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財政不積極

2018-10-10 15:29:04

1597年農曆6月19日,紫禁城內火光滔天。起因不明的大火,從金水橋西側的熙和門驟然騰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極、中級、建極三大殿。狂風裹挾著烈焰,捲成幾丈高的火舌,但凡舔到木質結構的樓堂宮軒,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屋瓦在火中噼里啪啦地爆炸,如冰雹般滿天紛飛。

這場發生在萬曆二十五年的皇城大火,席捲了半個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極門(今太和門)及其兩側的掖門全部焚毀,群臣早朝廣場兩側的文昭武成二閣,連著廊房一起被燒成了灰燼,“自掖門內,直抵乾清宮門,一望荒涼”。只有午門因為隔了條金水河,才幸免於難。

明朝紫禁城五行屬火,從建成到明亡的230年間,發生過47起火災,平均5年一次。而在這次大火的九個月前,乾清宮和坤寧宮也毀於火災,整條皇城的中軸線都給燒沒了。

早在1421年,三大殿就因雷擊被焚毀。那會兒朱棣剛住進紫禁城,嚇得他趕緊去太廟禱告,以為是生死未明的侄子在作祟。1557年,沉迷修仙的嘉靖皇帝妄稱自己是“總掌五雷大真人”,引得雷公親自拜訪,在四月的一個電閃雷鳴的夜晚,“雷雨大作,火光驟起,三殿兩樓十五門俱災”。

重建宮殿,極耗錢財。嘉靖朝主持三大殿重修的是嚴嵩父子,貪腐和浪費十分嚴重。嘉靖皇帝的孫子萬曆已經多年不上朝,因此三大殿可以緩修,但住處乾清宮和坤寧宮的重建工作卻刻不容緩。這種領導多、經費少、工期緊的項目,最後落在了工部一個叫賀盛瑞的郎中頭上。

賀郎中是朝中清流,不賄賂太監,不勾結官員,還特別能幹,是那種楊國強特別想要的項目經理。朝廷給修建兩宮撥了160萬兩白銀,賀郎中僅用了67萬兩就完成了任務,留存93萬兩上繳。那些想藉此撈一把的貪腐勢力,自然不能容忍,最終賀郎中被污衊陷害罷官離京,後來鬱鬱而終,令人嘆息。

乾清宮和坤寧宮的重建順利完成,三大殿的重建卻最終演變成一場財政災難,甚至敲響了大明的喪鐘。

三大殿起火的1597年,實屬多事之秋。這一年,日本的豐臣秀吉調動十二萬大軍,兵發八路殺奔朝鮮;播州的楊應龍出爾反爾,引苗兵攻入四川貴州和湖廣;朝堂之上,刑部右侍郎謝杰直諫神宗“節用不如初,勤政不如初”,刑部左侍郎呂坤更是直言朝廷攤派過重,民不聊生。

在這種艱難局面下,萬曆皇帝仍然重啟三大殿的建設。此時的大明財政,皇室費用、官俸支出、軍費糜耗等日常開支已相當龐大,如何籌措三大殿的巨額修建費用,成了一樁難事。最終還是萬曆拍板,“迨兩宮三殿災,建設費不貲,始開礦增稅”,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增稅。

中國宮殿的大跨度木質結構,對名貴木材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金絲楠木。這種珍貴木材,出產於西南部的深山老林,開採成本極高。朝廷購置金絲楠木的費用,被攤派到地方,各地不得不加賦一年來湊錢。而明朝特有的皇木採辦體系,貪腐嚴重,皇親和太監在地方上吃拿卡要,各省叫苦不迭。

戶部官員韓光祜上書,彈劾監工太監陳永壽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導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達930萬兩白銀,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數百萬兩。最終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萬曆的孫子,那個著名的木匠天啟皇帝手裡才完工,天啟年間耗資又接近600多萬兩白銀。

也就是說,1597年紫禁城的那場火,燒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萬兩白銀。

1500萬兩白銀是什麼概念?明末遼東的軍費支出,支撐幾十萬兵馬的軍事行動,一年差不多才是500萬兩,1500萬兩可供袁崇煥的部隊在遼東支撐至少三年。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崇禎皇帝號召群臣捐款給士兵發餉,一共只募集了20萬兩白銀。

