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困境與路徑

2019-03-15 17:31:22

2012年08月03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8月3日第338期

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2000年中國有8個城市成為原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10多年之後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為什麼垃圾分類推行如此艱難?本報推出相關專題,以饗讀者 。
探索城市生活垃圾處置新方向

【核心提示】城市垃圾分類形式上是物質分類技術問題,但垃圾由千差萬別的人生產,其分類、收集、處置涉及人的意識、行為及與此關聯的社會規範、社會控制和社會制度等。環境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外在形式,異於傳統社會學,往往以“環境”、“生態”等話題呈現,但本質上是一致的,無非是社會中的人和社會系統。城市垃圾分類形式上是物質分類技術問題,但垃圾由千差萬別的人生產,其分類、收集、處置在現代社會大系統中進行,所以垃圾分類一旦納入社會學視角,就不再是簡單的問題。垃圾分類涉及人的意識、行為及與此關聯的社會規範、社會控制和社會制度等,如強調居民的“環境意識”並呼籲政府制定法規政策等。但城市生活垃圾從產生到處置或轉化利用的整個流程,是在由相異的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大系統的結構—過程中進行的——這一點常常被管理層忽視。
2000年中國有8個城市成為原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10多年之後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為什麼垃圾分類推行如此艱難?一般認為是由居民素質差、政府工作不力、財政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筆者近年的調查發現,深層原因並非通常所理解的那樣。
尊重地方實踐
未受工業化影響時的中國農村,廢棄物的分類、資源化利用非常有效,可稱之為“有垃圾無廢物”的社會。由於社會變遷、觀念更新,城市垃圾處理較少汲取傳統社會的生態遺產,而一味學習工業化國家做法。已開發國家在垃圾分類處置方面確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新技術和管理方法,但直接將這些做法套用到中國,則很難成功。當前,中國城市普遍設定“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垃圾桶,這是模仿而來的“中國模式”。在街頭、公園,我們經常看到“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漂亮垃圾桶,甚至寫上外語,讓人感覺“先進”,但這實際上只是一個擺設。多數人對“可回收”、“不可回收”視而不見;一些守規則的人想“科學”分類,結果左右為難,因為“可回收”、“不可回收”模稜兩可;少數認真的人,發現分類後的垃圾最終被混合起來收集——這是普遍狀況,因此,積極性備受打擊。事實上,真正可以操作的垃圾分類方法,一定是“此地”的辦法,無論是傳統農村還是國外成功的垃圾分類,都是建立在當地具體情況基礎上。
或許我們可從城市糞便系統處理思路反思今天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問題。“抽水馬桶—污水管網—污水處理廠”模式是工業文明的產物。眾所周知,人糞尿是非常好的肥料,完全以化肥代替傳統農家肥,對農作物生長及農田的可持續利用均有不良影響。而上述處理模式對肥源的“一棄一替”,產生了諸多環境問題。據估算,中國水體污染一半來自生活污染,而人糞尿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肥源”。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水系導致湖泊富營養化,進而出現嚴重水問題,太湖、巢湖等地藍藻爆發就是典型例子。化肥生產過程本身產生環境問題,農田使用中的化肥流失也給環境增加新負擔。
