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建國怎么就成了不可能?丨“雙十協定”73周年特刊

2018-10-04 17:40:33

抗戰結束後的1945年8月28日,蔣介石與毛澤東破天荒地聚首於陪都重慶,就戰後中國的政治前景展開磋商,經過國、共兩方代表的密集談判,10月10日,雙方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

重慶和談與“雙十協定”的出台一直是個饒富興味的歷史話題,蔣介石和毛澤東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決定展開此次和談的?和談是否有外部因素的促成?“雙十協定”確立了“和平建國”的方針為什麼最終演化成戰場上的兵戎相見呢?

時值“雙十協定”簽署73周年,筆者擬依據相關史料簡單回顧一下這起事件的來龍去脈。

一、突如其來的勝利

蔣介石與毛澤東對於抗日戰爭的突然勝利幾乎都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由於國軍在1944年日軍發起的“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中損失過於慘重,1945年初,蔣介石在《日記》 中規劃的全年“軍事目標”已將調門放得很低:

“甲、第一期收復南寧與柳州(六月);乙、第二期收復香港、廣韶,占領廣州灣與香港海口(十月);丙、第三期收復衡陽、長沙、岳陽與武漢、宜昌(十二月),並收復台灣。”

可見,當時蔣介石只是期待經由三期反攻,可逐漸收復華中、華南地區,而上述構想衡諸當時國軍戰力,已屬相當樂觀,至於在中國戰場徹底擊敗日軍,根本不在蔣的計畫之內。

時間到了1945年夏季,各種跡象都表明盟軍的對日作戰已進入尾聲。8月6日,美軍向日本本土投擲核子彈,9日,蘇聯對日宣戰,日本的投降似乎已成為了一個時間問題。

在聞訊蘇軍進入東北後,蔣介石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晨接俄國已對日宣戰之訊息,憂喜參半,而對國家存亡之前途與外蒙今後禍福之關係,以及東亞民族之盛衰強弱,皆繫於一身,能不戰慄恐懼乎哉。”由於擔憂蘇聯會藉助控制東北的機會,積極支援中共,阻撓國民黨在日本投降後恢復對華北及東北的統治,蔣介石直到此時方才開始真正著手戰後準備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在重慶街頭接受民眾歡呼

與蔣介石的情況相同,身處延安的毛澤東同樣沒有預料到抗戰會在1945年結束。在“七大”閉幕後,毛澤東曾發電報給率領“南下支隊”前往湖南、廣東開闢新根據地的王震和王首道,對戰爭的進程有所預測:

“日、美決戰當在明年夏季以後,故你們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時間可以利用,過此則將發生變化,國民黨有發動內戰可能,到那時你們的根據地須具相當規模以便應付內戰,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務具有重大意義。”

可見,毛澤東將戰爭結束的可能時間設定在1946年下半年,因而,這一時期中共因應局勢的各種策略,包括繼續在輿論上宣傳組建聯合政府,延請黃炎培等六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在南方開闢新的根據地藉以牽制國民黨的軍事力量,都是帶有長期性的戰略布局,並不是應對戰爭結束情況下的具有針對性的舉措。

不過,蘇聯出兵東北的訊息令毛澤東意識到抗戰已進入尾聲了。8月9日,中共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現階段中國的任務是“配合蘇軍作戰、制止內戰、統一集中、國共談判”,他認為,內戰的危險正隨著日本垮台而快速增加,為了能在即將來臨的國共軍事衝突中占據有利態勢,共產黨在第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取之於日偽,擴大地方,擴大力量,藉以“對付內戰的威脅”。

▲1945年4月,毛澤東為中共七大致開幕詞

就在蘇軍越境進入中國東北的第二天,毛澤東即向新四軍傳送電報,指令其利用日偽投降的有利時機,儘可能占領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這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南京在內的華東各大主要城市。新四軍已擬定計畫,以總數三千人的部隊潛入上海市內發動起義,一舉占領這座“遠東第一大都會”。

儘管占領華東城市的計畫其後遭到了美、蘇方面的強烈干預而沒有成為現實,但毛澤東對於局勢的應變速度明顯比蔣介石要快上許多。8月11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再次強調:

“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民眾,不應稍有猶豫。”

