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報工作的神奇被文學作品誇大

2019-03-01 01:08:20

錢壯飛

還在1947年夏天,國內外輿論就已經紛紛懷疑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能不能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了。美國的公眾輿論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須考慮中國現政府行將崩潰及在位已久之蔣主席即將失其領袖地位之可能性”,因為“國民政府著手改革,及國軍征服共軍”,希望渺茫。《美英對華輿論摘要報告》(1947年8月),台灣“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革命文獻46冊第49號。當年夏天,與國民黨關係甚佳的魏德邁將軍受美國總統指派來華考察,竟也開始對蔣介石繼續領導的能力表示質疑。他在結束考察回國前夕發表的聲明當中就公開說:中國國內形勢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還“須有有感召力的領導”。言外之意,蔣已失去領導中國的威望了。領教過蔣介石固執己見,且排斥異己的個性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這時的說法更是直截了當。稱:“蔣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陳舊,性復固執,且極易受人之包圍,不能發揮有效之力量。故中國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責任,實應由蔣主席負之。”他提出:中國的問題要想有所解決,蔣最好“退讓賢路”。《密報》(1948年1月14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二)42933。親眼目睹中國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一步步惡化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這時也一直在考慮如何應付蔣及其中央政權失敗的前景。他先是構想,應當支持地方實力派成立分裂的政府,以此抵制共產黨的勝利,繼而又主張勸蔣退休,以便推動國共和談,組成聯合政府。司徒雷登態度的這種轉變,在1948年10月下旬以前和以後可以看得相當清楚。美國朝野的態度都如此,國民黨內部的分崩離析更是可想而知。

倒蔣毫無疑問一度是又站在反蔣立場上的眾多國民黨人和中間勢力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然而,想要在中國實現非共、非國的第三條道路的努力,只在1947年僅曇花一現,便偃旗息鼓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實再明顯不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固然難以維繫,以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之強,也斷不可能聽任另一股力量取而代之。因此,隨著中共中央公開宣布願意與一切民主力量合作,1948年春天之後,那些與蔣介石離心離德的反蔣派國民黨領導人,如李濟深、馮玉祥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就不能不轉而密謀與共產黨妥協與合作了。而這些在國民黨內擁有眾多親朋好友、師生舊屬的國民黨人參加到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戰爭中來,自然會進一步便利中共的情報工作,甚至是推動那些對蔣或對內戰不滿的將領們,在戰場上反戈一擊。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於1948年1月1日。在此之前,中共就很重視對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工作和策反工作。在情報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國民黨的是錢壯飛等人。1930年,錢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成為負責人徐恩曾的秘書。1931年春,因顧順章被捕,錢截獲情報後被迫撤出。

此後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潛入軍統的張露萍及她所發展的情報小組,該小組到1944年被破獲,沒有能對後來的國共關係起到怎樣的影響。嚴格說,中共能夠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關鍵部門內,這個時候仍舊占據著關鍵崗位的情報人員並不很多。這裡應當提到的有南京電信局軍話台,包括重要軍話台和次要軍話台的主要成員,多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監控國民黨最高軍政機構的通話情況。另外,主動加入共產黨,潛伏在孫連仲保定綏靖公署軍務處擔任少將處長的謝士炎等人,這時也在幫助中共做情報工作,並設有秘密電台,只是僅半年左右即被破獲。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裡建立有秘密關係。有關劉斐與中共建立有秘密關係的情況,近年所傳甚廣,但根據並不充分。

劉斐

至少依筆者所見文獻檔案資料,尚未發現劉在其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秘密情報。故筆者傾向於相信劉斐自己的回憶。劉自認為1949年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宣告脫離國民黨之後,被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使“歷年嚮往中國共產黨的心愿終於實現了”。包括曾經有意加入共產黨,1948年受命執掌東北軍事大權的衛立煌和身為共產黨員的剿總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汪德昭,遼瀋戰役期間也都沒有資料能夠證實他們曾經與中共暗通款曲。因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秘密黨員多為單線聯繫,或為長期潛伏的目的相當時間內不發生聯繫,這都造成一些在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並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兩黨戰略決戰中發揮作用。當然,這時在國民黨內向中共傳送情報者為數不少,但他們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組織策動或牽線,如汪維恆、張權、史永等等,所在部門和職務不特別重要,故其情報的價值也較為有限。