中國城市生活垃圾處置尚未完全定型,有可能在結合國情方面,探索出減少污染、增加回收利用的處置辦法。從筆者調查情況看,一些地區正在探索新的方法,如無錫某公司利用新安街道分離出來的廚餘垃圾生產液態肥。中國目前在使用化肥農藥方面沒有嚴格約束,因此食品安全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人們提出從“餐桌到餐桌”的理念,即把廚房餐桌上產生的廢棄物,分類收集後通過生物工藝處理,生產出生態、高效液態肥,再施用於農作物,實現循環利用。這一探索如能成功推廣,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置有可能走出簡單的模仿方式而實現創新。
重視末端暢通
垃圾從產生到最終處置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如果某部分的功能不能正常發揮,整體功能必受影響。垃圾分類投放屬於前端環節,處置屬於末端環節,如果沒有合理的末端處置設施,垃圾分類處置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多年前,筆者帶著研究生在校園裡觀察過垃圾收集全過程。學校師生相對而言比較了解環保也遵守規則,儘量按垃圾桶上的指示分類投放。但最終清潔工卻把不同垃圾桶里的垃圾倒進垃圾車混合後送填埋場。原因很簡單:該市還未建立起垃圾分類處置系統。廢電池處置也如此,一些熱心人士單獨收集電池,但國內還沒有電池回收利用企業,除部分電池暫時存放,大部分乾電池最終還是進入垃圾填埋場或垃圾焚燒廠。
從過去的分類實踐看,多數從事垃圾分類宣傳的個人、團體、機構並不清楚或考慮垃圾末端處理流程,甚至一些專業部門在具體設定分類垃圾桶時,也沒有考慮最終垃圾的去向。最近我們協助某市推進垃圾分類工作,發現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一方面,市政府下達指標要求居民垃圾分類率在某年某月達到多少;另一方面,分類以後垃圾怎么處置,連一個明確方案都沒有。試點小區的垃圾分類已進行半年,分出來的廚餘垃圾基本可滿足堆肥要求,但該市並未安裝適宜的設備進行處置,垃圾分類普及後的處置困難,難以想像。總之,目前國內在推行垃圾分類時,往往就分類談分類,缺乏前端分類與末端處置的系統整合。
從經濟角度看,如果沒有適宜的廚餘垃圾處置設施,就不需要進行前端分類,否則勞民傷財。從社會動員角度看,做一件費時費力卻沒有意義的事,很容易挫傷居民的積極性、增加居民不信任感。末端不通暢,即使花九牛二虎之力推動,結果依然是無功而返。若末端能打通,即使垃圾分類有困難,也能逐漸有效推進,且末端的信息反饋會強化前端分類工作。分類中存在的問題從末端處置反映出來,再反饋到前端分類,由問題來推動分類正確率,更可使居民充分理解分類的意義。可見,垃圾分類的實踐邏輯是以末端可行的垃圾處置辦法推動前端垃圾分類,而不是目前所通行的由政府或某個機構按照某種意願,從前端進行宣傳推動。
推進“乾濕”兩分法
從近幾年探索看,“乾濕”兩分法是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基本方向。“濕”垃圾主要指與飲食相關、產自廚房餐桌的垃圾,或稱廚餘垃圾。“濕”垃圾量因地域、季節、社會階層而異,約占生活垃圾總量的1/3到1/2。除廚餘垃圾外,其餘的就是“乾”垃圾。“乾濕”兩分是基本思路,具體方法則因地而異。
為什麼說“乾濕”兩分法是垃圾分類的基本思路?筆者認為,“乾濕”兩分法思路有望解決中國城市垃圾分類中的核心問題。首先,垃圾減量效果好,資源化利用率高。約一半的“濕”垃圾被分離出來,最終以肥料的形式返回土地,同時紙類、塑膠類因為沒有“濕”垃圾而方便撿出、回收與利用。其次,減少了二次環境污染。廚餘垃圾單獨處理,其餘垃圾則可相對乾淨地收集、中轉、運輸和堆放。最後,節約垃圾處理總成本。“濕”垃圾就近處理,減少運輸成本,且可減少填埋場滲瀝液,降低垃圾填埋場污水運行成本。垃圾總量減少,也會延長垃圾填埋場壽命。對垃圾焚燒廠而言,不僅降低滲瀝液處理成本,而且最佳化了焚燒垃圾的組分,提高垃圾的焚燒熱值。
在當前形勢下,中國如何有效推進垃圾分類?從技術角度看,分離廚餘垃圾是推進垃圾分類的突破點。“易操作”是成敗之關鍵,“乾濕”兩分法簡單易操作。“濕”的概念與飲食相聯繫,菜葉果皮、剩餘飯菜的生產空間主要集中在廚房、餐桌等,這與普通家庭廚房必備垃圾桶的習慣一致。
從組織方式看,垃圾分類試點應該率先在經濟發達的地、縣級城市進行。這些城市的管理層級比較少,內部差異性小,政府的協調能力強。“濕”垃圾終端產品與農業的結合也相對容易。特大城市的垃圾處置雖然最為急迫,但城市管理層級多,社區內部差異性很大,要達成理想效果,難度很大。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社會學系、環境與社會研究中心)

