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王朝氣數將盡,他能力挽狂瀾嗎

2019-02-27 20:26:33

晚清是一個國破山河在的危世,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時代。危世出豪傑,從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到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這些漢族封疆大吏是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連慈禧太后都要顧忌他們三分,既要重用又要盯防。假如沒有了他們,大清提早六十年就會完蛋,變成洪秀全的江山了。

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世人已經談得夠多。而以“中體西用”而聞名的一代儒臣張之洞,其實更值得一說。他比其他幾位前輩同僚更為複雜、多面,轉變大時代中的所有尷尬和衝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態中濃縮地展示出來。

張之洞出生在河北南皮。河北在清代叫做直隸,負有拱衛京師的重責。晚清一代,人才迭出,足可與江南比肩,不似今天有點衰敗。張之洞的祖輩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之家,不是進士,就是舉人,但最高的也只是到知縣、按察使一級。真正讓家族光宗耀祖的,還要數張之洞。他出生後的第三年,鴉片戰爭爆發,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時代”降臨,讓本來只是飽讀四書五經的儒生們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亂世出英雄,成就了張之洞,讓他達到了祖輩無法企及的高度。

張之洞天生聰穎,是個讀書的好料,考試更為了得,13歲中秀才,16歲順天鄉試拔得頭籌,以解元身份中舉,26歲中會試第三名,俗稱探花。要不是中舉之後有兩科會試,因為考官中有族兄不得不迴避的話,說不定20歲就能以進士身份點翰林。正途出身,少年得志,這讓張之洞一生都引以為豪,自信滿滿。

清末那幾位大名鼎鼎的治世能臣,除了李鴻章是二甲出身,與張之洞勉強比肩的話,其他幾位在功名上都與他差了幾個層次。名氣最大的曾國藩,雖然也入殿試之門,成績卻在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而已,曾公常常引以為恥,有自卑之感。而功勳顯著的湘軍將領、後來擔任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劉坤一,一個舉人出身,另一個是級別更低的廩生。至於比張之洞低半輩的袁世凱,更是屢屢鄉試不中,非正途之人。張之洞有資格驕傲,自視甚高,他的用人標準,也十分苛刻,首看門第出身,次看科甲正途,再選飽讀經書的儒學名士。他的眼中,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種是他看不起的。這與曾國藩虛懷若谷,不問出身,廣招天下人才於幕府之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點了翰林之後,張之洞在京做了幾年閒官。同治光緒年間的官場,位少人多,因鎮壓太平軍而崛起的湘淮軍人,以軍功占據了半壁封疆大吏;朝廷缺錢,又讓一批雜佐以銀子鋪路,以捐納擠入官場。於是鳩占鵲巢,仕途擁擠,本來等著外放的翰林們就前途無望了。他們牢騷滿腹,懷才不遇,同味相投,於是以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領,形成了一個清流黨。李軍機是張之洞是他河北的同鄉前輩,清流的風格又很對自己的口味,張之洞毫不猶豫入了伙,成為與張佩綸齊名的清流黨大將。清流個個正途出身,滿腹經綸,看不起當時炙手可熱的“濁流”洋務派封疆大吏,譏笑他們不過是“粗才俗吏”。清流、濁流,各成一個交往圈子,各有各的趣味與做派,形成同光年間的死對頭。執掌帝印的慈禧太后也樂見藉助清流的勢力,牽制如日中天的恭親王和李鴻章這些洋務派官員。

說起慈禧太后,對張之洞而言,不啻有知遇之恩。他少年得志,名聲在外,連慈禧都有耳聞。據傳西太后還當面問過她的寵臣、張之洞的族兄張之萬:“你弟弟張之洞頗負才名,怎么至今還沒有入翰林?”第二年張之洞參加殿試,閱卷大臣認為他的對策“出格”,判為三甲之末,若如此的話,張之洞與曾國藩一樣,只是“賜同進士出身”,將為一生之恥。戶部尚書寶鋆獨賞此才,將之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裡,御筆一勾,將第三、第四名對調,二甲之首的張之洞躍入一甲,成為探花。