這三座大殿,在歷史上劃出一條詭異的曲線,它們的落成、修補、雷擊、起火、重建、崩塌,就是明代財政和王朝命運的縮影。

01

1583年,20歲的萬曆皇帝感到迷茫而困惑。他敬仰信任的老師張居正去世後,形象突然崩塌。百官爭先恐後地控訴張居正的虛偽毒辣、妻妾成群、錦衣玉食,這讓皇帝瞠目結舌。這十多年萬曆在張居正的教導下,生活一切從簡,日復一日的學習經史、批閱奏摺。這種反轉,總讓萬曆感到有什麼地方不太對。

在這一年的殿試上,他親自向舉人們出題:為什麼他越想勵精圖治,官僚們就越腐化,法令就越鬆弛?

這可是曠古難題,讀過幾本聖賢書的考生哪能回答。萬曆的老祖宗朱元璋倒是有過答案:凡事親力親為。從沒有一個皇帝像朱元璋這樣精力充沛,事必躬親地規劃國家運行和人民生活中的幾乎所有細節:他用內閣六部制分割相權,用戶籍分業制指導民生,用衛所軍屯制節省軍餉……

這種中央指導一切的自信,往往誕生出生一套硬、僵硬、詭異的體制。這套體制在朱元璋和朱棣這對擅長運維的大神維護下,尚能勉強運作。等到他們下線後,系統便走向了紊亂:內閣廢除宰相,閣老成為跋扈權臣;戶籍分配職業,王朝中後期流民四起;衛所軍制屯兵百萬,軍備腐敗。

這一系列bug中,導致大明王朝崩潰的那個,被黃仁宇稱之為“洪武型財政”。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對貪腐深惡痛絕,同時深諳“豬肉過手,留下層油”的官場智慧。他自作聰明的設計了一套以實物和徭役為主體的徵稅制度,即讓納稅人直接將物資繳納給消耗部門,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於是,在“洪武型財政”的組織調度下,蘇湖生產的糧食送往西北遙遠的邊疆軍營;江西煅燒的瓷器運向北方的京師宮殿;浙江編織的絲娟賞賜後宮佳麗……所有的賦稅收入直接與消耗部門掛鈎相抵,朱元璋事無巨細的將國家各項開銷中所需物資分配給全國的縣城。

理想化的計畫經濟,往往是開歷史的倒車,唐宋的貨幣稅又退化成了實物稅。一個消耗部門(需要使用物資的衙門單位)可能要接收數十個縣的實物,對縣城來說也同樣麻煩,十六世紀北京宛平縣的一位縣長就抱怨,他們縣要給個朝廷27個消耗部門繳納各種實物稅,而總價才區區2000兩白銀。

這種“烏托邦”式納稅制度,在今天看來非常魔幻。1632年,戶部尚書向皇帝上呈全國欠稅報告中, 還列出某縣拖欠宮廷價值二十八兩白銀的蜂蜜這種瑣碎小事。而在廣袤的國土上,徭役們車載牲馱著糧食、棉絮、染料等物資,川流不息地往來於大江南北繳稅,運輸費用常常高於物資價值。

洪武型財政的最大特點,就是消耗部門與納稅人直接對接,而中央不具備調控中樞作用,這直接導致財政分權下的中央沒錢。每個消耗部門都擁有財政權:兵部徵收軍備物資和兵役,工部徵收建設物資和勞役,宮廷徵收皇室用度消耗……誰更強勢,誰就能收更多的稅。

明朝的財政部長(戶部尚書)並不好當。據黃仁宇統計,1380年後上任了89位戶部尚書,其中25人致仕離職、22人轉任他職、16人被解職、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處死、3人被流放、1人未經允許而離職、1人死在戰場上、1人自縊殉國,最後三位史書里沒有詳細資訊說明下落。

朱元璋將龐大的帝國視作一個自產自銷的農村,他以為只需要降低田賦,安撫好農民,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可惜現實很骨感。這種各部門自給自足的財政體系,僵化而沒有彈性,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該收稅的人群收不上來,就只剩下一條路:把負擔攤派給看起來不會反抗的老百姓。

這幾乎跟當初朱元璋的構想南轅北轍,“洪武型財政”是最後如何演變成到這個地步的呢?

