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鄭憶石:姐姐哥哥的插隊生活

2019-02-23 03:08:04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

鄭憶石,1954年生。重慶市巴蜀中學初68級學生。1972年在重慶東風麵粉廠當工人。1978年入四川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北京鐵道部通信信號公司宣傳部任職。1987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現任職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原題

哥姐當知青

作者:鄭憶石

“文革”組歌中,知青運動是主曲之一。在這首全國1700多萬年輕人參與的“大合唱”中,我的三個哥姐是其中一員。

下鄉去

我家兄弟姐妹五個,除大哥1964年考入清華大學外,後面的四個,分別是從初68級到高66級的老三屆中學生。

大哥(後中)、大姐(後左)、二姐(前左)、二哥(後右)、作者(前右)

我們就讀於母親任教的重慶市41中學(巴蜀中學)。1968年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鋪開後,重慶市市中區(後改稱渝中區)幾所中學的知青去四川的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簡稱“酉秀黔彭”,現都劃歸重慶)。41中的革命幹部、軍隊幹部子女多,而秀山沒有高山峽谷,地勢相對平緩,於是它成為41中知青插隊的定點。秀山,聽地名,眼前若現山明水秀,耳中似聞鳥語鶯鳴。其實,它是個邊遠的窮山區,地處四川、湖南吉首、湖北恩施的三省交界處,距離當時的重慶,很遠。

高66級的大姐和高68級的二姐是重慶市首批下鄉知青。1969年2月25日深夜,兩個姐姐將衣服鋪蓋卷捆得結結實實,睡不著覺的她們,乾脆坐等集合號令響起。臨離家時,二姐有點沉浸在對廣闊天地的美好想像中,一臉輕鬆;大姐則對未來艱辛似有預感,戚然話別。當大姐將手伸進我的被窩,邊流淚邊摸著我的臉,連說三遍“憶石,我走了”時,我瞬間淚奔,不停地用被頭揩眼角,好長時間都止不住。

第二天凌晨,天如潑墨,寒氣逼人。41中的籃球場上,人聲鼎沸,鼓鑼喧囂,將行的、送行的,密密麻麻擠滿了球場。大姐二姐背上行李,匆匆到球場集合。 知青人人手捧一個中碗直徑大的牛皮菜饅頭,念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聖示,唱起“滿懷熱望滿懷理想,昂首闊步‘去下鄉’”的壯歌,浩浩蕩蕩地步行到朝天門碼頭。

長長石階直通碼頭的躉船,兩旁涌動送別的人流。此時此刻,走的人,送的人,心情都開始苦楚起來。尤其是那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內心更是沉重。41中的幹部子女集中,許多知青的父母,因是被打倒的“走資派”,還關在“牛棚”,他們都是臨時請了幾個鐘頭的假,趕來為子女送行的。至於“黑五類”或被歸入人民對立面家庭出身的知青,不僅沒有親人送行,而且在處理下鄉事宜時,還遇到各種刁難。胸悶如我大姐夫,他父親因在新中國誕生前,當過國民黨杭州筧橋航校的教官,母親因是醫院科主任(“文革”前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此時已是“反動學術權威”),雙雙關進了“牛棚”。下鄉時,他為取出父母在銀行被凍結存款中的50元錢,來來回回地開證明,求籤字,被折騰得夠嗆。

當然,並非人人心如黃連。知青中,也有少數胸懷凌雲壯志,決心紮根農村乾一番事業的。所以,未開船時,豪情萬丈的、強顏歡笑的、滿面愁容的、眼含淚水的……各種心緒和表情,應有盡有。汽笛拉響後,船上船下,一片哭聲。此刻,縱是鐵面鋼心,也難免動容。中午,船上開飯了,人人手捧一大碗飯菜,除了部分男生一掃而光,絕大多數女生都沒咽下幾口。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船行一路,順風順水, 當天下午三點抵達涪陵。在涪陵睡到半夜三點,登上開往彭水的輪船。這一趟水路,不再是順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行走著名的烏江天險。

烏江(選自網路)

烏江是長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地勢高差大、切割強,因而河道狹窄,水流湍急、險灘密布。以前,船在江上走,急流漩渦常常弄得它原地打轉,翻船時有發生。後來,沿岸設立了許多絞灘站,每到險灘,長長鋼繩套住船頭,爬樓梯般地一點點往上拽。當船行到羊角灘時,急流捲起的漩渦,讓絞灘鋼繩“力不從心”。船上人多,為減輕重量,一船人留下四五個,其餘的全部下船,徒步走過五里長灘,再回到船上繼續渡險,擦黑時分,船總算到了彭水。

在彭水住一晚,第三天清晨繼續天險之旅,下午四點,船到了龔灘。就此,重慶—涪陵—彭水—龔灘,三天的水路歷程,終於劃上了句號。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過烏江天險(選自網路)

以為很快將達終點,知青們長長地舒了口氣。誰知,更難熬的敞篷大卡車還等著他們。從龔灘到酉陽,從酉陽到目的地,車子喘著粗氣,冒著翻車的危險,在七道彎八道梁的山路上,上下顛簸、搖來晃去。車過“九道拐”時,峭壁在頭頂,懸崖在身旁,許多知青嚇得不敢睜眼。一天多的胃翻腸倒,四天半後,皮塌嘴歪、臉青面黑的知青們,總算瞭見了自己將在未來歲月里,紮根受教育、傾情獻紅心的廣闊天地——秀山。

到秀山的當天下午,根據自由組合原則,知青們以最快的速度到各自生產隊報到。大姐與數年後成為姐夫的同班同學及另兩位同學,到龍池公社建國大隊紅旗生產隊報到。二姐與兩位同班同學,去了與大姐同公社同大隊的建華生產隊。一周多後,母親收到姐倆的來信,拆信的一剎那,她眼圈紅了。當看到“我們一路平安,已安置妥當,媽媽放心”時,過了好一會,她才說了句:“好遠的地方喔”。

大姐所在的紅旗生產隊

之後不久,又輪到剛滿十七歲的二哥下鄉。3月29日清晨,我和母親送他到碼頭。初春的淡霧籠罩著江面,江邊,一條空船像只孤雁,輕晃著身子,任江波啃咬,看得人心寒。這一次,走的人少,送的人也少,冷風掃過江岸,碼頭更添了幾分淒涼感。母親送二哥到了船上,直到汽笛聲起,才緩步下船。船舷欄桿邊,二哥望著我們,不捨的眼神裝滿了無奈。船起錨了,身移動了,開始加速,越走越快。望著漸漸遠去的桅桿,母親邊哭邊喊著二哥的名字:“小石,小石……”沿著江邊追出幾十米遠,鵝卵碎石,步履踉蹌。

