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2019-03-07 13:06:08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人言讀書苦,其因在於世人以“書”為工具去追求外在物質利益,而非以讀書本身為樂事也;予言讀書樂,樂在精神充實與豐沛,樂在生命的潤澤與境界之提升。孔子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乃成人之學,以充實自己為主旨,故學乃樂事也;為人之學,則是以“炫耀於人”而學,炫耀之事,耗神費力,雖有炫耀後的虛榮心之滿足,但時時充滿偽裝、機心而缺乏“雲無心而出岫”的自然灑脫,自然是苦差事也。更何況,其虛榮心未必因學而得到滿足呢!

當然,予以讀書為樂事乃深受《論語》之影響。愚以為,某種程度上,《論語》乃中華民族之《聖經》,鑒於歷代大師輩出,粗陋若吾等小子者難以對《論語》做整體評判,遑論研究?不過,若就《論語》中影響吾輩之最深切者,莫若《論語》開篇之語。竊以為,開篇之句雖寥寥數語,然言簡意賅,一語道盡聖人“樂學”之本懷:非但為我華夏子孫治學之境界,亦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人生之取向。請備述之。

《論語》開篇之語,世人耳熟目詳,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②]

孔門弟子以此句作為開篇之語,可謂深得孔子精髓。孔子一生以學為主,按夫子自道,自其十五而志於學,其後無論為魯國司寇還是於“倉惶然如喪家之犬”的顛簸流離之時,總是“卷”不離手,“詩”不離口,世人由此有俏皮話孔夫子搬家——少不得書(輸)。及至晚年仍鑽研《易經》,“假吾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這說明孔子晚年至少在五十歲之後又在鑽研一門“新學問”——《易經》,全然不類世人所謂“人過四十不學藝”之說。若談及孔子求學之途徑,可謂廣矣!除了求學於經典外,亦向各種人士學習,如孔子曾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問政於郯子,即便在流離失所之途中亦不忘求學於漁父、農人。孔子可謂“終身學習”之典範,這一點亦為夫子欣慰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治長》)後世之所以將夫子首先以大教育家稱之,就在於其“一以貫之”的“學”之精神,《論語》中“學”字竟出現凡六十五次之多,可謂證據確鑿!

孔子酷愛學習,其緣由何在?答案在於“不亦樂乎”。在孔子視域下,學習本身乃是一種快樂,夫子對此深有體會:“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爾?”(《論雲?述而》)更何況,動物亦能學,“學而時習之”中“習(習)”之古義乃表示人向鳥類學習(習從羽從白),《三字經》云:“人不學,不如物”,人焉能不如物?當然,人與物的最大差別在於動物之學乃靠生存“本能”所“逼迫”而不得不學,而人則靠其主動性去學,以此提高人之德性、智慧,並從中獲得精神生活的充實與快樂。而只有在“學”中方可漸悟萬物之理,體悟生命之流行,方可達到孔子所推崇的“中庸”境界,獲得“至樂”。無疑,這種快樂是超越物質享受之上的大境界。孔子曾這樣評論其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顏回之所以能安貧樂道,就在於其在“學”中體悟到大樂。不過,此種體“道”之快樂,非有“一以貫之”的學之精神不可!對於“樂學”之義,也許今天並非至難之事,只要把學習當做修身之目的即可。然而,遺憾的是世人往往將學習作為獲取某種功利的工具、手段,結果造成了“為學”之異化。於是“樂學”亦隨之蛻變為“苦學”。非但如此,後人甚至還對子夏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論語?子張》)做了“篡改”,子夏之其本意是“學習有了餘力則可以從政(“從政”何嘗不是一種實踐性的學習?),從政有餘力則要學習”,凸顯的仍是其師孔子的一個“學”字。而當下人們將之解讀為“學習優秀了去當官”,當官“風光”了再利用其“手腕”去獲取更高的文憑,於是才有“碩士、博士高官”滿天飛,而學問卻不見長的怪現象發生。若子夏重生,不知做何感想!

孔子重視“學”固然因為學中有“大樂”,然此“大樂”並非意味著經過一次簡單的學習即能體味到,而是在反覆的“習”研、咂摸中,方可體悟出些味道:此即“學而時習之”中的“時習”之要義。

關於“時習”有兩解:一為時時刻刻“不間斷”義,即孔子所謂的“一以貫之”學習精神(在今天可理解為終身學習之理念)。《中庸》中記載孔子所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意指即便人們學了關乎“中庸之道”的知識,也很難堅守一個月,若能做到象顏回那樣三月不違“仁”,已經少而又少了。孔子的意思是,學了一種知識後,要“守死善道”,時時習研之、實踐之,而不可如“過耳東風”、朝三暮四。孔子特別欣賞顏回的“時習”精神:“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時時刻刻”沉浸於“道學”之中,偶有所得,便緊緊抓住唯恐失去,此非有痴迷精神不可。只有沉浸其中不為外物所動時,關閉外在誘惑,“苦”才有可能轉化為“大樂”矣。佛教之淨土宗亦提倡“時習之”的“不間斷”功夫,”如《彌陀經》言,若佛弟子,口誦佛號,應時時不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亂”,定能修得正果,得無上大喜樂。道家亦如斯:“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道德經?十六》),一“極”,一“篤”,亦是用心一也,不間斷之義。可見“時習“之功夫,亦是上乘功夫,否則,儒釋道三家何以皆重視之?

“時習”另一義則為“經常”義,即要不斷的複習、回味之、踐行之。“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這裡的“溫故”亦可理解為經常對學過的東西進行反思、溫習。由於人們受閱歷、經驗所限,故學到的知識往往是未經體悟的“表層語言”,而隨著人的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即便原來看似簡單的“知識”也會變得豐滿起來而轉化為“內在的智慧”——轉識成智。這種對知識看法的轉變頗似禪宗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漸次提升、挖掘、修煉磨礪之過程。更何況古人之學乃德性之學,若缺乏體悟、習練之功夫,知識終究是“外在”的。

這樣看來,“時習”既包含了“一以貫之”的終身學習之理念,亦蘊含了對所學知識的溫習、鞏固乃至以閱歷、經驗以及反思的“滲入”而漸次達成“轉識成智”之過程。高明的老師固然要傳授“既定”的“知識”,更要進行“智慧”的啟迪,“學而時習之”即涵蓋了“轉識成智”的智慧提升之過程,也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孔子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的道理。

對於“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後儒理解得頗為到位,無論宋儒所推崇的“孔顏尋樂處”還是明儒王心齋所謂的“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見《明儒學案?泰州學案》)皆抓住了“樂學”之核心。對於學之目的則莫若張載說的清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朱子近思錄》)。當今之時,世人雖有讀書者,然以讀書求樂者少,以讀書變化氣質者猶少。人們似乎被外在的東西所“俘獲”,忘卻了“人之為人”應給具有的更重要的東西。也許,在這各充滿喧囂的世界理,我們要回到孔子,重新感悟並傾聽孔子的聲音:“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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