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賺錢與花錢之道

2019-02-12 15:21:18

最近一部電視劇帶火了乾隆帝,很多追劇黨都感動於皇帝與皇后的愛情故事。今天這篇文章不談這些,我們來聊一聊乾隆帝怎么賺錢,又如何花錢。我們會看到,即使是擁有天下的一國之君,賺錢也得有門道,花錢也得有章法。

乾隆帝賺了多少錢

執政六十年,乾隆帝個人總共賺了白銀8000萬兩以上,相當於清廷兩年的田稅。

清代社會經濟史專家、學者賴惠敏,翻查關於乾隆帝私人金庫的各種檔案,發現了這個秘密。這說明乾隆帝可以輕輕鬆鬆地完成每年“掙它個一百萬兩白銀”的小目標。

然而,皇帝的錢從哪裡來?答案是官莊、鹽業和關稅。

官莊管理官田,收入之一就是地租,這是乾隆帝的爺爺以及曾爺爺在圈地運動中為他掙來的遺產。

按照交租形式,官莊分納糧莊與納銀莊。皇帝自將上三旗的糧莊,每年能收到糧食9萬多石,每畝征糧約0.07石(一石約80公斤)。銀莊每年能收到銀子3萬餘兩,每畝征銀約0.06兩。

這部分錢並不多,特別是地租,比多數地區尤其是南方的要低。乾隆九年湖南湘鄉某地4畝地每年納糧10石,乾隆十八年廣東東莞某地75畝地的租銀更是高達80兩。顯然,租種官田的老百姓日子好過點。

官莊還經營房地產。入關後清廷趕走內城漢人並接管了成千上萬間房屋,然後租出去,躺著賺錢。乾隆四十四年,依靠5300餘間房子,每年收入2萬餘兩白銀一點問題都沒有。看起來是不是很多?

當你知道皇帝每年平均進賬133萬餘兩,就會明白,銀莊交上來的每年3萬兩白銀真的只夠塞牙縫。

不過,皇帝也不指著官莊能給他掙到錢。

關稅和鹽業,這兩部分錢,就是8000萬兩以上的大多數。

清廷在各地設有稅關,像山海關、張家口、殺虎口、天津關、淮安關、龍江關、左翼、右翼稅務衙門等,都是錢眼。關稅原本都要進入戶部,但在稅收定額制下,戶部只要拿走規定的數就行,多出來的部分就交給皇帝。

別以為剩下的錢就真的只是“剩下的”,有時它比交給戶部的錢還要多。乾隆十二年,張家口交給皇帝的銀子21396.1兩,給戶部的呢?

2萬餘兩。又如左翼稅務衙門,每年交完1萬多兩白銀後,至少還剩下1.4萬多兩。透過歷年的統計,每年關稅剩下的約25萬-30萬兩銀子,都要投入皇帝懷抱。

聰明的你會問,稅務官會老老實實地把剩下的銀子全交給皇帝,自己不揩一點油嗎?

這個還真不敢,但總會有法子,比如私自增加附加稅,乾隆帝對此知情而放縱,畢竟他本人也是要拿走一點的。

比關稅油水更足的是鹽業。皇帝從這兒拿走的錢又可以分為四部分:鹽商的孝敬錢、鹽政衙門陋規、鹽引(食鹽販賣經營許可證)附加費、放款的利息。

孝敬錢自不必說,屬於鹽商自願付出的政治交易。比如乾隆九年,兩淮鹽商程可正情願捐16萬兩;乾隆二十二年,鹽商黃德源孝敬皇帝100萬兩。乾隆九年到乾隆五十七年之間,鹽商共有15次“孝敬”,總額高達526餘萬兩白銀,每次捐款均額為35萬餘兩。這些錢還不是鹽商的沉重負擔。

清代鹽業官督商辦。商人要交錢才能拿到官府發給的“鹽引”,憑引赴鹽場領取食鹽,再運往指定區域販賣。18世紀以來,隨著人口增加,食鹽市場旺盛。乾隆十一年,朝廷規定鹽商可以預提鹽引,但要拿到鹽引,還得在每筆1.5兩的鹽引費之外再多交2.1兩,多出來的附加費叫作餘利銀。

朝廷這招很妙,賺得盆滿缽滿,乾隆三十四年到乾隆四十九年的15年間,兩淮鹽商共繳納了650多萬兩,年均收入達43萬餘兩。這些錢少部分給了地方,大部分用於支付皇帝的南巡賬單。

你一定覺得這個數很多,其實也不然。著名的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貪污案中,官員侵吞銀兩不可計數,皇帝處死幾名受賄官員之後,愣是要鹽商賠補自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22年間的餘利銀損失,數額高達千萬兩,皇帝都拿走了。

