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上海大伯母更兇殘的是我們自己

2019-03-08 03:40:20
文/馬慶雲
上海的那起嬰兒丟失案終於水落石出,悲劇發生,孩子被大伯母弄死後藏匿在家中廢棄不用的洗衣機裡邊。數月前,山西的那起大伯母參與的男童挖眼事件,尚未被人們遺忘,今天的上海大伯母殺孩子事件又再次血粼粼的發生。“大伯母”這三個字一下子成為恐怖詞。網間大量聲音呼喊,要嚴懲上海的那個弄死孩子的大伯母。
與山西挖眼案的“大伯母”缺少作案動機不同,這次的上海事件,記者們已經找到了兩家明顯的矛盾點所在。一點是,大伯母結婚的時候收到了4萬彩禮,而老二家卻是10萬;另一點,是老大家是閨女,老二家是兒子,老人們在看孩子的時候有偏袒,明顯重男輕女。
坊間一直有一句話,親兄弟不如拜把子兄弟。這句話也不難理解。親兄弟之間乃至於親兄弟的家庭之間,可對比的東西太多,對比性強,容易形成巨大反差,從而造成矛盾。攀比心態,是很多人都有的,越親近,越容易彼此攀比。這種比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嫉妒、羨慕、恨。“恨”是產生暴力的直接原因。
我們看上海的這起大伯母殺嬰慘案,在憎惡與猛烈抨擊大伯母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思考造成悲劇的其它因素。當然,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一點,大伯母殺嬰,無論有任何理由,都是違法犯罪的。在這個基礎上,去追問造成悲劇的其它原因,可能更有助於我們以後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的悲劇。
首先,便是彩禮問題。
女方向男方要彩禮這事兒,本身就是傳統陋習。在古代,女性是沒有獨立人格的,被三從四德的嚴格限制,嫁與男方之後,連姓氏都要跟著改的。在這個大前提下,彩禮的錢,實際上作為一種變相的人口買賣的錢存在。男方出錢,給彩禮,在道德意義上購買了女方。
新時代,女性得到了解放,地位也獲得應有的提高。但很多侮辱女性的傳統行為一直大行其道。比如,這個彩禮惡習。女方父母在與男方父母共同操辦子女婚事的時候,不是一同資助剛剛成立家庭事業起步的孩子們,而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伸手朝男方要彩禮,一下子將女兒送回到了古代那種沒有獨立人格的位置上來,卻又渾然不知。稍微明智一點的父母都知道,要彩禮,是對女兒獨立人格的侮辱,是將女兒變相轉化為商品進行交換。
然而,大量的女孩父母,從小灌輸給女孩子的,都是要以後如何給父母多要彩禮,多爭臉面。多可恥的行為啊!大量的女孩子就是在這種可鄙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因為環境使然,她們自身也無法實現精神層面上的超越,無法看到彩禮對自身的侮辱。更甚者,我們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都在縱容這種劣習的蔓延。外加上,男孩逐漸增多,女孩慢慢減少的趨勢,賣方市場,自然敢漫天要價了。
重新看上海的這起大伯母殺嬰悲劇,彩禮問題便是一項重大矛盾點。如果一種畸形的社會形態一直得不到糾正的話,那自然要滋生大量的社會暴力。時代給了女性獨立的地位,但卻沒有摒棄彩禮的陋習,直接造成一種社會畸形形態的出現。在這種畸形形態下,很多人都直接或者間接的成為受害者。如果說,無論是4萬還是10萬的彩禮錢,男方及其父母是受害者的話,那要得10萬彩禮的女方父母並不一定比只要得4萬的女方父母順堂,因為他們給未來的小外甥埋下了被仇殺的一種可能性。
當我們仔細觀察彩禮問題的時候,才會發現,“要彩禮”很多情況下,是一種社會共生行為,是大夥一起促成了這種劣習的延續。女方父母可以自我覺悟高,自覺抵制,但架不住周邊覺悟低的親朋好友攛掇,相互攀比彩禮,以求面子榮耀。說句危言聳聽的話,畸形的彩禮問題不杜絕,還會爆發更多的社會暴力與流血悲劇。然而,這種劣習的杜絕,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努力,簡單批評單個個人,於事無補。
然後,是嚴重的重男輕女問題。
上海的大伯母殺嬰案,如果說彩禮問題只是其中一點的話,那爺爺奶奶對男孩偏愛對女孩冷落的生活細節,便是接二連三不間斷的點,這些點更直接的刺激著“大伯母”。國人對“傳宗接代”的問題,還有著瘋狂的固執,一門心思地認為,只有生了男孩,才能怎樣怎樣,雖然這種想法已經面臨男孩與日俱增、女孩生育率迅速下滑的處境。重男輕女問題,也是嚴重的社會陋習。社會已經發展到需要女性獨立的程度,而重男輕女現象並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轉,造成一種畸形狀態出現。社會畸形,必然造成扭曲暴力的滋生。暴力,很可能是對畸形的一種自我療救式的回應。
我們在首先強調大伯母殺嬰必須接受法律懲處的前提下,不妨也仔細想想,自己以後應該如何更好的做起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來。在譴責醜陋的同時,是否可以大夥一塊照鏡子,一塊反省自己,杜絕社會繼續畸形下去。
在這起悲劇之後,大量的憤怒之詞洋溢在網間,這無力化解暴力,不如我們一起來照鏡子,一起抵制彩禮惡習,一起來尊重女性。

轉自凱迪中途島 馬慶雲的部落格 馬慶雲發表於:201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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