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心理分析用於政治| 對後榮格學派大師Andrew Samuels的專訪

2019-05-03 04:06:25

對後榮格學派大師Andrew Samuels的專訪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AndrewSamuels致力於融合榮格學派、客體關係(關係的精神分析)和人本主義三個學派的理論,他是Essex大學的分析心理學教授,倫敦大學哥斯密學院研究精神分析的訪問學者,倫敦訓練有素的分析心理學家。

Samuels有許多著作,最新的一本為《躺椅上的政治:公民與其內在的生活》。這本書獲得了美國精神分析發展聯盟2001年度Gradiva獎。此書將引領讀者了解人們是如何將自己的精神投入政治,政治又如何影響著人們的個人生活。在下面的對話中,Samuel將談到以下問題:

榮格對於心理治療的深遠貢獻;
對話與深度之間的平衡在心理治療中的重要性;
外部世界與個體內在之間天然的衝突和共同的發展;
精神與政治的關係;
個體、內在政治家、公民的責任;
介紹他對政治家、政治團體所作的工作;
創傷者的個性傾向和他們的自我責任感

會使心理治療有所不同。

作為促使後容格學派形成的重要人物,安德魯Samuels被《美國印象》如此描述:“或許他是當代最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容格學派學者。”他已被選為國際關係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委員會成員(thefoundingboardof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RelationalPsychoanalysisandPsychotherapy),人本主義心理協會(theAssociationforHumanisticPsychology)主辦雜誌《自我與社會》編委會成員。舊金山圖書館學報這樣描述他:“善於表達,大膽,活躍,善辯,淵博,有感染力,有趣,激進,不受束縛,這些與他超群的智力、藝術天分及寬廣、深厚的理論知識、臨床經驗分不開。

問:您在臨床治療和學術研究中涉及了多個領域,如榮格的分析心理學,關係精神分析,人本主義,心理治療界很容易給治療者貼上這樣那樣的標籤,您把自己看作一個“榮格派”、“客體關係(關係精神分析學家)”或者“人本主義心理治療師”嗎?您不覺得這些標籤有用嗎?

:我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傢伙,喜歡逆風而行。當我與榮格派的學者在一起時,我站在精神分析學派這一邊,當我和精神分析學派的學者在一起,我就是榮格派和人本主義的。最重要的是,榮格本來就是關係精神分析鼻祖——他強調對話的重要性,同時也是人本主義的先祖——他強調個人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創造性的、積極的作用。

再回到我性格中“喜歡對著幹”這一點上來,看看它實際上是如何表現的。去年在一次大型的關係精神分析國際研討會上,我對AdreeneHarris帶來的一個很奇妙的案例進行了分析,我利用榮格的主要概念,從症狀潛在意義的分析到最初的夢在心理分析和治療中的特殊作用分析,100%到會的精神分析學派聽眾反應熱烈,認為這些想法相當鼓舞人心。
問:榮格的學說常常被誤解或誤述為弗洛伊德學說的一部分,那么,具體地說,在一般的心理諮詢中,榮格理論的價值和貢獻何在?

:對我來說,在治療中,最重要是能夠使四種關係同時有效維持和進行,榮格的臨床方法可以幫助我實現這一點。

1.治療師和病人之間力量和弱點的變化關係。

2.病人有意識的自我和充滿意象的內部世界之間的關係,從這裡,才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源,以解決問題的辦法。

3.治療師也需要處理類似的關係,特別注意治療師自身的創傷及對病人的投射。(這是一件既好又壞的事。)

4.還有一個關係,常常是不同的,治療師、病人和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因素,他們世界是不同的。

以我看來,榮格既是“對話的榮格”,又是“深度的榮格”,很少有臨床將對話和深度整合在一起。強調對話可能導致治療中談話流於淺薄,強調深度則可能容易使病人和治療師之間正在發生的事受到忽略,並且沉迷於深度治療中產生的意象(image)。我傾向於用榮格的方法來矯正談活淺薄的問題,然後用關係精神分析來解決意象沉迷的問題。榮格對於夢的研究依舊是很有價值的。

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將心理治療理論運用於政治的?

