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休假史

2018-10-04 23:27:04

以上兩句話,皆出自100多年前的馬克思之口。事實上,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正值資本家瘋狂壓榨工人的頂峰。勞動者境況惡劣至極,不但收入低,而且還要每天承受動輒十二三個小時甚至十七八個小時的工作時長,完全可以說是“費力不討好”。

於是,憂國憂民的馬克思經過深刻剖析與研究,除了發現那些早已被寫進經濟學教科書的“萬惡資本主義論”之外,還極具啟蒙地對閒暇時間的內涵與價值做了精準概括,並認為閒暇時間本身也是一種社會財富。這讓人們逐漸意識到:工作,並非唯一的財富來源。

蝴蝶扇動翅膀,尚且可以引發颱風。那么鑒於馬克思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力,想必他關於閒暇時間的論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後世休假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縱觀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史,在工業化之前,由於受物質基礎、社會關係等因素所限,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化休假”僅僅是少數階層的特權。隨著工業化社會的推進,平等、自由、民主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而休假,不能也無法以“特權”的身份繼續存在。

在歷經芝加哥工人大罷工、俄國的十月革命等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之後,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頒布了《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24條明確規定:“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閒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正式宣告了一個新紀元的誕生。從此,休假權終於成為普天之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之一,與教育權、醫療權、居住權等無異;而現代休假制度也開始在世界各國陸續建立,並走上了不斷完善的道路。

這其中,自然包括你我置身的這個國度。

作為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國家早在漢代就出現了休假制度,而後一直流傳至今。不過,古代中國的“法定節假日”往往都是給官員們設定的,而休假制度真正實現全民普及,還要等到新中國成立。

建國伊始,休假作為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一項制度被確立起來。1949年12月,彼時的政務院發布並開始實施《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規定元旦、春節、五一和國慶為國家法定節假日,全年公共假日為7天。至於平時,我國勞動者實行單休工作制,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這樣全年假日總計59天。

而後,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我國的休假模式非但沒有得到較好的發展與改善,還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國人的休假也宛若久旱逢甘霖,重新煥發出生機,並正式邁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

縱向來看,1978年至今,我國的現代休假制度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1)1978-1995:恢復與實踐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一篇題曰《春節為什麼不放假》的讀者來信格外醒目,在引發全民熱議的同時,也加速了休假制度的回歸。隨著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勞動者的權益保障越來越被重視,而國情的新變化也在助力休假制度的升級與完善。

例如,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東南沿海地區經濟優先發展戰略的啟動,吸引了內陸大量勞動力向沿海地區轉移。受到交通和通訊等因素的限制,大批外出務工的勞動者難以與家人團聚。此外,由於特殊的生理原因,大多數女性勞動者在生產前後的切身利益無法得到保障。於是,國務院先後於1981年3月和1988年6月出台了《關於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與《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探親假和產假也由此誕生,並延續至今。

隨著全社會範圍內物質財富的日益積累,人們對於閒暇的呼喚再度升級。1994年2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檔案《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發布,其中規定原先每周6天的工作制改變為5天半,這堪稱是我國休假制度的一次重要進步,讓人們每周多了4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從漫長的工作中得到了不小的解放,而當時特有的“大小周末”也成為了一代人共同的記憶。

一年後的1995年,國務院再發大紅包,正式施行每周5天的工作制。這種“雙休制”的建立,大大增加了人們的休息時間,全年公休時間從52天翻倍至104天,加上7天法定休假,總計111天的假日。人們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從事休閒活動,進而生活質量明顯提高的同時,還能以更好的狀態重新投入工作。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立竿見影。

(2)1995-2008:探索與發展

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面對新的形勢,休假制度也相應進入了又一個探索階段。這當中,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扮演了一個契機的角色。受其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陡增,國內消費狀況低迷,政府部門為此制定了一系列財政與社會政策試圖重振經濟發展,而休假制度的調整便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修訂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五一和國慶假期分別延長為3天,並在此基礎上,通過調休周末時間,形成春節、五一和國慶三個7天長假。這一修訂使我國法定假日由7天增加到10天,全年的休息時間進一步增至114天,“黃金周”也由此登上了歷史舞台,而假日旅遊的熱潮更是席捲全國。

