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山西票號為什麼突然消失了?

2019-03-01 17: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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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如果靠與政府的特權契約來獲取利潤,那將是非常危險而缺乏自主性的,無論多么豐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遠只能是一項“生意”,而不可能成為一個永續的事業。

文/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出了一條轟動中國商界的大新聞,“天下票號之首”日升昌宣布破產,報導稱:“前日北京所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當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由彼迄今,百年已過,試以此文祭念這個“最後的商幫”。

票號的緣起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的北京分號經理雷履泰(1770-1849)向東家李大成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能否把顏料莊關掉,轉而從事一項名為票號的生意。

天才橫溢的雷履泰是從一個順手人情中發現了重大商機。西裕成是當時京城內最大的顏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鄉拜託雷履泰,從京城往老家捎銀兩,他們把銀子交給西裕成北京分號,由分號寫信通知平遙總號,然後在平遙提取,西裕成從中賺取一些匯費,時稱“內貼”。雷履泰向東家建議,將顏料莊改為一家專營匯兌的金融性機構。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很有一點冒險的精神,他覺得此計可行,便出資30萬兩,雷履泰附資2萬兩,創辦日升昌票號。當時他們可能並不會預料到,正是這個票號業務,讓晉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

雷履泰發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匯票銀兩數目的10個數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碼。

試舉一例:全年12個月的代碼為“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每月30日的代碼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分別銀兩的10個數目為“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而“萬千百兩”的代碼為“國寶流通”。假如票號在6月20日為某號匯銀4000兩,它的暗號代碼就是“取人城寶”。這類密碼組合時常更換,嚴防泄漏,在票號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起冒領事件,可見其制度之有效。根據票號規則,匯票在兌付後當即焚毀,因此沒有一張使用過的匯票流傳下來。

日升昌成立後,生意如水入壑,洶湧而至。作為全球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銀本位制國家,自古以來,銀兩的長途搬運從來是一個難題,唐代和宋代雖曾有過“飛錢”、“飛票”,但一直沒有被廣泛套用,與之相關,武裝護送銀兩的鏢局成為一大產業,中國民間武林風俗即因於此。票號的出現,讓貨幣流通現狀為之一改。

晉商的商業嗅覺非比尋常,當然不會讓日升昌獨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轉型的三年後,平遙最富的商人、有“侯百萬”之稱的侯蔭昌當機立斷,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總號就與日升昌比肩而力,僅隔一牆。侯蔭昌還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鬧矛盾的毛鴻翽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為了與日升昌競爭,他把侯家的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和蔚豐厚綢緞莊一口氣都改成了票號,號稱“蔚”字五聯號,馬上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局面。雷、毛兩人一生交惡,雷把自己的孫子改名為雷鴻翽,而毛則一個新生孫子起名為毛履泰,意思無非都是把對方看成是“孫子”,鬥氣之際,就各自抱了小孩,當街遙罵,對打屁股。

在李、侯兩家的引導下,平遙先後出現了22家票號,他們在全國各商埠設立分號400餘個,涉及城鎮77個,極遠之處,北邊到了包頭、張家口,西邊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涼州,南邊到了香港,構成一張無遠弗及的金融網路,號稱“匯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號有31家,蔚泰厚更達34家,為各家之最。平遙票號的示範效應讓晉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機遇,其近鄰的太谷、祁縣也隨即冒出了眾多聲名顯赫的票號。

票號的制度創新

中國誕生股份合夥制企業是在商業繁榮的宋代——史稱“合本”,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左右。到了票號出現後,晉商在經理人的股權激勵制度上又有創新。因為一家票號之盛衰,與經理層的才幹關係重大,所以在經營過程中,東家往往賦予大掌柜(總經理)以絕對的許可權,同時在股權上予以激勵性設計。

其一是股俸制。票號從日升昌開始,就設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個票號無論獨資或合資,都要將資本按一定單位額劃分股本,以此為分紅的依據。以平遙渠家的百川通票號為例,初始資本為16萬兩,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為1.6萬兩。這一股份安排及權責設計已與後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頂身股。每個票號都根據掌柜、管事、夥計的才能及表現,確定其在企業中擁有的股份份額,以此參與年終的分紅,是為“頂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頂身股”與實資的“財股”為同權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頂身股不得轉讓,擁有者去世後,東家一般仍在一定時間內照舊給予分紅,稱“故身股”,大致掌柜故後享受八年的紅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紅利,其他高級職員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紅利。這一制度近似於後世的經理層分紅權激勵。

頂身股

山西票號是中國工商業進入19世紀之後的最後一次重大創新。票號的出現以及富有新意的企業管理制度的實施,讓晉商成了名符其實的天下第一商幫。地處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區一舉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揚州,儼然成為中國金融業的“金三角”,而平遙城中心的一條長200餘米、寬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著十多家名聲顯赫的票號,成了帝國的金融心臟,堪比後世的“華爾街”。