太后如此之“簾眷”,讓張之洞感恩不盡。皇恩浩蕩,當以終身報答。晚清政壇風雲激盪,每當重大的時刻,張之洞總是堅定地站在慈禧的“後黨”一邊,除了他深諳宮廷政治,明白“跟對人”很重要之外,恐怕與儒生“士為知己者而死”的報恩之情也有關係,這種情感,對於不講君臣之義、只問功利厲害的袁世凱來說,是斷斷不會有的。

同光年間的清流黨,最大的政敵是李鴻章。在張之洞他們看來,李中堂是“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材能而不論人品”。洋務派懂得天下之“勢”,卻忘卻了聖人之道。而飽讀經義的清流黨們,“以維持名教為己任”,自然要對庸俗的洋務派官員出手大加抨擊。張佩綸是有名的大炮,他彈劾的官員,從滿族權貴奕訢、寶鋆、崇厚,到漢族官員王文韶、翁同龢、郭嵩燾,不問南北,皆在橫掃之列,連他的恩師寶鋆、親家王文韶,也大義滅親,決不放過。張之洞要乖巧得多,他懂人情世故,只是正面提出建言,即使有批評,也是對事不對人,很少有糾彈官員之舉。他的上疏得到各方賞識,更為慈禧所另眼看待。

假如張之洞沒有機會外放,大概他終身會成為清流的死忠黨。偏偏不久機會來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撫。在這之前,雖然做過兩任欽差學政,他並沒有主管行政的州縣地方官的經歷。因為有慈禧的眷顧和同鄉李鴻藻的關照,竟然越級提拔,獲得“特擢”,成為封疆大吏。這是張之洞人生的最大轉折點。在翰林院任職言官,儘管放言高論,應該如何如何,不必為結果擔責。一旦主掌地方,就不得不表現,以政績證明自己。張之洞是何等聰明之人,他明白,世道已經變了,假如不懂洋務,便實現不了富強,而在一個競爭的世界,富強正是是生存之本。

從山西巡撫開始,到後來的兩廣總督、湖廣總督,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讓他從一個高談闊論的清流黨,變為一個注重富強的洋務派。特別在他督鄂的十八年,視武漢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後來居上,將原本落後的武漢打造成為僅次於上海的洋務重鎮。最出名的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槍炮,其質量與數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武漢這個華中通衢之都,有今日之地位,首先要感謝的是張之洞在清末的首功。

但不要以為張之洞真的搖身一變為完全的洋務派,無寧說他是清流為本,洋務為用。清流與洋務構成了他一生的內心緊張,後來他在《勸學篇》中,以“中體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頓。

事實上,辦洋務,並非違背聖人義理。洋務事業,從經世致用而來。儒家之義,本來就有兩面,一面是修身,注重道德修養,另一面是經世,落實於社會政治治理。經世而不修身,那是法家的吏道;修身而不經世,則與道家佛教無異。儒家與法家、佛老不同之處在於,它既有修身的超越層面,又有經世的世俗性格,在不同的朝代和時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

宋明兩朝,從朱熹到王陽明,都以修身為本,到了明末清初,顧炎武振臂一呼,一反空疏的心性之學,提倡通經致用。雖然清代中葉文人們戰戰兢兢,埋頭於繁瑣的考據之學,但到了晚清,在變化的大勢刺激之下,經世致用之風再起,成為洋務運動的先聲。辦洋務,本身就是儒學內部一場靜悄悄的自我變革,它繼經世而來,是經世之術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在西風吹佛之下經世的新階段、再發展,未必違背聖人之學。從曾國藩到張之洞,皆可作如此觀。

張之洞最欣賞的是“通經致用”,早在擔任四川學政的時候,他在成都創辦尊經書院,提出治學、讀書、習史的根底在於“通經”,熟讀儒家經典。但是,通經不是目的,最終乃是要“歸於有用”。他說“讀書趨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

張之洞以飽學之士聞名,其讀書之多之雜,在同治年間無時人可比。他給尊經書院的門生開列了二千餘種書目,後來作為《書目答問》一書傳布全國,成為當時士人們首選的讀書指南,其中大部分是經史子集的傳統經典,也有幾冊翻譯的西學著作,比如《新譯西洋兵書五種》、《新譯幾何原本》、《代數術》、《數學啟蒙》、《瀛環志略》、《海國圖志》《新譯地理備考》、《新譯海道圖說》等。清末的啟蒙巨擘梁啓超少年時代埋頭於科舉,不知天地間除了輔導科考的帖括之外還有另外的學問。待他讀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頓開茅塞,始知天下還有學問二字!直到七年以後經過上海,才看到了張之洞所開列的這些西書。梁啓超的老師康有為也好不到哪裡去,他讀到《書目答問》中西書的時間,也不比張之洞更早。

