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諸葛亮的從政心理與丞相之路

2019-03-02 10:44:02

試論諸葛亮的從政心理與丞相之路
作者:朱子彥轉貼自: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點擊數:66


諸葛亮高臥隆中,聲稱自己“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1](蜀書·諸葛亮傳)實則“藏器在身”,[2](P126)是胸懷大志的。他曾對好友石韜、徐庶、孟建雲:“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三人反問諸葛亮可仕至何官時,“亮但笑而不言”。[1](《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為何?蓋因刺史、郡守一類官職皆不在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則難以啟齒告人也。諸葛亮抱經緯天地之才,“每自比於管仲、樂毅”。[1](蜀書·諸葛亮傳)然管、樂亦並未建立蓋世之功,任官不過諸侯手下將相而已。諸葛亮志存高遠,他自比管、樂,很可能僅是其追求的較低目標。以當時形勢而言,不排斥諸葛亮亦有爭奪天下,建立王霸之業的雄心。東漢末年,皇綱解紐,各路諸侯紛紛起兵,稱孤道寡者不可勝數。曹操、袁紹、孫策、孫權、劉備等人皆有併吞八荒,囊括宇內,掃平四海之志。難道諸葛亮就不如他們,注定只能為人臣,而不能為人君?可惜的是,由於諸葛亮出道太遲(按,比曹操、袁紹、劉備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1](蜀書·諸葛亮傳)其餘軍閥,如劉表據荊州,“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1](魏書·劉表傳)劉璋占益州,張魯守漢中,馬騰、韓遂稱雄於關中。漢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諸侯瓜分殆盡。諸葛亮已失去了自樹大旗,成為獨霸一方諸侯的最佳時機。胸懷濟世之才,欲圖王霸之業的諸葛亮要想攀登權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徑只能是擇主而事之,這對諸葛亮而言,雖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與司馬懿相似,仍是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重要契機。
需要探討的是諸葛亮“擇主”的標準是什麼?筆者認為,諸葛亮考慮的標準不外乎二條:其一,人主必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須成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從《隆中對》中可知,諸葛亮對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觀火,一目了然。劉表、劉璋、張魯等碌碌之輩,根本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從當時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統一天下的當然是曹操,那么諸葛亮為何要放棄這一選擇?我以為這並非是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諸葛亮要與“漢賊”劃清界限。諸葛亮棄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慮到中原、汝潁地區的人才濟濟,①曹操平定北方後,已非初起兵時可比,其帳下確是猛將如雨,謀臣如雲,初出茅廬的諸葛亮要想在曹操霸府中脫穎而出談何容易,對此狀況,諸葛亮是有足夠認識的。當其好友孟建思鄉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時,諸葛亮勸阻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後來諸葛亮伐魏時獲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韜任郡守時,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1](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為徐、石二人仕途不暢而鳴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豈能謂曹魏未予重用),未嘗不是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慶幸!以諸葛亮之慧眼當然深知孫權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諸葛謹亦在東吳供職,然而當東吳重臣張昭推薦諸葛亮予吳主時,諸葛亮斷然拒絕道:“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1](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袁子》)為什麼諸葛亮最終選擇的是劉備?劉備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諸葛亮擇主的重要條件。加之劉備思賢若渴,三顧茅廬,諸葛亮“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1](蜀書·諸葛亮傳)
