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日本為什麼冷淡袁世凱 | 彰考局

2018-10-04 12:24:22

辛亥革命前夕,針對革命黨人在中國東南沿海日益活躍的形勢,日本駐香港總領事船津辰一郎向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提交了一份對中國政治局勢的分析報告,認為雖然民眾對清政府多有不滿,但革命黨勢力只集中於兩廣一隅,其他地區的反清力量還比較分散,清軍有能力撲滅各地零星的起事,短時間內難以形成大氣候。①

日本將寶壓在了當時海內外均擁有廣泛影響力的康梁立憲派身上。1911年6月11日,康有為在日本政府允許下抵達兵庫。②維新政變後,康氏曾逃亡日本,當時的總理大臣山縣有朋為避免開罪清廷而將其驅離。此番再度請回,正是考慮到慈禧駕崩後康梁立憲派有可能被清廷重用,遂預先拉攏。

對於袁世凱,日本並不看好。

1908年,帝後駕崩後,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光緒之弟)以足疾為名勒令“回籍養疴”,處於鄉居狀態。他與日本在1880年代的朝鮮曾結下樑子,這次袁氏倒台,日本政府表示:“雖不會不欣喜於袁世凱的失腳,不過只要東洋的和平不被打破,新政得以延續,袁世凱本人究竟如何是毫不重要的。”③——袁世凱在政治上已經日本被視作一個無關緊要的邊緣人了。

而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對袁世凱亦多做冷處理,未能像西方列強那樣給予強力支持,這為民國中日關係特別是將來袁世凱“洪憲帝制”期間埋下諸多不安定因素。

這是“彰考局”為你推送的第134篇文章

撰文▼葉磊(彰考局專欄作者)

劃重點

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拘泥於維持中國帝制,對革命形勢的變化與袁世凱的崛起未予足夠關注,甚至在袁氏掌握大權的形勢已經明朗後還不願提供支持,結果是外交目標與現實利益雙雙告失。

力保帝制的日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發生後,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認為,這不過是地區性騷亂,很快會被清廷平定,遂僅與盛宣懷等大臣商議保護靠近革命鏇渦的漢口鐵廠,商討對清廷武器出售等具體事宜。

但隨後,日方陸續接到各城市領事對事態進展的報告,革命已成燎原之勢。伊集院彥吉從清廷中樞大臣那桐處獲悉,袁世凱有出山安定局勢的跡象。④

果不其然,10月30日,袁世凱從河南彰德遣人與伊集院彥吉接觸,表示今後要加強聯絡。

伊集院推測,袁世凱正觀察南北方的形勢發展,相機出手。伊集院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日本政府。⑤

當天,清廷大臣那桐與毓朗把三箱行李與財貨存放日本使館,並留下遺書,表明局勢已非常嚴峻。

▲伊集院彥吉,日本明治、大正時期駐華公使。

伊集院向日本外務省建議,為了日本“帝國百年長計”與“皇國永久隆運”,必須派員籠絡中國各地的革命黨實力派各路人馬,並出動軍艦,確保清帝至少可以繼續統治北清。⑥他本人已經開始接洽蒙古王公。

日本外務省持謹慎態度,希望伊集院繼續觀察清廷的情況與列強的態度,凡事與英國公使共同商議,不可採取過激行動。

10月31日,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出任署理民政大臣,翌日清廷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令其入京主持大局,復出已是勢不可擋。

因此,日本外務省希望伊集院設法與袁世凱聯絡,通過趙秉鈞,私下與之通融錢款,以拉攏關係。⑧伊集院卻無意與袁世凱個人發展關係,強烈主張日本應當維持中國的帝制⑨,要求出兵壓制袁世凱,以順從日本的政策。

但列強多持觀望態度,特別是英國。基於《日英同盟條約》的約束,未得英國同意,日本不敢貿然出兵。

日英同盟被雙方在辛亥革命前夕的7月13日再次延長,其所締結的《日英同盟條約》被日方外相小村壽太郎稱作“帝國外交之真髓”。

這一同盟,可謂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在東亞進出的“護身符”,條約之下,日本任何脫離英國的單邊行動都阻力重重。

