚,此後道德不斷衰退的說法,也許不過是人們因為對現狀不滿,把古代理想化的結果。早在公元前7世紀,希臘作家赫西奧德已經給人們勾勒出了一個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墮落進程,古代中國的儒家給我們描繪的,也是一個從人類道德高尚的大同世界,走向日益墮落的小康社會的歷程。

這裡涉及兩個問題,首先是古代是否有過所謂道德高尚的時代,令人生疑。其次是國家衰退與道德墮落是否存在聯繫,疑問更多。

就雅典而言,她最早的政治家提修斯可能就是個盜匪,曾參與綁架斯巴達公主海倫;就斯巴達而言,據傳確立斯巴達政體的萊庫古,是否有其人都是疑問,所謂的道德高尚,就更缺乏證據了。他所確立的政體,顯然也是對有產階級有利。

最為古代作家和近代學者稱道的早期羅馬的創建者羅慕路斯,拋開其本人的出身不論,居然為了爭權謀殺了自己的弟弟,又鼓動羅馬人借舉行舞會之際,劫奪薩賓人妻子和女兒,強行霸占為妻,以至於引起雙方的衝突。早期羅馬歷史上,濫用權力的官員比比皆是。

號為古代賢人楷模的卡米路斯,其清白也不完全沒有疑問,以至於連他的朋友都認為,他如果希望避免懲罰,只能選擇自動流放。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戰爭的關鍵時刻,羅馬的那些顯赫人物也沒有忘記爭權奪利。

所以,所謂所有人一心為公的道德高尚的時代,不過是後來人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儒家所謂的古代大同,早已遭到法家的解構。今日任何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明白,那不過是儒家的道德烏托邦。

同理,所謂的道德衰落,很大程度上也是神話。早在上世紀初,德國學者霍莫已經證明,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國家仍然是希臘世界的一流強國,它雄厚的財政實力,強大的海軍,能幹的將領,確保雅典能夠立足於戰亂頻仍的世界,並且在馬其頓人逼近之時,勇敢地捍衛自己的獨立。如果雅典人真的一心只關心自己的荷包,如何解釋那些在喀羅尼亞為國捐軀的將士的行為!牛津大學教授多爾更證明,亞里士多德時代的雅典人,較之公元前5世紀或者更早時期的雅典人,整體道德水平沒有任何所謂的墮落。

就羅馬而論,雖然共和國末期出現過不少為了權力揮兵羅馬的蘇拉和愷撒之徒,但同樣也有為共和國戰鬥到底的西塞羅以及眾多其他人等,就私人道德而論,據阿庇安記載,當後三頭髮布公敵宣告之時,曾經有不少被宣布為公敵的人,或者為他們的妻子,或者為他們的親屬拯救,後來在政治上繼續有所作為!

就近代歐洲而論,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與古代比較,今人的道德,在很多方面較古代有很大的提升。婦女的贏得平等地位,奴隸制的廢除,職業的相對平等,以及對基本人權的重視,應當無人否認,早已遠遠超越古代。然而自近代以來,西方不少人也都在談論今天的所謂道德墮落問題。而且在不少中國學人看來,今天西方人的道德高尚,適足以成為當下中國人道德墮落的對照。

當下中國真的道德崩潰了嗎?

許多人在談論現在的所謂道德滑坡時,總喜歡拿過去說事,聲稱現在的中國人道德嚴重衰退,而過去曾經道德高尚。對此筆者實在不敢苟同。

首先,什麼時候是道德高尚的時代?所謂的道德高尚,又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恐怕你問100個人,也許會有100個不同的答案。不少人可能會想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人可能會想到上世紀80年代,還有些也許會想到民國甚至更早的時候。然而那時的中國人真的就道德都非常高尚嗎?恐怕不是。

遠的不說,就說上世紀50-60年代,那時的人們確實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某些道德高尚的例證,典型的表現是所謂一心為公,絕不徇私。然而,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貪污犯。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為了從運動中脫身,不少人都做過違背良心的事情。甚至為了完成指標,將一些本來沒有任何問題的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更不用說那時的所謂地主富農之類,很多人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人道對待。“文革”時期,高層有“四人幫”,基層有眾多的派系鬥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為了奪權不惜訴諸武力。道德高尚在哪裡?