輪船消失在江水盡頭好久,母親仍然站在江岸,呆呆地看著江面。送兩個姐姐時,母親沒有流淚,因為她對兩個年齡大些的女兒相對放心。況且,這是在自己所在單位回響偉大領袖的號召,她作為“臭老九”,不能把悲戚寫在臉上,免得落人話柄。這一次,碼頭上認識她的人少,二哥年齡尚小又自幼體弱,著實放心不下的母親,終於沒能止住淚水。

二哥沒坐過長途車,一天多的路程,他吐得夠嗆。到後來,他不得不蹲在敞篷大卡車的車尾巴欄板邊,頭搭在欄板上,走一路吐一路,顧不得隨時有被甩出車廂的危險。好不容易來到二姐所在的生產隊,僅僅半個月,他渾身開始冒水泡,大腿上巴掌大的地方,前赴後繼冒出30多個。到後來,他對“冒泡”的規律了如指掌:哪裡感覺痛,哪裡就將有水泡出現。果然,半小時不到,一個又大又亮、直徑將近兩公分的“水晶蛋”便降生了。水泡不久變成瘡,開始流血出膿,將他蓋的被單染得花麻麻一片。膿血多了,被單變得僵硬起來,好似刷了漿糊的布殼,蓋在身上又讓水泡更易潰破,而被單上留下的紅黃色印跡,則如同染色花布,根本清洗不掉。

後來,他開始發燒,到縣醫院看病,醫生說是水土不服,打針吃藥只能管一時。不得已,兩個多月後,他回重慶治療。事前,二姐來信告知母親,二哥離開秀山的日期,卻並未說他將乘坐哪種交通工具。母親估摸他到重慶的大致時間後,第四天開始,每天帶著我到朝天門碼頭,連續三四個小時地等候來自涪陵的客船,望眼欲穿地盼著他的身影出現,卻總是在最後一個乘客都下船了,仍然不見他現身。焦急的我們,快速衝上船,從頭等艙到底艙,挨個地找,挨個地問船員:看沒看見一個白白瘦瘦的小青年?一連三天,我們都在希望與絕望中掙扎。後來兩天,母親不禁開始胡思亂想,那悲哀絕望的神情,讓我膽顫。

第七天早上,一夜未眠的母親,準備一大早再去碼頭。打開房門不一會兒,滿身塵土的二哥,竟然立在門口!原來,他為省那二十幾塊錢的路費,硬是不顧滿身膿瘡,搭了六天不要錢的敞篷卡車。又驚又喜的母親,頓時淚流滿面,抓住二哥的手,一迭聲地問“你到哪裡去了?啷個走了恁個多天呢?”

兒行千里娘擔憂。那時,但凡家中有知青的父母,想必心情大多如我母親。至於知青,心緒煩亂、迷茫、悲涼甚至痛苦的,恐怕不在少數。人民民眾有過美好生活的願望,畢竟,天天喝“一吹三道浪,一喝九條溝”稀粥的農村,與每日可“拿起缽缽打三兩,還有一碗白菜湯”的城市,差別實在太大了。所以,絕大多數知青在內心深處,並不甘願一輩子“修地球”。

大作為

哥姐下鄉所在的龍池公社,位於縣城東北,屬於丘陵地區,地理條件和種地收入,在當地算中等。

來到廣闊天地,三人雖存“大作為”的雄心,也難免“喻於利”的私念。於是,多掙工分多分紅,養活自己給母親減壓,成為他們的行動目標。

天府之國盛產稻米。哥姐下鄉不久,就遇到插秧。

大姐與生產隊的農民在插秧

天不亮,“咕咕”鳥叫像軍號,薄霧覆蓋田間草。哥姐睡眼朦朧,餓著肚子便跟隨農民下田了。插秧在農活中有點技術含量,是經驗活,更是體力活。對於從未乾過農活的城裡娃,剛開始感覺苦累萬分。學著農民的模樣,他們一邊在手裡,快速將秧苗分為四五棵一束,一邊腰彎成90度,邊插邊退,將秧苗直接栽進水田,不一會便腰酸背痛。空著肚子乾到中午,回去還得現燒飯,而農民兄弟因為家裡有人做飯,此刻早已端上了碗。精疲力竭加飢腸轆轆,他們常常倒頭就睡。一覺醒來,肚子更餓了,胃病也落下了。對他們來說,每天最大的享受,便是幹完農活,扯開身子躺床上睡覺。

準姐夫在插秧

春去秋來,穀子熟了,收割穀子的苦累比起插秧,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婦女一般不參加割穀子,但兩個姐姐“巾幗不讓鬚眉”,硬是下田與男勞力比拼。天現晨曦便起床,趁涼氣殘存大地就忙開了,直到中午暑氣逼人,才歪歪倒倒地回屋燒早飯。開始時手生,手指難免被割傷,跑回家,扯張草紙一裹,血稍微止住,奔回去接著揮鐮。

二姐記得時間最長的一次割穀子,從月亮剛升起來下田,一直乾到第二天下午四點多鐘才收工,到最後,感覺腰桿完全不屬於自己的,只好找一個墳包,仰面朝天地躺下,用凸起的土堆抵住腰桿,讓酸痛稍稍緩解一點。

令人難受的還有穀子上的芒刺,沾上身又癢又痛,但此時早已顧不得了。一排排的谷穗,農民是從左到右,割完一排後,退回去,再從左到右……她們則是從左到右,割完一排後,不退回去,順手從右往左割過去,再從左到右……由於節省了退回去的時間,結果她們割穀子的速度,反而比許多農民快,讓緊隨其後打穀子的農民,忙得夠嗆。

土地要充分利用,除了種稻,還種小麥、高粱、包穀、黃豆……農民善於合理布局,長得高長得低的農作物,有套種也有間種。因此,挖地平土、撒種插秧、挑糞施肥、收割晾曬……兩個姐姐一年乾下來,農活已能應對自如。生產隊評工分,男的最高為10分,女的最高為8分。拿出百分之兩百的力氣埋頭苦幹,她們拿到了每日最高的8分。