關於中共情報工作之神奇,明顯地被一些紀實文學之類的讀物和海外的國民黨人所誇大了。如黃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風雨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6月)一書中稱汪維恆是潛伏在軍政部部長陳誠身邊的軍需署長,1948年5~6月到河北、東北視察後即將河北、東北獨立團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實力、駐地部署等絕密情報交給了共產黨,使共產黨預先了解到東北國民黨軍的情況一說,就有所不實。實際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後雖擔任過西北五省軍需局少將局長,但在遼瀋戰役前就離開軍界,就任上海財政局長等職。且即使汪有所謂向共產黨提供河北、東北團以上部隊番號等情報之事,在當時也絲毫不是什麼有價值的情報,因為長春、瀋陽被圍後國民黨守軍的情況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於書中所說張權傳送情報一事同樣有傳奇色彩。迄今為止,就連張權此時的身份為何亦是眾說紛紜。有說他是聯勤總部視察員,有說他是太湖警備區警備司令和總後勤部中將視察員,有說他是國防部中將部員閒職,也有說他是黃河以西警備副司令的。至於張竊取情報一事,有說他在淮海戰役進行中竊取了參謀本部作戰地圖,有說他是在解放軍渡江前調查了國民黨軍江陰要塞江防情況繪製成圖交給中共地下黨,有說他兩者都做了。而實際上,國民政府這時既沒有參謀本部,也沒有總後勤部。究竟事實如何,尚須研究。(本文來源:網易歷史綜合)

相反,在國民黨軍隊內的中共黨組織,這時在情報傳遞方面反而具有較突出的作用。如國民黨第一一師中的中共黨組織,就一直在秘密將該師所獲得的各項重大作戰行動情報,傳送給中共軍方。湯恩伯部作戰科長劉泉溪經策反,則向中共提供了湯部的軍事情報。國民黨首都警衛師師長、駐浦口的第九十六軍軍長等,也都先後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陰要塞、滬杭沿線國民黨軍事部署圖等。當然,在整個內戰期間,還是有兩個極具價值的情報人員需要提到,這就是熊向暉和郭汝瑰了。

熊向暉

熊向暉稱得上是典型的情報人員,而他卻是周恩來“下閒棋、布冷子”的順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還在抗戰剛剛開始之際,他當時本是清華大學流亡學生組成的“戰地服務團”的成員,恰好趕上胡宗南招收學生,被胡看中,報請周恩來同意後,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由於抗戰期間胡宗南負責包圍封鎖延安,熊的位置對確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關重要。但是,由於抗戰條件下有種種牽制,胡宗南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計畫,卻都沒有實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沒有動用熊。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前述在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這個時候胡宗南已經送熊向暉去美國留學,熊早已離開西安,到上海準備動身。因為蔣介石突然決定進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機密地部署襲擊方案。胡宗南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暉臨時召至南京,要熊幫助準備占領延安後的施政綱領等檔案。這樣一來,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預有準備,及時撤退,確保自身的安全。不過,延安占領之後,熊向暉就去了美國,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郭汝瑰

