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渡北歸》看民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

2019-03-13 15:36:40
  1. 一部《南渡北歸》讓我廢寢忘食,如痴如醉,幾乎達到了忘我的境地,讀完後我一直在想,這部書究竟是什麼如此打動我呢?現在想來,打動我的應該就是民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

《南渡北歸》厚厚三卷,以詳實的史料全景式地再現了民國時期一批知名知識分子的群體命運以及他們的情懷與擔當,史詩般壯麗。作者筆下的那一群大師,或率真執著,或高貴內斂,但都有一種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力量感染著你,鼓舞著你,這種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力量在他們冒著日軍炮火跋涉西南艱難辦學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在民族危難時表現出來的那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足以讓那些活在自我里的人們汗顏。

一直覺得,知識分子是一個一言難盡的群體。首先是如何定義這個群體,如果從廣義上講,它應該是指接受過很好的教育有較高文化水準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但這個定義似乎缺少了靈魂。在封建時代,很多讀書人的處世目標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然治國平天下不是人人能為之的,但修身應該是每個讀書人的必修功課,尤其是生逢亂世時,不少讀書人所表現出來的情懷和擔當也足以名垂青史。在《南渡北歸》里,這樣的“書生”比比皆是,他們在那個動盪的歲月里對理想和信念的堅守可歌可泣。當我讀到清華教授趙忠堯冒著生命危險潛回淪陷的北平城,在梁思成的幫助下,從清華實驗室找回那50克放射性鐳,然後一路風餐露宿,晝伏夜行,幾乎丟掉了所有的行李,在一個多月後,提著裝有50克鐳的泡菜罈子,破衣爛履、蓬頭垢面地站在校長梅貽琦的面前時,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書生的大義,在關鍵時刻表現得如此感人心魄,讓人動容。他們雖然沒有在前線和敵人浴血奮戰,但他們在後方保住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血脈,一樣青史留名。

讀《南渡北歸》,有兩個人讓我特別景仰,一個是梅貽琦,另一個是傅斯年。清華校長梅貽琦個性沉靜,是個典型的謙謙君子,在抗戰最艱難的那些年,他獨自支撐著西南聯大,讓聯大在烽火硝煙裡弦歌不輟,譜寫了一部中國教育史上最輝煌的神話。在昆明的那些年,他幾乎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奉獻給了西南聯大,以致他的夫人走上街頭去叫賣自己做的米糕來貼補家用;他身為清華校長,但他的女兒卻因為成績不合格而與清華失之交臂。在那樣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既要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夾縫中求生存,還要面對背景不同性格各異的教授以及熱血而衝動的學生,但他憑著他的純粹、執著、堅定和智慧守住了一方學術淨土,奠定了清華大學之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靈魂,使清華大學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取得巨大成就,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大師級的優秀人才。

這種責任與擔當在傅斯年那裡又是另外一種體現。傅斯年人稱傅大炮,有山東大漢的率真,他除了飽讀詩書學貫中西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應該是他作為一個學人在學術界和政界的影響。他曾經是五四運動的遊行總指揮,他創辦了赫赫有名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他主持發掘了河南安陽殷墟古蹟,抗戰勝利後他當過北京大學的代理校長(因為胡適那個時候在美國還沒有回國,他覺得這個位置非胡適莫屬),去台灣後,他接手並改造了台大,為了理想,他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最後“歸骨于田橫之島”,他的人生足以用“壯烈”二字來形容。傅斯年最讓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他參政,但從來不從政,參政是源於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從政又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清高。他曾有兩次上書彈劾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的經歷,孔祥熙辭職後宋子文繼任,傅斯年又發文對宋子文的胡作非為進行了猛烈抨擊,最後宋子文也不得不灰溜溜地辭職走人。這樣的膽識這樣的氣魄,試問從古到今能有幾人?看完《南渡北歸》,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還需要“士”的精神嗎?結論是如果制度不民主,法律不健全,中國是需要士的精神的。我覺得傅斯年的身上就有著非常典型的士人精神,不畏強權,以天下為己任,有風骨有氣節有肝膽有擔當,且愛惜自己的羽毛,從不願意同流合污。蔣介石曾多次力邀他入閣,但他毫不含糊地拒絕,這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傲骨就是典型的士人精神,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傅斯年雖然受過西式教育,但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裡那種“一女不事二夫”的貞潔心態非常明顯,他也痛恨國民黨的腐敗,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骨子裡一直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將傾的妄念。剔除政治因素,我個人覺得這還是一種使命感的體現。我認為,民國知識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遺產,乃是士的氣節和人的尊嚴,這一點在傅斯年身上可謂表現得尤為典型。