二哥下鄉時,1.70的個頭,體重只有90來斤,農民都叫他“秧雞”。瘦弱的身子骨,挑個糞桶晃晃悠悠,插個秧苗落人之後。因此,即便他使出吃奶力氣,最終還是只評了6分。後來,他的體力和農技逐年提高,由最初挑四、五十斤都直不起腰,到後來與農民一起,兩人抬五百多斤重的抽水用柴油機,可以走上百米的距離。儘管體力大大增強,工分逐年增加。但直到三年多後他離開農村,還是只評了9分。

第一年秋收後,哥姐等來了年底分紅。玩命流汗的報酬,刨除所分口糧,三人進賬如下:大姐所在的生產隊,全公社第二窮,每個勞動日只值一毛到兩毛錢,她分到了8元多錢;二姐所在的生產隊,除了種糧,還有茶樹出茶油,全公社第二富,每個勞動日值六毛多錢,她分到了27元。二哥因為回家治病,耽誤了出工,倒貼了12元。兩個姐姐拿到汗水換來的平生第一筆收入,雖然開心,卻不激動。因為這筆錢,還不夠回一趟家的路費。至於二哥,鬱悶之餘,只好怪自己不中用。

下鄉第一年的大姐(右)和二姐(左)

後來幾年,哥姐農活幹得越發順手,加上捨得賣力氣,每年結算,基本都能分到30多元錢。但這些錢,僅夠買油鹽醬醋、煤油肥皂草紙等基本生活用品。其它如添衣購鞋、買糖果糕點,以及嘴饞了打頓牙祭,基本屬於做夢。好在母親本就不指望他們能完全靠自己謀生,所以每月給三人寄20元錢補貼生活。

1970年,大哥分配到四川自貢市紅旗運輸機械廠守庫房,主動挑起了這副擔子,每月從42.50元的工資(按國家規定,大學生畢業後第一年工資為42.50元,第二年轉正後51.50元。像大哥這批“文革”前入學的大學生,“文革”中分配後,拖了兩年才轉正,三年以後才拿到51.50元。此事當時無人追問,當然,問也白問)中拿出20元寄給他們。即便如此,他們也必須精打細算,衣服補丁摞補丁,布鞋“前賣生薑後賣鴨蛋”。習慣了赤腳走窄窄的田埂路後,他們發揚艱苦樸素的精神,有時候趕場,也會打光腳板。

二姐(右一)打赤腳趕場

鐵腳板練出來了,大哥心也疼起來了。他看到二姐那張赤腳照,馬上寄了十元錢,定要三人各去買雙鞋子。由於只能勉強養活自己,因此,哥姐春節回重慶,母親都要精打細算,為三人籌措路費。

的確,比起那些土生土長的農村知青,哥姐多少還有家庭接濟。事實上,城市知青中,除了家中一貧如洗的,基本都要靠父母幫襯。就此看,城市下鄉知青的生活,好於農村的回鄉知青。然而,由於城市知青非“土生土長”,無法像回鄉知青那樣,擁有環境熟悉、鄉土人情、體力農技等方面的優勢,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廣闊天地”中打拚的城市知青,生活似乎更難。

再教育

插隊前,哥姐腦海中的農村,一派“麥浪滾滾閃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豐收的喜訊到處傳,社員個個心歡暢”的景象。下鄉後,他們才明白,那多少是藝術性的美化。

農業生產工具依然落後。哥姐下鄉之地,非平原但也不是山區,有
條件實行簡單的機械化操作。然而,除了打井、抽水需用的最簡單機械設備,其它諸如犁地鬆土、播種插秧、澆水施肥、收割打穀等一應農活,全靠人拉肩扛。“大鍋飯”體制又極大地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隊長派活,農民出工,年底分糧分紅,一切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由於農民沒有幹活的積極性,即便農忙,也不乏磨洋工的,至於農閒時節,偷懶者更是不在少數。

農民的住房不僅寒酸破爛,而且牆壁只有大半截,上面小半截是空的,僅靠幾根木頭支撐。秀山冬天常下大雪,這樣的房子如何抵擋寒冷?哥姐實在想不明白,問農民為何不讓房子的牆壁接到房頂。農民回答:那樣要多花料啊!再說泥巴在牆的上半截,也粘不穩,大半截牆,夏天通風涼快。問他們冬天不冷嗎?農民說:祖祖輩輩都是這樣過來的,習慣了。哥姐去後,由於國家有少量撥款用於知青蓋房,生產隊也出於安全考慮,破例將給他們蓋的房子,上半截接到了屋檐,還特意安上了窗戶。農民的房子還在貧困線上掙扎,哥姐的房子簡直就是奔了小康。由此,更反襯出農民生活之苦。

大姐住的知青屋

農民的溫飽依然成問題。哥姐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不算最低,一畝田約有400斤,好的約有500~600斤。但統購統銷的政策,不可能讓農民敞開肚皮吃。因此,秀山農民一天只吃兩頓飯的根本原因,就是糧食不夠吃。二哥常與一撥農民,被分派到馬路邊的地里幹活。不吃早飯連續乾它幾個鐘頭,農民也開始打蔫。於是,大夥齊刷刷地頭拄鋤頭扁擔,面朝馬路盡頭,伸長脖子張望象徵吃飯信號的長途汽車。車終於冒頭了,大夥頓時眉開眼笑。此時,隊長或領頭老農“收工了”剛出口,跑得快的農民,已開溜幾米遠。

在吃飯問題上,知青比農民“享福”。因為上面害怕知青鬧事,關照下面儘量不讓知青餓肚子。知青糧食吃完了,可以向生產隊借,生產隊明知借出去的糧食歸還無期,也基本不會拒絕。所以,哥姐在鄉下幾年,沒有斷過糧。但貧困的農民沒有這份待遇,儘管他們平時善於粗糧細糧合理搭配,地窖里存有紅苕,但到了青黃不接的三四月份,也會半飢半飽。

二姐生產隊有幾個農民的小孩,喜歡來她們點看稀奇。傍晚,孩子們來到門口,把被稀飯灌得如西瓜樣的小肚兒,在門檻上整整齊齊地排一溜,津津有味地看她們做飯。有時,小孩只有兩三個,二姐又正好做好了飯,便會盛上兩碗米飯遞過去,小孩子三下五除二,將碗裡的飯粒劃拉得一顆不剩。