皇帝有錢了,也會向鹽商放貸,生息發財,利率6.66%(一說是12%)。比如,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德宜借款60萬兩,分15年還清,利息高達99萬兩。

不過,相比民間高達30%的年利率,皇室放貸利息不算高,所以借的商人特別多。乾隆五十七年,長蘆鹽政尚有千萬兩白銀的債務遊蕩在外。不過沒關係,皇帝會想辦法要回來的。

其餘的賺錢渠道還有:開當鋪、賣人參、賣玉石、放貸、收議罪銀、抄家、屬國進貢……

這么多錢,誰在收?往哪放?答案不是戶部衙門,也不是皇帝親自出面收錢,而是由專門的機構--內務府經營。

內務府的前身是清兵入關之前的“內府”,主管皇家宮廷事務,入關之後,皇帝自將的上三旗“包衣”充斥其中。作為皇家財政代理人、皇帝的親信,他們分散至稅關、鹽政、官莊等財源重地,小心翼翼地呵護著皇帝的錢袋子。

內務府下設七個司,其中廣儲司掌管出納與收入,雖然這裡有很多金銀財寶,但也只是乾隆帝的私人金庫之一,它的另外兩個弟兄是圓明園銀庫、養心殿造辦處銀庫。

作為乾隆帝錢袋子的象徵,內務府不只扮演財富輸送、儲存的角色,還有自我開拓財源的功能。比如在各地開設當鋪,徵召商人經營皮毛、玉石、食鹽等生意並抽取利潤,參與放貸生意,坐收利息,變賣人參等。其中賣人參賺得的錢特別多,乾隆十五年到乾隆六十年的45年間,收入高達1100餘萬兩。這些業務足以體現內務府的商業頭腦。

8000萬兩以上的白銀收入,也有貪官的一份貢獻。像皇帝發明的“議罪銀”、交錢贖罪等名目就是一大財源,官員若繳納罰款、贓款,可減罪,但交多少錢,自己看著辦。還有罰俸以及抄家所得等,這筆數目總共有多少,沒有人知道。而屬國進貢、蒙古王公、西藏的達賴和班禪等送給乾隆帝的禮物,都堆在他的金庫里,這些寶貝的估值,以乾隆帝的品位來看,只會高不會低。

皇帝貴為天子,坐擁天下,缺這點錢嗎?還真缺。以廣儲司銀庫為例,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總收入6800餘萬兩,而皇帝花掉了6700餘萬兩。

乾隆帝怎么花錢

好歹也是康熙帝與雍正帝都看重的人,乾隆帝的治理能力不會太差。

據清史學者賴惠敏的研究,乾隆帝掙下的8000多萬身家,沒有為了滿足個人私慾而亂花,大多數都拿來修建藏傳寺廟、供養喇嘛了。

為何要把錢往這方面投?因為有實實在在的好處。在花錢這方面,乾隆帝比明朝的許多皇帝要高明多了。

首先說說這8000多萬兩銀子是怎么花的。

需要說明的是,8000萬兩銀子躺在內務府的銀庫裡頭,並非戶部的“國庫”。前者是皇室財政,由皇帝私人支配,供給皇室開銷。後者是國家財政,遇到賑災以及軍國大事,戶部必須拿出錢(二者也並非涇渭分明,有時也會互通,但據乾隆帝自己說,乾隆朝中後期內務府已經拿錢勻給戶部了)。

內務府的錢,首先當然得解決皇室的吃穿用度,比如買瓜果蔬菜、五穀雜糧等。這項皇室支出,多有固定數目。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的開支得有100萬-150萬兩銀子,乾隆三十年以後支出增長,每年要花掉近200萬兩。為什麼會增多呢?因為物價越來越貴了。

皇室買衣服花費不多,並非因為帝、後節儉不愛換衣服,而是買衣服的錢由戶部提前撥給江南織造了。何況,還有人時不時地進貢龍袍製作布料。

所以這部分錢,或由國家財政代勞,或由別人贈送,乾隆帝不需要額外操心。不過,錢也不多,像戶部也僅每年撥款14萬餘兩而已。

另一項支出是賞賜。遇到節慶,比如遇到皇室成員的生日、千叟宴、元旦等,內務府得花錢置辦並賞賜。接見蒙古王公、喇嘛時,乾隆帝也要大方“回禮”。這些錢每年為6萬-10萬兩。但上述都不是大頭,最大的開支是修繕費。

修宮殿、修園子、修寺廟、修陵墓,像圓明園、萬壽山、長河工程,永安寺建設、雍和宮修繕、改造工程等,都是大手筆,都要花大錢,不動則已,一動就是幾百萬兩——皇室幾年的一伙食費全砸進去了。

