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道者——風氣初開時的民國另類 | 《我們的歷史》共識網·思想者部落格

2019-03-09 18:28:15

風氣初開時的民國另類

1911年,在四川成都,頭頂著“士林敗類”、“名教罪人”的惡名,而已被教育界驅逐的吳虞,又因為發表反對儒教及家族制度的文章,再被政府通令緝拿。

那時,他慌忙逃竄,方才躲過一劫,但此後,即便是改朝換代的變革,都依然沒能改變人們對於這位世俗傳統的反叛者刻意的疏遠與躲避,沒有報紙敢刊登他的文章,更在長達八年之久的時間裡,沒有任何一所學校敢聘請他擔任教職。

然而,與其他時代里那些孤獨而寂然終老的叛逆者相比,吳虞又是幸運的,一個與他同聲相和的時代,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裡如潮奔涌般地到來了。

清末以來整個社會越來越多的對舊傳統的反對之聲,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終於匯成滾滾大潮。而被時代洪流所喚醒的萬千青年,天然地便攜帶著激烈、叛逆的因子,毫無顧忌地去與傳統決裂;同時,自由精神、個性解放的追求又在無時無刻地塑造著他們年輕的身心。於是,一個個離經叛道者便接踵而來,歷史以難能一見的浩蕩力量衝擊著家庭、社會,衝擊著陳規舊習,及一切舊傳統的根基。

在綿延千年的傳統里,女性一直作為附屬者的角色,而承受著諸多的不公,於是,在對舊文化的造反中,女權成為最受人矚目的內容之一。她們反叛婚姻,表達情愛,如余美顏;她們主張平等,爭取遺產權利,如盛愛頤;她們又從那道德的禁錮里解放了身體,如天乳運動。在那個叛逆的時代里,一些禁忌的主題同樣被揭露開來,比如研究“性學”的張競生,又比如被視作“反動醫學”的節制生育。而從舊的家庭、舊的社會裡,走出來的一個個自由青年,當他們開始嘗試著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時,於是又有了如“工讀互助團”一般安娜琪的曇花一現。

所有這些大膽而超前的行為,雖依然不免因“傷風敗俗”而受到爭議,但正是這些不顧一切的冒險,方才打開了一個不拘規矩、個性放肆的時代,同時,也在一個個離經叛道者蜂擁而至的衝擊下,觀念的更新、時代的嬗變才得以實現。

乳房問題:束放誰做主?

乳房的束與放,不僅事關母子康健,更關乎種族強盛,於是,一場關於乳房的社會衝突,不僅牽動了男與女,還驚動了官與民。

文/毛劍傑

董竹君:“清倌人”的1910年代時尚

在1915年逃出當“清倌人”賣唱的“長三堂子”之前,董竹君的日常裝束大約是“一件灰色無花的綢面灰鼠皮襖,一條黑緞褲,一雙黑鞋和白洋布緊襪套”,內衣則是緊胸的布背心,這是當時女性的時尚著裝。

(上圖:董竹君)

民國初年,中國社會自晚清到民國的嬗變,除了不再有“龍椅上的皇帝”之外,其他一切照舊,社會風氣亦然。女性著裝整體風格也同樣依然傳統、保守:即便是睡覺,她們也要穿著長過膝蓋的長背心,減少身體的裸露,出門時在旗袍、大褂裡面,必須穿上馬甲、胸褡。

但一個古老沉悶的中國,以及與它伴生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種種,畢竟漸行漸遠;而歐風美雨帶來的清新氣息,則正漸漸濃郁,將要醞釀成一場大時代的觀念解放風潮。

而女性傳統內衣樣式也已經漸漸開始變化:一種由“捆身子”內衣演變而來的、俗稱“小馬甲”的新型內衣樣式正流行著,其形制與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較短小,並且,在小馬甲的前片,還綴有一批密紐,使用時將胸部緊緊扣住。

(上圖:民國早期奶品廣告中的女模特,是時以束縛成扁平胸為美)

此時,女性胸部依然被嚴重束縛著。董竹君後來回憶說,1913年,已滿13周歲的她,就像當時所有女孩子一樣,都要束著一件緊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緊緊的。

1915年,上海《婦女》雜誌創刊號發文,將束胸與纏圖十四

足進行比較,認為前者對女性的健康傷害“更大而深”,因為“束胸致胸疾,將來生育子女,雖有乳汁必不暢旺,胎兒身體必不健全”。

(上圖:民國初年流行的“小馬甲”)

該文還指出,束胸可能導致傳染肺病、流毒骨髓,造成弱國滅種的禍患,因此呼籲女同胞“保護自然之發育,須以強國強種為人身之要圖”。將“放乳”上升到了民族國家強盛的高度。

這大約是最早的女性“放乳”呼籲。

當時曾擔任女校教務15年的呂嘏純女士則指出,小馬甲妨害女子胸部發育,易致肺病,成年女生患咳嗆病者十之八九,都由此引起。而且生育子女“先天勢必不足,致有積弱之患”。