從這個角度來看,內戰爆發後在情報方面對中共軍事上幫助最大的,理當是郭汝瑰。郭曾就讀於黃埔軍校、日本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以代旅長的身份參加過淞滬抗戰,以暫五師師長身份參加過第三次長沙會戰,並因有勇有謀而被陳誠看中,先後升任第五十四軍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乃至於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第三廳廳長。但是,郭和熊向暉不同,他並非中共有意安排潛伏的情報人員。郭和後來相當一部分國民黨將領一樣,是早年加入過共產黨,後來脫黨的。郭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前,眼見國民黨太腐敗,相信共產黨政治清明,才又萌生“歸隊”思想,並很快與中共取得聯繫,進而被安排為中共提供情報。只是,戰後初期郭還在軍務署任職,1946年9月才進入國防部,任負責編制和訓練的第五廳任副廳長,11月26日升任廳長。1947年3月免第五廳廳長職,接任負責作戰的第三廳廳長職。但不及兩個月即被調任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在此前後差不多一年多與中共失掉聯絡。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間有將近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直接接觸到作戰計畫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為作戰廳廳長一職之前,他並沒有能夠提供給中共多少特別有戰場價值的情報。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戰廳廳長之後,其情報的戰場價值也仍舊有限。這是因為,國民黨的軍事指揮系統一向重疊交叉,比較混亂。用杜聿明的說法就是,這時的整個戰爭都是由“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指揮,不論大小情況的分析、大小部隊的調動,都要通過蔣的決定指示。而蔣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盤情況,每日僅憑所謂‘官邸匯報’來決定指揮部署,或憑他本人‘靈機’一動,亂下手諭。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過時失策,即是主觀武斷。前方部隊長不遵從,即有違命之罪;遵從則自投羅網。”因此,除了部隊整體部署的大原則之外,國防部作戰廳獲批的計畫與部署,往往並不會嚴格地落實到戰場上去。何況,郭就任作戰廳長後4個月,淮海戰役,即徐蚌會戰很快即告展開,杜聿明等已經開始對郭有所懷疑,不讓郭知道自己的作戰方案了。12月間,蔣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戰意見。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覺,實際上從這一年10月以後,他就已經開始受到監視,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護自己。淮海戰役剛一結束,他就不得不辭掉作戰廳長一職,於2月4日飛赴重慶,去擔任七十二軍軍長了。從上述情況來看,郭在情報上如果起過一些作用的話,也不過是在淮海戰役之前的三四個月里,主要是傳遞出來一些有關遼瀋戰役的情報。對於淮海戰役,無論是從已知中共所得諜報情況,還是從郭當年日記的內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報價值不大。甚至,郭本人這時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也很少真會站在中共的角度去構想一切。但即使是遼瀋戰役期間,由於衛立煌和鄭洞國等屢屢抗命不遵,故國防部作戰廳的計畫亦形同具文,沒有多大實際價值。而讀郭在淮海戰役期間的日記,可以看出郭仍在積極策劃有效的進攻和解圍計畫。其多數難以實現,並非由於郭之計畫對國民黨不利,多是因為前線指揮官抗不遵行,郭對此亦十分惱怒。

中共軍事上戰勝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法寶,嚴格說來並不是情報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6月內戰爆發,到1950年6月占領整個大陸(除西藏以外)為止,戰場起義的國民黨軍隊就達到將近85萬人,接近被消滅的國民黨軍總數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編的將近30萬人,則占被消滅的國民黨軍總數將近七分之一。其中較為著名者,如1947年2月25日第五十二軍五十八師王家善在遼寧營口率部1萬人起義。9月19日濟南守軍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2萬人起義。10月17日第六十軍軍長曾濟生率部2萬餘人在長春起義。10月31日新編第一軍暫編第五十三師師長許賡陽率部在瀋陽起義。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何基灃、張克俠率部2萬餘人在江蘇賈莊、台兒莊起義。11月27日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5000餘人在安徽蒙城雙堆集起義。1949年2月7日第一六軍二八二師師長張奇率部5000餘人在安徽蕪湖至繁昌地區起義。4月23日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等率艦48艘分別在南京和鎮江江面起義。5月15日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率部2萬餘人在武昌起義。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長陳明仁、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等率部在長沙起義。9月19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團司令孫蘭峰等率部在綏遠起義。9月26日新疆總司令陶峙岳、副總司令趙錫光及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全司令包爾漢等率部在迪化(按即烏魯木齊)起義。12月9日雲南省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率部在成都起義,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等率部在彭縣起義。12月11日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等率部在四川宜賓起義。12月12日國防部挺進軍總指揮范紹增率部在川北起義,第十九兵團副司令王伯勛等率部在貴州起義。12月21日川陝綏署副主任董宋珩、副司令兼第十六兵團司令曾甦元等率部在四川廣漢一帶起義。12月22日川陝邊區代主任喻孟群、第二路總指揮許紹宗等率部在四川廣江一帶起義。12月23日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四補給區司令曾慶集等率部在成都起義。12月24日第十五兵團羅廣文率第一八軍、一一軍等,以及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第十五軍軍長劉平等率部於四川彭縣起義。12月26日川陝甘邊綏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率部於成都北德陽起義,湖北省主席、第三兵團司令朱鼎卿等率部於四川金堂起義。12月27日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率部於四川簡陽起義,等。

