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偶標準:五十年變遷及其原因分析

2019-02-17 20:17:37

徐安琪

內容摘要:本文以上海、哈爾濱兩城市3000多個已婚男女的樣本資料證實,健康和老實可靠始終是各年代最重要的擇偶標準,表明人們對婚姻的基本要求仍以穩定、長久為主導。由於非正常年代貶損物質需求、壓抑人性慾望的影響,學歷、職業、收入、住房等社會經濟條件和容貌、身材等生理條件,在以往幾十年的入選率甚低,只是在80年代後才倍受重視。擇偶取向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未支持以往文獻“年長者和職業層次較低者在擇偶時更關注對方的經濟條件”以及“青年人擇偶時的經濟考慮減少但更看重可以轉化為物質的潛能”的假設,對已婚者目前的擇偶標準與當初理想擇偶取向的比較研究也顯示經濟考慮有所強化。作者認為“生存環境越接近現代化,人們越看重浪漫愛情”是超越國界的總趨勢,但這並非意味著擇偶標準的經濟取向與感情取向的相互對立。

UsingthedatafromasurveyconductedinShanghaiandHarbinCities,thepresentarticleemploysregressionmodeltoidentifythemostimportantmate-selectionpreferences.ThefindingsshowthathealthandloyaltyhavebeenthemostsignificantstandardsforyoungChinesetochoosetheirpotentialspousesduringthepastseveraldecades,indicatingthatChinesepeoplestillvaluethestabilityandlong-lastingofmarriage.However,sincelate1980s’,peoplebegantopaymoreattentiontosocioeconomicandphysicalconditions,includingeducationalandoccupationalbackground,incomeandhousingconditions,aswellasoutwardappearance,whichhadbeennotseriouslyconsideredbefore.Theresultsdidnotfindanyevidencetosupportthepreviousstudieswhichhypothesizedthatpeoplewhoareovermarriageableageandhavealoweroccupationalstatusgenerallygavemoreconsiderationtoeconomicfeaturesofthepotentialmatesandthatyoungpeoplepaidmoreattentionnottorecenteconomicstatusbuttothepotentialswhichcouldbetransformedintomaterialgainsinthefuture.Theauthorbelievesthatthemoremodernizationofourlivingenvironment,themoreattentiongiventoromanticlove.Althoughthisisanoculturalboundarytrend,itdoesnotmeanthatthereexistsacontradictionbetweentheeconomicandemotionalconsiderationswhenweareintheprocessofmale-selection.

擇偶標準也就是男女選擇結婚對象的條件或要求。在以往社會,婚姻並非是個人的私事,選擇誰與自己終生相伴,也不完全取決於當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會價值和和風俗習慣的制約。擇偶也因此成為家庭社會學倍受重視的研究課題。

從西方的經典文獻看,被更多地引用和為實證研究所支持的擇偶理論,並非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或溫奇的“需求互補”理論,而是“同類匹配”、“資源交換”和“擇偶梯度”理論。

“同類匹配”即人們總是傾向於選擇與自己的年齡、居住地、教育、種族、宗教、社會階級以及價值觀、角色認同等相近或類似的異性為配偶(馬溫,1918;古德,1964;凱特,1976;萊斯利,1979;詹森等,1984)。“資源交換論”在擇偶領域的解釋是,人們為某一特定的異性所吸引,是由其所能提供的資源決定的,假如某人的某一資源不足,可以更多地提供另一資源作為補償,如在包辦婚姻中,勞動力、彩禮和新娘的價格是最常見的交換,容顏姣好也可以被用來交換諸如社會經濟地位、愛和關心以及自我犧牲等其他資源,黑人男子以其社會地位與白人女子的種族優勢交換(沃勒,1951;奈,1979;戴維斯,1941)。“擇偶梯度”即男性傾向於選擇社會地位相當或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職業階層和薪金收入與自己相當或高於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對的“男高女低”模式。儘管從社會經濟地位看,男性在一般婚姻處於優勢地位,然而,女性的資源還包括膚色、長相、體型、相對年齡以及持家能力等,一些女性以她們的美貌換取男性的家世、成就或向上流動的潛力(萊斯利,1982;泰勒等,1976;小埃爾德,1969)。