比較接近現代的女性著裝樣式,可能最早是在妓女身上出現,而後漸漸流行於一般時尚女性中: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褲吊高至一尺有餘,夏天“內則穿紅洋紗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紗之紗衫”。

在當下觀念看來,這是再正常不過的著裝,但在一個世紀前,它依然是人們眼中的“暴露服飾”。守舊派人士如上海市議員江確生,甚至在1918年致函民國江蘇省公署,憤指最近社會上婦女流行一種“淫妖之衣服”,“肌肉盡露、不成體統,道德淪喪,世風日下”。要求江蘇省、上海縣及租界當局出面禁止這種“淫服”。

為此,上海地方政府於1920年發布布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為短小袒臂露脛或模仿異式不倫不類,並稱其“招搖過市恬不為怪,時髦爭夸,成何體統”。“故意奇裝異服以致袒臂、露脛者,準其立即逮案,照章懲辦”。這也就是說,女子只要穿著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裝,就將面臨牢獄之災。

男性主導的“天乳運動”

在頑固的保守力量面前,留學歸來的張競生大膽地為女性社會注入了新思想。時任北大哲學教授的廣東學者張競生在1923年4月29日於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於愛情的大討論,連梁啓超、魯迅等知名人士也參與其中。為時兩個多月的討論,他受到了多數人的批評,但也從此聲名遠播。

(上圖:張競生所著《性史》與《愛的漩渦》書封)

張競生自己也以為是“反對束胸最力者”。1924年,他的《美的人生觀》講義在北大印刷,這是一部充滿“離經叛道”意味的講義。在“美的性育”一節中,他倡導裸體:裸體行走、裸體游泳、裸體睡覺……認為“性育本是娛樂的一種”,並像今天的“夫妻夜話”節目那樣十分詳盡地介紹了“交媾的意義”和“‘神交’的作用”。

他更提出,“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徵不能表現出來,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會失了多少興趣”。這讓新舊思潮激戰的中國為之一顫,一時間,大家閨秀們紛紛開始悄悄放胸,被當時的媒體稱為“天乳運動”。1926年,張競生更公開出版《性史》一書,大談“性的美好”。

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更為猛烈的歐風美雨後,“德先生”、“賽先生”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解放、女性解放潮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衝擊著古老的“三從四德”禁錮。

在上海地方政府發布“禁止女性袒臂、露脛”令的同一年,《上海民國日報》發文,先是從生理學剖析束胸的害處,然後大聲疾呼“婦女若世代束胸,我們的種族即衰弱了!其時,我們的民族,不待帝國主義來侵略和壓迫,我們也自己歸於滅亡了!”這與1915年《婦女》雜誌創刊號的觀點完全一致。

與此同時,一些留洋歸來的社會名流如胡適等,也在各種場合發表言論反對女性束胸。

“假使個個女子都束胸,以後都不可以做人的母親了!”

“中國現在的女學生,將來都不配做母親,是種族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張競生出版《性史》的同時,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慫恿”第17屆西畫系採用裸體模特,並在畫展公開這些“裸體淫畫”,成為當年與《性史》齊名的“桃色新聞”。

當時,有一位女校校長看後謾罵劉海粟是“藝術叛徒\教育界之蟊賊!”一時輿論界紛紛揚揚,群起而攻,有人說:“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識的張競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錦暉,三是提倡一絲不掛的劉海粟。”甚至當時上海總商會的會長朱葆三,也在報紙上發表了公開信,罵劉海粟“禽獸不如”。

正如魯迅所說的“在中國改革是極難的,哪怕是要挪動一個火爐子的位置,也往往要流血”,更何況,張競生所提倡的放乳,觸及千年傳統社會的性禁忌——在傳統觀念里,性學跟淫穢幾乎是同一個概念。

對於《性史》與劉海粟裸模事件,社會譁然、學界紛紛聲討的結果是,《性史》被禁,劉海粟也差點被當時統治上海的軍閥孫傳芳逮捕。

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以超越時代的激進方式,強烈衝擊了女性觀念。據林語堂描述,《性史》開賣時盛況空前,“買書的賣書的忙成一團,警察要用水管子衝散人群”。

即便是《性史》被官方查禁後,坊間盜版翻印依然不計其數——人們一面義正詞嚴地指責張競生離經叛道,另一方面卻忍不住好奇和天性,或公開或秘密地接受了《性史》的刺激。就在《性史》被禁後不久,《國民日報》的副刊也開始公開介紹起女性“曲線美”了。

1927:武漢名妓裸奔

《性史》出版的同一年,發端於廣州的國民大革命,自南向北席捲中國。

到1927年初,北伐軍已經攻克武漢,國民政府隨之遷來,武漢一時成了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而一場得到新政權支持、甚至以官方力量強制的女性身心解放風潮,隨之到來。

3月8日,國民政府組織20多萬軍民在漢口舉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隨後,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體,揮舞著彩旗,高呼著:“中國婦女解放萬歲!”等口號,衝進了遊行隊伍。她們都認為“最革命”的婦女解放,就是裸體遊行。