:我的背景是戲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我曾經營一家激進的小劇院。當時參與一項青年工作計畫——用戲劇幫助南威爾斯那些有問題的、有暴力傾向的青少年。漸漸地,我認識到我曾提出過那些社會問題與這些人的人格障礙、心理問題密切相關。我也看到,即使我是一名工作人員,卻和“病人”有著同樣的問題。然後,我開始閱讀Laing、Ira等人的著作(《榮格的心理學及社會意義》)時,對“內部”、“外部”二元性提出了質疑,現在,我更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外部社會和人的內部世界如何相互激發有些我們還不清楚。

我希望能夠提供比個人諮詢更為廣闊的服務,請理解我並非放棄心理治療。實際上,臨床經驗使我在一些政治場合中講話時感到自己是權威,無論是為政治家進行諮詢還是在代表自己的會議上發言。

這些天,我喜歡說我口袋裡的硬幣有三面:心理治療,政治,再加上精神。在“精神的剖析”一文中,我把精神移向政治的方向,心理治療就是其橋樑。如法籍宗教作家所言:“一切開始於神秘,結束於政治。”

我很幸運,受僱於很多國家的政治家們和政治團體,做了一些工作。這使我走近了政治權力。我也在社會活動家團體中工作,主要是環境領域,開辦了一家“政治診所”(普通的工作坊),對所有人開放——這使我接近政治能量(politicalenergy)。我的書里對政治權力和政治能量進行了大量區分,讀者們將明白他們幾乎不擁有任何政治權力,卻可能擁有很多政治能量。我發現我的病人們在治療中出於對自己個人生活的尊重,很願意接受這種區別。

問:許多心理學家考慮到外部世界的影響,列出一些例子,您在《躺椅上的政治》一書中認為,“文化抑鬱症”是物質主義、環境問題、軍事問題的產物。我來引用FayWeldon的一個有趣的說法:“我過去常想在改變世界之前,必須改變自己,現在我知道我在能夠改變自己之前,必須改變這個世界——而這是不可能的。”你對此有何看法?你如何看待環境不可避免地侵入人們的內心世界,並使他們走進心理諮詢室?

:我關注兩件事,一件我稱之為“非個人的不幸領域”。這是指社會文化對病人的影響。比如說,用JoannaMacy的說法:人們常常由於物種衰落而陷於無意識的憂傷之中。我對這一偉大說法補充一下:當許多病人思考星球毀滅的問題時,他們感到自己是有責任的。他會想像自己也是破壞者之一而自責、內疚,並因此而抑鬱。另一個例子是不公平的經濟秩序對病菌人的影響,我不是在談論窮人的痛苦和富人的迷茫,雖然這很有趣也很重要。

我想說的是不公平的經濟秩序帶給普通的中產階級及他們的醫生看不見的和破壞性的結果。(我在治療中對探索這類問題很有興趣,並且很高興看到在諸如澳大利亞等國這樣的探索產生了一定熱度,儘管人們對階級這個概念懷有矛盾的心理。另一件我稱之為“內在的政治家”,可以治療中研究一下。這么說的意思是治療師需要像關注病人的性別、人際關係、攻擊性及精神狀態一樣關注其自我中的政治因素。我已經對如何利用病人的政治資料頗有研究,目的是使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材料和其他的資料一樣有其價值,即使如治療中的其他題材一樣枯燥乏味。因此,我並不傾向於關注災難性事件,儘管治療師和病人不得不談論這些事(如9.11,巴厘島爆炸事件,伊拉克戰爭等)。

問:在你飛往澳大利亞,準備參加治療與男性的培訓中,你提出一個問題:“男性有同性戀存在嗎?”,我被要求在此次談話中向你再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給出一個答案嗎?或者促使他來參加培訓嗎?