面對中共在戰後全面擴張的的態勢,蔣介石及國民黨亦不得不緊急籌謀有效的“善後方案”了。

二、一觸即發的衝突

抗戰接近尾聲時,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解放區已經成為了擁有121萬黨員、9550萬人口、91萬軍隊及220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戰期間日軍的不斷進犯,使得國民黨喪失了對中國大部分地域的有效控制,至1945年夏,儘管在軍隊的絕對數量上國民黨較共產黨仍占據顯著優勢,但此時大部分國軍部隊都處在西南、西北諸省,在日本投降後,要在短時間內將數量巨大的軍隊調往過去的日占區受降,恢復國民黨對當地的統治,實際上面臨著許多困難。

相反,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內的中共部隊,通過建立敵後根據地,在鄰近日偽統治區的地帶,尤其是在華北,逐步壯大了自身力量,此時反而處在更有利於接受敵偽投降和擴充占領區的位置上。

上述情況對於以國家正統自居,力圖於戰後恢復國民黨在全中國統治的蔣介石來說,無疑是不可忍受的。潘公展在1945年8月29日的一份函件中稱:“鈞座(蔣介石)對此頑梗之中共問題,苦心焦慮,非常人所能想像。”

為了遏制共產黨的擴張勢頭,蔣介石一方面嚴令日軍只允許向國民政府所轄部隊投降,並且在國軍尚未抵達時,日軍可繼續保留武器,維持當地治安,擊退任何意圖解除其武裝的進犯,蔣介石的這些要求獲得了侵華日軍司令岡村寧次的全力配合;另一方面,蔣介石則向美方尋求支援,他洽詢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是否可動用一定數量的美軍運輸機和艦船,將滯留於中國腹地的國軍部隊空運和海運至華東、華北各地受降,並恢復當地秩序。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現場,何應欽在日軍投降書上籤字

蔣介石的要求獲得了美國的許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責成魏德邁妥善完成協助中國軍隊受降,以及遣返日軍的工作。中國的天空開始充斥著巨大的四引擎軍用運輸機C-47的轟鳴聲,從印度起飛的美軍飛機將3.5萬名國軍士兵從柳州空運至上海,又將參與湘西會戰的4萬名士兵空運至首都南京,數千名士兵則同時被送往遠在華北的平津地帶,先行控制住各戰略要點。

在美國的全力支持下,蔣介石的部隊得以在相當短的時間內順利接管了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徐州、青島、濟南等重要城市,沒有給中共進占大城市以機會。中共對於美國公開協助蔣介石運兵自然十分氣憤,延安的報紙和廣播開始不斷抨擊美國的行為是在“支持中國的反動派打內戰。”

如果美國真像共產黨猜測的一樣決定不計代價地協助國民黨展開軍事行動,事情反而顯得簡單了。實際上依靠武力解決“中共問題”一直是蔣介石心中腹案,這一方面是由於其多年來與共產黨鬥爭所形成的嚴重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亦由於對國民黨自身軍事實力的充分自信。然而,戰後波譎雲詭的國際局勢決定了蔣介石無法獨行其志,美、蘇兩大巨頭,出於各自的戰略利益,都不希望國共間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三、離心離德的盟友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結成戰時盟友,然而雙方之間的合作卻並沒有預想中那么順利。蔣介石與羅斯福派至中國擔任參謀長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關係長期不睦,史氏對蔣動用大量兵員在陝北圍堵共產黨而不是將其投入對日作戰頗多微詞,兩人在緬甸作戰的軍事部署以及美國援華物資的分配上都鬧得十分不愉快。

到了1944年9月,在日軍“一號作戰”的凌厲攻勢下,史迪威請示羅斯福,由後者起草了一份致蔣介石的照會,要求蔣立即將中國所有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9月19日,在重慶郊外的黃山官邸,史迪威以一種極具侮辱性的姿態將這份照會當面交給了蔣,雙方關係由此不可挽回的破裂了。史迪威鏇即在蔣的一再要求下被免職,其位置由魏德邁接替。

▲1942年3月,史迪威正式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時與蔣介石合影

“史迪威事件”中雙方的是非曲直,歷史學家自有判斷,然而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這起事件極大挫傷了蔣介石的國際聲譽,並增加了美國國內對於國民政府的負面觀感。史迪威在美國的公眾輿論中一直被視為誠實、正直和嚴肅的人物,史氏在解職前又將大量對蔣不利的機密信息透露給了美國媒體,導致了眾多攻擊蔣介石的報導在美國問世。

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負面評價還來自於活躍在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一批職業外交人員的分析報告中。這批精英都具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經歷,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他們包括了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約翰·帕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以及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