(上圖:由奧地利畫家希夫作創作於上世紀20年代,表現上海櫥窗里西方文明的漫畫)

20天后,3月28日,蛇山南麓的閱馬場熱鬧非凡,婦女協會宣傳組走上街頭演講。她們現身說法,捲起褲腿,光著腳丫控訴纏足之苦。宣傳組成員顧靈芝高聲演講:“要堅決放腳,要堅決剪髮,還要堅決反對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義的!束胸是一條毒蛇!它纏著我們婦女的肉體和靈魂……”

說到激動處,她脫掉上衣,雙手托著豐滿的乳房說:“你們看,這就是真正的解放。”並熱淚盈眶地振臂高呼:“全中國婦女解放萬歲!”在婦女協會的號召下,婦女擺脫買賣婚姻,放腳剪髮,反對束胸,提倡自由戀愛。

這場“裸奔”運動,對於國民政府的女性解放政策不無觸動。

在1927年5月朱家驊代理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後,7月7日,他在廣東省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上遞交了《禁止婦女束胸的提案》,要求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限三個月內,“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經查確,即處以五十元以上之罰金,如犯者年在二十歲以下,則罰其家長。”這一提案獲得了通過。而後,廣州政府甚至還特意為此成立了“天乳運動執行委員會”。

廣東強制推行天乳運動在全國引起反響,上海《申報》於1927年7月9日即刊登朱家驊的天乳運動禁文,《上海民國日報》則刊文倡議打破女子“以束胸為美”的觀念,應該稍有些強制意味。

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進而發出公函,在全國範圍內通令禁止女性束胸:“婦女束胸實屬一種惡習,不但有害個人衛生,且與種族優盛有損。”隨後,廣西、湖南兩省地方,也相應出台了禁止束胸令。至此,由官方的介入,天乳運動漸漸波及全國。

衛清芬:胸部束放之間的苦惱

然而,就像當初官方禁令不能阻止新思潮蔓延那樣,它同樣不能一蹴而就改變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固有觀念。在文化傳統深厚的中國,命令往往敵不過風俗:“千百年來這種束胸的陋習,一代一代傳下來,上行下效,相習成風,如今大有牢不可破之勢。”

(上圖:民國月份牌上可以看到內衣外穿的女性肖像)

尤其在既開放又保守的廣東,就像陳序經教授在《廣東與中國》中所言,既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舊文化的保留所,天乳運動啟動容易,推行卻難。

1927年8月26日的《廣州民國日報》,登載了這樣一條社會新聞:廣州大沙頭一位男士帶著不束胸的妻子上街,被三位穿著時尚的先生輕薄地稱為“村下婆”,也就是“粗俗村婦”。

而後,那位女士無法接受這樣的嘲諷,便借了一件小衫,“居然束起胸來了”,《廣州民國日報》這則新聞最後這樣結尾道。其語氣意外之餘,不無對女性屈從社會壓力不敢展示自我的惋惜,更何況,這時距離大清皇帝退位、民國始建已經15年,其間關於女性應當“放乳”的呼聲從未斷絕。

另一位女性衛清芬,後來回憶說,她自己由於身體發育得比較早,15歲的就已經出落成大姑娘了,開始束胸。到了1927年,“禁止女子束胸案”頒布後,她大著膽子扔了束胸布。那時沒胸罩,光著身子穿外衣,非常搶眼。被保守的公公看到,立馬將她丈夫叫到正房裡暴訓一頓。於是,衛清芬才放了幾天的天乳,又束了起來,上街時被女警察罰了50塊大洋。

公公起初嘴還硬:“罰就罰,我還出不起這錢?”又有一天,一個婦女組織再一次上門來檢查,發現她還束胸,又罰了50塊大洋。這下,公公心疼起錢來,再也不過問兒媳束胸不束胸了。

其實,衛清芬一家的苦惱是當時千百家的縮影,束放之爭也是千百年風氣和一朝新政之間的博弈。

實際上,天乳運動能否得以實現,關鍵還是看女性們的態度。此間,儘管女性贊成天乳的當屬多數,如廣州女性就掀起了穿“臘腸衫”熱——那是廣州話里的旗袍,以襯托女性的曲線美,女性衣服裁剪也多了胸高一項。

但另一方面,還有相當比例的女性反對天乳運動。1931年6月13日,上海《申報》發文稱,“女子束胸之風……雖歷經內政部遵令查禁,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尤以各學校女生為最”。

該文舉例稱,浙江蕭山縣立女子中學女生一直束胸,被政府強令“解放”,並定期檢查,但女生們對此普遍“羞形於色”。然後感嘆道,“許多自號革命的新婦女,天天開口婦女運動,合口婦女解放,但是她本身仍受著狹小背心壓迫,就不想法去謀解放!”