從社會變遷的視角考察,不少研究顯示,隨著女性受教育和參加勞動比例的上升,男女教育程度的差異縮小,當事人對配偶的智力和教育要求提高,女性賺錢的經濟能力對男性也日趨重要,男女擇偶標準的差別日趨消失;當事人擇偶時從物質需求的互相補充、支持、輔助為主,轉向以個人吸引力及相互滿意程度為主,而家庭背景、種族、貞節等已不再重要(海曼,1975;奧本海默,1988;梅爾,1991)。有研究證實,人們對物質性標準的重視程度與其社會經濟地位呈負相關,黑人比白人更重視物質性標準,但對精神性標準的重視程度無人種差異(麥爾頓,1976)。也有資料顯示,男性有注重女方的相貌而忽視持家能力如烹調能力的趨向以及女性在擇偶時更挑剔等(霍伊特等,1981;貝瑞斯,1986)。

西方關於擇偶的研究至少已有80年的歷史,眾多文獻揭示了擇偶的社會制度、性別差異及其歷史變遷,並形成了多種理論體系。那么,中國有關的研究進展如何,半個世紀來的擇偶標準變遷有何特點,影響其變遷的主要社會原因何在,本文將對此作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研究回顧

中國自70年代末社會學研究恢復以來,婚姻家庭課題也成為熱門,其中關於擇偶標準的研究雖起步較晚,成果也相對較少,但不時有擇偶方面的調查報告和趨勢推測的文章發表。一些實證報告都在不同程度上驗證了西方學者的“同類匹配”、“資源交換”和“擇偶梯度”理論(儘管其中的大多數研究缺乏理論準備或驗證自覺),即當今社會仍普遍通行門當戶對或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男性更偏愛容貌姣好、溫柔賢惠、善操家務的異性為偶,女性則較關注對方的學歷、職業和才能,“郎才女貌”的傳統擇偶標準仍在現代社會起主導作用(費涓洪等,1995;沈崇麟等,1987;潘允康,1987;劉炳福,1996;徐安琪,1997)。其次,從社會變遷看,顯示相同研究結果的有:青年人在擇偶時較少關注對方的家庭背景而更重視對方的個人質素;文化程度較高者對配偶的教育背景也更看重;青年人、文化或職業層次較高者(包括父親文化或職業層次較高的被訪者)考慮感情因素的機率更高些(李銀河,1989;秦季飛,1995;吳雪瑩等,1997;劉炳福,1996;楊善華,1988)。不同意見主要集中在對經濟條件重視的趨勢推測,如有實證研究表明,生活環境越接近現代化,人們越看重浪漫愛情,年長者和職業層次較低者,在擇偶時更關注對方的經濟收入(李銀河,1989);也有研究證實,隨著年代的推移,要求對方有住房和居住地為城市的比重上升,求實惠的傾向明顯,權衡經濟因素的遞增(吳雪瑩,1992;鄒向華,1990);還有學者指出,從表面上看青年人對配偶經濟收入的考慮減少,但他們更關注的學歷、職業、有事業心和發展前途、學識廣博及其能力等因素,實際上看重的是可以轉化為經濟、物質的潛能(楊善華,1988;田嵐,1993;費涓洪等,1995)。