除此之外,歷代政論家談論最多的是諸葛亮心存漢室,他同劉備的結合,主要是建立在擁劉安漢基礎上的。“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1](《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自注)裴注的這條材料為眾多史家所引用,以論證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2](P121)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對此分析,筆者頗不以為然。東漢中葉以來外戚、宦官輪流專權柄政,朝政日益敗壞,東漢末年,董卓作亂,軍閥混戰,漢家朝廷已是苟延殘喘,奄奄一息,史稱:“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1](《魏書·武帝紀》注引《魏略》)對此形勢,深諳“人事”“天道”的諸葛亮難道會看不出來?兩漢時期,盛行五德終始說,時人皆知炎漢火德已衰,土德將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諸葛亮難道真的對“歷數”“期運”一點都不相信?諸葛亮不事孫權的理由很清楚,是孫權“能賢亮而不能盡亮”,而並非是孫權姓“孫”,不姓“劉”。那么,為何諸葛亮要輔佐“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3](P142)的劉備?古今幾乎所有的政論家都未深究箇中的奧秘,大都認為諸葛亮目光遠大,並沒有在乎劉備在軍事實力與人才資源上的“一窮二白”,而以為劉、葛的結合是志同道合。其實這個問題大有文章,劉備的“劣勢”、“短處”在諸葛亮眼中恰恰是“優勢”、“長處”。試想,倘若劉備和曹操一樣地廣兵眾,人才濟濟,諸葛亮還能受到特殊的重用?正因為劉備手下武將不過關羽、張飛、趙雲;謀臣不過糜竺、孫乾、簡雍等數人。“亡命於行旅之間”[2](P124)的劉備集團的人才匱乏到如此程度,這就給諸葛亮大展宏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足夠的平台。
諸葛亮出山的條件很高,人主對其不僅要做到“賢”之,還必須做到“盡”之,“賢”、“盡”兩字的寓意深長,必須參而悟之。所謂“賢”,即把諸葛亮看成是“賢士”,對待“賢士”的最高規格無非是以“國士”待之,如同春秋時智伯待豫讓,戰國時燕昭王待郭隗。這在諸葛亮看來是遠遠不夠的。而“盡亮”就很難用一兩句話來表達箇中之意。諸葛亮自視甚高,雖然年輕,且初出茅廬,但絕不願一步一個台階地從“下曹從事”的基層工作做起,②而必須從高起點開始。既然要“盡”全力發揮亮之大才,當然要將其放到最重要的崗位,賦予重權要職。諸葛亮高臥隆中時,雖在司馬徽、龐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荊襄地區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許多人不以為然,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只有其小圈子內的幾個好友“謂為信然”,[1](蜀書·諸葛亮傳)至於中原、江南地區對其更不了解,可謂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在諸葛亮還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須“盡亮”,其出山的“心理價位”如此之高,這在人才資源極其充足的曹、孫二家那裡是不可能一開始就能得到滿足的。至於劉玄德那裡就不同了。劉備雖然其時官拜左將軍、豫州牧,按漢制,將軍、州牧皆可以開府治事,然劉備的“幕府”空虛,人才奇缺,趙翼雲:“是時人才已為魏、吳二國收盡”,[3](P142)諸葛亮“高瞻遠矚”看中的正是劉備的這一其他諸侯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故以身相許於劉備。

其實,諸葛亮進入劉備集團以後,其地位和權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戰後(208年),“亮為軍師中郎將”,[1](蜀書·諸葛亮傳)秩比二千石,劉備取益州,亮遷為軍師將軍,秩二千石。而關羽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就被拜為偏將軍,漢壽亭侯,赤壁之戰後,羽為蕩寇將軍,秩二千石。劉備稱漢中王,羽遷為前將軍,位次三公。張飛在建安四年已為中郎將,赤壁之戰後,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劉備稱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1](蜀書·張飛傳)位次三公。在劉備稱帝之前的兩個時間段內,關羽、張飛的地位均高於諸葛亮。其他如趙雲、龐統、法正、黃忠、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於諸葛亮,正如大多數史家所指出的:劉備與關羽、張飛關係比之於諸葛亮似乎更進一層。他們“寢則同床,恩若兄弟”。[1](蜀書·關羽傳)故任何加入劉備集團的人都只能居於這三人之後。這對於一心欲謀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諸葛亮來說,這個排他性極強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嚴重障礙。其實,劉備對諸葛亮亦並非一開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猶如魚水。闖蕩半生,歷經數十年軍閥混戰磨難的劉備,此時已經是一個相當老練成熟的政治家,在諸葛亮沒有顯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開始就厘定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劉備收取荊州江南四郡後,並沒有委諸葛亮以軍政重任,而僅使其“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1](蜀書·諸葛亮傳)而已。在興復漢室的戰爭生涯中,劉備對關羽的信任程度要遠遠超過諸葛亮。對於關羽,“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見可任”,[4](P300)但於亮則非然,“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盡兄弟之私,臨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驕羽”。[4](P300-301)田餘慶先生在其《隆中對再認識》一文中也指出:“劉備並未以《隆中對》的方略為念,孜孜以求實現,當然也沒有把諸葛亮放在運籌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諮詢。劉備死前,諸葛亮長時間內並不在劉備身邊,戎機大政,並無諸葛亮參贊其間的事實,決計入蜀和叛攻劉璋,是法正、龐統之謀。他在荊不得預入蜀之謀,在蜀不得參出峽之議,這些關鍵之事不論正確與否,都與他無干係”。[5](P158-159)田先生的分析相當精闢,道出了諸葛亮相當長時間內並不是劉備手下第一號人物的真相。