這批中國通依靠其對重慶政府的近距離觀察,越來越深切體會到了國民黨內部的腐化無能。相反,位於陝北的共產黨卻令他們感受到了一種新生的力量,他們認為共產黨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主宰中國政局,因此美國迫切需要建立與中共的直接聯絡渠道。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David Barrett)率領的美國軍事觀察團,史稱“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歷史性的抵達了延安,謝偉思隨同前往,觀察團在延安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親自接見,同年9月,戴維斯亦造訪了延安。

▲1944年7月22日,毛澤東、朱德與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機場

中共領導人直爽熱情、平易近人的態度以及邊區欣欣向榮的景象都令中國問題專家們印象深刻,戴維斯在發往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表示,共產黨必將在未來接管全中國,除非美國“以相當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規模進行干預”,否則國民黨的統治無法維持,加強與中共的合作符合美國自身利益。他根據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是典型的共產主義政黨,毋寧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把中共從蘇聯手中爭取過來,對於維持美國戰後在東亞的影響力是有利無弊的。

自1944年夏季開始,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確實有趨暖的勢頭,毛澤東甚至提出了訪問華盛頓的構想。然而,正如學者理察·伯恩斯坦(Richard Bermstein)指出的那樣,美國對華政策不連貫和臨時起意的特性決定了它在試探性的展開與中共接觸的同時,不願也不可能拋棄與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既有合作。

1944年末,羅斯福任命的中國特使赫爾利(其後擔任駐華大使)來到中國,很快就逆轉了與共產黨達成任何共識的努力。

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並非職業外交家出身,對於中國的複雜情勢不具備透徹的了解,他在上任伊始,便興致勃勃地想要促成國共雙方之間的政治和解,此番努力很快就遭遇了失敗。赫爾利怒氣沖沖地將調解失敗的責任歸罪在謝偉思、戴維斯在內的中國問題專家頭上,他認為正是這些“親共分子”的言論敗壞了蔣委員長的形象,還提高了共產黨的胃口,以至於他促成國共和解的努力不得實現。

赫爾利隨即就對駐重慶大使館的職業外交家群體展開“整肅”,謝偉思、戴維斯等人相繼被調離了崗位。此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便一直維持在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中:繼續向國民政府提供間接的幫助與支持,但避免介入國共間的軍事衝突,並努力說服兩黨達成政治和解。

相形之下,中國另一個戰時盟友蘇聯的對華政策則充滿了簡單明了的實用主義——利用日本戰敗形成的戰略真空,極力擴張其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以“秘密備忘錄”的形式與史達林達成交易,以外蒙維持現狀、蘇聯享有中東鐵路管理權、永久租借旅順及大連港等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條件,換取了史達林對蘇軍出兵中國東北,結束對日戰事的承諾。

該項“秘密備忘錄”是在中國政府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的,蔣介石直到同年7月份,才被華盛頓單方面告知了美蘇協定的內容。對於蔣介石來說,美、蘇的行為無異於違背道義的叛賣,但鑒於中國的弱國地位,蔣介石不得不無奈地接受既定現實。

更重要的是,自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後,人數達150萬的蘇軍越境進入東北,對蔣介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不能及時滿足史達林的胃口,儘快與其簽訂條約,東北的蘇軍或許會與華北的中共武裝連成一氣,著手建立國民政府之外的共產政權,那么黃河以北就將非復國民黨所有了。

▲1945年8月,進入大連的蘇軍坦克部隊

史達林有效地利用了蔣介石的上述恐懼心理,迫使其與蘇聯達成妥協。

8月14日,中方代表王世傑與蘇方代表莫洛托夫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方全盤接受了雅爾達”秘密備忘錄”中蘇聯需索的一切要求,蘇方則承諾只承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會將東北轉交國軍。

明眼人皆看的出,該條約中中方讓渡的都是實際的權益,而蘇方的許諾卻並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這也為之後國共爭奪東北埋下了伏筆。不過從蔣介石的角度看,他在付出了慘重損失之後至少獲取了史達林親口承諾不會支援中國共產黨,這自然能夠給毛澤東一方施加足夠壓力,迫使其接受國民黨方面的條件,交出解放區的控制權。果然,史達林在條約簽署後,向延安拍發電報,阻止中共部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行動,並要求毛澤東前往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毛澤東照做了。

四、心不在焉的和談

毛澤東本來是不打算去重慶的,他於8月14日收到了蔣介石的第一封邀請函,請其前往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