農民沒錢買肉買油,只能在過年殺豬(豬肉一半由國家低價收購,一半自己留下)時,將肥膘用鹽醃好,放進泡菜罈里存起來。平時炒菜,夾一小塊肥膘,鍋底抹一抹,就算見油葷了。這塊小肥膘還不能當菜吃了,得專門放在灶頭上方吊起來,用煙火熏著,下次炒菜時再用。只有遇到有“人戶”(親朋好友)來,農民才捨得割一小塊醃肉或臘肉,炒個菜款待。

至於穿衣,農民從未見過棉毛衫毛衣之類,一年四季,春秋穿單衣,夏天打赤膊,冬天裹棉衣。有幾家勞動力少的農民特別窮,天寒地凍時,一家人捂在破被子裡,唯一的一條好褲子,誰出門誰穿。

農民基本沒有文化生活。秀山地處偏遠,哥姐落戶的生產隊不通廣播。聽知青唱歌、盼知青教歌,成為農民娛樂的唯一渠道。農村夜晚安靜,二姐她們的即興放歌,附近住的農民聽得很清楚。第二天,年青姑娘或年輕媳婦看見她們,會模仿著調子哼哼。如果哪天生產隊長向農民說“今晚知青教你們唱歌”,農民會熱烈回響,忙不迭地“要得,要得”。

吃完飯,大夥來到隊部,端坐長條凳,學《貧下中農最愛毛主席》。“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最親的親人毛主席,公社的紅旗您豎立,集體化的道路您開闢……”這類詞簡單、調子易上口的歌,二姐她們唱一句,農民扯起喉嚨跟一句,土味十足的發音,逗得二姐她們笑彎了腰。農民學得認真,記性也好,半個多小時,基本能拿下一首。意猶未盡的“學生”,會要求“老師”再教一首。

知青下鄉不僅是去“滾一身泥巴”,更要通過貧下中農啟發階級覺悟的“再教育”,而“練一顆紅心”。

“憶苦思甜”是再教育的主題,但農民對此顯然不感興趣。難得開一次憶苦會,隊長動員的話音未落,農民便直奔三年自然災害的主題:哪家餓死了幾個,哪幾家又絕戶了,說得有鼻子有眼。還有更邪門的:兩人發生了矛盾,甲躲在乙一家人外出逃荒的必經路上,趁其不備,將全家人推下了山崖。這類故事,哥姐是第一次聽到,錯愕之餘,便私下打聽,農民異口同聲地說:都是真的,騙你們幹啥子!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再教育的另一主題,內容無非是控訴地主在萬惡的舊社會,如何壓迫剝削貧下中農。哥姐自上學起,就對“劉文學勇鬥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黑水牢”……耳熟能詳。然而,農民在憶苦會上控訴的兇狠惡毒的地主,卻常常有另一副面孔:待人和氣,懂得提升服務質量。比如,地主平時會主動與貧下中農打招呼,有事找到他也會幫忙;地主農忙時請僱工,先說好工錢,然後殺口豬燒成紅燒肉,天不亮放在僱工的家門口,僱工幹完農活,立馬結賬付款。

這些與教科書迥異的說法,又讓哥姐所受的“再教育”效果,進一步打了折扣。二姐生產隊有個小伙子,知青們公認“城裡頭沒見過長得這么‘稱抖’(帥氣之意)的,完全是當演員的料”。但因為他爺爺是地主,他順理成章地戴上了地主帽。“小地主”懂禮貌、肯幹活、愛幫忙,對人挺實在,但二十好幾了,都沒有討到老婆。

幾千年來,貧窮落後就像鋼印,深深地敲在農民臉上。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期,秀山一直鬧土匪,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當地農民生活的極度貧困。二十年後,哥姐插隊到秀山,又親歷和見證了這種狀況,尚未從根本上改變。了解了真正的農業,知道了真實的農村,看到了農民的生存狀況。這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收穫。

農民雖然生活貧困,卻不失真誠善良。他們手把手地教哥姐乾農活;一年一次殺豬,總要請哥姐去吃“刨湯”(用剛宰殺的豬肉豬內臟做的美食);送自家地里出產的花生黃豆,讓哥姐帶回重慶;難得做點豆腐乳,一定要給哥姐端半碗……農民關照哥姐的細節,哥姐回到重慶多年以後,還會不時提起。

大姐(後排左三)與生產隊的女同胞

知青下鄉之初,農民也會表示歡迎。這種歡迎,一方面源自他們對遠離家鄉的城裡娃的友善,一方面出於他們慣於服從的心理,對來自上面的安排,他們會遵命而為。兩個姐姐下鄉的第一年,大年是在農村過的。當時知青住房還沒蓋好,二姐她們暫住在生產隊隊部。大年當天,二姐一早開門,驚訝地發現門外大水缸里,裝滿了糍粑(糍粑晾乾後,浸在水裡不會開裂,可存放較長時間),房子四周,被一捆捆柴火包圍。

原來,這是生產隊長安排三十多家農民連夜送來的。每年過端午節,婦女隊長會吩咐她們:把糯米泡好就可以了,其它的事情你們都不用管。結果,七八個農民跑來,包好粽子放進大鍋,先用大火燒開,再用幾個老樹疙瘩的微火余碳,煨上一晚。第二天,熱氣騰騰的粽子便靜待她們狼吞虎咽。

大姐生產隊的農民吳應好,個頭不高模樣一般,娶的媳婦卻挺漂亮。老吳農活很在行,特能吃苦又十分勤勞心細,經常教大姐他們種菜。他家有三棵李子樹,梅李、血李、玉皇李,色彩各異,味道不同。李子熟了,他叫大姐隨便去摘,如果大姐沒時間,他會摘一大筐最大最甜的血李、玉皇李,給他們送去。生產隊地主的兒子,以枇杷樹為料,給大姐做了一根扁擔。枇杷樹的木質韌性好,這根輕巧而結實的扁擔,挑起東西閃悠悠,大姐非常喜歡,後來將它帶回了重慶。秀雲的媽性格豪爽,只要知道有人為難知青,定會打抱不平。她格外關照大姐,有什麼好吃的,一定會給她送去。

二姐生產隊的老保管,特別心善,自己難得煮一碗荷包蛋,卻總要盛四個,打發老婆給她們端來。王再陽家有五個女兒,每兩個之間相差一歲多點,生活尤其困難。六歲的老四很會煮紅苕,將火燒旺,紅苕煮熟,等水基本幹了,再添幾根柴,用小火慢慢烤,不多會,只只紅苕便烤出了鍋巴,又香又甜又糯。看見二姐路過,她就喊“孃孃,快點來吃,好吃得很喔”。