諸葛亮攫取權力的最大障礙是誰?毫無疑問,是關羽。關羽驕橫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攻益州,西涼馬超來投,馬超是當時頗具聲望的虎將,劉備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為平西將軍,位同關羽,遠在荊州的關羽聞之極為不滿,當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誰可比類”,諸葛亮作書答稱:“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關羽閱信後,洋洋自得,將信“以示賓客”。[1](蜀書·關羽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欲重用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羽),馬(超)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飛)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1](蜀書·黃忠傳)。劉備所謂“自當解之”,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前往。《三國志·費詩傳》曰:劉備“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關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諸葛亮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討其歡心呢?這正是諸葛亮工於心計,深藏不露的韜略。亮、羽二人的關係如何?史無明文記載。然細加考察,亦可略窺一二。諸葛亮初出茅廬,劉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1](蜀書·諸葛亮傳)可見,關羽、張飛並沒有把諸葛亮放在眼裡,對劉備“與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興。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軍南下,欲一鼓蕩平東南,劉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形勢危如累卵。諸葛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1](蜀書·諸葛亮傳)赤壁之戰,諸葛亮建立奇功,不僅鞏固了他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而且樹立一定的威信,使關、張等人再也不敢小覷他了,但關羽卻由過去的輕視變成了嫉妒諸葛亮。王夫之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昭烈之敗於長坂,羽軍獨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二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4](P299)
關羽和張飛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1](蜀書·張飛傳)張飛對有才能的士大夫十分敬佩尊重,但關羽卻對士大夫始終心存芥蒂,盛氣凌人,諸葛亮作為劉備集團中的頭號士大夫,當然也在其中。諸葛亮對關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裡的情況十分清楚,然顧慮其與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關係,加之自己投奔劉備的時間要比關羽晚得多,官職也比關羽低,故不得不虛與委蛇,巧為周鏇。諸葛亮考慮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等待時機除去關羽。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這其中有很多隱情至今令人費解。襄樊戰役前後,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密謀夾擊關羽,可謂緊鑼密鼓,配合默契,而劉備、諸葛亮對此卻一無所聞,對關羽未作任何具體的軍事、後勤與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當曹操親統大軍屯駐摩陂,並不斷調遣于禁、龐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也絲毫沒有採取任何對策,最後當關羽敗走麥城,面臨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這就引起了後人的紛紛猜議。國學大師章太炎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說:“臨沮(關羽被擒殺之地)之敗,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對“無遠略”、“敗問之未通”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論,諸葛亮因“關羽乃世之虎臣,……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6](第3卷P263)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障礙,而攫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假吳人之手除掉關羽。章氏的這個見解很大膽,當然這僅僅是猜測。抑或章氏覺得此說理由不夠充分,故不久又補充曰:“當是時,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撫民劃策見任,未能一切領錄。其任武侯又不如關羽舊人保信,荊州之敗,始於嬈吳,終於失援,則先主之褊迫疏慢為之”。[6](第3卷P611)將“荊州之敗”歸咎於劉備的“疏慢”輕敵。然章氏此說亦頗牽強。是時諸葛亮雖不能“一切領錄”,執掌軍政大權,但他明知關羽攻取襄樊條件並未成熟,且完全違背了《隆中對》提出的待“天下有變”,兩路北伐曹魏的戰略決策。然《三國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見諸葛亮勸諫的記載。退一步而言,即使劉備寵信、縱容關羽,不把《隆中對》放在心上,但襄樊戰役打響後,劉備、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關注戰役進展的一舉一動。