再往前說,如果國民黨人個個都清正廉潔,道德高尚,恐怕今天還是所謂的中華民國,中國革命就沒有了任何基礎。即使到了上世紀80年代,人們的道德,也未必就高尚到哪裡去。否則那時也就不用提倡大力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提倡五講四美了。那時實際已經開始的造假,不過因為媒體不夠發達,不為人們所知罷了。那么,請問什麼時候是人們心目中道德非常高尚的時代,是明朝和清朝,還是更早的時候?

確實,當今社會正處在急劇的變化和轉型之中,傳統的道德體系中,有不少已經崩潰或者陷入危機。對此,我們可以部分贊同滑坡論者的觀點,某些方面的問題,與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密切相關,諸如不計後果的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甚至為了所謂的名氣和利益,置基本的道德底線於不顧。更要命的是,道德底線的被突破,很多時候始自所謂的精英階層或者明星們,影響特別惡劣,影響也隨之倍增。但此類案例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則是我們社會整體的道德水準在提升。人們之所以對“范跑跑”們嗤之以鼻,對小悅悅未能得到及時救助而憤怒,對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口誅筆伐,一則是因為當今媒體的公開和發達,讓這些惡劣案例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則顯示了大多數人基本的道德認知,顯示了社會整體對道德水平要求的提升。舉例來說,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近日的蘆山地震,大批民間人士或者自己駕車,或者由單位組織,冒險前往災區救援。至於社會的其他方面,人們日常交往中的互幫互助,乃至患難之際雪中送炭,例證更是不勝枚舉。這個時代確實出現了不少父子、夫妻為財產對簿公堂的案例,但我不揣冒昧地說一句,如今主動向父母表示孝心的子女,即使比例不比過去高,至少不比過去少。倉廩實而知禮節,畢竟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多數人有意願、也有能力,向自己家的老人表達心意。

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當今不存在道德問題,甚至某些方面的滑坡。我想表達的不過是,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乏道德高尚之人,也從來不缺道德敗壞之人(即使在事關民族生死的抗日戰爭時期,我們也都是既有大量的民族英雄,也有數量不菲的漢奸),我們不能片面地根據某些方面的問題,一味指責當今的道德滑坡,甚至為了某些不堪的目的,主張回到那本不存在的道德高尚的過去。

讓法律的歸法律,讓道德的歸道德

而當今人們所說的很多問題,並不完全屬於道德範疇。濫用食品添加劑;藥品造假;產品粗製濫造,以次充好;甚至為人師表的教授,有些時候也變成了叫獸。但它們中的大部分,不屬於道德調節的範疇,應當由法律監管。官員貪污受賄,企業造假,醫生濫開藥,教師侵犯學生,難道靠道德的說教和自律夠嗎?如果把這些問題都歸因於道德敗壞,轉而尋求那根本就不存在的道德烏托邦,不免過高估計了道德的作用,也會讓道德不堪重負,並且會掩蓋我們制度和法制建設某些方面的缺失。

如果我們把《聖經》中耶穌的話略加改造,也許可以說成,“讓道德的歸於道德,讓法律和制度的歸於法律和制度。”兩者雖然不是涇渭分明,但至少就目前的情況論,道德建設應主要由民間和習俗來調節,法律和制度的建設,才是消除某些社會弊病的根本,而且它們的建設和發展,會進一步促進道德的回歸和向上。

從這個角度看,清華大學萬俊人的看法顯然更加理性,也更值得肯定(《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4月24日第4版)。他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下的社會轉型,不能因為部分人的見死不救、道德冷漠和商業欺詐,就簡單地判定世風日下,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大量感天動地的道德英雄,諸如“美麗媽媽”、“勇敢司機”等(也許還應加上蘆山地震中的“最美志願者”和“最美女教師”等)。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的不是模糊的、言人人殊的所謂傳統道德,而是現代公共道德,它必須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其基礎是現代法制體系和現代公共價值理念或信念。只有“立基於健全的現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並贏得公共信任,確立現代社會的公共價值理念或信念”。

筆者希望補充的是,人類的道德,實際上會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變革和更新,並且在變革和更新中,既突破某些傳統的理念,同時也創造新的規範。人類不斷追求完美和美好的性情,讓他注定會針對現實中的許多問題發難,進而對現實進行批判,從而推動問題的解決和進步。而對現實不滿的表現,在部分人那裡表現為對未來的信心,但對很多人來說,則更希望他自己根本不理解的理想化的過去,就像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人那樣,回復到所謂的“先祖政制”。也許若干年後,當中國人遇到新的社會問題時,我們自己時代的正面案例,也會被某些人視為道德高尚的範例,成為那個時代的道德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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