近20年經驗研究的文獻同時顯示,關於擇偶標準的研究還存在不少缺陷:(1)從研究對象看——對未婚樣本的研究多而對已婚夫婦的研究少,未婚對象也往往以大學生為主體,但大學生群體不僅在文化層次上高於一般群體,而且不少人尚在十八、九歲的年齡段,尚未進入選偶的實際操作階段,況且他們一般又較晚結婚,對未來伴侶的選擇往往過於理想化,因此,其擇偶標準與一般人相比具有特殊性;其次,對徵婚廣告的研究多而對普通擇偶者的研究少,由於徵婚啟事往往因男性多、文化、職業層次高、離婚及喪偶者比例大等而與一般樣本相比存在偏差,加上現實生活中以徵婚廣告為媒介步入婚姻殿堂的比重甚低,如對上海等4地區3200對夫妻的抽樣調查,由婚姻介紹所或徵婚廣告牽線成連理的夫妻不到0.1%(徐安琪,1997),因此,以徵婚啟事為樣本的統計結果也與普通樣本的考察結論具有不相一致的傾向(紀秋發,1995;田嵐,1993;杜承堯,1995;張萍,1989;李銀河,1989;弗蘿拉·博通·白哈等,1992;張廣群,1995;劉光權,1997)。(2)從研究方法看——採用機率抽樣方法對不同年代男女當初擇偶標準的實證研究少,而以方便採樣方法對某單位、某群體未婚青年目前的擇偶條件進行的調查,分析方法也大多停留在簡單描述及雙變數相關分析上,且大多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和研究假設。(3)從擇偶標準的指標體系看——不少研究按照政治教育分析框架,對擇偶標準進行價值判斷和階級劃分,如把門當戶對、郎才女貌歸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擇偶標準,把考慮對方的生理、經濟條件視作“庸俗”、“不道德”、“錯誤”的擇偶觀,甚至與“西方資產階級‘性解放’思潮”和“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潮”相聯繫,有的把注重學歷文憑也歸為“不健康的、消極的、基礎不牢固的”(彭立榮等,1988;陳平,1984;程剛等,1985;鄭芸珍,1986;鄒向華,1990),還有把“品德高尚”、“作風正派”、“刻苦學習”、“意志堅定”等帶有政治印記的擇偶條件列入指標體系(吳瓊,1985;吳本雪,1987;劉炳福,1996)。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思路

本研究首先認為,婚姻是滿足兩性生理、物質和精神多元需求的場所,故擇偶標準具有多重性、綜合性,人們在擇偶時不可能僅關注對方的某一方面的條件,我們也不應對當事人的擇偶取向作價值判斷。尤其是中國式的婚姻既崇尚白頭偕老,又倚重家庭本位、社會本位,選擇配偶歷來不是一個輕鬆的、純屬個人的自由選擇,選偶失慎、夫妻失諧既影響當事人的前程和家庭的聲譽,又被視作社會不安定的因素,這無疑加重了當事人及其家庭的社會責任和心理壓力。由於“門當戶對”和“男高女低”的婚姻配對至今仍為社會通行的主流模式,當事人在擇偶時關注對方的年齡、容貌、文化、職業、家庭背景等個人資源是否與自己相近類似也合情合理,考慮生理、經濟條件與看重對方的人品個性並非矛盾對立,因此,綜合性、多側面是我們設計擇偶標準框架體系所遵循的原則。

其次,擇偶是戀愛的前奏,雙方的感情往往在戀愛互動中日漸滋生、加深,也就是說,愛情是戀愛互動的結果而並非是擇偶的前提條件,故我們不打算把“愛情”變數列入擇偶標準體系。此外,即使在擇偶時重視對方容貌和物質基礎的當事人,也未必與浪漫愛無緣,因此也不宜把關注對方的生理、經濟條件與缺乏浪漫愛或感情基礎相提並論。

再次,擇偶標準是動態變化的,具有可變性。這種動態變化不僅反映在社會歷史的變遷對其的影響上,正如有人把擇偶標準視作時代變幻和社會文化轉型的晴雨表,而且也體現在個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例如在青年時代往往求完美而較為理想化,在擇偶時因機遇或條件限制,未必能遇上理想的意中人,於是往往會調整期望、降低標準而比較務實,在經歷了多年婚姻生活實踐後,可能有新的感悟並對原先的擇偶標準進行反思、修正,變得更切合實際。因此,擇偶標準的研究對象不宜把未婚者和已婚者放在同一抽樣框裡,對已婚男女也不宜籠統地詢問“您認為那些因素在擇偶時較重要”,因為以那種提問的方法所得到的資料難以分清究竟是被訪者當初的擇偶標準,還是經歷多年婚姻實踐後目前的新認識。本研究不僅把已婚男女作為調查對象,而且除了詢問被訪者在當初覓偶時的選擇標準,同時還了解當事人在經歷了這些年婚姻生活實踐後的新認識。

