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禮的最高標準:和諧

2019-03-03 06:42:58

孔子之禮的最高標準: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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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4 08:35

(轉自:長城網)

張公藝書“忍”字獻唐高宗插圖李玉明

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一月,高宗李治去泰山封禪途中路過壽張縣,聽說當地有個名叫張公藝的老人,一家九世同居,北齊、隋、唐朝廷都給予過表彰。李治覺得稀罕,就專程到張公藝家視察,問他一家能夠九世同居的奧秘,張公藝書寫百餘“忍”字而獻,李治觀賞良久,大加讚嘆。

東漢,汝南有個叫薛包的賢人,父母去世後,侄兒要求分家,他難以制止,於是把家產一分為二:奴婢自己用老弱的,說“他們與我共事久,你不能使喚啊”;田地房產自己選擇瘠薄破舊的,說“這是我年輕時置辦的,感情難以割捨啊”;器皿家具自己取朽敗的,說“我使用慣了,吃飯睡覺覺得舒服啊”。結果侄兒不成器,敗家破產,薛包經常用財物接濟,使他免於挨餓受凍。漢安帝聽說後,於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四月徵召薛包至洛陽,拜為侍中,禮敬有加,但他以死乞歸,安帝只好“賜告歸”。

《資治通鑑》記載的這兩則故事,講的是和諧禮讓的道理。

禮的最高標準是什麼?孔子所倡導的禮,是規範人們言行舉止的禮儀制度,最高標準是和諧。他所說的“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禮”,其實質就是和諧。他的學生有子進一步說明:“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說禮應該講究一切恰到好處,不能過也不能不及,最可貴的是和諧。而要做到和諧,就必須講禮讓,“君君臣臣”也好,“父父子子”也罷,只強調一方的道理而忽視另一方的感受,缺乏禮讓,爭強好勝甚至以勢壓人,就有失偏頗,難以做到和諧了。

在實際生活中,這種道理至少存在於三種關係中。

其一,治家。《北史》記載了兩例禮讓治家、和諧共處的史實。北魏大司徒豆盧寧無子,以侄兒豆盧公式為子,後來又生了個兒子,名豆盧贊。於是親戚都勸他另立豆盧贊為嗣,侄子不如兒子親。豆盧寧卻說:“兄弟之子亦子也,我何必重新選擇呢!”遂以豆盧公式為嗣。豆盧寧死後,豆盧公式襲爵,全家和睦,時人讚嘆。北魏有一奇女子李發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做了尼姑。她的異母兄弟李宗侃與族人李孝衡爭地訴訟,她把二人叫到道觀勸解:“我有地,兩家想要地,就到我這兒任意取,何必為幾畝地不顧親情傷和氣呢?”二人慚愧,互相禮讓,所爭之地遂成“閒田”。

其二,交友。友情的真諦是禮讓,只有禮讓才能讓友誼長久,否則將反目成仇。《資治通鑑·唐紀》記載了柳宗元禮讓交友的懿行:唐憲宗時,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位朝臣因與朝廷政見不和,全部被外放州郡為司馬,史稱“八司馬”。整整十年後他們才返回京城,鏇即又全部被外放州郡為刺史,雖官升一級,但外放地更偏遠,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柳宗元雖處境窘迫,但仍為劉禹錫擔憂:“播州太荒涼,不適宜居住,而夢得(劉禹錫字)有老母在堂,要靠夢得贍養,萬萬沒有母子同去播州的道理。”於是上書朝廷,請自己去播州,而換劉禹錫攜老母前往柳州。憲宗被柳宗元的禮讓友情感動,於是仍任柳宗元為柳州刺史,而改任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其三,理政。理政的最好局面是國泰民安,做到這一點離不開引導百姓遵行禮讓美德。《資治通鑑·漢紀》載:漢宣帝神爵年間,左馮翊(朝官名)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推行禮儀教化,尤其重視教導百姓禮讓互敬,減少爭訟,和諧共處。一日,韓延壽巡行至高陵縣,遇兩親兄弟爭田訴訟,各執一詞。韓延壽傷心不已道:“我不能宣明教化,致令百姓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又使官吏們蒙受羞恥,我難辭其咎啊!”於是閉門思過,臥床不出,全縣官吏皆自繫於獄,惶恐待罪。爭訟兄弟的族人深以為恥,兩兄弟後悔不已,二人剃光頭髮,脫掉上衣,待罪家中,表示讓出訴訟之田,終死不敢復爭。這件事迅速傳遍了東郡二十四縣,百姓莫敢爭訟,至誠相處,不以相欺。喻清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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