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戊戌六君子,官方排名第一的竟是他

2019-02-16 11: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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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說起“戊戌六君子”,打頭的往往是譚嗣同。不過當時官方排名並非如此。據《清實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八月十四日(9月29日)詔書歷數康有為、梁啓超等滔天罪過,隨後稱:“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陰圖煽惑。……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須知中國政治,一向講究座次、排名,誰坐上首,誰排第一,此中有深意存焉。在朝廷眼裡,何以把康廣仁排第一,楊深秀排第二,譚嗣同排第三或第五呢,這背後的故事,有待一一分解。

戊戌政變爆發於八月初六日(9月21日)。這一天,光緒皇帝發布上諭,請慈禧太后訓政,同時,“諭軍機大臣等: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請注意,政變之初,朝廷要抓的只有康有為和康廣仁,三天后才陸續逮捕譚嗣同等人,“諭軍機大臣等: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拏解刑部治罪。”這中間,有一關鍵人物:袁世凱。慈禧發動政變之時,尚且不知康有為、譚嗣同針對她的圍園殺後(即八月十四日詔書所云“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之陰謀,待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榮祿再向她稟報,這才把六君子一網打盡。

戊戌六君子就義

當六君子盡數入獄,再說排名。康廣仁排第一,其實不難解釋:在慈禧看來,戊戌變法的罪魁禍首,無疑是康有為,康有為跑掉了,只好拿其弟康廣仁頂罪,何況康廣仁也是戊戌變法的參與者。可為佐證的是,康廣仁入獄之後,以頭撞壁,痛哭失聲道:“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此系看守六君子的獄卒劉一鳴告訴汪精衛,汪精衛轉述於黃濬,見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之“北京獄卒談數十年來獄事”)他也明白,自己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話說康廣仁的政見,本屬維新派中漸進一系,與其兄的激進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論對戊戌變法的參與度,他的作用,好比打醬油。就此而言,六君子中,他是相對冤枉的一個。

康廣仁

康廣仁之後是楊深秀。置身於六君子中,楊深秀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他身前是康有為的弟弟,身後是光緒親自提拔的軍機四章京,那么他算什麼呢,到底幹了什麼事,以致排名如此靠前?《清史稿·楊深秀傳》云:“八月,政變,舉朝惴惴,懼大誅至,獨深秀抗疏請太后歸政。方疏未上時,其子黻田苦口諫止,深秀厲聲叱之退。俄被逮,論棄市。”大意是,當慈禧重出江湖,楊深秀上書請她隱退,把政權還給皇帝,由此觸怒當道,慘遭殺頭。這一說法,源自康有為、梁啓超師徒,康有為《六哀詩》寫楊深秀,有“抗章請撤簾,碧血飛噴薄”之句,梁啓超《楊深秀傳》云:“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偽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後撤簾歸政,遂就縛。”問題在於,孔祥吉翻遍清宮檔案,並未找到楊深秀“請撤簾”的“抗章”,缺乏證據,只能存疑。

與譚嗣同一樣,楊深秀也曾在獄中題詩於壁,其中云:“久拚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他認為自己被捕,源於“積毀”,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正如《清史稿》所云:“深秀性鯁直,嘗面折人過,以此叢忌。”唐烜日記也說,楊深秀“唯性情迂執,與朋友多落落寡合”(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倘若他曾“抗章請撤簾”,可謂忠肝義膽,光明正大,自可入詩,何必歸罪於“積毀”呢?

這裡需要簡單介紹一下楊深秀。戊戌變法期間,其人官居山東道監察御史,論政見,屬於維新派中激進一系,與康有為同志,平時往還甚密——張權致其父張之洞信中曾談到楊深秀、宋伯魯“與康最密”(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1898年7月30日)。他激進到什麼程度呢?試舉一例。戊戌年春,文悌參劾康有為,提到楊深秀受康有為蠱惑,“竟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言”,所謂“萬不敢出口之言”,自然十分大逆不道。據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楊深秀與文悌晚上值班,談論宮中隱秘,慨然道:“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他以駱賓王自比,則視慈禧為武則天,呼籲八旗宗室中人效仿徐敬業舉兵勤王,其反意昭然若揭。有人勸他韜光養晦,他則悍然答道:“本朝氣數已一息奄奄待盡,尚能誅諫官乎?”另據張權書信,稱“康又令楊向文言,令其覓一帶兵之都統,借兵八千,圍頤和園,劫兩宮,要以變法”“在戶部署中聞多人皆如此說”。又如《石遺先生年譜》(陳聲暨、王真編,石遺是陳衍的號)記戊戌年事,有“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有餘也”之語。這些說法,來源各異,並置一處,正可互證。