此時,解放婦女束胸仍遇到較大阻力。

阮玲玉:“義乳”先行者

堅決反對和堅定支持兩端之外,更多的女人是徘徊於束胸和放胸之間,這不僅是社會思潮新舊交替間的特徵,還有現實的阻礙因素:如何使女性在解除束胸後而又使兩乳不下垂,這是天乳運動具備可實行性的關鍵。於是,在“種族強盛等”崇高命題之外,問題再次回到了女性內衣樣式的革新上。

(上圖:阮玲玉穿著新式內衣,將旗袍之美和女性身體曲線近乎完美地結合,從而將一個時代的美凝聚在螢屏)

當時《北洋畫報》第114期有一篇文章《小衫應如何改良》,這種小衫指的就是之前在婦女當中盛行的捆身馬甲。作者綰香閣主則有針對性多了:“小衫本身並無廢除的理由,因為它不過是一件衣服罷了,我們所要打倒的不是它,是‘壓乳’的行為。”這種意見,比之簡單激進的“天乳運動”要合理不少。

據當時的媒體調查,當時鄉間婦女束胸或穿小背心的只占少數;而城市婦女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婦女束胸穿背心的約居99%。因此改革女性內衣勢在必行。

1927年8月到10月間,《北洋畫報》連續刊登了西洋女性抹胸圖片四幅,對西洋胸衣構造進行詳解,顯示西洋抹胸既可保護身體發育又有美觀效果。也是在這個時候,乳罩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時人稱之為“義乳”。

以出演《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蜚聲影壇的阮玲玉,是民國時期最耀眼的明星,她精湛的演技,迷茫的美麗讓影迷為之瘋狂。她身著旗袍,風姿綽約,風情萬種,給後人留下了驚艷的一個瞬間。她是最早戴“義乳”的中國婦女之一。阮玲玉正是利用這種新式內衣,將旗袍之美和女性身體曲線近乎完美地結合,從而將一個時代的美凝聚在螢屏。

而西式胸罩隨之風行中國,並且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改良中式內衣,為20世紀30年代女性乳罩的引進推廣奠定了基礎,經過改造的女性內衣能兜合乳部,不束亦不松。這對“天乳運動”在1930年代的順利推行開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後,放乳逐漸由最初的自我解放,變成了一種時尚。女性曲線美的風韻之美,受到新潮人物追捧,新式女裝對性感風情的追求,改變了傳統女裝胸、腰、肩、臀完全呈平直的造型風格,開始熱衷表現身體立體感的設計風格,在交際場所出現了以“露、透、瘦”為特徵的新穎女裝。

尤其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袒胸露臂成為女性服飾的一種時尚潮流。“春江女子感文明,裝束無端又變更,高底皮鞋長筒襪,袒胸露臂若為情。”恰當地記錄了這樣的服飾風尚潮流。

1937年電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的泳裝照,又引領了一波內衣風尚:影星胡蝶、白楊,一個個穿上泳裝,走進泳池,在陽光下展示她們健康、健美的身軀。白楊還穿過比連體泳裝更為開放的兩截式泳裝亮相。

(上圖:1937年電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演員的泳裝照)

時尚女性不再羞答答掩飾對內衣的渴求,舶來品的吊襪帶、西式睡衣、浴衣也被她們盡收帳中。

在旗袍裡面穿戴精美的蕾絲襯裙或西式內衣,胸乳部戴著乳罩,呵護乳房;腿部有長長的絲襪,繫著吊襪帶。在室內,也流行穿睡衣。一些鏤空和透明的化纖或絲織品開始運用到內衣上,並且採用了輕紗之類的薄、透、露的面料,以增加性感的魅力。女子胸衣在收口上綴有絲帶等裝飾物。

此時,袒露裝早已不再有20世紀20年代政府禁止的遭遇,女人要想出眾,穿著奇裝異服、袒露裝,在大街上回頭率最高。20世紀40年代,隨著電影的傳播,美國好萊塢魅力,也開始在中國大城市顯示出它的影響,追求時尚的年輕女孩以好萊塢影星為榜樣,刻意模仿,甚至會穿上袒胸露背裝,將肌膚與內衣展示在世人面前。

余美顏:第一欲女的性與情

她這樣一個孤單女子,對性、愛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處處碰壁。為了破繭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與整個時代的巨輪死磕,頻頻以失敗告終,這讓余美顏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殺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憚人言,她只恨自己當初“誤解自由”,最終決然地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文/任珏

欲女蹈海

1928年4月19日夜晚,一艘名為“加拿大皇后”號的郵輪(另有一說法為“加拿大”號郵輪),正從香港開往上海。一位華服女子面色憔悴,在船舷邊踱來踱去。偶有旅客經過,她欲言又止,好不容易說出“大地齷齪,吾將投海以潔吾身”這樣沒來由的話,便不願多講。同行的女友怕她出事,她又忙不迭讓人不用擔心:“哪有人跳海前先告訴別人的,我是說著好玩來著,別擔心。”女友稍微交代了下便回船艙休息了,她雙臂環抱胸前,將自己靜靜地藏在黑暗處,倚在船欄上,冰冷的海風吹亂了她額前的劉海。但是她絲毫沒有察覺到寒意,木然望著黝黑的夜海,心事重重。