(二)研究方法和假設

我們首先以擇偶年代和教育程度為自變數,分別對30項具體的擇偶標準作相關統計和卡方檢定,藉以對擇偶標準的現狀及變遷特點作出基本描述;其次用回歸分析方法,通過控制其他變數來估計擇偶年代、教育程度、職業等因素對擇偶取向的影響性質和強度。

如前所述,由於婚姻生活的經驗往往引致人們對當初擇偶標準的反思和調整,而經過實踐後的新認識既可反映隨著年代的變遷當事人擇偶標準的新取向,也可更深刻地展現生活的真諦並對後人有警示作用。因此,我們除了詢問被訪者當初在選擇結婚對象時哪些具體條件更重要外,還設計了“經過這些年的婚姻生活實踐,您或許對擇偶條件有新的認識,假如讓您重新選擇的話,您現在會更重視什麼條件”的問題,然後再次建立回歸模型,對影響當事人目前擇偶新取向的主要因素進行測定,以進一步驗證下述理論假設是否成立。

本研究的理論假設為:(1)擇偶標準的政治取向是“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伴生物,而與當事人的教育、職業背景無相關聯繫並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淡化;(2)與擇偶的經濟取向相關聯的最重要因素是性別,而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年輕的比年長者、教育程度高的比教育程度低者、有婚姻經歷的已婚男女(即被訪者目前的認同)比無經歷的擇偶者(即被訪者當初的認同)有更大的機率重視經濟因素而不是相反;(3)擇偶標準的經濟取向和個性人品取向並非對立,一些主要的自變數如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可能同時對經濟和個性人品因素具有同一方向的影響;(4)雙方自己認識的、自身條件較差者以及不看重“門當戶對”的當事人,也較少對未婚對象有苛求。

(三)研究指標和說明

鑒於本研究對擇偶標準多元化、綜合性的認同,我們所設計的擇偶條件指標體系共包括政治、社會條件、生理條件、物質條件、人品個性及雙方的相容互補等5大類共30個具體項目(具體項目詳見表1),均為虛擬變數(即0為否、1為是),要求被訪者按重要程度在每大類中最多選兩個具體項目。

多元回歸模型的影響變數有3方面總計17個項目,其中性別、職業、居住地、結識途徑、是否一見鍾情、擇偶時本人或家庭境遇是否有困擾為虛擬變數, 其他為連續變數(分別為5~7個刻度,凡涉及雙方相對資源的如“擇偶時雙方的自身條件比較”、“擇偶時家庭的經濟、住房條件比較”等,刻度較高表明本人的條件較好)。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未設立年齡指標而以擇偶年代為自變數(該兩項變數的相關係數高達0.9,故只能取其一),這是因為當事人戀愛、結婚的年齡相差較大,而擇偶標準更多地為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及社會風習、價值取向所制約,被烙上時代的印記,尤其在長期被政治化和禁慾主義的婚姻文化所異化的中國,使用年代指標比年齡指標更能準確地反映近50年的社會變遷。至於年代分組只能大致上以政治、經濟特徵分即“文革前”組(1948~1966年),“文革中”組(1967~1976年),“撥亂反正及改革開放初”組(1977~1986年),“經濟體制轉軌期”組(1987~1996年)。

三研究樣本

由於近20年來有關擇偶標準的研究大多以大學生、未婚青年或徵婚者的對象,本研究將以近50年來在不同年代擇偶、戀愛的已婚者為研究樣本。樣本資料來自1996年在上海、哈爾濱對3200名已婚男女的入戶訪問。我們採用多階段分層機率抽樣的方法,在這兩個城市的每個行政區隨機抽取1個街道,在每個街道隨機抽取3個居委會,並在每個居委會按等距原則確定65歲以下的已婚女性及其配偶為調查對象。兩市各調查800對夫妻,其中32名丈夫因外出工作或因生理障礙等無法接受調查、2名拒絕訪問,因此,實際共獲得1600個妻子和1566個丈夫樣本①。