不過,干涉並非伊集院一個人的主張,軍界元老山縣有朋就擔憂,中國若實行共和制會威脅日本的天皇制,要求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轉告與中國革命黨關係密切的犬養毅,請求他勸告革命派放棄“共和制”。

這種對中國廢除帝制可能引發亞洲地區多米諾骨牌效應,以至威脅日本國體的憂心,瀰漫在日本朝野內外,並深刻制約了該國的外交政策,妨礙了日本與袁世凱關係的展開。

被英國牽制的日本

12月2日,革命軍攻占南京,與朝廷分庭抗禮。復出的袁世凱,雖然大權在握,但依然被要求實行共和的南方革命黨,與堅決捍衛帝制的朝中親貴搞得焦頭爛額,一子行錯,便隨時有滿盤皆輸之虞。⑪

對這一局面,列強表面上不干涉,實際皆在虎視眈眈,日本更是躍躍欲試。

當時,袁世凱派遣其聘任的日籍軍事顧問坂西利八郎中佐拜訪伊集院,傳達了希望日本出面調停,並最好能在財政上提供援助的意思。

伊集院本以為這是日本插手中國內政的好機會。但經過與洞悉袁世凱集團內情的阪西中佐詳細交流後,發現袁世凱並未有仰賴日本政府意思,只是希望日本“非正式”地給予袁支持,因而日本不能指望通過提供援助操縱袁本人。⑫

12月6日,清廷宣布廢除攝政王載灃,同日代表清廷參與南北議和的唐紹儀前往上海。對此,日本外務省致電伊集院公使,認為廢除攝政王與派唐紹儀此等重大訊息袁世凱事先俱未通知日本,這說明袁與日本關係疏遠,袁只是想利用日本。⑬儘管日本準備隨時介入中國事務,但袁世凱更青睞實力、聲望均為列強之首的英國,並未重視日本。

▲朱爾典,英國駐華公使。

這種情況下,伊集院公使找到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提出,由外國(實際指日本)武力干涉來恢復中國秩序的時機已經到來,問英方怎么看。朱爾典雖然也贊同維持清帝統治下的君主立憲政府乃最優選項,但考慮到用強權迫使億萬人民接受一種他們反對的政體將會引發嚴重後果,認為各國應該勸告對立的南北雙方直接談判以避免上述不幸事件。⑭

這說明,英國更在意的是維持中國的社會秩序以保證其在華利權,並未如日本般直接關切清室的帝位問題。在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下,英國不願對袁世凱、清廷或南方革命政府等任何一方表示明顯偏向,更不願出兵干涉。

英國的反對使日本的出兵計畫擱淺。因此,當南北雙方分歧太大無法調和,袁世凱擬廢帝制實行共和以迎合革命政府的流言傳開時,伊集院公使也只能口頭質問袁世凱,袁世凱雖然保證他本人“完全主張君主立憲”,⑮但實際情形如何,則完全不在日本的掌控之中。

“心灰意冷”的日本

隨著南北議和的進行,實行共和制已是大勢所趨。1912年1月29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清帝退位以獲得革命黨人的優待,隆裕太后遂授權袁世凱與革命政府商談退位條件。

2月10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清室優待條件》。木已成舟後,袁世凱派人通知伊集院:北京方面財政惡化到已不能與南方革命軍繼續對抗,自己“不得已”才贊成共和,且實行共和的條件已獲得皇太后與親貴的同意,不日將發表;另外希望日本能幫助維持東三省的和平。

關於東三省的和平問題,這裡需交代一個背景。當時日本政府無法直接插手中國南北方和談,為維持帝制,日本陸軍與浪人掩護保皇的肅親王出走北京,抵達日本控制下的旅順。軍界元老山縣有朋則發表“対清政略概要” ⑰,鼓吹日方出兵“幫助”清皇室撤到東北另立朝廷。一時間“滿洲獨立”的傳言甚囂塵上,引起各方警惕。

英國警告日本政府不可造次,理由是清廷既與袁世凱達成協定由袁氏組建新政府以繼承清廷的領土主權,日本便不可再支持肅親王另立朝廷以分裂中國。⑱日方只得叫停一切官方層面的支持活動。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