這女子把隨行的傭人叫到身邊,囑咐說:“等船到了上海,你要是尋不見我,就自己回香港吧。”說完拿出100元錢,吩咐傭人將其中的50塊打賞給幫過自己的買辦,剩下的回香港後分發給家中其他侍役。傭人見她如此神情,雖頗為擔心,但見她安排妥當,亦不敢多問,只有允諾會辦好差事。(楊村,1954,《中國電影演員滄桑錄》,香港:世界出版社。)

午夜2時30分,當郵輪經過溫州出海口時(另有一說,其自殺跳海處為上海吳淞口),這女子縱身躍入大海。待船上眾人發現動靜,她已經被波濤吞沒。其後,人們在她的房間裡發現了兩封絕命書,均委託船長寄回香港,一封是她寫給全國女同胞的,一封則留給她的情人——渤海九少。(楊村,《中國電影演員滄桑錄》。另有一說,余美顏只留下一封告全國女同胞的絕命書。)

這名女子,不是別人,正是風靡滬粵港的奇女子——余美顏。她不是電影明星,但是電影明星楊耐梅排除萬難、不惜犧牲色相籌措資金、自主公司也要將她的故事搬上銀幕;她不是皇親貴族,但裙下之臣數以千計,10年慾海浮沉,令她閱盡天下男人無數,不論是軍閥、富商、闊少還是滬上文青小記者,都對她趨之若鶩,將之奉為女神。

(上圖:香港流傳的《余美顏浪漫情書》封面)

一代欲女就這樣頃刻間香消玉殞,舉國譁然。死前唯寄信一位情郎,更是令這位睡過數千男人的奇女子更加神秘莫測。《申報》、《大公報》等大小報章均在同年五四前後連篇累牘,加之《奇女子投海後余聞》、《社會逸聞:蕩女之身世》等獵艷標題報導此事。蕩女赴死的新聞,一時間竟成報界奇景,蔚為壯觀。

1931年北京華明書局更是出版了一本名為《對待男子錦囊》的小冊子,列明作者為余美顏,由南海吳亞農作序,指稱此書乃為余美顏蹈海前之遺作,“純出莊言,有裨女界”。(余美顏,1931,《對待男子錦囊》,北平:華明書局。)書中分門別類地指導女子,作為妻子、媳婦,在婚姻的不同階段,該如何侍奉不同類型的丈夫和長輩,頗有一種欲女版《女誡》的味道,極盡賢妻良母之典範。因尚未發現其他史料旁證此書,頗令人質疑此書有可能為他人趁勢冒名代筆之作,以圖欲女赴死商機之利。

(上圖:被稱為余美顏蹈海前之遺作的《對待男人錦囊》封面)

直到余美顏死後的第六年,以“提倡社會高尚‘娛樂’”為己任的《玲瓏》雜誌仍刊出一則《奇女子余美顏在粵拍戲》的訊息,聲稱余美顏蹈海未死,已投身影業,與人合夥開拍電影公司,並將以女主角身份在廣東拍攝《紅粉骷髏》一片。(《奇女子余美顏在粵拍戲》,載《玲瓏》雜誌1934年10月31日,2221頁。)這樣死而復生的香艷傳聞,令人喋喋稱奇之餘,不僅慨嘆一代奇女子的肉慾情念,不僅在生前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談資,即便身故之後數年亦是可供市井把玩的艷情奇談。余美顏作為民國第一欲女,生前種種離經叛道之言行已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時代話題。身故之後,欲女痴情的粉色故事,自然也比其他普通女子更能刺激娛樂市場的消費動力。

女子自殺在民國時期算不上新鮮事,上海市的自殺現象尤為嚴重。侯艷興的研究發現,上海市僅在1934年一年中,自殺人數便高達2325人,也就是說,在1934年,每一天平均每3小時,上海便有一人自殺。而且自殺人數中,女性多過男性。從1929年開始,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女性自殺人數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到30年代中期達到頂點。

這一時期的女子自殺的原因大抵可分為: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四大類,女子自殺多因家庭糾紛,男子自殺則多因為生計艱難。(侯艷興,2008,《性別、權力與社會轉型》,上海:復旦大學。)余美顏早已離家在外10來年,不可能是因為家庭糾紛自殺。憑她的美艷和欲女之名,吃穿用度自是不必擔心,更不可能是因為生計問題自殺。那么,到底是怎樣的齷齪大地,令一代欲女決絕赴死呢?