二哥清楚地記得,那天生產隊長帶領大家到六十里外的蓋上,挑石灰回來作肥料。上百斤的擔子壓在他身上,本就晃晃悠悠,為了不落後,他還是咬牙跟上隊伍。驕陽似火,一路上大家又累又飢又渴。好容易來到路邊的“一碗水”(“一碗水”,顧名思義,水坑裡的水,不多不少只有一個碗的容量,水舀完後,會自動地往外冒,直到重新達到一碗水的容量後停止,循環往復,永不乾涸),大夥蜂擁而上。突然,隊長一聲“讓瘦娃兒先喝”,農民馬上閃開,讓他俯身喝了個痛快。那天,不是“酸梅湯”勝似“酸梅湯”的泉水,讓二哥對大自然的饋贈和農民的善良,滿懷感激。

另一次,他趕場回來,路上覺得口渴,便到養蜂的農民家討水喝。熱情的蜂農不僅讓他喝水,還請他喝酒。為改善酒的口感,蜂農將蜂蜜調入酒中。蜜酒香甜誘人,二哥喝得暢快,不多會兒便一海碗下肚了。酣暢淋漓的後果很嚴重,二哥爛醉如泥,沒法自己走回去。貼了蜜酒的蜂農,還得貼上時間氣力,又是背,又是扶,走了好幾里路,將他送到家。

切實感受了邊遠鄉村農民的淳樸與善良,這也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收穫。

小插曲

插隊前,哥姐從“學習大寨呀趕大寨,大寨紅旗迎風擺,她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自力更生改變那窮和白!”中,去體會改天換地的神聖。當自己如秧苗般插進農業大田後,方知生活的苦辣酸甜。於是,在“大作為”的變調中,他們演繹出了一串小插曲。

農村生活清苦,葷腥很少。

哥姐能吃飽飯,但很少能吃上肉,加上乾體力活消耗大,更是經常感覺癆腸寡肚。他們盼著農民殺豬,因為到時農民會請他們“打牙祭”,排骨燉湯、爆炒豬肝、回鍋大肉,想著就流哈喇子。但這種機會,一年就一次,所以,得熬著。

吃不上豬肉,大姐他們會另想辦法。聽說秀山的羊便宜,又聽說供銷社2.5元一張收購羊皮。於是,他們花5.5元錢買了只羊,吃完羊肉後,再將羊皮賣給供銷社。三元錢滿足了幾天的口福,幾個人樂壞了。只是,羊難以買到,兜里的鈔票又極其有限,所以,這種美味與開心,幾年來僅此一次。秀山的團魚(甲魚)也很便宜,只有0.34元一斤。那天,大姐一下子買了三隻,燉了一鍋,叫二姐二哥去吃。剛開始,幾個人下筷如下雨,沒多久,便不約而同地停下了筷子。原來,因為沒放任何調料,團魚那強烈的腥味,實實在在讓他們倒了胃口。

下鄉第一年,大姐他們自留地的四季豆熟了,便買來肉剁碎,與切碎的四季豆攪拌,包餃子招待公社的一幫子知青。飽餐一頓後,好幾個人吐的吐,拉的拉,半天不得消停。後來,他們總在琢磨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四季豆沒有完全燒熟,殘餘的皂素髮威?不知名的木料做的菜板,木渣中內含毒素?兩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樣,毒素混進胃裡興妖作怪,卻是鐵板釘釘的事。

二哥正長身體,特別饞肉。插隊第一年,他因為回重慶治病回過家,第二年春節就獨自留在鄉下過年(來迴路費要40多元。每年春節,哥姐從未同時回來過)。期間,農民請他到家裡吃飯,好面子的他謝絕了。他實在太想吃肉了!正好生產隊殺了一頭病豬,他分到了兩斤肉,於是拎回去放鍋里加上水,煮得半生不熟後,就開始守在灶台邊,邊煮邊吃。肉完全煮熟了,也被他吃光了,又用剩下的肉湯,煮了一斤米,一氣吃得精光,總算過了把癮。

也是那年春節,生產隊凍死了一頭老牛,二哥花錢買了兩斤牛皮,拿到生產隊隊部農民冬天圍著烤火的火塘,放進架在上面的鼎罐里,燉了一整夜。這一次,他的胃被牛皮徹底膩到了,以致後來只要看見牛肉,他就會幹嘔。

農村不缺新鮮蔬菜,只要捨得花力氣。

下鄉後,哥姐都分得自留地,可以自己解決吃菜問題。但三人中,只有大姐自留地上的蔬菜,長出了姿態容貌。

大姐性格像男孩,打小就不睬禍事。四歲時,看見五歲的大哥被大孩子追打,她抓起一根竹竿橫掃過去,嘴裡還喊著“你們敢打我哥哥?!”鼠竄的“皮蛋”們,此後只要看見她,都躲得遠遠的。

大哥(中)、大姐(右一)、二姐(左一)

大姐很有些倔強,有時會與母親對著幹。比如母親要她像大哥那樣,將全部心思用於學習,她卻常常在操場上蹦躂,投籃一投一個準,還趁母親不注意,鑽到床底下,趴著偷看小說,一看大半個鐘頭。比如“文革”初期,母親叫她不要去“大串聯”,她卻爬上火車行李架,躺著搖到北京,成為我們後面四個子女中,唯一在天安門廣場上,晃到一眼偉大領袖尊容的人。

1966年大姐大串聯到北京

回來後,大姐回響領袖號召投身“革命”,專事刻鋼板、印簡報、散傳單、搞宣傳。一次,她們幾個人在“窩點”加班加點地印傳單,被趕來的反對派逮個正著,抓去暴打了一頓,隨後被蒙上眼睛,扔進了防空洞。

大姐又非常善良厚道,對人巴心巴腸。在鄉下,她成了老大,於是,擺出小慈母的架勢,幾年裡卯足了勁,給二姐的知青點當“菜背篼”。到後來,她硬是把定時給二姐的知青點送蔬菜,由義務“背”成了責任。大姐和準姐夫都是貨真價實的高中畢業生,利用腦瓜里的生物學底子,他們忙完農活,便傾情於自留地。挖坑鬆土撒種子,澆水施肥拔野草,天天汗流浹背地忙碌且怡然。天道酬勤,他們的自留地,蘿蔔像瘦身冬瓜,青菜似微型冬青,南瓜如中等磨盤,韭菜若袖珍竹叢。此外,辣椒、高粱、包穀、黃豆……,間種套種輪番上陣,讓自留地在公社博出了名氣。大隊書記聽說後,專門跑來觀看;農民路過,羨慕的目光落在長長的豇豆、紅紅的番茄上,幾分鐘都不偏移。瓜菜雜糧成熟了,大姐抱起南瓜、背上蘿蔔白菜包穀青菜頭,顛顛地奔上兩里多路,送到二姐那裡。