02

明朝名義上的稅率,其實相當低,這跟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窮苦出身有關係。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們奇技淫巧的擴張財政收入,而是給各地規定好了稅率,把各省市的稅糧收入刻在石板上,樹立於戶部的門堂之內。意思再明白不過,永不加稅。低稅收的代價是國家放棄了許多政府職能,例如要求軍隊屯田自給軍糧,推行鄉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大明王朝給官員發的工資也很少。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就感慨明朝官員待遇差,“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型財政的實物經濟下,官員們的俸祿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胡椒、蘇木、衣物都曾被當成工資發給文武百官。這種制度下,官員很難不貪。

朱元璋的解決方案就是重典。他撰寫的中國第一部反貪教材《醒貪簡要錄》里規定,貪污六十兩白銀,就會被斬首示眾,還要把皮剝下來塞進稻草掛在官府辦公室,作為警示。但這種血腥的鎮壓,也沒能阻止貪污,因為官員們實在太窮了,比如正德年間的內閣首輔李東陽去世的時候,已經窮的“不能治喪”。

最終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系統逐漸異化到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明朝官僚,在經歷這種“想我冷艷,還想我輕佻又下賤”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徐階、戚繼光、胡宗憲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既是能臣猛將,其實也都是超級貪官。

這種情況下,朝廷每個人都拚命給自己創收,但中央政權卻一窮二白。看起來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然而各掃自家門前雪,最後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務真空帶。貨幣發行、商業物流、戶籍統計、土地丈量等社會責任漸漸無人問津,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後期相當程度的基層自治。

這種類無政府狀態產生了奇特的社會景象:一方面,安土重遷的農民因橫徵暴斂而放棄戶籍,四處遊蕩;另一方面,城市手工業者自發聯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僅蘇州在十六世紀就至少有一萬名手工業者。但由於財政體制的僵化,政府對工商業的徵稅,並不成功。

洪武型財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藥,當浸淫其中者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時,便沒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王朝的不舉,最先體現在財政的入不敷出上。作為國家最主要的稅收田賦一直呈現下滑。永樂年間田賦收入保持在3000萬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這一數字已經滑坡到2500萬附近。也就是說社會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後,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居然減少了近2成。

這背後是權貴豪紳們一邊廣占田地,一邊給自己減稅免稅。平民百姓卻不僅要繳足稅款,還要面對額外的攤派和徭役。“有錢的不繳稅,繳稅的沒有錢”,極大的挫傷了稅制,全國逐漸開始大面積的拖欠稅款。據黃仁宇考證,到崇禎年間,整個帝國財政稅區已經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縣城沒有向中央上繳任何稅收。

與此同時財政支出卻在與日俱增,朱元璋規定他的龍子龍孫們世代享受財政撥款,這筆起初並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後期已經成為財政的跗骨之蛆了。據隆慶五年禮部報告, 當時“僅親王郡王和各級將軍中尉,歲支祿米共870萬石有奇”,這大約占全國田賦收入的三分之一。

總結來說,就是朱元璋建立起來的這套財稅體系,原始而僵化,表面上的低稅率和低彈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財政收入幾乎固定。萬一遭遇天災人禍,政府需要額外的支出時,卻發現沒有一套體系向該繳稅的人收稅,最後只能向從事農業生產的老百姓攤派,造成民間負擔越來越高。

王朝走到嘉靖皇帝這裡,已經舉步維艱了,這個時候,歷史送來一個張居正。

03

嘉靖年間政治鬥爭的精彩程度,在波詭雲譎的中國政治史上絕對名列前茅。嘉靖、嚴嵩、嚴世蕃、徐階、高拱、海瑞、張居正無不是洞悉人性、老謀深算的政治強人。

出身鄉村士紳的張居正,以弱冠之齡踏入大明帝國的統治核心,浮沉宦海二十餘年,對大明的體制積弊洞若觀火。1572年,當他登上權力的頂峰成為大明內閣首輔時,已經沒有力量能夠阻礙他推進改革,他的目標也異常清晰,就是要解決國家“財用大匱”的問題。

張居正的思路簡單明了:用“一條鞭法”來開源,用“考成法”來節流。

一條鞭法是對實物稅的一次撥亂反正。張居正掌權時,實物稅已經運作了很多年,部分官僚和民眾開始接受用白銀來折算繁複的實物稅。1531年,吏部尚書桂萼提出了將稅賦和徭役刪繁就簡合併用白銀折算的“一條鞭法”。由於其簡化了稅收流程,便於操作,受到了民眾的歡迎。