四研究結果

(一)擇偶標準的現狀及變遷概貌

對各項擇偶標準所作的統計顯示,從總體上看研究對象在選擇意中人時最為關注的是健康(60.9%)、老實可靠(53.4%)、性格脾氣相投(47.0%)和溫柔體貼(36.9%)4個項目,但在不同年代擇偶的以及教育程度、性別和居住地不同被訪者的擇偶取向顯示了較大的差異性,我們首先以擇偶年代為自變數對各項具體標準作相關統計並用卡方檢定其差異的顯著性程度(見表1)。

表1不同年代的擇偶標準差異單位:%

選擇項目

擇偶年代

X2檢驗

~66

67~76

77~86

87~

一、政治社會條件

家庭出身、社會關係

本人成份、政治面貌

學歷

職業

籍貫

26.6

30.5

10.6

17.8

4.2

28.8

23.5

11.7

25.8

4.9

12.6

15.5

12.6

28.2

6.7

15.6

13.9

25.3

40.7

4.1

90.53

64.71

75.10

81.41

8.70

***

***

***

***

*

二、生理條件

年齡

健康

身材

容貌

生育能力

血緣關係

20.8

62.6

7.6

13.2

1.6

0.7

21.8

68.0

9.4

22.2

2.6

0

21.5

58.0

13.8

24.0

2.1

1.0

22.0

60.4

17.3

28.8

1.8

2.0

0.27

17.03

32.18

41.67

1.68

17.42

**

***

***

**

三、物質條件

住房

收入

財產、積蓄

贍養負擔

海外關係

16.4

20.1

2.1

5.8

0.7

27.7

27.5

3.6

5.6

0

33.1

27.0

2.6

3.8

0.5

37.2

34.9

5.4

6.2

1.1

67.96

33.28

14.21

7.84

9.68

***

***

**

*

四、人品個性

老實可靠

溫柔體貼

氣質修養好

聰明能幹

豁達、忍讓

事業有成績

開朗、幽默

成熟、有責任心

63.3

32.3

9.5

18.0

3.2

5.3

1.2

5.8

61.4

38.0

10.2

21.8

5.8

7.9

4.0

11.1

53.5

36.4

11.3

25.0

6.1

5.8

4.4

13.1

42.3

39.6

19.0

21.2

9.2

7.9

5.5

18.1

70.13

6.79

35.37

10.90

18.27

6.34

17.19

42.83

***

***

*

***

*

***

五、雙方的相容互補

理想志向

思想觀念

興趣愛好

性格脾氣

生活習慣

15.5

11.3

9.2

39.0

21.9

17.9

13.0

12.1

46.5

29.0

12.2

10.3

17.0

47.3

26.5

12.9

18.1

12.9

51.1

28.3

11.56

14.20

55.72

16.70

7.66

**

**

***

**

P<0.05*,P<0.01**,P<0.001***

表1的相關統計表明,擇偶年代除了對少數項目如年齡、生育能力、海外關係、贍養負擔、溫柔體貼、事業有成和生活習慣等無顯著影響外,與大多數項目有顯著相關,其影響方向和程度呈現如下特徵:(1)政治取向的弱化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裡不再贅述;(2)儘管近十年來青年人在覓偶時對伴侶健康和老實可靠的期待在減少,但仍居第一和第三位,表明人們對婚姻的基本要求仍以穩定、長久為主導,“老實可靠”者不僅具有忠厚、誠實的本色,同時也與專一負責的傳統美德同義,“健康”則是承擔家庭義務和延續後代的起碼條件,也是夫妻長相守的基礎,因此,當事人較注重也是自然的。