張之洞的經世致用之學,啟蒙了梁啓超這批後來的維新之士,在引進西學、採用西法這一點上,他與康梁有共同的語言,並引為知己。1895年,康有為到江寧拜訪張之洞,住了二十多天,身兼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日理萬機,仍然撥開冗務,每隔一天,就與康有為促膝深談,每至深夜,有相見恨晚之感。康有為告訴他,想在上海成立推動變法的強學會,懇請張之洞出任會長,張慨然應諾,捐助白銀1500兩作為開辦費。康有為撰寫了《上海強學會序》,張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義刊布,在變法富強上,洋務派大吏與維新派領袖達成了高度的默契。

當時的輿論驕子梁啓超正在上海主持《時務報》,這是近代第一張以輿論為主調的報紙,可謂是中國公共領域的發端。“筆鋒常帶情感”的梁啓超以一己之言論,掀動大江南北,颳起了維新的鏇風。張之洞非常欣賞,下令由官家出資,每期向湖北全境文武大小衙門、各書院和學堂派送,免費閱讀。他給梁啓超寫信,很客氣地稱只有24歲的梁為“卓老”,奉送白銀500兩,邀請他到武昌見面。梁啓超到了大帥府,張之洞原先計畫打開中門,鳴炮迎接,讓一個小小的舉人享受欽差大臣和外國使節的待遇。部屬聽了大吃一驚,再三勸阻說太不合大清禮儀,張之洞才作罷。

梁啓超到達這天正值侄兒結婚,他撇下眾多客人於一邊,將梁啓超引入內室,單獨傾心交談。要知道平日張大帥素以傲慢出名,眾多求見者,被侍從引自花廳,他不是故意怠慢客人,幾個小時藉故不出,就是略略詢問幾句,便端茶送客。如此器重出身卑微的康有為、梁啓超,顯然很不尋常,維新派士大夫是他特別看得起的“名士”一類。

不過,假如你以為張之洞與康梁是同一路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晚清的變革者中,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士大夫,一類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官僚士大夫,另一類是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這些文人士大夫。雖然同屬士大夫群體,但一個在體制的中心,另一個在體制的邊緣;一個是懂政治、善權謀、穩健老道的持重官僚,另一個是充滿浪漫主義幻想、不知宮廷深淺的激情文人。

雖然張之洞與康梁在變法維新上有共識,但他們的改革思維迥然有異。康梁想的是“應該如何”,以急迫的心態希望全變、速變,後來在光緒帝支持下搞了一場流產的百日維新。而深諳京城權力格局的張之洞,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可能”,明白變法只能以切香腸的戰術,模糊最終目標,一步一個腳印,爭取官場的最大多數,避免各大利益集團的圍殺。

變法的策略分歧還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官僚士大夫與文人士大夫在終極目標也是各有所圖。康有為熱衷於“孔子改制”說,不僅要當外王,而且還要成為內聖,以公羊三世說重塑聖人之道。正途出身的一代儒臣張之洞,作為古文經學家,生平最討厭公羊之學,屢屢勸說康有為放棄異端邪說,但同樣自視甚高的南海康聖人如何肯答應,於是兩人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

再說梁啓超。張之洞欣賞他的天才,但讀到《時務報》中那些鼓吹民權的出格言論,讓張膽戰心驚。與康梁這些體制外文人不同,張之洞這些官僚士大夫與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他們本身就是體制中人,自己所有的利益與榮辱與體制血肉相連,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絕對無法容忍文人士大夫不知天高地厚,鼓吹民權之說,以釀成動搖國本、顛覆體制之禍。他憂心忡忡地說:“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

1898年光緒帝宣布變法,重用維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針鋒相對,迫令帝黨領袖翁同龢免職回老家,部署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執掌京城兵權。帝黨、後黨衝突一觸即發。張之洞形象開明,為帝黨所倚重;又死忠太后,為後黨所信任,國內外都將調和帝後衝突的目光放在張之洞身上,連日本政壇的元老伊藤博文都說:中國若不變法,內亂外患將至,而能辦大事的大臣,唯有張之洞一人耳!