所有修繕費中,尤以修建藏傳寺廟為最貴。

乾隆十六年,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興建就花了400多萬兩。乾隆三十三年以後,乾隆帝又在北京、熱河地區大建寺廟。在熱河建了普寧寺、普佑寺、安遠廟、普樂寺、須彌福壽廟、普陀宗乘廟等,又在北京將雍和宮改建為喇嘛廟,在西苑附近建萬佛樓、弘仁寺,香山附近建寶諦寺,內城又有護國寺、化成寺、隆福寺等寺廟,加上清初以來的建設,北京城內已有32座寺廟。

寺廟繁盛,造價不菲。終乾隆朝六十年,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廟修建費上的錢,就超過1000萬兩,熱河的寺廟支出在500萬兩左右,這還不包括供養佛事人員的長期費用,比如請喇嘛赴京誦經費、寺廟舉行禮儀的各種物件置辦費,如香油、蠟燭、銅料等,還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內務府的一項用項清單顯示,乾隆八年到六十年的52年內,總共有4.5萬餘筆資料,與宗教有關的項目竟占一半,有2萬餘筆,真是花錢如流水啊。

精明的乾隆帝為何要在寺廟上出手如此闊綽?答案是為了穩定蒙古與西藏。

清代,喇嘛教已一統藏人與蒙古人的信仰世界。對清廷來說,穩固邊疆,必先穩定蒙、藏地區,而籠絡兩族最好的方式便是尊崇二者的信仰,即喇嘛教。

所以,清廷刻意在明代防衛蒙古的九邊沿線,如熱河、北京、歸化、五台山、甘肅、青海等地,修建大量喇嘛廟,築起一道“宗教長城”,用意就在於滿足藏傳佛教徒的禮佛需求,以免蒙古人潛入西藏進行一些不必要的“勾當”。

在這條宗教長城中,清廷刻意將北京與熱河打造成喇嘛教的信仰中心。

高中歷史教材里講到清廷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時,會提到“金瓶掣籤制度”。這一決定達賴與班禪人選的儀式,乾隆帝將其設在雍和宮。乾隆五十八年,又仿金瓶掣籤制度,在雍和宮設金奔巴瓶,抽出蒙古宗教領袖“呼畢勒罕”。皇帝還成功說服蒙古人,轉世靈童必須來自藏地。

清廷又為喇嘛設定等級,授予喇嘛“名號”、印信,不同級別的喇嘛享受不等的津貼,喇嘛若想晉升,必須往北京跑。乾隆帝還請喇嘛“上師”來京作法、祈福,大建佛寺尊崇、供養、培訓一大批駐京喇嘛,不惜斥巨資將雍和宮改造成喇嘛廟,當作“上師”乃至“活佛”的駐地。又在熱河修建一座山寨版“布達拉宮”——普陀宗乘之廟,讓來熱河朝覲、禮佛的蒙古人有身在拉薩的即視感。

依靠金瓶掣籤制度、喇嘛名號的授予,清廷牢牢掌握了宗教權,通過廣修藏傳佛寺,又在蒙、藏兩地贏得了權威,利用宗教消弭了長期困擾在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戰爭。

何況,乾隆帝本身也信仰藏傳佛教。當皇子時,乾隆帝就接受了章嘉國師的灌頂,即位後學習佛法,又常常跪著頂禮三世章嘉呼圖克圖(活佛之意)的腳,時不時地去雍和宮聽戲、講經。在位60年間,49次巡幸熱河舉辦或參加宗教活動。他又請畫師創作佛裝像,畫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兩地的宗教領袖環繞周圍,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間佛祖”。

乾隆帝尊寵藏傳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興黃教,安眾蒙古也”。

花這么多錢,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個人信仰。

最後,以賴惠敏在《乾隆皇帝的荷包》里的一段話,來表揚一下乾隆帝:

就統治宗教策略的歷史脈絡來說,元代宣政院所轄官寺占用民田數十萬畝,消耗天下之財;明代皇帝在京師供養大量藏僧,頻繁舉辦佛教法事、興建寺廟、造塔,造成國家財政危機。

相較之下,清朝修建寺廟由內務府負擔,未造成國家財政問題……比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白銀來說,更能呈現清代成功的統治策略……清代的蒙古人已經不是驍勇善戰的遊牧民族,而變成了虔誠平和的民族。

19世紀中國面對外強壓境,士人都聯想到乾隆帝接見馬戛爾尼時態度傲慢無禮,錯失西化的機會。但乾隆帝在位期間征服新疆、蒙古等地,為了和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將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財政挹注、建立驛站之上,或許他沒有前瞻性地看到19世紀中國的沒落,但中國至今能保有廣闊國土,乾隆帝對邊疆民族的策略還是值得探索的。

來源|鳳凰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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