韓練成

由中共秘密策劃的戰場起義,對於在內戰爆發後尚處於優勢之中,以及後來在大規模戰略決戰過程中的國民黨軍,損害之大,要遠遠超過郭汝瑰等人的情報的作用。如前述1947年2月下旬的山東萊蕪戰役,第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不僅在戰役行動中向中共方面提供準確的自己部隊行動的情報,而且在中共策劃下臨陣隻身出走,造成全軍指揮系統陷於癱瘓,從而為中共軍隊消滅第七十三軍和第四十六軍4萬餘人,創造了重要的條件。1948年9月中旬開始攻打山東省府濟南時,中共亦通過策反濟南守軍之一,整編第九十六軍吳化文部,順利地控制了國防部加緊空運援兵必須要利用的濟南機場,並且在濟南城防撕開大口子,徹底動搖了濟南守軍的防禦決心。原計畫要一個月打下的濟南,只用了一周時間就攻克了。攻城的華東野戰軍僅以14萬人就全殲守軍11萬人,第一次奪取了具有強固防禦工事的中心城市,還俘虜了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等大批高級將領。10月17日,被圍達數月之久的長春守軍之一,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倒戈,向中共東北野戰軍交出防地。第六十軍此舉,也是中共長期對這支滇軍部隊進行統戰工作的結果。而它退出防守,當即使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手下的守城主力新七軍徹底瓦解,被迫也於兩天后放下了武器。11月6日,淮海戰役打響,兩天后,第三綏靖區副司令,身為共產黨員的張克俠和何基灃,率領第五十九軍兩個師和第七十七軍一個半師2萬餘人實行戰場起義,不僅為華東野戰軍打開了通往徐州的東北大門,而且使華東野戰軍就便切斷了正急於西撤的黃伯韜兵團的退路,使中共方面毫不費力地就實現了包圍黃兵團的初步作戰目標。戰至22日,黃百韜兵團被徹底殲滅,黃本人自殺,5個軍10個師的高級將領大部被俘。其後,在包圍黃維兵團的戰役行動中,共產黨員廖運周率領的第八十五軍第一一師假意擔當兵團突圍的先頭部隊,通過中共中原野戰軍的防線後,即告起義,從而使黃維後續的突圍部隊陷入混亂,突圍計畫完全失敗。一一師的起義,影響到第八十五軍第二十三師不受黃維信任,在中原野戰軍的圍攻下宣布投降,致使協防的第十軍受到牽連,很快於12月11日被殲滅,軍長熊綬春戰死。如此一來,黃維兵團只好下令各自突圍。15日,黃維兵團亦全部覆滅,黃維及副司令吳紹周、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均被俘虜。

國民黨軍將領這時所以會大批起義或倒戈,顯然與中共地下組織的成功策反分不開。1945年秋的平漢戰役中,高樹勛率新八軍及河北民軍上萬人起義,導致戰後國民黨第一次有戰區副司令被俘,第三十軍、第四十軍2萬餘人被殲,就是因為中共自抗戰爆發前開始,至整個抗戰期間,都始終沒有放棄做高部的統戰工作,並在高樹勛身邊派有自己的代表。戰後蔣介石不允許高部前往敵占區參加受降,反而委任他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要高部參加打通平漢線的作戰,高自然不滿。這時中共乘機策反,猶豫再三之後,高最終決定倒向共產黨一邊。淮海戰役中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等部的起義以及第一一師的起義,更是直接由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內的共產黨人領導發動的。第一一師內部甚至建有秘密的中共黨委會,師長廖運周就是黨委書記。這種部隊的起義,是遲早的事情,只是如何選擇對打擊國民黨軍最有利的時機罷了。