在變法進入生死存亡的時刻,精明的張之洞推出了醞釀已久的《勸學篇》,洋洋數萬言,描繪了官僚士大夫的變革路線圖,也成為晚清知識分子“中體西用”的綱領性檔案。他開宗明義說: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即使孔孟再世,也不會非議變法。因為可變者,是器械、工藝和法律政制,這是用;不可變者,乃儒家之聖道、三綱之倫理、修身養性之心術,這是體。簡而言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用的層面,可以引入西學西法;但在體的層面,堅守聖人之學絕不動搖。整部書,分為內外兩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講的是不變的聖人之道,外篇務通,以開風氣,逐條論述變法的途徑。

在戊戌維新當中,張之洞究竟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勸學篇》外篇中,有鼓勵出國,“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這類激進之語;在內篇中,又告訴世人:“西學必先由中學”,中學功夫不深者,不配翻譯西書。他超越保守與激進兩道,既要堅守儒家的義理;又要變革陳舊的器物、法制。

要明曉箇中之玄妙,首先要了解晚清以降的“”與“”之爭。晚清的官僚士大夫當中,有“重理”和“重勢”兩派,重“理”者,比如鹹豐同治年間的理學名臣倭仁,堅信聖人的天理不容改變,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他連開一個京師同文館,召幾個學生隨洋人學習算術天文都要阻殺。重“勢”者,最有影響的乃是洋務運動的鼻祖曾國藩,相信聖人之道應隨時勢變化而變化,勢道變了,經世之學也應隨機應變。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既重“理”,又重“勢”,“理”在“勢”中,“勢”從屬於“理”。張之洞的幕僚、那個“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的怪人辜鴻銘,後來評論道:君子重“理”不重“勢”,小人重“勢”不重“理”。張大帥見西人兵艦巨炮厲害,欲舍“理”而言“勢”,入小人之道;又患得患失,恐怕人心不古,於是躊躇滿志,提出兩全之道,所謂中體西用也。為了國家富強,舍“理”而言“勢”;為了君子人格,又要舍“理”而言“勢”。熟讀歐洲歷史的辜鴻銘譏笑說,這豈非宗教上的耶穌教士,政治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嗎?

《勸學篇》一發布,帝、後兩黨雙邊都叫好。光緒帝欣賞張之洞的變法主張,命總理衙門排印300部,作為欽定的維新教科書,後黨讀到張之洞批評公羊說乃“亂臣賊子喜也”,旗幟鮮明與康梁劃清界限,亦放心不少。張之洞以高超的權術技巧和精準的政治算計平衡於帝後之間,左右逢源,兩邊得分,最終誰占上風,他都不吃虧,有紅利可取。果然,等到百日維新失敗,凡是與康梁有瓜葛的大小官員個個被慈禧太后整肅,革職查辦,永不敘用,唯獨與康梁一度走得很近的張之洞平安無事。

戊戌之後,張之洞與康梁徹底交惡。張之洞生平最恨“亂臣賊子”,流亡海外的康梁之言行,讓張之洞厭惡,他多次打電報給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指責康梁辦的《清議報》“詆毀中國朝政,污謗慈聖,種種捏造,變亂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

1900年八國聯軍入北京之際,唐才常領導自立軍在漢口密謀起義,救光緒復辟歸政。張之洞毫不手軟,將這個昔日的學生抓捕入獄,親自堂審,張問:你文才甚優,為何謀亂?唐反唇相譏:你讀書而不明理,附和太后,忘了與光緒帝的君臣之義!被捕者中有多位他創辦的兩湖書院和武備學堂的門生,為了擺脫干係,張之洞不經奏報,第一時間將唐才常等20位起義者殺害。

自古以來,誅殺讀書人在史書上一向無好名聲,張之洞深知這一點,在政治利害面前,他斷然選擇自保。血光之下,他的內心是惶惶不安的。康有為一語道破了他的忐忑心態:“既懼亡國大夫之誚,又羞蒙殺士之名,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俯仰無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憫,其用心抑苦矣!”