但張居正在向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時,受到了強烈的抵制。因為實施一條鞭法的前提是重新丈量土地,這意味著此前用各種手段減稅逃稅的地主們,要重新面對清算。當時明朝有詳細的戶籍財產登記體系,每十年進行一次普查,記錄在黃冊、魚鱗冊里。但由於中央沒錢,地方瞞報,統計的真實性大打折扣。

從上表可以看到大明帝國的人口數、戶數的總趨勢居然是下降的,但田畝總數卻長期保持穩定。可見藏匿田畝和戶丁已經成為常態。推行一條鞭法的最大阻力在於土地清丈和戶籍登記,要收房產稅,就必須先要搞房產登記。從上表中萬曆年間的翻了一倍的田畝數量,可以得知張居正做的相當成功。

鬥爭經驗豐富的張居正明白“改革要成功,理論先搞通”,他將當時最優秀的人才組織起來編纂《萬曆會計錄》。這本明朝財政的百科全書,完整的梳理明朝財政收入的各式細節,成為了一條鞭法改革的綱領性檔案。有了理論依據,土地清丈和戶籍登記試點工作開始陸續展開。

1580年,皇帝詔告整個帝國完成了土地清丈,儘管這次土地清丈進行的並不徹底,但一條鞭法的改革卻順理成章了。

考成法的推動要比一條鞭法順利的多,核心內容有三條:一是削減不必要的政府補貼,將驛站、宗室補貼、宮廷採辦降低檔次;二是提高行政效率,在六部之上建立六科,強化人事管理,做到“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三是整頓軍備,啟用李成梁、戚繼光等名將,解放士兵屯田,縮減軍費。

1582年,隨著考成法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大為好轉。這時兵部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戶部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北京的存量足以支撐十年。但也就是在這一年,痔瘡久治不愈的張居正去世了。在他去世後六個月,土地清丈工作就陷入了停滯。

黃仁宇在那本著名的《萬曆十五年》里,這樣點評張居正: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況,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萬曆十五年》是用英文寫成的,原名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冒號前的部分翻譯過來就是: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歷史,往往就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中,出現了分野。

04

在這無關緊要的一年裡,萬曆皇帝已經逐漸意識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他無法應對的龐大集體。這個精力充沛的皇帝被按捺在皇帝行為準則規範的精神牢籠里,事事不能如願,勵精圖治的精氣神在一天天消退。1593年,萬曆皇帝開始拒絕上朝,對他來說,與百官的對抗才剛剛開始。

張居正改革留下的遺產,逐漸被消耗殆盡。從1573年到1620年,萬曆皇帝發動的三次戰爭使軍餉激增,戶部太倉庫的入不敷出成為常態。戶部、兵部的官僚們一開始還能通過在各部門之間借支周轉勉力支撐,但萬曆皇帝惡作劇式的不斷從國庫中挪用稅收,讓官員們叫苦不迭。

到了1607年,戶部已經欠發邊餉及商價164萬兩。戶部尚書趙世卿為此“顏欲焦,心欲碎”,他給皇帝上書“太倉如洗……九邊之士枵腹告急;額內者之(軍餉 )支調尚難,額外者之(宮廷用銀)嚴催又至”。說明這個時候除了皇帝的內庫外,國家及地方的財政儲蓄基本枯竭。

萬曆皇帝這個時候才做出了少許的讓步,取消了每年從國庫支取的20萬兩買辦銀。但這已經於事無補了,壓垮大明王朝財政的最後一根稻草就在眼前了。1615年,鎮守遼東半輩子的李成梁去世,幾個月後,努爾哈赤稱汗,建立了後金,三年後在盛京以“七大恨”的名義舉兵伐明,朝野震動。

兵部擬出300萬兩軍餉的預算,戶部正在東拼西湊時,貴州、四川、湖廣三省又爆發苗民起義,三省稅銀被當地截留用作剿賊,這時大明亡國之相盡露。

最後明庭正式臨時宣布加派200萬兩白銀的田賦來作為遼東軍餉,史稱“遼餉”。本想畢其功於一役,誰料迎來的卻是薩爾滸戰役的慘敗。此後遼餉就再也沒有停過,成為明末的財政黑洞,據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從1619年開始,每年僅遼餉支出就接近500萬兩白銀。