日本垃圾處理的地域自治經驗

【核心提示】日本垃圾分類可謂細緻入微,實踐起來難免繁瑣,不過如此細分自有其道理,實際上體現了日本各地垃圾分類的“地域自治”特色,這是日本各地政府引入多元化處理方式、循環利用方式所產生的結果。

日本的乾淨是出名的。無論漫步鬧市街頭,還是徜徉於村落小徑,映入眼帘的總是整潔的道路,素樸的房屋,精緻的街邊花園,一塵不染的公用設施。自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危機之後,日本國民就在生活環保方面逐步生產出全民性自覺,這種自覺最生動的寫照,便是居民在垃圾分類上的自覺。
日本垃圾分類可謂細緻入微,實踐起來難免繁瑣,不過如此細分自有其道理,實際上體現了日本各地垃圾分類的“地域自治”特色,這是日本各地政府引入多元化處理方式、循環利用方式所產生的結果。
垃圾收集作為一項政府職能,通常由當地政府統一實施,但在日本,除了城鎮政府會統一收集處理垃圾外,還允許社區居民自行組成團體,實施垃圾回收。為了鼓勵此種行為,政府還根據社會團體的垃圾回收量給予獎勵,此種制度被稱為“社區資源回收”。以橫濱市為例,當地社區業主所組成的自治會、町內會、兒童會等各種市民團體在市政府相關部門登記後,即可進行垃圾產業活動。他們與廢品回收業者進行聯繫,與其簽訂協定後,通知社區居民,按照團體擬定的時間、地點、回收垃圾的品類,對舊紙、舊布、金屬瓶罐等物品進行分類處置,然後由廢品回收業者來回收。市政府規定,市民團體與廢品回收業者可根據自己的活動業績進行獎金申請,每處理1公斤可回收垃圾,可從市政府獲得3日元獎勵,獎金可用於市民團體的一切活動。
這樣做的原因顯而易見,政府不僅可在垃圾處理上獲得社會力量協助,從而節約人力、物力支出,還能藉此促進社區居民間的交流,為居民提供更多的垃圾處理機會,並推動廢品回收等環境產業的發展,形成典型的多方共贏格局。正因如此,政府總是不遺餘力地鼓勵市民自行發展垃圾回收事業。這樣做的效果同樣顯而易見,各種民間智慧往往能與政府的鼓勵巧妙結合。比如,一些飲食行業的店家發現,用於油炸食品的廢棄食用油作為垃圾處理起來很麻煩,又十分浪費,經研究發現,這些食用油經精煉加工後,可當做汽車燃料來使用,於是店家聯合起來,組織回收居民食用油。京都市政府隨即決定,將販賣京都市指定垃圾袋的收入用於資助這些市民團體。名古屋市政府則採購精製油來為城市公共運輸服務,目前該市有3輛城市垃圾車和2輛公交汽車成為這種精製油的專用車。這樣的收集工作頗見成效,2010年的食用廢油收集量從2009年的2299升增長到5335升。
2009年,日本政府對當地市民團體成功組織的多項廢品回收事業進行了資助。北海道浜中町霧多布地區的一個環保組織對廢棄腳踏車進行回收,將棄用腳踏車進行修理後,再租給旅行者,既促進了廢棄腳踏車再利用,減少了大型垃圾量,又促進了北海道當地的旅遊事業,為旅行者提供了廉價的便利。東京都町田市的“Zero Waste協會”組織了本市家庭垃圾的堆肥化處理。他們成功動員了本市許多樓房住戶參與到廚房“濕”垃圾分類活動中,還利用休耕時期的農田進行了“濕”垃圾堆肥實驗並付諸生產實踐,不僅減輕了市政府每天處理大量廚房垃圾的壓力,還為農村提供了理想的有機肥料,使得“Zero Waste”不再停留於口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沖繩那霸的循環運動市民會,這個由當地居民組成的團體對該地區超市和食品工廠產生的大量殘存食物垃圾進行調查、回收,並實施了飼料化實驗,又組織出售了由該類垃圾飼料餵大的豬,成功整合了農戶、商家、政府部門的活動。
愛知縣名古屋市的“笠寺Recycle”是一項由名古屋女子大學服裝系學生與當地服裝業者團體之間合作完成的廢棄服裝的回收再利用項目。這裡的服裝業者藉助大學教室,開設服裝課程,教當地居民如何用回收的廢棄布料、衣料進行翻新,製成造型新穎的提包、帽子,並在當地商業街舉辦展示會,進行出售。在整個回收製作過程中,大學不僅提供教室場地,還將其編入大學課程體系,大學生和市民一起選修這門課程,參與衣料、布料回收、設計、翻新工作。合作不僅實現了對廢棄衣布的回收再利用,還為大學與當地市民社會的交流提供了平台,為當地市民的服飾設計注入了全新理念。
垃圾分類及與此相連的回收利用固然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但如能充分發揮當地居民的力量,則可為垃圾減量、回收利用以及減少環境污染提供更多來自社會的支持,循環型社會也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整合社區資源促進環境治理