本來,張之洞對康黨有知遇之恩,康梁也對他寄予厚望。雖在同一條變法的船上,官僚士大夫與文人士大夫的利益、做派與指向其實是同床異夢的。張之洞雖然開明,但壓力一來,立即閃身走人,明哲保身。他對風險與收益拿捏精準,一旦涉及到王朝核心利益,決不越雷池半步,與老佛爺過不去。連經常與他一起聯名奏摺的兩江總督劉坤一都看不慣他,說之洞“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劉坤一這八字評語,活龍活現凸顯了張之洞的乖巧個性。

梁啓超後來在《李鴻章傳》中點評清末從洋務到新政的諸位封疆大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和袁世凱,對張之洞最為不屑,他如此比較李鴻章與張之洞:十年以來,與李齊名者,張之洞也,但張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李鴻章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張之洞好名,故常趨巧利。張之洞虛驕狹隘,殘忍苛察,較之李鴻章有常識有大肚量,相去何止雲霄也!梁任公的這段話,雖然有翻臉之後的意氣成分,但多少有幾分真實。

比較起同代人李鴻章,張之洞的確要複雜得多,他不僅是一個能吏,而且還是一個儒臣,他的種種矛盾行為,固然有厲害的算計,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種思想上的自覺。這個秘密要到《勸學篇》裡面去破譯。張之洞說,晚清的求變,有三種路向,一曰保國家,二曰保聖教,三曰保華種。所謂國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謂聖教,指的是儒家綱常倫理,所謂華種,意思是種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清廷推行新政,當然是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於國家的安危;康有為變制,是為了捍衛儒家聖教;而梁啓超鼓吹維新,最關心的是世界競爭大勢下民族的生存。

在保國、保教和保種的歧路面前,張之洞的選擇是什麼呢?在《勸學篇》裡面,他明確表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中華民族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靈魂聖人之道不能亡;而聖人之道又與其制度肉身王權互為結合,所以必保大清。由此可以明白,為何張之洞在勢如累卵的危機之下,雖然在用的層面大但開放,借用西學西法,但在體的層面堅守聖人之道。在他看來,沒有了儒教的靈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於被異族同化,亡國滅種。而儒家的綱紀倫理,最終要落實到王權的制度層面,大清的核心體制不容動搖。

假如只是到了這裡,張之洞與之前的老傳統主義者倭仁還沒有什麼區別,他畢竟是一個新時代的新傳統主義者,不僅要守“理”,還要重“勢”,勢道變了,也要與時俱進。

張之洞緊接著要講了另一段話:“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聖教也好,最終還是要有力量,這力量就是富國強兵!19世紀末進化論席捲神州,以力為中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為嚴復、梁啓超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響了張之洞這樣的官僚士大夫。聖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終體現在實實在在的國家實力,才能保住大清江山,守護儒家倫理。

不過,切莫以為富強是張之洞的終極關懷,他說得很明白:“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為第一義。”富國強兵只是手段,最終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來,江山與儒教乃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到了這裡,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張之洞會與康梁決裂,殺自己的學生唐才常,至死對朝廷忠心耿耿。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心目中的聖教。

在晚清最後20年,張之洞就是這樣一個亦新亦舊、跨越新舊的人物,舊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舊。新傳統主義者的複雜面相就在於此。在用的層面,他是與時俱進的,1901年,他與劉坤一聯名上提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要求清廷在法律、官制、科舉、練兵、遊學、工商等領域推出全面的新政,得到了慈禧的首肯,變法三折成為晚清新政的綱領性檔案。他在湖北的新政,幾乎都走在全國的前面。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之後,立憲國日本打敗了專制國俄國,籌備立憲的呼聲日益高漲。張之洞一反之前的謹慎態度,覺得若不儘快立憲,排滿風潮永不止息,大清江山也將難保。他面見慈禧的時候,力主效法德日,儘快落實君主立憲。