由於戰爭本身的需要和國民黨自身四分五裂的情勢,促使中共各個地下組織幾乎都全力以赴地動員各種關係,加入策反工作。到1948年戰爭形勢明顯地有利於中共之後,各中央分局,甚至各市級黨組織,或建立專門的策反工作委員會,或利用城工部展開策反工作。如中共上海局即以該局負責人張執一牽頭組成策反工作委員會,先後策反做過蔣介石侍從參謀的段伯宇,並通過段策反其弟,即這時擔任聯勤總部運輸副司令兼吳淞基地運輸司令的段仲宇,就便又策反了蔣經國的親信、做到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代局長、乾訓第一總隊總隊長的賈亦斌。通過段、賈,又策反了蔣介石三個傘兵團之一的劉農峻團。與此同時,該委員會還策反了國民黨海軍重慶號、長治號、長江艦隊和20餘架飛機起義,並且策反了負責死守上海蘇州河以北地區的第五十一軍軍長等。由於中共這時高度重視國民黨軍隊策反工作,常常是黨政軍各部門多管齊下,一個對象有多個線索在同時進行,爭取力度極大。1948年,中共派去吳化文部做策反工作的,就有三四撥人馬,僅中共濟南市委就有兩條線索幾乎同時在做吳的工作,吳的妻弟因為是中共黨員,也中斷了在北京朝陽大學的學業,受命前來做吳妻子的工作,最終取得成功。江陰要塞守軍起義,也是同樣情況。另外像爭取張軫、程潛、陳明仁、唐生智等,也都是多條渠道在同時工作。

這時積極協助中共策反的,還有其他中間黨派,特別是和國民黨軍隊將領有眾多師生、部屬關係的農工民主黨以及後來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第五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被策反,就與中間黨派的介入有關。最著名的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王葆真,在幫助郭汝瑰傳遞情報時機關突遭破獲,王不僅焚毀情報,而且備受酷刑,也沒有供出郭汝瑰和他的中共聯絡人。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理參謀長劉宗寬,則是農工民主黨的秘密成員,1949年初即與中共取得聯繫,向中共傳送情報。川軍劉文輝等倒戈,就是由民主同盟代為引線搭橋。1949年8月,包括黃紹竑、賀耀祖、龍雲、劉斐、劉建緒、李默庵、賈異之、諶小岑、羅翼群、李任仁等44名國民黨立法委員和中央委員聯名發表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也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幕後策反的作用。

中共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實得益於三點:

第一自然是因為軍事形勢根本逆轉,蔣介石的指揮完全失敗,眾多軍事將領已失去繼續作戰的信心和勇氣,不願再為國民黨作嫁衣裳,白白犧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嚴格區分了戰場起義和繳械投降的政策界線,起義部隊不僅可以基本維持原有編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這對處在動搖之中的許多國民黨將領也頗具吸引力。多數國民黨部隊接受策動,宣布起義,都有這種因素在起作用。

第二是國民黨軍內部派系林立,互相擠軋,特別是雜牌軍,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編入中央軍的將領,備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動輒被排擠吞併,造成眾多非嫡系部隊離心離德傾向嚴重。如前述高樹勛在發動部下倒戈時就公開講:“我們新八軍過去受蔣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視,大家都清楚。就供給而言,比人家差十幾倍,還經常受到他們的監視、分化和吞併。我去西安時,還當面受胡宗南的侮辱,這些年來受氣的事是說不完的。”在這期間率部在戰場上倒向共產黨者,相當部分都是馮玉祥西北軍的舊部,並非偶然。如第三十八軍軍長孔從洲、第三十八軍一七七師師長呂元壁、陝北保全副總指揮胡景鐸、第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第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六團團長張公幹、保全綏靖公署軍務處處長謝士炎、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第三十軍軍長黃樵松、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還有像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所部,接受和平改編的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等部也是這種情況。另外大批起義的,還有東北軍、滇軍和湘軍、川軍等部隊。如起義的第五十二軍第五十八師王家善、東北保全第三支隊支隊長韓梅村等均是東北軍舊部;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及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雲南省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等則屬於滇軍;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湖南綏靖公署副司令劉興、李覺、副主任李默庵、西北軍政公署主任陶峙岳、湖南省主席程潛等則屬於湘軍;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前四川省主席鄧錫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川東遊擊司令范紹增等則屬於川軍。不難看出,國民黨非嫡系將領,特別是雜牌的地方派系的軍隊,與蔣介石及其嫡系軍隊之間的矛盾隔閡過深,是造成他們普遍容易被策反的根本原因。

張克俠

第三是有不少將領正義感強,頗具理想性格,對蔣介石國民黨此時的作為和政策極為不滿。較典型者如既是馮玉祥舊部,又曾加入過共產黨的張克俠,這時就在日記中記有頗多不滿現狀和嚮往革命的言論。

他在日記中寫道:“北平麵粉聞悉已達百萬元一袋,如考慮未來有數百萬元一袋之可能,則不覺駭然矣!真不知人民如何活下去,當局者如仍能夷然自得,安坐火山口上,其雅度誠不可及。”

“近來,物價之躍進,加上天災及不已的人禍,經濟崩潰,命運殆不可免。‘塞翁失馬’,為人民之禍乎?人民之福乎!”