情竇初開

余美顏,別號夢天,生於1900年,廣東台山縣荻海人。關於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說法。廣為流傳的版本是,余美顏的父親余大經是當地的一名典當商人,母親飽讀詩書,頗具文學修養。亦有一說,稱其父親是廣州某當鋪的夥計,每月收入僅四十元,僅夠一家生活所需。不論家境如何,余美顏年幼時,口齒伶俐,“姿美神秀,質意心靈”,每次放學回來,因其姿色過人,總有不少男士尾隨其後。(楊村,1954,《中國電影演員滄桑錄》,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經見不得這般情形,勒令美顏輟學回家。余美顏高小畢業便不再繼續讀書,回到家中補習國文、英文。因天資聰慧,十五歲上下便已可以與人高談闊論,大談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眾多傾慕余美顏的年輕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飛鴻傳情,深得美顏好感,情愫漸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開了一道口子,內心的歡喜便如同衝出閘門似的萬馬奔騰了。為了和九少相會,美顏常常要等到嚴厲的父親出門之後,才能溜出家門和九少相見,她對這來之不易的自由戀愛甚為珍惜。

或許是因為從小讀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許是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先進思想,余美顏不僅嚮往愛情的自由,也渴望身體的自由。在那個年代,會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顏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為當地的一段佳話,令她聲名鵲起。十七歲那年,美顏代表母校參加台山縣的聯合運動會,被首富之子譚祖香一眼看中,譚家很快便上門提親。余大經一口應承了這門婚事,雖然母親知道女兒的心另有所屬,但始終拗不過一家之主余大經的主張。第二年,18歲的余美顏成為譚家媳婦。(楊村,1954,《中國電影演員滄桑錄》,香港:世界出版社。)

新婚燕爾的余美顏並沒有太多時間與丈夫共沐魚水之歡。婚後兩個月,因家族生意失利,譚祖香奉父命前往紐約處理商務。丈夫離家之後,余美顏的日子並不好過。剛剛被點燃的青春之火無處排遣,每每夜深人靜時,輾轉反側的都是那些自由的慾念不斷與婦道規訓強烈碰撞的煎熬。丈夫常年未歸,家中禮數嚴格,余美顏最後終於“復因種種關係,感覺婚姻不自由之痛苦”離家出走,浪跡廣州、上海、香港等地,開始了她長達10年的情慾之旅。

浪蕩十載

從1898年光緒帝下令解除女子纏足惡習的“天足運動”到1927年廣州國民政府通過的《禁革婦女束胸》的“天乳運動”,不到30年的時間裡,民國時期的女性身體自主權大大增強。1927-1937年的10年間,國民政府大力提倡國民體育運動,女子體育得到快速發展。(王浩,2012,《民國時期的女子體育研究(1927-1937年),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在“救國強種”思想的指導下,女子對自己身體的所有權逐漸被國民政府收編、徵用,成為肩負國族興亡之重擔的法器。1934年國民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在蔣介石的大力推動下,更是將整個國民生活進行軍事化改造。(蔣介石,1940,《新生活運動要義》,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說,整個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大概只有前30年左右的時間,是女性身體最為自主、最為奔放的年代,這正是令余美顏成為民國第一欲女的時代。

(上圖:香港20世紀50年代流傳的《奇女子》的漫畫書,取材余美顏的風流故事,故事內容或許為臆造。但是僅就圖片呈現而言,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歷史旁證)

1918年2月27日,余美顏離家出走來到廣州沒多久,偶遇一樁刺殺案,她被巡捕誤當成兇手抓了,投送到了監獄。因為此次拘留,譚家與余家解除了婚姻,父親余大經認為此乃奇恥大辱,追至廣州,將她告進了當時廣州的新式監獄“習藝所”改造一年。“習藝所”是當時廣州政府開辦的收容所,在收監犯人的同時,培養他們走上社會、自力更生的能力。

余美顏是如何挨過這一年的監獄生活的,至今仍是一個謎團,無人知曉。牢獄之災並未令余美顏順從於傳統道德。或許是在牢房裡看到諸多人間百態,讓她認清社會制度乃是男人設立的本質,更讓她學會了嫻熟運用身體工具追求理想、反抗社會的本領。在她出獄之後,更加堅定了走追求自由的道路——身體的自由、感情的自由、金錢的自由、性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

獲釋後,余美顏身著奇裝異服,行為怪異,她在滬港穂三地漂泊,穿梭于軍界、商界各路達官顯貴之間,她承認自己玩於股掌之間的男人,達到了3000人之多(侯艷興,2008,《性別、權力與社會轉型》,上海:復旦大學,182頁。)她不顧政府禁令,冒著巨額罰金的風險,在廣州城揚鞭策馬,與另外三位行為出格的世家女子被世人稱為廣州“四大天王”,風頭盛極一時。

更有傳言說她嬌奢淫縱,喜歡在旅館裸睡,一時間引來很多人的注意。被解除婚約、被脫離父女關係,沒有了這些傳統道德約束下家庭和婚姻的包袱,本就崇尚自由的余美顏,為自己找到了釋放身體情慾的社會空間。她將酒店的公共地方視作展示身體的舞台,沐浴之後,赤身裸體睡在臥室門口,令來往旅客瞠目結舌。她旁若無人、談笑自如。對於那些見她裸體便驚愕不已的人,余美顏是頗為不屑的。在她眼中,自然裸露的身體,是一般人無法欣賞的一種美麗。