據黃鑒暉的統計,在票號發展史上,總計出現過51家票號,其中平遙22家,太谷7家,祁縣12家,太原2家,其餘8家為南方各省商人所開,由此可見“平太祁”票商的勢力之大。極盛之時,山西票號匯兌銀兩總數約在4至5億兩,實際控制了全國金脈。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認為,晚清的金融業由北方的晉商票號與南方的江浙錢莊所分享,其中,票號掌控了國庫和省庫,錢莊則控制了道庫和縣庫。

與政府的“交情”

1839年,雷履泰70歲大壽,眾票商齊聚平遙賀壽,聯合送上一塊金字大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字。當時的票號正處在花開多枝之際,雷履泰去世於十年之後,他沒有看到極盛的景象。

票號最初的功能,是為旅外的晉商解決銀兩搬運的難題,屬於民間金融服務,而它最終能夠控制全國金融業,卻是因為獲得了中央政府的種種特權,而這些特權又成了晉商最終衰落的原因。

第一個特權是獲得京餉及協餉的匯兌權。

京餉是地方上繳中央的財稅,協餉是各省之間的官銀往來,這兩筆金融業務無疑是最大而最為豐厚的,自漢唐以來,官銀押解均由軍人執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軍起事之後,各地商路斷絕,朝廷不得不於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撫選擇票號設法匯兌,這為晉商打開了一道獲得大利的口子,從此,票號進入快速發展期,在後來的十年中,山西票號從14家增加到28家,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轉為大額公款匯兌。這些存放在票號的公款都是不計利息的,因而為票商帶來巨額利潤。

晉商獲得的第二個特權是行業準入資質。

在票號出現的前六十餘年間,設立票號不需向政府申請註冊。1884年(光緒十年),在晉商集團的多方遊說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規定票號在開業前須向當地的道台衙門呈請批准,領取“部貼”(營業執照)。而這一“部貼”必須得到同業者的聯保,由戶部派人調查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以及經營方針。由於此前的票號多由晉商開辦,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進入壁壘,票號產業漸成晉商專利。

這顯然是一項“魔鬼交易”。聰明的晉商通過與政府“結盟”的方式,禁止了其他商幫的進入,同時也將產業的規則裁判權上繳,票號從此披上官商經濟的外袍。

清帝國的最後十年,是山西票號的“黃金時代”。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至山西境內,祁縣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率先得到密報,設法將老佛爺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還獻上了三十萬兩白銀作為孝敬。慈禧大為感動,下令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總號。後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將規定的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交票號匯兌,各省每年把應交賠款解付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滙豐銀行。

喬家大德通票號

公款匯兌業務的開拓以及票號開辦的準入壟斷,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的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日升昌最興盛的時候,各地設31個分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每股可分得年紅利1.7萬兩,按總股本60餘股計算,年盈利超過百萬兩。

因為利潤均來自於官家,所有票號的經營日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擲於公關和鑽營。史料記載,票號“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能益自豐,措置裕如。”另據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中描述,各大票號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長與慶親王最為親密,李家的日升昌與倫貝子、振貝子、粵海關監督以及趙舒翹等走動頻繁,其餘,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拉攏董福祥,如此等等,各顯神通。票號商人對官府的打點可謂無微不至,每到年關,從舊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兩三車的禮物,去打點相關官府的上上下下,從管事到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

與向來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晉商一向以“儉為美”,可是自從票商發達之後,也“由儉入奢”,極盡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師記錄道:“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富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錯,巨鱉鮮魚。”《太谷縣誌》中也記載,“風俗數十年而一變,而其遷移漸染,轉厚而為薄,轉儉而為奢。”

“極炫耀處,即衰落處”,這似乎是萬物輪迴的公理,票商之沒落也因它們的既得利益過大,與政府的“交情”太深。

拒絕轉型的代價

票號極盛之時,正是西方銀行模式引入中國之際。1904年,朝廷籌辦戶部銀行,奉諭主事的戶部尚書鹿傅霖與票商素來親密,盛邀入股。平遙的各票號總號開會商議,集體決定不入股,並禁止山西籍經理參與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讓浙江綢緞莊商人參與籌辦。四年後的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邀票號每號出二人協辦,票商大股東不願與江浙財團“同台分利”,又予拒絕。

此時,在一線經營的北京票號經理們已經察覺到銀行對票號的致命衝擊,他們意識到,“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我幫等隱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此處時局,非立銀行不可。”蔚豐厚京城分號經理李宏齡率先倡議,提出票號聯合組建晉省匯業銀行,駐京的各票號經理在一年內給平遙總號連發了數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蝸居在平遙大院裡的股東們仍然無動於衷,他們指斥李宏齡等人是企圖“自謀發財耳”,如果各地再來信函遊說,總號將不予討論,直接束之高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廟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業務為支柱的票號生意頓時斷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國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產,清查帳簿,其最大的京城分號存款額為80萬兩,放款則只有四五萬兩,與興盛時不可同日而語。就在日升昌破產的8個月後,留美歸國的風華青年陳光甫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民資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票號之衰,其實蘊涵著一個十分簡單而樸素的規律: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如果靠與政府的特權契約來獲取利潤,那將是非常危險而缺乏自主性的,無論多么豐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遠只能是一項“生意”,而不可能成為一個永續的事業。

這個規律,在兩千年至今的中國企業史上屢試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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