數據顯示,1999年國慶第一個黃金周,全國出遊的人數就多達2800萬,旅遊綜合收入為141億元。此後除了2003、2008等個別特殊年份之外,我國黃金周接待遊客數量和旅遊收入均呈現出持續增長態勢。可以說,這一時期的長假制度為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做出了頗為重大的貢獻。

然而,就像一枚硬幣有其兩面,黃金周的存在也帶來了一系列弊端,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假期的井噴效應:全國億萬消費者在同一時間段的消費趨同,引發了景區遊客爆棚、交通擁堵嚴重、出行質量下降等諸多痛點,由突擊消費引起的糾紛與安全隱患也大大多於平時。

於是,五一黃金周於2007年底宣布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元旦、五一、端午、清明和中秋等小長假。與以往相比,調整後的休假制度更加注重傳統文化,休假時間分布也更為合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曾經的麻煩。

(3)2008年至今:調整與完善

自1995年被寫入《勞動法》以來,我國的帶薪休假制度由於種種原因,一直都沒能得到有效的落實。2008年初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與同年9月的《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對職工的年假休息辦法做出了明確規定,由此我國的帶薪休假制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而這期間的休假制度,更多是小面積的調整與完善。比如對女性職工的進一步保障,對子女探望父母的予以時間上的支持等等。

於是,人們看到了今天,你我他休假的模樣。

回顧改革開放40年我國休假制度從建立到完善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每一階段都有著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而推動休假制度調整的原因同樣是錯綜複雜。

最重要的動力,在於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作為一種“上層建築”,休假制度的不斷演化自然要以經濟發展作為前提基礎。

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分別高達57.5%和67.7%,每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分別僅有343.4元和133.6元,這便充分佐證了當時的國人需要將大部分收入用於溫飽等基本生活需要,而創造更多物質財富的有效渠道,自然是增加工作時間,於是,加班加點成為常態,人們的工作幾乎也就等同於生活。不過,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2017年,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至36396元和13432元,恩格爾係數也分別降至28.6%和31.2%。當基本物質生活得到保障後,國人的目光自然會轉至工作以外的事情,閒暇便首當其衝。

與此同時,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推動下,我國的中產階級規模開始與日俱增,在他們的引領下,國人對於閒暇的呼喚也日漸強烈。有研究顯示,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時,該國家將步入所謂的“有閒社會”。對於我國來說,人均GDP於2001年跨越了1000美元的關卡,到2017年已直逼9000美元,中產人群的規模更是超過兩億。

此時,除了物質生活外,人們也更有能力追求精神層面的享受,這也是消費升級的一種重要體現,即國人“有錢”之後,勢必渴望用更多的閒暇時間來彌補工作勞動中的消耗,“有閒”生活的需求便愈發強烈。再加上國外各種文化與思潮大量湧入國門,中國人的傳統思維被徹底釋放,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開始意識到“工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於是,人們開始追求生活的品質,渴望擁有更多自由時間來從事旅遊、發展興趣愛好、與家人團聚等活動。人們的休假時間也被一次又一次地延長。

此外,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客觀上為國人享受閒暇生活打下了堅實基礎。直接表現就是國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人們休閒意識的覺醒。數據顯示,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由1978年的24.6%上升至2017年的51.6%,而今已成為支撐國民經濟成長的支柱。

在此背景下,我國休閒產業迅速崛起,旅遊、文娛、健身等行業都得到了長足發展。同時,受西方文化影響,國內的休閒內容也變得越來越豐富,比如咖啡廳、電影院的普及,以及西餐廳、遊樂園的湧現,為全社會營造了極佳的休閒氛圍。而在國家層面,同樣越來越重視國民休閒生活質量的提高,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對人們休閒意識和休閒文化的培育。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國家休假制度的調整與完善。

