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為什麼說辛亥革命只革掉了一條辮子

2018-10-06 22:01:59

毛澤東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槍聲一響,各地紛紛回響,遂成燎原之勢。

統治中國268年的清政府在革命呼聲中迅速坍塌,“中華民國”就這樣在一片倉促的歡呼聲中誕生。

已經領導了十次起義的孫中山此時正在美國北部哥羅拉多州籌款,聽到這個訊息是幾天以後,當時他也十分驚訝,勝利得來竟在不經意間。

他經過再三考慮,認為自己當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他希望通過外交活動,斷絕清政府的後援。

他沒有立即回國,而是去了倫敦。

在他的心目中,得到列強承認,籌到足夠的金錢,才是當務之急。

這一著棋孫中山顯然沒有走好,當然那時大家都不清楚新生的革命政權最需要什麼。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思想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自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的革命理由,主要是民族危亡和清廷統治。

他們認為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政府造成的,清廷放手賣國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家財毫不吝惜。

因此對於怎樣革除封建統治,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思考不足。

他們提出“驅除韃虜”的口號,實質上也包含著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對內反對封建壓迫、種族歧視的內容,因此它能夠迅速為廣大民眾所接受。

對於“平均地權,建立合眾國”,實際上想的不多。

胡漢民後來在總結經驗時說:“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亟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僅取得從來未有之名詞而已。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向。”

武昌起義後,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也是這樣認為的。

正因為如此,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國外歸來,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才3個月,孫中山就把政權交給了袁世凱。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共和國的創始人孫中山讓位於清廷舊臣,這是關係辛亥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就這樣了結了。

當然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願,其背後複雜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才是我們需要反思的。

首先必須注意到,武昌起義後才幾天,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報》以《歐洲關於中國革命之電報》為題的新聞綜述中說:

“《每日鏡》、《倫敦晚報》及其他各報宣言孫逸仙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此間輿論極贊成袁世凱聯合革命黨,並望孫勿念舊日之恨,袁當有以助其成功,云云。”

緊跟著便出現了無人署名的《鄂人致袁世凱書》,和革命黨人《敬告袁項城》,這些都不是無穴來風。

當時的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在中國的貿易總額包括香港在內,超過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在華貿易的總和,所以英國最需要一個符合他們在華利益的總統。

孫中山在國外時,就已經聽到一種輿論,即如果爭取到袁世凱擁護共和制度,可以讓袁出任民國總統。

孫中山原來對袁世凱的印象並不怎么好,覺得此人反覆無常“狡猾善變”,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儘早實現革命目標,只要推翻清政府,廢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凱出來當總統,也未嘗不可。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國外歸來,面對著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會議通過的“若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這樣的決議,他也承認這個事實。

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主張“讓位”的空氣仍然籠罩著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身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黃興、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都表示贊成讓位。

汪精衛甚至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議和,難道是捨不得總統的職位嗎?”

革命黨人的二號人物、擔任臨時政府陸軍總長的黃興,對袁世凱既有顧慮,又存幻想。

黃興說,袁世凱是一個奸猾狡詐、膽大妄為的人,如能滿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幫助我們推翻清朝。否則,他也可以像曾國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國一樣來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們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幾年,可以使戰爭早停,民眾早過太平日子,豈不很好?

黃興的這種看法,在當時革命黨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當時孫中山的思想狀態。

正是由於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對象,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

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覆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武昌起義後,許多人繼續強調滿漢矛盾,接受甚至擁戴清朝的督撫宣布獨立,正是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結果。

“舉袁”方針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

袁世凱既為漢人,只要他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他就可以“復為兄弟”。從這一點來講,當時提出只要袁世凱反正即可舉為大總統,不僅不足為怪,而且也是合乎邏輯的。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

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是為利益,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

本來革命黨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救亡圖存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又看不到抗拒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不但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恐懼帝國主義的干涉。

他們小心翼翼地力圖避免革命損害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現實利益。早在同盟會的《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布承認清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償款外債照舊承認”,“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武昌起義後,各省軍政府都嚴格執行了《對外宣言》中所規定的各項承諾。

他們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即使有一個外國人來電祝賀革命成功,也被說成是“新共和國外交之成功”。他們害怕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