毛很清楚蔣的算盤,蔣需要擺出一副和平的姿態給不願捲入中國事務的美國人看,而他此時已獲得了史達林方面對國民政府地位的背書,在談判桌上壓迫中共就範顯然是可行的;談判尚可以給國軍在各地的受降爭取時間,如果共產黨不願談和,國民黨就洗脫了發動內戰的責任,更可以毫無顧忌地採取軍事行動。

於是,毛澤東答覆稱會派朱德前來重慶,但蔣沒有放棄,於20日再次致電,邀請毛澤東早日赴渝“共定大計”,23日三次致電,表示:“唯有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

在蔣介石几次三番的電邀,以及美、蘇雙方的壓力下,毛澤東不得不有所讓步,於次日致電蔣介石:“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8月27日,赫爾利由重慶飛往延安,次日,他陪同毛澤東搭機前往陪都參加和談。儘管赫爾利與史達林都已擔保了毛在重慶期間的人身安全,不過毛澤東還是做了最壞的打算,在其不在延安的時間裡,將由劉少奇代理黨主席,處理黨內事務。

由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決定與中共舉行會談的,國民黨並沒有準備好腹案作為談判的基礎。不過在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當天,蔣即在《日記》中寫下了對會談的方針意見:“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次日又寫道:“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總之,有關解放區政權和共產黨軍隊問題,蔣介石不會作出讓步。

▲1945年8月28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會面。前排左起:赫爾利、蔣介石、毛澤東,後排左起:蔣經國、張群、王世傑

和談正式開始前一日(9月3日),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和王若飛提出書面《談話要點》十一項,並由政府代表書面逐項答覆,以此為談判的基礎。不出意料,雙方爭議較大的問題集中在了第九和第十項,包括了解放區的行政組織問題以及共產黨部隊的改編問題。

重慶和談自9月4日開始,至10月5日結束,共進行了十二次談判,國民黨方面的代表為張群、邵力子和張治中,共產黨方面的代表為周恩來和王若飛,蔣介石和毛澤東尚進行了八次直接會談。

中共方面希望能保持解放區的現狀並掌握相當的武裝,而國民黨則反覆強調軍令、政令統一,雙方在原則問題上皆互不讓步,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此後,再經9月27、28日及10月2日、5日的四次會談,10月8日,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的《會談紀要》交換了意見,並於10月10日由雙方代表簽字,12日對外公布。這便是重慶和談的成果“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規定:和平建國是基本方針,國共雙方“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關於雙方軍隊整編的問題“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但對於爭執之中的解放區政權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則將“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雙十協定”沒有解決國共間的實際矛盾,雙方的軍事衝突也並未因和談而緩解。從蔣介石一方面說,他對國民黨的實力有信心,認為中共沒有能力與他爭衡,在毛澤東飛離重慶後,他於10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共毛十一日飛回延安,彼雖罪惡昭著,而又明知必乘機叛變,將為統一之大礙,但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

而就毛澤東一方面說,他對於和談的不會有成果也早已瞭然,共產黨部隊的行動並沒有因為和談而有所限制,此時共產黨確立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

就在和談開始的第二天,第一支八路軍部隊開始進入東北。毛澤東在去重慶前曾對前線幹部講到:“我們提出的條件中,承認解放區和軍隊為最中心的一條,中間可能經過談談打打的情況,逼他承認這些條件······你們回到前線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

在毛澤東看來,和與戰是一體之兩面。他在返回延安後,向各地黨委作出指示:“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至於在東北的行動,“我黨一切既定計畫,照樣執行。”

由於國共雙方都沒有在“雙十協定”簽署後停止各自的軍事行動,重慶和談無法起到阻止內戰的目的。不久之後,雙方部隊即在華北、東北陷入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對於國共和談無法成功化解戰端的原因,鄧野在《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一書的結尾有著精闢的闡釋:

“國共兩黨之所以能夠就國家權力的再分配舉行和平談判,從本質上講,這是武力的對比互為消長的條件之下,所產生的政治現象。和談本身就是武力的產物。然而,和談的本質卻又在制止武力,這樣,也就產生了一個頭足倒置的關係:以武力的產物——和談,反過來,剝奪這個產物賴以存在的依據——武力。”

和與戰的這種倒置關係,加上戰後美、蘇兩強在東亞地緣格局中的巨大影響,決定了中國還需要再經歷一場血與火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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