:這個問題有個完美的學術化的答案,如果這個答案令提問者滿意,他自然會來參加訓練!社會文化的範疇下“homosexual”是“homosexualities”是源起,現在基本不再區分兩者。事實上,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學說對治療師來說是有些問題的,因為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學術思想造就整套理論,比如關於,同性戀是否可能有“原因”。如果有人說同性戀是精神分析的症狀,我是同意的。

我現在正在關注對性問題病人的研究,如果那些研究能夠通過,所有治療師都會受益,無論他們的案例是什麼。

問:我有一個令我迷惑的問題,你是否可以給我一點治療?最近一個在聯合國大廈里工作的朋友帶我在那兒附近逛了逛,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可是,我卻感到沮喪,不是為了你認為的那些原因。這幢建築物四周都有禁菸標記,尤其在自助餐廳,可是有誰在意這些標誌呢?在一個通風很差的建築里,那些代表著世界各國的人們抽著煙,完全無視其他不抽菸的同事的健康。聯合國大廈上鑲嵌著美麗的諺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這裡面抽菸的工作人員無法在抽菸和尊重別人的權利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又怎樣期待他們在更大的問題上做出選擇?

:Liz,我有很多話想說,從討論你所描述的可怕的象徵主義,到請你告訴讀者你看到這一切以後作為回應你做了些什麼?就任何深度來講,我想和你討論的是,在你經歷這些事情時,你是怎樣處理你的失望情緒的。我注意到許多人看到一些不夠好的事情時,都會如此失望,以致於陷入絕望,放棄可能的任何努力。最初的理想主義冬眠了,政治上的冬天還在。

精神分析里一個著名的概念“足夠好”對於政治是很有用的,我在《躺椅上的政治》一書中論述了“足夠好的領導”。

問:2001年9.11事件後,一本心理治療的雜誌封面是這樣的:一位心理治療師坐在一把椅子裡,而世界坐在另一把椅子裡。從你和一些政治組織合作的臨床經驗里,心理治療師對諸如這類恐怖事件能夠提供什麼?
:從它本身來說,心理治療師只能對政治世界提供極少的幫助。那個世界為什麼要聽我們的,憑我們愚蠢的政見、支持保守派的不良記錄和標準化的操作?心理學很早以前就開始(多弗洛伊德、榮格、人本主義如馬斯洛、羅傑斯、皮爾斯)邀請這個世界走進諮詢室,但這個世界不曾在那裡開過會。治療師如果提出更大膽的建議,他們更激烈地反對的。治療師的願望當然是好的。(我並不受這些缺陷的影響,會儘量避免。)

一本著名的書標題如下:“我們已有一百多年心理治療的歷史,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然而這個世界如舊。”

我們需要社會中其他人一起工作,那些政治主流人士、社會活動家、環境保護者、人道主義人士及受壓迫、受迫害的弱勢群體。

“心理治療者須在每一個政府委員會裡,而不是,我的天,在治療師的委員會裡。”

“治療師是在受苦的世界裡,而非外在於它或高高在上。”

最後,用弗洛伊德的話說,連線心理治療和政治的紐帶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你認真地、專業地表達你的觀點,人們會說:“那是心理科學,只有其他的專家可以理解。”如果通俗的語言,人們會說:“治療專家說的那些話不過如此,任何一個記者都會說的。”有時,我在同一會議上可以聽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

問:目前心理治療方面受人歡迎的案例似乎是災難後的人格重建與發展,你是怎么做的?促使人們改變發生的基本要素是什麼?

:人們的觀念發展很快,這是一件有趣的事。還需要強調的是,有時恰恰是創傷的產生為心理治療的發展提供了良機,另一個因素就是環境的便利為使人們的創傷得以快速復原。

當創傷影響到人格發展時,我並非只遵循病因學的方法,造成心理創傷事件對人格有非常重要有時甚至是決定必的影響,但是——儘管我常覺得這一說法有些過時——人格有點神秘,它自成一體,業已形成,不得不被接受,它在總是在工作。如果我們這么考慮,除非真正需要,避開對於童年早期關注,是關係精神分析和榮格心理分析都願意做的。(榮格心理分析的興趣並非只對“孩提”象徵進行分析,而忽視如關係精神分析所做的那樣,象父母與孩子一般進行交流。)