近幾年“民國范兒”成了熱搜詞,我本人也是一個標準的民國控。究竟什麼是“民國范兒”呢,有人認為“民國范兒”最突出的特點乃是純真,這一點我在讀《南渡北歸》時的感受尤其深刻。所謂純真,我的理解是不管身處何處,也不管經歷了什麼,能始終保持初心,保留對美麗事物的感懷,對美好情感的嚮往。長沙淪陷後,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決定西遷昆明,曾昭掄聞一多等11位教師領著200多名學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從湘江岸邊一路步行到雲南昆明,一路上的艱辛可以想見,可是能把這一路的艱辛化為詩意與遠方,就太讓人佩服了。一路上,聞一多寫詩,曾昭掄堅持記日記,學生們做社會調查,看《南渡北歸》,你就像參與了這一場歷時68天橫跨三省的“旅行”,你會覺得和一群有學問有情趣的人做旅伴再苦也是值得的。陳丹青先生曾把“民國范兒”描述成“一種趣味、一種風尚、一種美學”,我覺得核心還是純真。抗戰時期的四川李莊曾經匯聚了一大批著名學人,其中就有傅斯年夫婦和梁思成夫婦,彼時的李莊雖然不用天天躲警報,但條件十分艱苦,沒有充盈的食物和藥品,連煤油燈都是“現代化”的奢侈品,但他們苦中有樂,生活很田園很詩意,更重要的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們不廢研求,簡陋的煤油燈下,梁思成夫婦仍在共同奮力完成《圖像中國建築史》的英文稿等一批重要著作。當時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到李莊,見到童第周等學者在艱苦簡陋的條件下,用青蛙作生物實驗,堅持科研,曾驚異地說“這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南渡北歸》里這樣描寫童第周捉青蛙的場面:“每到春秋之際,童第周便與夫人兒女及部分學生,攜帶大盆小盆,興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並收集蛙卵。一時間,李莊的田野溝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趕,泥水四濺,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觀。”奇特的景觀何止這個,劉文典月光下對著一輪皓月講《月賦》講《紅樓》,幾百人的廣場上鴉雀無聲,要知道,防空警報隨時有可能拉響,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防空洞裡,他們照樣讀書討論做學問寫文章!我終於知道了,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裡大師輩出學術輝煌的原因了,沒有功利,沒有浮躁,沒有虛偽,沒有欺騙,一群純粹可愛的人,視學問為生命的風骨,雖然物質是貧乏的,但精神是富有的。

看完《南渡北歸》,有一個人我特別難忘,他就是吳宓。吳宓的身上有著典型的知識分子的痴,有一件軼事足以說明吳宓的痴。吳宓研究《紅樓夢》,喜歡林黛玉,在昆明的時候,有一家餐館取名“瀟湘館”,吳宓見了大為光火,覺得一個小小餐館取這個名簡直是玷污了他心中那個聖潔的林妹妹,在與老闆交涉未果後手執文明棍,把菜館的牌匾給砸了。這件事的真實性也許有待考察,但我覺得特別符合吳宓的性格。我覺得這種痴就是純真,純真如吳宓,哪怕是後來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蹲牛棚被審查,臨死之前還在大喊:“請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和世故自保甚至見風使舵的人比,我更喜歡吳宓這種不識時務的痴,明末遺民張岱說得好,“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交,以其無真氣也”,民國時期有不少大師留下了讓後人津津樂道的逸聞軼事,其中的“癖”其實就是沒有被世俗沾染的一種真性情的表現。

我一直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成為一個時代的標桿,他們的精神氣質可以影響一個時代,因為他們是站在思想和文化的前沿的人,擔負著領一代風氣之先的責任,民國時期的開放與包容應該和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有關,那個時候,政治黑暗,戰亂頻繁,但始終有一股“清流”給社會帶來希望,一幫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仿佛自帶肩負天下興亡的使命感,有道義有良知有情懷有擔當,他們是真正的精神貴族,正因為這一點他們才有底氣來面對強勢的利益階層,那個紛亂的年代才留下了一抹讓人難以忘懷的亮色。民國有他們是民國的幸運,這大概也是民國至今被人懷念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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