大姐種自留地

當然,二姐二哥也有自留地,也種黃豆、紅苕、包穀。然而,他們總是沒有耐煩心,總是在包穀剛灌漿,黃豆才出粒時,就將這些半成品,統統掃進了肚皮。難得一次等到黃豆成熟,他們便邀上農民,把黃豆稈堆起來,在下麵點把火,不多會,豆子便噼里啪啦蹦出殼。農民吃豆吃出了水平,手與嘴一尺多的距離,往嘴裡扔豆,又快又準,嘴巴還始終清清爽爽。他們就不行,常常吃出一臉黑花。

農村生活單調枯燥,哥姐會自尋樂趣。

春天來了,捧幾把桃紅李白,插在搪瓷缸中;夏夜晚上,端個矮凳坐在院壩,望“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想遠在重慶的老母親;冬日早晨,打開雞籠,看一隻只不知深淺的公雞母雞,在結凍的地上摔得狂眉狂眼。哥姐最爽心的事是趕場,能在鎮上小飯館,拈幾片“閃閃”(四川話,吃肥肉叫“拈閃閃”,“閃閃”一般指燒白或回鍋肉),幸福感便暴增。要是再在場上碰到平時難得一見的同學,一兩個小時的胡侃海聊,嘴巴腦殼過足了乾癮。此刻,心情那個好,只能用“醉”字來形容。

那時,照相還是一件較為稀罕的事,準姐夫家有一部舊相機,下鄉時,因家中無人,他只得將相機帶到鄉下。由於怕被人指責為“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他很少拿出相機。難得的幾次拍照,姐倆和農民都挺開心,珍貴的年月影像,由此便保留下來了。

二姐機敏風趣,學業拔尖。中學三年,她一直是學習委員,還喜歡與成績跟她不相上下的男生暗中較勁。二姐勤快能幹,做事乾脆利落,還特愛整潔乾淨。大哥赴京讀書後,家裡衣服床單的洗滌,基本由她包圓了。二哥到她們生產隊後落戶後,她又承擔了為二哥洗衣縫被,照料他日常生活瑣事的擔子。二姐還喜歡唱歌跳舞,“文革”中,她參加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將革命文藝遠送到成都、樂山和宜賓。

下鄉後,二姐的這一愛好,由舞台轉換到了土屋。每到夜晚,吃飽了白米飯或紅苕,三個女生躺在床上,可著勁“嚎”《井岡山的道路》《水兵的光榮》等紅色組歌。然而,想到第二天還要“臉朝黃土背朝天”,三人心空被“八角樓的燈光”驅散的烏雲,被“人逢佳節倍思親,阿金我想念毛主席”趕跑的鬱悶,頓時又捲土重來。

“八菜一湯”(八個革命樣板戲、鋼琴協奏曲《黃河》)中,三人最拿手的是李鐵梅、阿慶嫂的唱段。唱到興頭上,各自充當一個角色,在土屋上演革命折子戲。隨著時光的推移,她們的歌曲喜好發生了變化。借“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訴說浪漫意,用“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傾吐思鄉情,以“珊瑚樹紅春常在,風波浪里把花開”表現柔軟心,拿“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抒發殘存的激情……

“革命浪漫主義”倒騰完了,又搜刮枯腸,挨個掃蕩“戰鬥民族”的歌曲,《喀秋莎》《三套車》《山楂樹》《紅莓花兒開》《共青團員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各來一遍,過足了心癮。不滿足於單調複製,她們還“二度創作”,將“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改成“低頭看見油燈芯,心中想念文化宮”;將“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穀香”,唱成“人說秀山鬼地方,土瘦人窮五穀荒”;將“美麗的姑娘見過萬千,獨有你最可愛,你像衝出朝霞的太陽 ,無比新鮮姑娘呀。你像魚兒,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宮殿,姑娘呀”,變為“美麗的姑娘見過萬千,獨有你最醜怪,蒜頭鼻子大碴口,耗子眼睛雞腳桿。你像天上飛行的老鴉,地上爬行的癩蛤蟆”。唱完後,三人一陣“哈哈哈哈……”身體疲乏和心情不快,全都抖落了。

大姐(蹲者)和二姐在坡上

住在隔壁的二哥,一般不參與二姐她們的娛樂,而是獨自湊近煤油燈,看幾眼知青間相互傳閱的小說:《悲慘世界》《靜靜的頓河》……看《三國演義》時,他兩天一夜不吃不喝,一口氣看完了。但是,當他聽到《三套車》之類的憂傷歌曲,會跟著唱,唱完了,再喊上一嗓“龍禁魚池頭,伸腰不自由”。

農村雖然貧窮,但副食供應卻比城市好。

那時,城市供應全憑票證,哥姐便想方設法,托人給家裡捎好吃的。春節回家前,他們會動足腦筋多買豬肉,做成鹽肉醬肉臘肉。每年分紅後,他們將所得的30多元錢,全部用來買城裡買不到的副食品。

二哥淘氣又聰明,遇事善於動腦筋。“文革”中,大哥困在北京,大姐二姐在外“幹革命”,14歲的他,目睹“文革”之初家中被“抄”的全過程,打心眼裡排斥“革命”,卻對爬樹掏鳥窩、滿坡挖蚯蚓、砌磚修鴨池、石縫拔樹根……等頑童營生,興趣盎然且樂此不疲。後來,他又將頑童營生的範圍,拓展到有“技術含金量”的補鍋補碗、修鎖配鑰匙上。

下鄉後,二哥將“淘氣”轉為給家裡“淘稀缺品”。那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有一年春節前,二哥準備買些豬肉帶回家,便約上好友何蜀昌,到豬肉便宜的山裡集市去買。到了集市,兩人聽說買生豬回去自己殺,比買豬肉划算。但在當時,買賣生豬屬於違法行為,被捉住了,輕者安個“投機倒把”罪名,重者要“蹲雞圈”(判刑坐牢)。個別腦子活絡的農民,不知用了什麼辦法,用半大的生豬冒充“病豬”,在集市上出售。