楊深秀

與此相應,政變前夜,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楊深秀上《時局艱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附《請探查窖藏金銀處所鳩工掘發以濟練兵急需片》。其內容,《申報》歸納為“圓明園有金窖甚多,請準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內挖取”,判定“實則與康有為、譚嗣同諸犯同一逆謀也”,所謂逆謀,即圍園殺後。今查附片,並未言及“三百人”云云,不過孔祥吉認為,此片由康有為代筆,結合康有為自編年譜雲八月初四日夜“……令諸公多覓人上折,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當知《申報》的推斷並無問題,這一附片應是圍園殺後之陰謀的要素之一。彼時彼刻,慈禧等人顯然不知其原作者是康有為,只能降罪於楊深秀,從而導致他在六君子中排名第二。

楊深秀之後,再說譚嗣同。作為康黨二號人物、圍園殺後之陰謀的主使者,譚嗣同的排名本該第一或第二,何以位居楊深秀之後呢,甚至有一次被排到區區第五位?竊以為這裡有兩個因素需要注意。一是慈禧把軍機四章京視作一體,不便將譚嗣同單獨拎出來,二則關乎對六君子的“不審而誅”。何謂不審而誅?正如刑部司官出身的劉光第所質疑的那樣:“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此舉大違清朝律法,當時如王文韶、陳夔龍、唐烜等大小官員都感到錯愕、疑訝。故而八月十四日詔書特地提及這一節,列出的原因是“鏇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此處之中變,應有兩說,一是擔心列強幹預(事實上,英國、日本已經出手干涉,致使“與康有為往來最密”的張蔭桓被另案處理),這是慈禧的最大顧慮;二是擔心康有為黨羽鬧事,據唐烜日記,榮祿“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黨眾多,事有中變,貽禍不測”(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898年10月4日)。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如陳夔龍《夢蕉亭雜記》所云,“……並謂一經審問,恐諸人有意牽連,至不能為尊者諱,是以辦理如此之速”,此處之尊者當指光緒;時在刑部供職的喬樹枏也說:“……如果提審,許多事都牽涉到皇上”。為了保全光緒,使皇帝、太后之間的矛盾不至過分激化,這才快刀斬亂麻,速殺六君子。由於未經審訊,未曾窮究真相,譚嗣同的罪責不免被弱化,排名隨之延後。不過,從八月十三日他排第五,十四日改作第三,還是能窺出一些端倪。

譚嗣同

最後要分辨一點,六君子尤其軍機四章京並非一體。論政見,以及與康有為的關係,譚嗣同和林旭的確都是康黨;基於兄弟親緣,康廣仁亦難擺脫康黨之嫌,哪怕二人政見不同;楊深秀即便不在康黨的決策圈,起碼也是康有為最信任的幹將之一。至於楊銳和劉光第,非但不是康黨,反而對康有為不無成見或敵意。拿楊銳來說。從派繫上講,他是張之洞的人,張之洞與康有為一度合作,終而分道,在致梁鼎芬信中,直接以“賊”稱康有為,足見厭惡之深。近朱者赤,作為張之洞得意弟子,他對康有為一向不滿。譬如保國會開會,康有為演講俄羅斯問題,他偏偏當眾假寐,以示不屑。擔任軍機章京之後,他與譚嗣同、林旭屢起爭執,在致其弟楊悅信中抱怨道:“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那邊廂,在譚嗣同看來,楊銳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如此種種,可知楊銳與康有為的衝突之所在。基於此,政變爆發之後,張之洞四處發電,請王文韶等營救楊銳,電文云:“楊叔嶠銳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這些固然都是實情,然而楊銳已經深陷政治漩渦,終免不了殺身之禍,與劉光第一道,淪為激變時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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