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票號興衰的啟示,與今天的銀行有什麼區別呢?

2019-03-03 12:32:54

晚清時期,中國本土上出現了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金融機構——票號。他產生後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走向輝煌,而且曾經統治中國金融市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又像一顆流星,絢爛的光芒只是一閃而過,在民國建立後迅速消失,滅絕得比恐龍還要徹底。現在世界上的金融機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票號的直系甚至旁系後代。發生這種現象可能有諸多原因,在這裡筆者只是想從票號的興盛和衰亡過程中尋得一點蛛絲馬跡。

票號出現之前中國的金融機構主要有錢莊和賬局。錢莊主要辦理銀錢兌換和發“錢票”。賬局主要是放高利貸,放貸時往往預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類似現在小貸公司。錢莊和賬局都是地區性小型金融機構,一般只在本地做業務,不去異地發展。票號和他們最大的區別就是開始經營匯兌業務,異地可以存取款,機構遍布當時全國主要商業城市。

票號產生於實體經濟的需求,隨著晚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大宗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遠距離運輸貨物和收取資金的需求不斷增加。在晚清的交通、通訊條件下,如果商號自己從異地收取現金(銀兩和銅錢)運回本地,不但運輸成本高、風險大,而且周期很長,使資金周轉很慢,嚴重影響經營效率。這就需要發揮社會分工的作用,由專門的機構來完成資金的異地運輸工作,產生規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票號也就應運而生了。票號初期的業務只有匯兌,也就是“不生產錢,只做錢的搬運工”。利潤來源於“匯水”也就是長途搬運手續費。在經營中,票號逐漸發現,有一些長期合作的商號覺得每次匯款時再把銀子存到票號太麻煩,就把一定金額的銀子提前放到票號,要匯款時通知票號。也有的商家急於向異地匯款,但是臨時周轉困難,讓票號先開出匯票,承諾在匯票取款之前把錢交齊,並且給票號一定的利息。票號發現這兩種業務也非常有利可圖,甚至可以用客戶存在自己這的錢先墊付給賒賬匯款的人,而自己沒有支付什麼成本就賺了錢,逐漸有意識的發展存、貸款業務,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金融機構。

票號初期主要是支持“實體經濟”的,所作的業務主要是商業匯兌,例如據記載,1853年日升昌河口分號共收匯款181043兩,其中商號交匯的占74.3%,官員交匯的僅占2.1%。如果如此發展下去,票號估計也就在歷史長河中默默無聞了。轉折點出現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引發轉折的是太平天國運動導致的清政府財政危機。要說清這個事還是要先簡要解釋一下清朝的財政稅收體系。清朝中央集權空前強大,中央政府掌握國家全部財政收入,清朝財政機構設定體現了中央總攬財權的指導思想,中央設戶部,戶部銀庫為天下財賦總匯。各省設布政使司,主管地方財政事務,布政使司是戶部的地方分支機構,而不是隸屬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機構。各地要將稅收除按中央制定的金額交各地藩庫外,其餘全部押送京城戶部,這部分稅款叫做“京餉”這是一項龐大而艱巨的工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押送工作由軍隊負責,民間不得插手。由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清政府軍隊被打垮,稅收押運系統癱瘓,南方稅收難以通過常規渠道由官方押送到北京,清政府財政瀕於崩潰,不得已放棄了嚴禁各省將京餉交商匯兌的規定,從此以後各地稅銀大規模通過票號匯兌。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清政府又開展洋務運動,在沿海地區開辦大量的工商業實體,需要大量資金,這些資金都是靠全國各地稅收支持,而依然要通過票號匯兌。這使得票號每年都有巨額的流動資金,對票號的快速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這巨額的財政資金就像一把雙刃劍,為票號迎來大發展同時也從此徹底改變了票號的發展方向。