不過,在體的層面,張之洞反而有倒退之意。從《書目答問》到《勸學篇》,他在洋務派封疆大吏之中,是最懂西學的,也最早為西學的引入打開了窗戶。然而,新學之風一旦吹入中國,就不會如張之洞所願,會乖乖地停留在用的層面,勢必要對儒家之體構成挑戰。特別是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新的學堂代替傳統書院,舊學漸漸成為無用之學,人人趨新,喜好有用的西學。

張之洞提倡新學,但骨子裡偏愛舊學。有一天,他的幕僚為他擬了一份官文,張之洞讀了之後,頗為不悅,將幕僚招來責問:“你為什麼用這么多日本名詞?”幕僚回曰:“名詞一詞也來自日本,是日本名詞也。”張之洞聽之愕然,無話可說。

到了晚年,他眼見新學猖狂,頗有悔意。在他看來,文以載道,人人趨新,用新名詞,文體變壞,士風人心也會隨之變壞。但新學新政又是他以一手提倡引入,為了富強之故又不能重新逐出國門,張之洞因此常常感到痛苦,磋嘆不已。在洋務與新政時代他將書院改為學堂,如今他最想辦的竟然又是書院,試圖在洶湧的西學大潮面前,保留中國文化的國粹,守護搖搖欲墜的聖人之道。

晚年的張之洞,是孤獨的。1907年,他奉旨離開經營了十八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體仁閣大學士的身份出任軍機大臣。這年他70歲。回首四顧,這個本來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變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輩已經凋零,過去的風雅成為絕唱。守舊者依然守舊,固陋閉塞,言新者又多是浮躁淺薄的年輕一輩。張之洞與兩邊都氣質有隔,可談論者幾乎絕跡,只能常常獨自一人去西山遊覽,與自然默然相對,口中吟出的詩流露出內心的無限悲涼:“西山佳氣自蔥蔥,聞見心情百不同。花院無從尋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慈禧太后調張之洞返京入軍機處,乃是為了平衡占據權力中樞的袁世凱、奕劻勢力。張之洞與袁世凱,是李鴻章、劉坤一死去之後晚清最有分量的漢族封疆大吏,一為兩江總督,一為直隸總督,一南一北,氣質不同,面和心不和。

探花出身的張之洞看不起靠祖上餘蔭才取得監生資格的紈絝子弟袁世凱,何況在仕途上高了袁半個輩分。頗為自卑的袁世凱有一年特意繞道武昌拜訪張之洞,以圖與他拉好關係。在大帥帳中袁世凱正談得起勁的時候,張之洞卻靠在座椅上,悄無聲息地進入了夢鄉。袁世凱自覺無趣,暗自告退,吩咐不要驚醒張大帥。及至鳴送直隸總督大人的禮炮鳴響,方將張之洞驚醒,自知失禮,急忙追到碼頭,向袁表示歉意,相約後會有期。

第二年,張之洞入京覲見,途經保定,袁世凱率北洋將領盛宴歡迎張之洞。當眾人舉杯為他祝酒的時候,沒想到張大帥又一次伏案垂首,呼呼入睡。袁世凱大為難堪,認定張之洞是存心傲慢而為此耿耿於懷。

張之洞與袁世凱的相懟,未必是政見不同,他們在新政上有太多的共同語言。兩位晚清重臣對不攏,更多的是“習氣”的相異。

談到“習氣”,袁世凱與李鴻章一脈相承,都是以辦實事著稱。在同光年間,張之洞是清流,李鴻章是濁流。在年齡和資歷上高張之洞半個輩分的李鴻章,在1900年受命與張之洞共同與各國議和,商議《辛丑條約》的時候,挖苦張之洞:“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意思是張之洞當了二十年封疆大吏,還是不諳政事,圖樣圖森破,滿腦子書生氣。張之洞聽說之後,大怒:“不錯,我是書生,但李中堂是老奸巨猾,書生氣總要比中堂習氣要好!”