社會大眾對她多以“奇女子”視之,各類大小報章都拿她當娛樂明星對待,或抨擊,或獵奇,她追求自由的代價便是讓自己不斷成為娛樂頭條。當然,報界也不乏評論者認為她是敢做敢為的女界先鋒,開創了女子之新紀元。

雖傾慕之人頗多,亦能將男人把玩於股掌之間,但余美顏的心裡始終是追求愛情自由的。然而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傳統家庭依然無法容忍這樣一個追求愛情自由、身體自由、情慾自由的絕世女子。余美顏不斷遭受感情上的挫敗,無法再結秦晉之好、重歸家庭,只能在情濤慾海中輾轉漂泊。

對於別人對她放浪形骸的指責,她有著自己的獨到看法,她說過:“無論古今中外,只有男子可以玩弄女子,女子不能玩弄男子,所以我和數千男子性交,這是我玩弄男子的一種把戲,雖然不能說是開世界的新紀錄,但也是爽快十餘年,男子原來是很笨的,玩弄不是一件怎樣的難事,這就是制度所造成的啊。”(張振編著:5女子自殺的解剖6,南京中山書店,1928年版,第17頁,引自侯艷興,2008,《性別、權力與社會轉型》,上海:復旦大學,182頁)

交往、把玩的男人越多,越讓余美顏了解這個男人主宰的世界,她也越發知道,把玩的男人雖多,但只能令自己爽快一時,並不能徹底改變這種大多數女性不自由的社會現實。自由理想無法全面達成,感情挫敗日益痛心,閱歷的男人越多,她越覺得自由之理想行將幻滅。

一擲千金

作為一代傳奇女子的余美顏,最令人稱道的,莫過於“鬧市擲錢事件”了。有一年冬天,有一個富商想與余美顏同居,余見這人並不算討厭,便同意了,叫他帶3000元錢來過日子。但第二天富商只帶了1500元前來,余美顏見狀大怒大罵他為富不仁、吝嗇不堪。

余美顏雖說是一代欲女,但卻是性情中人,感情的純潔在她看來,絕不是金錢可以交換的肉體交易。她不能接受富商將兩人的感情關係視為市井買賣一般的討價還價。區區1500元,余美顏並不看在眼裡。她一把抓過錢來,推開亞洲酒店七樓的窗戶,將這些錢悉數拋下,就當是替這富商為寒冬臘月里的窮苦百姓做點好事。紙幣如雪片般在廣州鬧市街頭(另有一說是在上海)從天飄落,余美顏追求自由的心也在這些世俗男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面前,搖搖欲墜。

廣州、上海兩地的報紙紛紛報導此事,也讓余美顏的驚世駭俗之舉進入了滬上四大花旦之一的電影明星楊耐梅的眼帘。

搬上銀幕

經歷逐出家門、婚姻失敗,情傷遍體的余美顏不是沒有想過委身為妾,但心中對自由的念想,又讓她無法逆來順受。雖心繫渤海九少,但渤海九少的父母,因聽聞她的風流韻事,認為兩人若是只做對露水夫妻,家裡不會阻攔,但若是成為永久伴侶,家裡斷然不會同意的。歷盡滄桑的余美顏知道,在那個年代,得不到家長支持的婚姻只是春夢一場。

回不去家庭,亦無法收穫愛情的余美顏,試圖遁入佛門,以尋得靈魂上的自由。她曾在香港九龍青山佛寺落髮為尼。但誰知道訊息泄露出去,眾多相好跑去青山寺看她。佛門乃清修之地,哪裡容得這些狼虎之徒恣意徜徉?住持覺得這樣成日迎來送往會有礙清規戒律,擔心闖出不雅之禍來,遂要求她離開。至此,余美顏已經清楚地知道,侍佛之路是走不通了。

閱人無數,卻無法在性的關係上獲得應有的尊重;付出感情,卻被拒於傳統禮教家庭之外;一心理佛,追求最後剩下的靈魂自由,亦不容於塵世。這時候,除了死,她再無第二條路可走。

走上銀幕,是余美顏自殺前最後的心愿。1927年她前往上海,想聯絡朋友看能不能碰碰運氣,投身大銀幕,她說:“吾放蕩十年,負辱深重,此行來滬求以投身銀幕,留一紀念,使社會一般青年得識余之真面目,或不至於蹈余覆轍,目的達後,余將投身大海,洗去此生污穢,來世或可做一純潔女子,得到真正自由。”(侯艷興,2008,《性別、權力與社會轉型》,上海:復旦大學,183頁。)

其實,將余美顏“一擲千金”的故事搬上大銀幕的想法早就在楊耐梅的心裡醞釀。楊耐梅1927年便在報章上讀到有關余美顏“鬧市擲錢事件”的報導,她對余美顏不堪男人屈辱一擲千金的壯舉頗為欣賞。同是不羈女子的楊耐梅嘆服美顏這種不為男人金錢驅使的傲世奇女子的作風,發誓要將余美顏的故事拍成電影。

(上圖:楊耐梅飾演《奇女子》的劇照)