問:創傷性事件對一個“好的病人”可能製造了一大堆麻煩。一方面,治療師鼓勵人們理解病人是其他人“壞行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個體對他們的生活和曾經發生的事情負起責任。我漏掉什麼了嗎?除了理解他們及自身的責任以外,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責任”對我而言是關鍵的,無論從臨床和文化上來講,都是如此,我有很多話要說,但只想說一點,說到公民的責任,有時候人們太頑固了。我們不僅努力著接受“足夠好的領導們”,也瘋狂地努力把自己接受為“足夠好的公民”。如果一個人對修復這個世界有興趣,最好從能夠接受自己的破裂狀態開始。我對一個人如何避免被傷害或採取太多的回答是:為責任定界。責任一詞在拉丁語的意思是“承諾”,這和責任有很大聯繫。和別人一起做你想做的事,不讓總是呆在你的頭腦里。然後一些社會的精神會有所發展,你不必是一個有深刻社會精神的人——為了社會精神而如細雨般緩緩降臨,那是傑出人物的事。做那些你想做的對社會仁慈的事,和別人一起做,然後,精神的變化會發生。

問:你認為心理治療原則可以被用作控制社會強有力的形式嗎?按照美國電視治療師菲爾博士的觀點,我們都應當是成功的,有著強有力的、親密的人際關係,快樂,看起來很好……,如果我們不好,需要上帝的幫助,我們被視為“反社會”的人。

:心理治療師站在“有道德的大多數”中間,卻毫無覺知。性別問題、“幹得要好”、評價人際關係的廣泛性勝於其質量,這些都浮現在腦海里。這裡有更妙的例子。

一個例子。大部分西方國家裡,治療師們為了單親家庭的孩子在社會化上的弊端而批評父親的缺席,這一點上他們抱有保守的觀念。我敢肯定讀者們知道我想說什麼,作為一名治療師,我的臨床經驗告訴我,父親的存在並不能保證什麼。我們都知道,單親母親以她們的方式對孩子進行偉大的教養,為什麼我們要把理論焦放在父親的缺席上?我們是聰明的笨蛋“父親缺席的現實”學校?我的觀點是,我們需要研究父親實際上能做些什麼,從爾對孩子產生積極的影響,而非不懈地關注壞父親——不容置疑的、該死的暴力和性虐待。如果治療師這么做了,單身母親們可以看到這項工作的價值,並了解如何把它用到孩子們身上。

我有一篇文章的標題,現在是《躺椅上的政治》一書的一個章節,“一個無性的足夠好的父親”,那便是我的立場和態度。

第二個例子。心理學家們對同性戀進行了寬容的折衷,即把他們劃分為“好的同性戀”和“壞的同性戀”。要做一個好的同性戀,你必須處於穩定的長期的關係中,也就是說,打彎需要一條好直線。治療師們似乎既不想放棄評估同性戀病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也不去想其他表達他們擔心的辦法(他們指心理治療師)。

我很坦率,我不是一位單親。我驚訝地發現,我從那些有性障礙問題或者與性障礙者一起工作的治療師身上學到很多很多,也從獨自撫養孩子的單親女性身上學到很多很多。

為了說明這一點,試想一位單身母親如何處理紀律和權威的問題,她不能完全依賴家長專制,必須適當。當一位母親在幫助孩子建立權威感時是多么孤單,那本是所有父親承擔的任務。我已為有經驗的單身母親和有所期待的年輕父親們開辦了工作坊,他們的學習令人驚訝。

AndrewSamuels的部分著作:
1.《容格和後容格學派》(1985)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
2.《父親:當代容格學派展望》(1986)London:Karnac;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3.《精神的多重性:人格,道德和父親》(1989)London&NewYork:Routledge
4.《政治精神》(1993)London&NewYork:Routledge
5.《躺椅上的政治:公民與其內在生活》(2001)London&NewYork:Kar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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