如今,李中堂已死,張之洞又與袁世凱懟上了。兩人同入軍機處,但已經是羽毛豐滿的袁世凱不再將這位儒臣放在眼裡,他對德國駐華大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這話傳到辜鴻銘耳中,這位張之洞的幕僚刻毒地說:“誠然,但要看所辦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然用不著學問。除了倒馬桶之外,我還不知道天下還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

清末流傳一個說法,說是幾個國中棟樑的重臣,岑春萱是不學無術,袁世凱是不學有術,張之洞是有學有術。這個說法應該比較靠譜。張之洞固然是有書生氣的儒臣,但也是能辦大事的能吏,他與李鴻章、袁世凱這兩位權臣最大的區別,除了多了一點書生氣之外,乃是不貪權、不戀兵

李鴻章視淮軍、袁世凱視北洋,皆為自己的私家軍,牢牢控制槍桿子,他們明白軍權就是自己的命根子,沒有軍事上的實力,政治上一切免談。張之洞雖然在山西、廣東、兩江和兩湖都練過兵,特別是湖北新軍,在清末是僅次於北洋的新式軍隊,但張之洞呢,人一離任即交軍權。這顯然是儒家書生氣,要表現的是對朝廷的絕對忠誠,無一絲離心離德的念頭。

相比之下,袁世凱暗藏太多的個人野心,時刻有可能成為朝廷的叛將孽臣。一直對張之洞引進西學不滿的辜鴻銘在辛亥前夕就說過:“當張之洞所教給中國文人學士和統治階層的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純潔的人所採納,諸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之徒所採納的時候,它對中國所產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鴻章的庸俗和腐敗所產生的危害還要大”。辛亥革命爆發後袁的表現,果然讓辜鴻銘不幸而言中!

張之洞入軍機處一年以後,大事發生,光緒、太后幾乎同時死去,小皇帝年幼,由光緒的弟弟載灃任攝政王,掌握朝廷大權。傳說光緒臨終前有密詔令載灃殺戊戌年間背叛帝黨的袁世凱。當隆裕皇后與載灃密召張之洞聽取意見的時候,張之洞力阻誅殺袁世凱,說:“主幼時危,未可蘧戮大臣,動搖社稷,可否罷斥驅逐出京。”遂保了宿敵袁世凱一命。後來他對人解釋說,若殺了袁世凱,此先例一開,後患無窮,我不是為袁考慮,而是為朝廷之大局著想啊。

袁世凱去了,但牢記“不可重用漢人”祖訓的攝政王載灃,表面上給足了張之洞的面子,實際上並沒有將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當回事,甚至還不如太后執政的時候。載灃只相信自家人皇族國親,不給漢人大臣以實權,張之洞屢屢上書,苦諫說:“若輿論不服,必激發革命。”載灃竟然自信滿滿地回答:“怕什麼,有兵在!”這個年齡不到三十的攝政王其實是一個完全沒有主意的無能之人,他只記住一條:掌握兵權,那是他當年出使德國的時候德皇威廉二世秘授他的統治秘訣。但他不知道,比兵權更要緊的,是人心。當人心不再,眾人疏離的時候,大清王朝就要完了。

張之洞聽到載灃這話,一口鮮血從口中噴出,“不意聞亡國之言也!”自此一病不起。臨終之際,攝政王前來探望,張之洞有滿腹的忠言諍語要傾吐,但載灃只是虛與委蛇,要他不必多想,好好保養。待載灃離開,張之洞長嘆一聲“國運盡矣!”幾天之後,與世長辭。

張之洞是幸運的,沒有看到二年之後的辛亥革命。這,又似乎是清廷的不幸。假如張之洞活著,由他來主持朝政,革命還會發生嗎?或者說,革命發生之後,會否是另一個結局?

要回答這個假如,不得不回過頭來再看張之洞。時人評論說,張之洞有“五氣”:書生習氣、名士習氣,紈絝習氣、滑頭習氣與新界習氣。張大帥兼而有之,可謂習氣大全。在他去世之後,上海的《時報》發表時評,對他蓋棺論定:“張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後人而舊。十年前之談新政者,孰不曰張之洞、張之洞哉;近年來之守舊見者,又孰不於張之洞、張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舊之名,不可謂非中國之人望矣。”

然而,這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先新後舊的晚清重臣,有智性,也有分寸;有原則,也有現實感,唯獨缺乏的是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的擔當,特別是在危機時刻力挽狂瀾的膽魄和意志力,他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卻成不了亂世之英雄。即令活到辛亥年間,那又如何呢?恐怕依然不是亂世之梟雄袁世凱的對手吧。

歷史沒有假如,一個人、一個國家,自有其不可易之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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