這種害怕列強幹涉的心理,可以看到自1840年以來失敗,對中國民主資產階級及知識精英自信心的打擊是何等深刻。

孫中山在得到武昌起義的訊息後,繞道歐洲進行外交活動,到達倫敦後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讓人轉告孫,英國政府對袁世凱將給予尊敬,“所有外國人以及反滿的團體都可能給予袁世凱以總統職位——如果他能驅逐滿清並贊成共和。”孫中山則是把對英國外交的成敗,看成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的。英國外交大臣公開表示支持袁世凱做大總統,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鄭重考慮。

所以,當孫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議會的組織,將舉黎元洪或袁世凱做大總統時,即於11月16日致電民國軍政府說:“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也就是說,在他回國以前已經接受這樣的安排了。12月20日,他歸國途中經香港與胡漢民談話時所說的一段話,可以看作他接受這個安排的一個說明:

“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卒,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

孫中山的這段話表明:他之所以採用“舉袁”的方針,就是因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導致革命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

另外,資產階級革命一大特點就是找錢,孫中山一生都在籌款。

武昌起義後,尚在美國的孫中山即把財政問題視為革命的成敗關鍵。他從美國到倫敦和巴黎活動的目的之一,即為進行貸款。可是,均遭拒絕。但孫中山並未因此放棄從列強取得貸款的幻想,因為他相信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向他所說的“一旦民軍建立起一個為全國所接受,為列強所承認之正規政府時,他們對於在財政上幫助革命黨,將不表反對”。

取得外國的貸款,一直是孫中山所希望的。為此在籌組臨時政府考慮財政總長人選時,孫中山也從有利於取得外國借款的角度出發,以陳錦濤“曾為清廷訂幣制,借款於國際,有信用”,決定選用陳錦濤。陳上任後,被授予募籌款項以應財政緊迫需要的重大任務,前去上海謀求外國的貸款。可是,一直沒有進展。但孫中山還沒放棄向外國貸款的幻想。

財政問題中軍餉是最為緊迫,有的軍官揚言:“軍隊乏餉即潰,到那時只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黃興為軍餉問題,急得天天跳腳。各省軍政府亦同樣存在著軍餉問題,有的軍政府為此還向臨時政府伸手。

嚴重的財政危機,迫使孫中山不得不放棄原擬採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抵押,三利息輕”的立場,考慮由私人企業出面,接受條件極為苛刻、有損民族利益的外國貸款。

擬將輪船招商局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辦漢冶萍煤鐵公司,換取日本壟斷資本提供大筆貸款。結果遭到輿論的激烈反對,只好廢除了原已達成的初步協定。

臨時政府的這種舉動,雖出於萬不得已,但其名聲卻不能不受到損害。

孫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說:“此事(指漢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天寒解衣付質,療飢為急。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無論和戰如何,軍人無術使之枵腹。前敵之士,猶時有嘩潰之勢。弟坐視克兄(指黃興)之困,而環視各省,又無一錢供給。”“至於急不擇蔭之實情,無有隱飾,則祈達人之我諒。”

孫中山的這封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當時在財政方面所處的困境。南京臨時政府一開始就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中,因為帝國主義在武昌起義後截奪了中國海關全部稅收。

中國海關稅收雖早為帝國主義指定為償付外債和賠款,但稅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關道或海關監督全權負責。外籍稅務司的權力,僅限於徵收關稅。

武昌起義爆發後,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它們在中國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國的海關,立即開始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活動。10月15日,總務稅司安格聯說:“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里去是不行的”,他下令給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將稅款設法付入滙豐銀行我的賬內”。後來,經朱爾典提議,外國公使團竟然決議“把全部海關歲入置於總稅務司的控制下”,由列強在上海組織專門機構負責接受這些稅款。

對此,各地的革命黨人雖都先後進行了抗爭,但由於害怕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最後都不了了之。這樣,武昌起義後,凡爆發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關稅收,無一例外都落入列強的口袋。

從武昌起義到孫中山“讓位”,時間不到半年。但辛亥革命畢竟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中國進入現代政治具有轉折性影響,其後又經過“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各種力量陸續登上政治舞台。

儘管對老百姓來說不過是把頭上的辮子剪掉了,社會生活沒有發生多少改變,但在意識形態上破除了“三綱五常”,客觀上為新文化運動掃清了障礙。

同時這段歷史已經把中國要取得民族獨立、民主革命勝利所需要的種種主客觀條件都展示出來了,資產階級革命迷信資本懼怕列強、不相信人民不依靠人民的特性也都暴露得很充分。

孫中山是很願意總結經驗教訓的,他後來終於認識到把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他沉痛地寫道:

“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

然而到了1980年代以後,學術界卻突然颳起一股否定辛亥革命鼓吹袁世凱的怪異之風

其代表性的論調是“革命黨不如維新黨,維新黨不如保皇黨,保皇黨不如慈禧老佛爺”,“倉促的革命打斷了晚清的溫和的政改之路”,意思是慈禧也是支持改革的,如果堅持改革社會進步要大得多、代價要小得多。

此論調的代表人物是歷史學教授袁偉時,他不但否定辛亥革命,而且鼓吹“晚清政改”,“清末新政在幾個領域的大改革,是非常深刻的變革。”甚至認為八國聯軍侵華是因為“違反國際法,由此遭到英法聯軍的正義懲罰,火燒圓明園乃咎由自取;義和團違反國際法,八國聯軍乃出堂堂之師,庚子之變實乃禍由己出!”

這位老先生頻頻發出驚人之語,經由鳳凰網等各大網站的接力傳播,居然辛亥革命是乾什麼的都搞不清楚了,他說:“就辛亥革命而言,主要不是解決經濟問題,是要解決政治上的專制制度,要求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這是近代革命的核心內容,也是辛亥革命的基本訴求。”

如此一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合眾國”不算數了,孫中山還要重新培訓才能上崗。

所謂聽話聽音鑼鼓聽聲,他這樣說已經跟歷史學無關,而是要表達自己的現實政治訴求,那就是中國儘快實行憲A政。他對憲A政的嚮往已經到了迷戀:“以各省咨議局和商會為中心的民間社會相當強大,他們的獨立性很強,幾次請開國會運動就是他們領導的。”

如此美化憲A政的袁偉時不會不知道,民國北洋政府這一段,中國先後有大大小小300多個政黨,不是沒有搞過憲A政。大體上是袁世凱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依次各唱了幾年的憲A政戲。這16年,“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自然做不成代議機關。憲A政醜態百出成為一個笑話,張作霖當時的一句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聽話怎么能行?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我只一章,不聽話就槍斃。”

那么袁偉時為什麼還要這樣死乞白賴不識趣呢?他說,“歷代知識階層可以制約皇權,制約皇帝,叫做‘從道不從君’。”說白了,就是想要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嚮往的理想社會:錦衣玉食地供養著,還要有制約權力的地位。

縱觀世界各國的變革歷史,政治權力都有一個由皇權——貴族權——資產權——官僚精英權的圈子不斷擴大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從來都是排除在權力外的。袁偉時說的“主權在民”,要求分享權力,這個民是不包括勞動人民的。所謂的民主自由只能到此為止,不能再擴大了,所以才有“歷史終結論”。意思是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了,民主自由只配他們享有,不能更多了,再擴大他們去統治誰呢?所以他才會去醜化辛亥革命,敵視一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鼓吹少數人操控的“溫和改革”。在袁偉時看來,民主自由少了不行,多了更不行。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可能按少數人的意願重新來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是一定要革命的,只不過接受了以往的教訓。

他從1920年開始與蘇俄人士接觸,希望從俄國革命中找到經驗。此前列寧對中國的辛亥革命高度關注,曾發表多篇文章,評價了這場革命的世界意義。

孫中山在反對北洋政府的鬥爭中,由於不反帝而幻想爭取帝國主義的援助,不依靠國內人民大眾而依靠少數幫會、地方軍閥,所以屢起屢折,到1922年,由他撥巨資支持的軍閥陳炯明投靠直系軍閥而倒戈。孫中山哀嘆“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

因此,孫中山也歡迎蘇俄的援助。

1923年1月18日,蘇聯駐華代表越飛來到上海訪晤孫中山後,他們聯名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

同年8月2日,俄共任命鮑羅廷以共產國際代表名義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顧問,扶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廣州建立國民黨大元帥府。

圖為刊載在報紙上的《孫文越飛宣言》。

毛澤東評論孫中山“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的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

1923年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

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實行“聯俄聯共、輔助農工”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

與共產黨合作是一個轉折點,自此中國才有了機會擺脫軍閥混戰的局面。

對於選擇聯俄,孫中山曾有過一段比喻,他說“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

毛澤東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中山大學)召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這天下午第七項議程時,一個年輕人就“組織國民黨政府之必要”作了發言,這個發言引起了孫中山和許多國民黨人的關注。

孫中山親自批准這個共產黨人為中國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

孫中山對這個年輕人讚賞有加,但也沒料想正是他接續了辛亥的未竟事業,使反帝反封建的夢想終成現實。

這個年輕人,就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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