兩人合計後,選了頭80多斤的“病豬”,將它四腳朝天地綁好,小何在前,二哥在後,抬起就走。山路陡,路又遠,兩人費了老力,臨近深夜,總算上了馬路。馬路周邊開闊,冷風吹得正歡。渾身濕透的二哥,猛地被風突襲,頓時打起了寒戰。忽然,一股暖流伴著一陣“嘩嘩”聲從天而降,澆得他舒坦非凡。鏇即,他便感覺這“熱水沐浴”有點不對勁。借著月光定睛細看,原來這是頭母豬,尿道口開在屁股上,正在朝他“飆尿”。

被農民喚作“秧雞”的二哥

“文革”初,中學裡舊社會過來的“臭老九”是首當其衝的揪斗對象,母親被大字報炮轟火燒,她對那些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塗污,極其憤怒卻無處話憋屈,不久便患了急性肝炎。後來她雖已治癒,卻擔心復發。糖能保肝,但城裡每人每月只有二兩定量。農村沒有限量,但農民很窮,購買力極弱,即便一斤白糖僅0.74元也買不起,所以供銷社有存貨。二哥打聽到四川與湖南交界處的卞朋,白糖敞開供應。他立即又約上何蜀昌,翻山越嶺走了50多里山路,一口氣買了50斤。

當他把50斤白糖背回重慶時,樂不可支的母親,又是搬出大罐子貯存,又是分包送給朋友。有了這罐白糖,母親可以時不時喝杯糖水,家裡過年做湯圓心子,端午節粽子滾白糖,平時煮醪糟丸子……一堆難題都解決了。六年里,我們沒再為“缺糖”犯過愁。

除了豬肉白糖,還有自養的雞、下的蛋。秀山的雞欠缺馴化,野性十足,走路基本不用腿,而是飛,惹了它,還會跳起腳腳啄人。“飛雞”個頭小,下的蛋鴿蛋般大小,而且下蛋不上心不賣力,常常在外面下野蛋。大姐養的一群母雞,雞窩裡總是見不到幾個蛋,最後農民在馬路對面生產隊牛棚的乾草堆里,一下子翻出十多個。這種情況反覆出現,大姐只好關“飛雞”們的禁閉,它們終於老實了,乖乖把蛋下在窩裡。二姐不善種菜,卻愛養雞,趕場時,提籠雞娃回去,白天放敞,晚上關圈,花錢不多費事不大。“飛雞”們特別鬼精,穀子快成熟時,躥進田裡偷嘴,吃成一群小肥肥。春節返家,二姐直接就將十多隻活雞、兩百多個雞蛋背回來。

除了肉類,自己種的花生,上山撿的板栗,樹上打的桂花,田裡採摘的黃花菜,自製的乾豇豆……家中副食基本由哥姐從千里(道路彎來繞去,路程被加倍拉長)之外背回來。

大姐在自留地收菜

秀山的背篼上大下小,特能裝東西。但哥姐還嫌不夠大,在頂部邊緣再加一尺高的“圍牆”。每次回來,總得背近百斤。一次,二姐因為背得太重,上船時跪在跳板上,怎么也站不起來,兩個船工只好各架起她的一條胳膊,將她“拖”上了船。

農村地廣人稀,可盡情“放敞”,但危險也無處不在。

大姐到山上割牛草,發現高處有一窩又嫩又茂盛的草,便不管不顧地爬上去。最後,草割到了,她卻“上山容易下山難”,差點困在崖頂。

生產隊要給大姐他們修知青房,大姐便隨農民,到數十里外的川河蓋上背石灰。出門時,天還未亮,走在濃霧瀰漫的山路上,她只能隱約看見前面人的腳和後背。爬上山頂,雲開霧散,她發現自己就站在峭壁上,頓時嚇得面如土色。回來的路上,由於沒經驗,她沒在背篼內壁鋪墊東西隔離,結果石灰順著背篼篾條間的縫隙漏到了背上。石灰與背上的汗水匯合後,立馬發生化學反應,這足以煮熟雞蛋的溫度,把大姐從背到腰骶尾部的皮膚,都燒傷了。潰爛的肌膚,鑽心的疼痛,折磨了她好長時間,給她留下了至今仍在的疤痕。

修大姐他們的知青房,農民很上心,特地將房屋的位置,選在背靠山坡的地方,為房子打了厚厚的土牆不說,還特意在房屋周圍挖了排水溝。住上了新房,大姐他們樂滋滋的。不料一天夜裡下大雨,雨水順著山勢直接湧入了各個房間,酣睡的幾人卻毫無覺察。第二天醒來,鞋在水面漂,土牆浸透一尺多高,泥巴地面成了秧田。見此情景,幾人驚出一身冷汗,直感嘆“幸好房子沒半夜垮了”。

二姐曾遭遇過“鬼打牆”。那天她趕場回來晚了,月黑風高,為了抄近路,她穿進了墳地。四周死一般靜寂,偶爾傳來的“哇喔”聲,偶然閃現的磷火團,讓她心驚肉跳。然而,就像被亡魂抓住了身軀,她在荒冢中轉了兩三個小時,最後又回到了原地。二哥見她夜半未歸,告訴了生產隊長,幾個農民打著火把,總算在墳地中把她找到。

二姐還上演過更驚心的一幕。她上山砍柴,看到一根小碗口粗的枯樹立在山頂,想也沒想便一口氣爬上去,一手按樹幹,一手揮柴刀,“嘭、嘭、嘭”,砍得正來勁,“啪”一聲,樹斷了!由於她整個身體的重量全在樹幹上,人一下子就順著陡峭的山坡往下滾。剛開始,她恐懼得緊閉雙眼,心想“今天完蛋了”。一轉念,“不能就這么死了”,睜開眼的一剎那,瞅見半山腰一根枯藤,手一伸緊緊抓住,總算撿回了一條命。

二哥也曾在上山砍柴中遭遇意外,只是不夠二姐那種差點丟命的級別。他不識漆樹,砍了一大捆背回去,結果皮膚過敏了,渾身長滿了水泡,臉腫得面目全非。又是一番又疼又癢,折騰了一個多星期,才慢慢恢復。

一次他挑糞上山,坡陡路滑,前面的一隻糞桶突然翹了起來,撲面而來的糞水,對準他張大出氣的嘴巴,就灌來滿滿一口。直到這時,“嘗鮮”的二哥方才知曉,原來糞水除了臭氣味,不鹹不淡,無滋無味。