“魯西大戰益迫,雙方皆集中大兵,但國軍行動較緩,又鬧家務,將領互相攻擊,將帥不和,前途可嘆也!”

“軍心、民心、軍事、政治、經濟日在惡化,直呈一面倒之勢,如物價之小落大漲,不可能好轉。”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彼以組織死黨,脅持大眾,威脅利誘以操縱政治者,其能稍悟乎?在肘腋刀劍之下,各種浪潮仍風起雲湧,其徵象早已顯明。”

正是因為張克俠有上述思想,他才敢於公然寫信給同為西北軍舊部的第三綏靖區司令馮治安,勸其學馮玉祥揭旗反蔣。函稱:“現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藥,雖有強大武力,終不能倖存。況且,所有武力全系仗美國支撐,自己連力量也沒有,賣身投靠活著更沒有前途。因此,我覺得為這樣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慘恥辱的事,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

蔣系親信或嫡系將領中的一些人,後來之所以也選擇起義,也多有頗為相似的原因。如蔣經國手下的重要干將賈亦斌,就是因為目睹國民黨日漸貪污腐敗,巧取豪奪,與早先理想背離,因而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只因蔣經國抱負心很大,賈一度對蔣經國還抱有希望。不意蔣經國1948年8月乘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之際,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時實施“打虎”行動,結果打到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及其揚子公司一案時,竟因宋美齡和蔣介石的干預而不了了之,此事激起賈的強烈逆反心理,最終對蔣經國和國民黨都死了心,從而下決心倒向了共產黨。

促成國民黨大批將領起義的關鍵,自然與戰爭後期人心所向,潮流所趨的大勢有關,但不少人選擇投向共產黨,也有理想主義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實上,很多國民黨人當年選擇國民黨,也同樣是抱著救國救民的理想。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民權主義,甚或民生主義,與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時期宣傳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張和言論宣傳,本來就存在著相當多的相似之點。除了1927~1936年一段時間共產黨推行的激烈的蘇維埃革命政策以外,兩黨政治追求上的主要區別,在當年的許多青年人看來,不過一個較為溫和,一個更為徹底而已。正因為眾多有理想的青年人更傾向於徹底的解決辦法,因此也就造成了從黃埔軍校開始,國民黨旗幟下的學生和青年軍官大批加入中共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許多人更乾脆加入共產黨。儘管1927年兩黨關係破裂後,中共政策一度轉向“左”傾,導致不少曾經同情甚或加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年輕的國民黨軍校學生等轉向國民黨,但是,隨著國共兩黨再度和解,中共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競爭的關係。特別是隨著國民黨自身的弊端日漸暴露出來,許多早年加入過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過關係的國民黨將領不免會重新思考自己當年的選擇。如張克俠、廖運周、郭汝瑰、侯鏡如等,就是在抗戰期間或抗戰結束時因為對國民黨失望,而重新主動與中共發生聯繫的。而其他一些將領,如何基灃、謝士炎等,則是在此期間因為不滿國民黨的作為而加入共產黨的。還有一些將領,如衛立煌等,也是在抗戰期間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只是因為中共中央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未同意其申請罷了。而相當一批黃埔生的思想轉變,就更是直接與當年的經歷密切相關了。這種情況顯示,還在抗戰期間,特別是抗戰後期,在一些國民黨將領的眼裡,國共兩黨之間就已經顯露出明顯的差別來了。到了抗戰結束,內戰爆發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治上、經濟上弊端百出,危機重重,激起社會民眾和輿論的強烈不滿,國民黨將領中的離心力日漸加大,最終促使許多人選擇站到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統治的一方去了。國民黨軍事上的迅速瓦解,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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