除了經濟發展外,傳統文化的回歸同樣助力了休假制度的完善與調整。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講,優秀的傳統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而傳統節日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文化內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然而一直以來,諸如清明、重陽、端午等傳統節日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聖誕節、情人節等西方節日大行其道,更加襯托出我國傳統節日的日漸衰落。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便在於節日與假日的分離。舉例說明,在2008年以前,法定假日中只有春節一個傳統節日,再無其他。可是在大多數人們心目中,只有放假才稱得上是過節,不放假便沒有節日氛圍。而隨著現代城市工作與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承受的社會壓力也與日俱增,他們幾乎沒有太多的精力去關心傳統節日,由此也導致國人對於除春節外的其他傳統節日的觀念日趨淡薄。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了調整後的各個小長假,格外突出了對國家傳統節日乃至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傳承,其意義很可能比休假本身更為深遠。

當然,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休假作為一種制度供給,其變遷與政府、企業、個人等各個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同樣關係密切,在此不做詳細探討。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當前享受的休假也並不完美。

以最具代表性的十一黃金周出遊為例。自1999年設立至今,關於黃金周的爭議就未曾停止過。不可否認的是,黃金周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國人的消費熱情,並直接帶來了假日旅遊業的巨大經濟效益。有關數據顯示,旅遊人數的增加及遊客消費能力的提升,讓近些年十一長假期間的旅遊收入總量持續增加,由2013年的2233億元暴漲至2017年的5836億元,增長幅度超過160%,而預計2018年的十一黃金周,旅遊收入可能會突破6500億元。

然而,倘若站在老百姓立場上看,可能事情就沒那么美好。

黃金周問世以來,各景區遊客“井噴”、人滿為患的現象便見怪不怪,而交通的擁堵與資源環境承載壓力也隨之而來。特別是自五一長假取消以來,國人外出旅遊的時間段更加集中在十一黃金周,這就宛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般,不可能不引發諸多亂象,由此讓“黃金周”變成了“黃金粥”。其中包含的弊端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國人消費體驗難以提升。對於大部分在黃金周出遊的人群來說,他們的心情可能更多是焦躁與不安,只因景區的人員井噴與交通的擁堵,嚴重降低了出行的質量,並影響了遊玩的心情。同時,各種價格歧視、欺客宰客的現象頻發,以及履行過程中事故摩擦的明顯增多,似乎都在暗示著:黃金周雖然為人們的休閒創造了時間保證,但並沒有創造良好的空間條件,這與國人的消費升級大勢也是不相匹配的;

第二,市場的供需錯位。黃金周的集中消費過後,便是市場的迅速降溫。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假期的供不應求與節後的供過於求都是不利於市場健康平穩運行的;

第三,社會資源的過度消耗。以旅遊業為例,為了滿足黃金周激增的消費需求,很多商家盲目擴大對旅遊資源的開發力度,以求能夠大賺一筆。然而黃金周過後,大量景區遊客稀少,資源閒置,這種只顧眼前而不顧長遠的行為無疑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此外,由於不少景區的人滿為患,使其資源在短時間內被過度消耗,環境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壞。

針對這些問題,雖然可以從完善旅遊產品供給體系、滿足遊客多樣化需求、利用大數據挖掘來分散出遊壓力等方面著手應對,但也只是在現有框架內的調整,治標卻難治本。

時代再次呼喚休假制度的與時俱進。

1897年,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在研究資源配置時,提出了一個最優狀態標準:在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這種狀態被後人稱為“帕累托最優”。當然,如果沒有達到此狀態,便有改進的餘地,即通過一系列調整,可以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

回到休假制度本身,其發展歷程正是一個不斷的帕累托改進過程。而休假制度調整與完善的精髓則在於,對社會經濟進步與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不斷適應。從目前來看,顯然還有廣闊的提升空間。考慮到當下國人消費升級的重要特點之一就在於對消費質量與消費體驗的格外注重,或許,一些更加以人為本的改變已經在醞釀之中。

不過,也是正是因為世間不完美的存在,我們才會一直擁有立足現實、追求夢想的勇氣和動力。

本文為作者獨立觀點,且不構成投資建議。市井財經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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