儘管川、鄂之間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傳播不甚暢通,但整個襄樊戰役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開始,至十二月結束,首尾長達半年之久,蜀漢作為一個完整的新興政權,不可能沒有任何信息傳播渠道。關羽攻襄樊,守荊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時孫劉聯盟已呈破裂之勢。“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孫吳隨時可用奇兵偷襲荊州,諸葛亮深諳兵法,難道他會掉以輕心?眾所周知,諸葛一生唯謹慎,從不肯弄險。他為何不提醒“疏慢”的劉備。方詩銘先生在《劉備與關羽》一文中,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將諸葛亮“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御”篡改為劉備“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御”。[7](P236-239)這種移花接木的方法實不可取。我以為,只要諸葛亮負起自己作為“軍師”的職責,隨時將荊州的“險情”提醒劉備,與關羽“自少結契”,[3](P142)情同手足的劉備絕不會“疏慢”到了只作壁上觀,對兵敗臨沮的關羽不以一卒相救。所以真正把關羽送上斷頭台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家人——諸葛亮。
關羽死後,諸葛亮的地位和權勢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後,劉備對法正的信任程度遠遠超過了諸葛亮。對此,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劉備東征,“以復關羽之恥”,群臣紛紛勸諫,劉備一概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1](蜀書·法正傳)對劉備發動的彝陵之戰,諸葛亮是否諫阻,因史無記載,無從得知。但從諸葛亮這番言語中,即可知,法正在劉備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諸葛亮難以企及的。
劉備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規劃,法正不僅助備取益州、定漢中,建立了卓越功勳,且“智術有餘,能回人主之意”。“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雲:‘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1](蜀書·法正傳)由此足見,法正對於劉備可謂以身相助,事事取信於備。攻取成都後,劉備“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法正一身兼內外要職,這是劉備對其絕對信任的充分體現。法正對“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有人對諸葛亮說:“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1](蜀書·法正傳)諸葛亮所云反映了當時的實情。但也不難看出,這是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為凌駕於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裡,另一方面則是諸葛亮對法正的“縱橫”、“威福”,也深感無可奈何。
法正的驕橫跋扈,諸葛亮當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適當時機削弱其權勢,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因兵力不足,“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1](蜀書·楊洪傳)漢中是“益州咽喉”,得失關係到蜀漢政權的“存亡”,對此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於“急書發兵”,這是主公劉備的命令,豈能違抗。諸葛亮之所以詢問楊洪,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藉機推薦楊洪興辦蜀郡發兵之事,從而以楊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職位。在法正“缺崗”的情況下,劉備也無可奈何。楊洪將軍隊、糧草等物資及時運送到漢中前線,以“眾事皆辦”之功繼法正之後,“即真”為蜀郡太守。法正失去“外統都畿”的重任,權勢大為削弱。然而諸葛亮與法正之間的矛盾並未緩和。“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所謂“公義相取”其實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實質性的。對法正的聰明才智,諸葛亮內心是十分欽佩的,“亮每奇正智術”,[1](蜀書·法正傳)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當時唯一使劉備能言聽計從的謀臣,這一點連諸葛亮也自嘆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長壽,其與諸葛亮矛盾必然加劇。使諸葛亮感到幸運的是,劉備稱漢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劉備稱帝時,關羽、龐統、法正、黃忠皆亡。張飛雖然與劉備“恩若兄弟”,但畢竟只是一員武將,馬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1](蜀書·彭羕傳)更不足信任,太傅許靖僅是“清淡”之客。劉備環顧左右,除諸葛亮外,竟無一人可賦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1](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奮鬥了整整十五年,才登上了他夢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朱子彥,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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