2月12日,清廷發布清帝退位上諭,當晚外務部給日本駐華公使館送來承認共和制的照會。

清帝退位引起日本方面的極大震動,伊集院公使請求日本政府將其調職,理由是,恥於在實行共和制度的中國拜會作為大總統的袁世凱。⑲當袁世凱與南京革命黨就南下就職問題發生爭論時,袁派曹汝霖拜訪伊集院,希望日本出面支持,伊集院給予了冷處理,不願提供援助。⑳2月16日,袁世凱再派胡維德就孫中山要求他南下就職一事詢問伊集院意見,後者一味強調他反對共和政體,同樣也未予支持。[21]

日本失去了與袁世凱——中國新的統治者——建立密切關係的良機。

與日本相反,袁世凱獨掌大權的局面明朗後,2月16日英、法、意等國公使拜訪袁世凱,表示支持袁氏。3月9日,英國公使建議伊集院也儘早承認袁世凱政府,但日方沒反應,似乎仍處在中國廢除帝制後的“休克狀態”。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就任大總統。待到日本調整其外交政策,並正式承認袁世凱政府的時候,已是一年半後的事情了。

擔心共和制動搖天皇制

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拘泥於維持中國帝制,對革命形勢的變化與袁世凱的崛起未予足夠關注,甚至在袁氏掌握大權的形勢已經明朗後還不願提供支持,結果是外交目標與現實利益雙雙告失。日本不僅未能利用革命形勢與中國政壇新的統治者袁世凱建立密切關係,其對待袁世凱的惡劣態度甚至還導致了兩者關係的疏離,這為民國初年中日關係的開展埋下了不安定因素。[22]

當然,今天以後見之明去批評日本當時的外交政策似不公道,所謂亞洲第一共和國的建立會否引發東亞地區的連鎖反應乃至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對當時的日本保守勢力來說,並不盡然是杞人憂天的問題:因為接下來的日本大正民主時期,國內就出現了反對天皇專制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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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RENCES

注釋

①“香港ニ於テ観察セル清國革命黨ニ関スル報告書 清國革命黨ニ関スル報告進達ノ件”(明治43年8月22日), 戦前期外務省記録 各國內政関係雑纂 支那ノ部 革命黨関係(亡命者ヲ含ム) 第四巻,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號:1-6-1-4_2_1_004。

②“清國人渡來二就テ”(明治44年6月12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 各國內政関係雑纂 支那ノ部 革命黨関係(亡命者ヲ含ム) 第五巻,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號: 1-6-1-4_2_1_005。

③Sir C.Macdonald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10,1909,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Series 1,1906-1919,part2:1909-1911.reed 1,p.393.

④《伊集院彥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1996年,芙蓉書房出版,第78-79頁。

⑤《伊集院彥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92-93頁。

⑥《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1年,第377-378頁。

⑦《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56-57頁。

⑧《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58頁。

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378-380頁。

⑩木堂先生伝記刊行會 編 《犬養木堂伝 》(中巻), 原書房 ,1968年,第717頁。

⑪關於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利用內外形勢縱橫捭闔並最終登上總統寶座的過程,真相撲朔迷離,長期未能全部澄清,或有說法認為一切不過是袁世凱的權術,形勢的發展皆在其袁氏的謀劃當中。桑兵教授新著《列強與南北議和的政爭》一文(載《學術研究》2016年第7期)分析了袁世凱在南北議和第二、第三次會議間8天裡的活動,認為“即使預設了政治目標, 強人要想達成心愿也並不那么輕鬆自如。8 天的縱橫捭闔,對於精於算計的袁世凱雖然說不上驚濤駭浪, 卻也經歷重重險阻, 絕非一葉輕舟順流而下那樣輕而易舉。”這提醒我們辛亥革命期間形勢變化相當複雜,決非完全按照袁世凱個人意願運行。

⑫《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390-393頁。

⑬《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401-403頁。

⑭《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 年12 月8 日), 第490 號,章開沅等主編: 《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8 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149 頁。

⑮《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405-409頁。

⑯《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262-263頁。

⑰《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第337頁。

⑱《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338-340頁。

⑲《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第570頁。

⑳《伊集院彥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233-234頁。

[21]《伊集院彥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236頁。

[22]唐啟華教授最新著作《洪憲帝制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8月)討論了4年後日本如何“扼殺”袁世凱,這一次是支持帝制,下一次則是反對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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