1637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面對遼東戰事未定、內地農民起義燎原的局面,決定再度加征“剿餉”。這反而形成了惡性循環,加征的田賦越多,放棄田地的農民越多,農民起義就越壯大,需要的鎮壓軍餉就越多。一心想要挽大明狂瀾於既倒的崇禎,決定賭一把,在1639年再度加徵用於練兵的“練餉”。

遼餉,剿餉,練餉,最後變成給大明王朝的棺材上敲上了封板的三顆釘子。

2013年,有部不出名的電影《大明劫》,講的是崇禎15年,全國瘟疫橫行,十戶九死,神醫吳又可在孫傳庭軍中治療瘟疫的故事。吳又可是士兵們的希望,孫傳庭是大明的希望,但他們都明白未來是一片絕望。遲遲等不到軍餉的孫傳庭,一怒之下斬了當地的士紳豪強,給他手底下5000名士兵發餉。

孫傳庭有一個鬧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為何地主豪紳們都很有錢,但朝廷就是死活收不上稅,發不出餉來。這其實就是根子上的財政制度問題。

他的怒吼,可以作為給大明送終的旁白:“天下糜爛,百姓從賊,皆因飢餓。百姓飢餓,皆因無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們知道什麼是人心嗎,人心就是糧食,就是源源不斷的後備兵源,這就是為什麼他李自成他可以輸個十回八回,而我孫傳庭連一回都輸不起!”

人心就是糧食。人心之戰的背後,其實也是制度之戰。制度沒建設好,關鍵時刻就會掉鏈子。

05

一個處於危難之際的王朝,如果要戰勝強大的外部敵人,需要依靠朝堂和民間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往往需要制度的保障。

以抗日戰爭為例,這場民族戰爭的勝利,其實是建立在全民的共識之上: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同中國要堅決反抗日本侵略者。在這種共識下,民眾願意做出奉獻和犧牲,有錢出錢,有人出人。蔣介石依靠這種共識,維繫著殘缺的國家體系運轉,最終熬到了二戰的勝利。

再以大明王朝為例,面對遼東崛起的後金政權,朝野上下都感受到了危機,但在籌措應付危機的資金時,卻無法形成共識。由於財政制度的僵化和原始,政府無法用常規手段籌集到足夠的軍費,最後只能用攤派的方式挑軟柿子捏,向民眾徵稅,在執行過程中又扭曲變形,最終引發起義和暴亂。

《五人墓碑記》中,記載了蘇州工商業反抗徵稅的故事。明朝江南的工商業發達,民間富裕,徵稅並非不可,但由於財稅制度對工商業徵稅體系的缺失,政府無法用正常的手段來徵稅,只能派出橫徵暴斂的太監來執行,最後形成大規模抗稅,政府不但沒達到籌集到軍費,反而喪失了民心。

缺乏共識的大明王朝,最終在內外夾擊之下亡國。令人感嘆的是,江南工商業的這些財富,最後在清軍對江南的屠殺和掠奪中,全部化為灰燼和齏粉。船沉了,無人倖免。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里寫到:中國的政治傳統一直是士人政權,儘管統治者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權,但政府大權實際上都掌握在讀書人“士”手中。講究修齊治平的讀書人在融入官僚體系後,就形成了高階版的“烏合之眾”。當王朝走到這個階段時,往往就會出現制度優勢,反而成為制度成本。

史學家王毓銓在《中國歷史上田賦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里》,這樣來描述這一現象:

腐敗可以簡單地歸結為這樣的過程:中央政府被剝削了實際的財富與權力,它們流入了控制政府的統治階級個人手中。這些人無法無天,他們作為一個階級,負有保護國家利益的責任,但作為個人,他們是腐敗的惟一受益人。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知道這是錯誤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試圖保護國家利益,但這種努力總是以向社會底層階級加稅,來彌補財政效率的下滑而告終。

1597年的那場紫禁城大火,燒出了這個王朝的宿命和循環。三大殿幾十年的重修,耗費錢財億萬,激起民怨無數,而李自成最後在撤離北京時,又把這三座1500萬兩白銀建成的大殿,給一把火燒了。

對一個制度僵化和共識缺失的王朝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循環,也是一場令人嗟嘆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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