有一天,他割完穀子,跳進附近的梅江河洗澡,附帶顯擺“狗刨”水平。自由自在中,他不覺“刨”到水流急處,一下子就被卷進了漩渦。幸好同伴許正明瞥見,“許恩人”不顧自己的生死,以最快的速度游過去,拚命將他拽了出來。當眾人誇讚小許“捨己救人高風尚”時,他模仿阿慶嫂的唱腔,來了句“好老鄉,休要謬誇獎,救人一命理應當”。

知青下到農村,就像草原放馬。“放敞”環境下,因為缺乏學校教育和父母監管,因為生病、勞動強度大、生活困難、苦悶無聊等等原因,不時有出事的。僅哥姐認識的知青中,有死於非命的,也有落下傷殘的。

鄰居家的一個知青,下鄉一年多得了急性流腦,幾天就走了。一個知青趕場時參與打群架,被抓去判了五年刑,送到水銀廠勞改,後來汞中毒,不到一年就去世。因為分紅的事情,知青與農民發生了矛盾,年輕氣盛的知青與農民大打出手。部分農民早就對知青與自己“爭食”不滿,於是趁機“教訓”知青。寡不敵眾的知青面對越聚越多的農民,只得逃到深山,躲進當年土匪修的寨子裡。

然而,人多勢眾的農民打起了“人民戰爭”,把山寨圍得水泄不通。農民攻進去後,將十幾個知青打得鼻青臉腫,好幾個還被打成了重傷,所幸沒有鬧出人命。還有一個右派出身的知青,比竇娥還冤。別人打架,他站一旁看熱鬧,被派出所抓去後,用棕繩五花大綁,再往繩子上澆水,繩子發脹後,一條手臂缺血性壞死,生生地被截肢。事後,爹媽還不敢吱聲。

《孽債》也有現實版,只是結局不同於電視劇罷了。哥姐所在的學校,知青中沒有女知青嫁給農民,連談戀愛都絕無。僅有的是,一位純血統工人家庭出身的高中男知青,迷上了當地的“村花”,敢於下河摸石頭的他,走上了徹底“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娶妻生子後,為了解決生活困難,兩口子賣過涼粉、擺過地攤、開過麻將館。為把老婆的戶口遷到城市,他沒少淘神費力,最終還是不了了之。男知青儘管最終沒有當“陳世美”,但因為倆人在生活習慣、情趣愛好等諸多方面的差異,打打鬧鬧成家常便飯,日子一直過得別彆扭扭。

於今回想,哥姐最後都能平平安安、完好無損地回來,真是萬幸!

回家了

三年多後,哥姐離開了秀山。大姐被重慶市市中區教育局招去,培訓後當了老師。二姐被重慶市手工業管理局招去,分配到集體所有制小廠當了工人。二哥頂替母親,培訓後也當了老師。只有準姐夫,多次出席知青先進分子表彰會,卻因所謂“家庭出身”,屢次被推薦又屢次被刷下,直到近五年以後,才告別眾鄉親,後經學校培養當了醫生。

我呢,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時年齡不夠。剛滿十六歲,街道革委會組織一群新三屆紅衛兵,連續三天敲鑼打鼓上門,將大標語大字報刷滿走廊和屋內,還召開現場動員批判會,厲聲責問我“躲在城裡吃閒飯,可不可恥?!”

然而,由於母親患風濕性癱瘓住院,大哥在自貢,三個哥姐在農村,我必須留下來照顧她(四川當時規定:老三屆全部上山下鄉。新三屆下鄉時,政策有所調整:一家人中已有兩個下鄉,第三個可以留城),最終成了漏網之魚。

三年多的插隊生涯,磨練了哥姐的堅韌性、責任心和吃苦精神。後來的人生中,他們也曾有所作為,也曾遭遇下崗再就業,一步一步地走過來,他們始終保存著樂觀心態,始終自強不息。這,多少得益於這段難忘的知青經歷。

秀山留下了哥姐的青春足跡,哥姐與秀山農民建立了感情。離開秀山後,他們從未淡忘那個偏遠的山區。生活安定後,他們都曾數次回去,凝目那裡的山水,探望樸實的農民。

36年後大姐重握鐮刀

當年哥姐去秀山,舟車勞頓整整四天半。如今,秀山屬於重慶的一個區,開車走高速公路不到5小時,乘火車2小時,坐高鐵1.15小時,即便乘船,也只需11個小時。天險通途,不再是夢。

當年哥姐在鄉下,目睹農民生活相當貧困。如今,農民住上了寬敞明亮的二層小樓,吃上了雞鴨魚肉,穿著打扮不輸城裡人,出行有機車小汽車。

當年哥姐回城探親,關係好的農民會讓他們帶些好吃的回去。如今,農民依然給他們捎自家做的豆腐乳、紅苕粉,但捎帶更多的是營養更為豐富的松樹菌、黑木耳、竹筍衣。

2014年,大姐與吳應好夫人(左一)、婦女隊長(左三)、生產隊長兒媳(右)。當時三個人在另一大隊辦喜事幫廚。大姐姐夫在看望了生產隊農民後,驅車十幾里去看望她們

當年哥姐從重慶回秀山,母親會將我們小時候穿過的衣服棉鞋、常用藥品,塞滿他們的背篼。如今,他們仍會給農民送東西,只是它們由舊衣物變成了小家電,由常用藥變成了化妝品。大姐還會將自己精心縫製的挎包背包帽子,寄給農民;大姐夫會耐心解答農民在尋醫問藥中,遇到的難題,會幫著聯繫看病住院開刀,甚至直接帶回重慶診治。

當然,哥姐也看到,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等原因,如今的農村,空心化嚴重,農村的教育,農民的養老、醫療等,仍有諸多不盡如人意,農村面貌的徹底改變,仍然前路漫漫。但每次哥姐與農民聊起今昔,農民最後總是那句話:還是改革開放好哇!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過去50年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今日人們對它的評價,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知青作為這場運動的主體,在離鄉背井中,接受“再教育”,自謀生路。農民作為這場運動的客體,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還處於貧困時,聽從安排,接納知青。因此,無論知青還是農民,都是相當地不易。他們的生存經歷,他們留下的歷史足跡,不該忘記,也不能忘記。

知青的經歷和遭遇,儘管讓人感嘆唏噓,但他們在農村生活和農業勞動中,磨練出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勇敢堅韌品質,卻值得肯定。回憶這段歷史,可以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在還原真相中,明晰興替得失。

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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