票號合法匯兌官銀以後,逐漸衍生出一個新的業務品種——地方債。清朝地方督撫往往由於各種原因難以按時收齊稅款,但是京餉上交卻無法拖延,歷史上地方督撫為了按時完稅向商家借錢交稅待稅收收齊後返還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在票號產生前,這種借款對雙方都存在較大風險,對商家而言官府能不能按期還款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官府不還款還沒有救濟手段。對官府而言,這種借款交稅的方法本身就是違規操作,而且單個商家實力有限要借齊款項也頗費周折。票號匯兌官銀以後,官府和票號雙方逐漸發現,對方都是在借錢完稅這件事上最佳的合作夥伴。從票號方面說,由於官府每年都要把京餉交票號匯兌,票號手裡等於有了“保證金”不怕官府借錢不還。而從官府方面來說,票號資金實力很大,很容易借稅款,而且票號稅款需要票號匯兌,那么匯兌的稅款是借的還是收的只要雙方不說朝廷也很難查清楚。票號從此做上了“向地方政府融資”的業務,而且發現這個業務是在是非常的賺錢。在巨大利潤的驅使下,借錢給官府、給朝廷逐漸成為票號業務的主體。例如,據資料記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粵海關由於難以完成稅收任務,而向票號借款交京餉,以後稅收仍不見起色只能年復一年向票號借款,1870年以後,每年借款經常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到清朝後期,由於對外巨額賠款造成的財政持續緊張,政府各項開支幾乎都靠向票號借款支撐。甲午戰爭以後由於巨額賠款需要由地方徵收再匯總對外支付,清政府交票號匯兌款項逐年提高,到1900年後每年交票號匯兌的銀兩高達一千萬兩以上,最高年份高達兩千萬兩以上。票號掌握大量低成本資金後,大力擴展放貸業務。在此期間票號利潤大幅提升,例如,據資料記載,大德通票號,1888年利潤只有兩萬四千兩,到1908年利潤高達74萬兩,真是“躺著賺錢”。

到這個時候票號和官府就變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了,票號的主要業務來源和利潤來源都是官府了,因此票號間搶業務也就變成了“潛規則”官員了。官員對此也心知肚明,官員可以將公款無息或低息存入票號,使票號獲得無成本資金,而票號對官員個人的貪污所得則給予優厚利息,並嚴格保密。票號採取各種手段爭取當權官僚客戶,時人對此種現象曾有評論說“博得長官之歡心,青芙自然飛來”否則“交遊不廣,官路不通,而利微矣”。

就像曇花一現的所謂“同光中興”一樣,票號這種畸形繁榮也是難以持久的。另一個轉折點在二十世紀初出現了。為了進一步推進大清金融近代化,1905年和1907年戶部銀行和交通銀行兩家清政府官辦銀行先後成立。戶部有了“親兒子”,票號就要靠邊站了。戶部銀行成立後,清政府規定,各省應上交戶部款項,一律交戶部銀行兌交京師。官辦銀行憑藉自己掌握的權力後盾,逐步搶占了票號各項業務:原先由票號交兌的京餉改由銀行交兌,斷絕了票號的“存款來源”,原先由票號借款墊付的稅款和賠款,改向銀行借款。同時,銀行給出比票號更高的存款利息,票號自己嘆息他們的存款“至多不過四厘息”銀行則可到“五六厘”,工商業匯款和借款也由票號轉向銀行,到這個時候票號的命運已經注定,剩下的只是苦苦掙扎。

和清政府捆綁在一起的票號,給它最後一擊的就是清政府的垮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社會大動盪,存款人紛紛擠兌,而動盪中票號根本無法從借款人處收回借款,又沒有政府信用支持,導致票號最終紛紛破產,從此在歷史舞台上徹底消失,只在山西老家留下一個個空院落,宛若恐龍滅絕後留下的化石。

票號是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產生,遇到社會劇烈轉型而突然興盛,又在社會進一步劇烈轉型中消亡。票號從實體經濟需求中誕生,而由於搭上了清政府財政這條船走向興盛,又無情的被清政府拋棄而走向消亡。一個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的金融機構,拋棄市場奔向權力,其命運就成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也許就是票號帶給為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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