【核心提示】社區垃圾分類工作的成功開展依賴分類處理設施的“硬條件”及社區整合形成的“軟條件”。新安街道充分利用“村轉居”改制社區自身的治理模式、人口結構特點,開創了垃圾分類的“新安模式”。

社區垃圾分類從垃圾的產生源頭進行,對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效果最為明顯,是實行循環經濟的必由之路。江蘇省無錫市新區新安街道經過一年多努力,試點區居民垃圾分類知曉率達98%以上,投放正確率達75%,減量率達30%,是少見的成功案例之一。
無錫市新區新安街道2011年4月28日開始按照“前端分類、後端處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生活垃圾大類粗分、廚餘垃圾就地處理”的思路實施垃圾處理工作,在新安花苑三個安置小區12812戶家庭中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處理工作。垃圾分類按照“大類粗分”原則,分為“廚餘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類,用“綠、藍、紅、灰”四種顏色的垃圾容器盛裝,分別送至街道的“有機垃圾處理中心”、“社會資源再生企業”、無錫市“垃圾填埋場”和“垃圾焚燒廠”。每戶各發放一個“廚餘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並定期發放垃圾袋。一個樓道(50戶)配備一組分類垃圾桶(包括廚餘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可回收垃圾大部分由居民自行出售,部分丟棄的被民間“拾荒人”收走。有害垃圾量極少,定期進行處理。在日常的分類實踐中,垃圾分類簡化為“乾濕”兩分法,分類投放簡單易行。
新安街道垃圾分類管理制度設四層級,包括街道、社區、片長、分類指導員,形成責任明確的“自上而下”的科層體系。街道統籌制定垃圾分類目標和實施計畫,是制度設計者。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各社區負責本社區的垃圾分類宣傳、硬體設施設定,以及日常垃圾分類工作,是實施者。社區被分為規模近似相等的若干片區,片長全權負責片區垃圾分類、運輸監督和檢查垃圾分類指導員的工作等事宜。分類指導員負責宣傳垃圾分類、監督居民投放和二次分揀。一個樓道(50戶)設定1名垃圾分類指導員,其屬於志願性質,街道每人每月發放300元補貼。新安街道的垃圾分類科層體系呈現如下特點:第一,職責明確。通過分工,每個社區、片、樓道都做到了專人負責。第二,信息上報制度。採取“自下而上”的形式,通過“分類指導員—片長—社區—街道”,將信息最終反饋到街道,街道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第三,監管與督查制度。街道與社區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如《工作小組例會制度》、《垃圾分類指導員管理細則》等,對各層次行動者的行為規範做出明確規定。上級對下級的督查採取定期或不定期的專項督查和重點督查相結合的方式,並伴以獎懲制度。
新安花苑是由“村轉居”改制而來的社區。居民中除新加入的部分流動人口外,基本保留了原來區域的人口構成與社會傳統,具有明顯的熟人社會特質。嵌入熟人社會中的293名垃圾分類志願者,使得垃圾分類“神經末梢”可延伸至每個樓道和住戶。由於垃圾分類指導員一般是由本單元樓居民選出的,彼此是鄰里關係。我們調查發現,居民倒垃圾時都要顧及分類指導員。如果亂倒垃圾,會很“不好意思”。分類指導員的設定利用熟人社會的“道德壓力”,不僅監督成本較小,而且監督效果較好。分類指導員往往從自身做起,一般來說,垃圾分類指導員的垃圾分類投放率和準確率最高,能起到示範作用。為了鼓勵居民積極參與垃圾分類,街道、社區還設定了一系列獎勵措施。如,街道制定了積分制,如果當天居民分類沒有差錯,垃圾分類指導員將在他們小冊子上蓋一枚印花。一個月積滿30分,可得到3元錢獎勵。累計到一定積分後,可到街道兌換超市購物卡,每季度、每年還可以參加抽獎活動,獎品最高價值3000元。雖然獎金不多,但調動了居民的積極性,促進了垃圾分類工作的順利開展。
總之,社區垃圾分類工作的成功開展依賴分類處理設施的“硬條件”及社區整合形成的“軟條件”。新安街道充分利用“村轉居”改制社區自身的治理模式、人口結構特點,開創了垃圾分類的“新安模式”。
(作者單位:無錫新區新安街道;河海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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