她拿著報紙去找大導演張石川,想讓張導演開一齣戲,讓自己來演,但是張石川對這種“淫娃蕩婦”的故事毫無興趣。這時候楊耐梅已經有自立門戶辦電影公司的想法,唯獨缺拍攝經費。楊耐梅已經接到盤踞山東的“花國將軍”張宗昌的邀請,上濟南一聚。坊間更是傳聞,此行或將是一場肉慾交易。

楊耐梅正在猶豫是否接受邀請,張石川的拒絕,讓楊耐梅頗為不滿,馮俐在她的劇本《影后胡蝶》中,借女製片人“黃耐梅”之口,道出了楊耐梅下定主意拍攝余美顏故事的心聲:

中國女子從來只曉得三從四德,卻不曉得自己除了為那些個男人生生死死之外,還可以有點別的作為!今天我也算是來跟張先生打個招呼,等我從濟南回來,一定要開辦一個自己的電影公司,專拍讓天下人稱奇的女人……”(馮俐,1996,《影后胡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半個月之後,楊耐梅攜帶巨資平安返滬,開辦“耐梅影片公司”,購買昂貴攝影器材,聘請史東山做編導,拍攝了由自己出演女主角的《奇女子》一片。楊耐梅的行事風格與余美顏頗有些相似之處,影片中兩位奇女子的鮮活故事,令影片不僅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也獲得包括蔡楚生在內的影業同仁的讚賞。世人記住了楊耐梅,更記住了余美顏。但這時候,余美顏已經等不及看到大銀幕上的自己了。

(上圖:《奇女子》中,飾演女主人公餘美顏的楊耐梅與飾演男主人公渤海九少的朱飛的劇照合影)

誤解自由

早在1927年夏天,余美顏去上海的時候,就有了自殺的打算。她就自殺方法的問題諮詢過一個叫做馬浪蕩的記者。馬浪蕩將自己對自殺方法的研究心得分享給余美顏,他告訴美顏:“你如果真是要死,我可以告訴你兩個藝術的死法,這是很容易的:其一是投美妙的西湖,其二是投身茫茫無涯的碧海。前者,以你這樣的人,能夠埋香葬玉於西湖畔,可供騷人墨客的題詠,留心社會問題的研究;再就是偉大的毀滅,藝術的自殺,永遠不留一點痕跡在此污濁的人間。”(張振編著,1928,《女子自殺的解剖》,南京:中山書店,18頁,引自侯艷興,2008,《性別、權力與社會轉型》,上海:復旦大學,183頁。)馬浪蕩的此番分析令余美顏頗為認同,最終她還是選擇了投海這樣藝術的自殺方式,來追求她人生最後的自由。

余美顏死後,廣州報章上有人評價余美顏是“放辟邪侈”之人,但卻欣賞她能“以一女子而能趨役鬚眉之人”,更推崇奇女子的行事風格,認為“女同胞如能自拔於玩之地位,雖如奇女子何害”。(《婆無渡河》1928年5月7日《廣州民國日報》,載南方都市報·發現廣州·第58期,廣州舊聞篇:戲裡戲外奇女子生前身後不堪情,2006年8月21日。)余美顏也曾坦承自己是一個社會的反抗者,她的這些浪漫行動,招致社會的不滿,她亦不滿社會的道德桎梏,遂將身體及情慾都換做反抗社會、報復社會的道具。

余美顏只是遵從本心、偏愛自由。為了心中這點自由的夢,燃盡了自己肉體和情慾。幼年時就在她心中萌芽的自由之種子,帶她走向欲女之路,也帶她走向人生的終點。

(上圖:《奇女子》劇照,左三為楊耐梅飾演的余美顏)

她這樣一個孤單女子,對性、愛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處處碰壁。為了破繭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與整個時代的巨輪死磕,頻頻以失敗告終,這讓余美顏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殺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憚人言,她只恨自己當初“誤解自由”,最終決然地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在她寫給全國女同胞的絕命書中,她寫道:

顏不幸生於此青黃交接時代,自小憑媒妁之言,聽父母之命,嫁夫遠適外國,數年未謀一面,少識之無,誤解自由,竟任性妄為。在此污濁萬惡之社會,浮沉十載有奇,雖閱人甚多,終未能結朱陳之好,前雖鍾情渤海九少,奈為家長所阻,終失所望。終失人生樂趣,留此殘生亦無所用,決然立意畢命,離此污濁世界,還我清淨本來。(楊村,1954,《中國電影演員滄桑錄》,香港:世界出版社。)

幼年時的思想啟蒙,讓她成為追求自由的一代奇女子。時代的進步只是將余美顏這樣的女人拋向紅塵,成為被男人和媒體消費的浪蕩欲女。雖然余美顏也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把玩男人以作報復,但歷史的車輪總跑不過時代洪流中個體的理想追求。當看清這污濁世界的齷齪本質之後,唯有投海赴死,才能滌濯清白。

余美顏是奇女子,是一代欲女,更是個擇善固執的女人。

自由,便是她心中的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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