然而,隨著對其他條件關注的增長,健康、老實可靠與理想志向等價值取向顯然屬於“傳統型”的選擇,對青年人的吸引力正日漸減弱;(3)看重對方的人品個性和雙方的相容互補,始終是絕大多數人選擇終身伴侶的主旨(不關注對方人品個性的僅占6%,而不考慮物質條件的高達50%),儘管在近十年中,青年人仍青睞對方的老實可靠和溫柔體貼(分別占42.3%和39.6%),重視對方性格脾氣相投的比重更高達51.1%,但興趣愛好相近、氣質修養好、開朗幽默等更具現代特質的選項上升趨勢更明顯;(4)教育程度、職業、收入、住房等社會經濟條件和容貌、身材等外表形象無疑是大多數擇偶當事人關注的條件,也是衡量雙方般配與否的主要指標,但在以往的入選率甚低只是在近年來遞增幅度較大,這無疑是非正常年代貶損物質需求、壓抑人性慾望的折射;(5)看重籍貫、生育能力、家庭贍養負擔、財產積蓄、海外關係等條件的機率甚小。對於籍貫,或許是因為這是父輩祖先輩的地域身份,現代人已不那么注重而只求地域差異不成為雙方協調的障礙即可,因此他們選擇生活習慣相容的比重相對較高(1987年後占28.3%);對於生育能力,可能是因為不育者相對較少且在婚前難以測定,此外,人們對家庭生育功能的期望也趨向淡化;對於後三者的經濟考慮較少,或許是因為職業、收入、住房等“硬體”更為重要,況且青年人的財產積蓄大多有限而有海外關係的也是特例,這些指標在以後的研究中可考慮略去。

其次,我們以教育程度為自變數對各項具體標準作相關分析(見表2)。

表2不同教育程度被訪者的擇偶標準差異單位:%

選擇項目

文化程度

X2檢驗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專及以上

一、政治社會條件

家庭出身、社會關係

本人成份、政治面貌

學歷

職業

籍貫

28.5

22.4

2.2

14.5

4.4

16.7

17.4

7.9

25.9

5.7

16.2

18.9

16.9

33.2

5.5

20.0

17.4

40.4

37.1

4.6

20.42

3.62

272.57

55.80

1.20

***

***

***

二、生理條件

年齡

健康

身材

容貌

生育能力

血緣關係

12.7

53.1

7.9

15.4

3.1

0.4

20.0

59.7

11.6

21.7

2.4

0.8

22.9

60.0

13.9

24.2

1.6

1.1

25.8

66.6

17.2

29.0

1.4

1.9

19.29

12.43

15.30

18.79

3.94

4.20

***

***

**

***

三、物質條件

住房

收入

財產、積蓄

贍養負擔

海外關係

18.9

16.7

1.3

5.7

0.9

30.6

27.5

4.1

4.6

0.4

33.1

29.6

3.4

4.6

0.9

29.7

30.4

2.1

6.7

0.2

19.68

18.87

8.25

3.55

3.38

***

***

*

四、人品個性

老實可靠

溫柔體貼

氣質修養好

聰明能幹

豁達、忍讓

事業有成績

開朗、幽默

成熟、有責任心

62.3

25.4

6.1

13.6

3.9

3.9

0.4

4.8

57.5

37.2

9.1

22.1

4.9

5.6

4.6

12.0

51.3

36.5

13.0

24.1

7.9

7.5

4.3

14.6

36.4

40.1

26.5

22.7

8.4

8.4

3.9

15.1

68.38

15.42

87.19

13.28

15.12

8.76

13.44

22.54

***

**

***

**

**

*

**

***

五、雙方相容互補

理想志向

思想觀念

興趣愛好

性格脾氣

生活習慣

7.0

9.2

3.5

35.5

23.2

10.9

8.0

13.0

44.7

29.0

14.9

12.4

20.4

50.0

24.7

22.3

26.2

25.1

48.5

24.4

44.67

89.90

84.14

19.38

8.86

***

***

***

***

*

P<0.05*,P<0.01**,P<0.001***

表2的統計顯示,教育背景對當事人的擇偶取向具有較大的影響,其表現為(1)文化程度高的被訪者對未婚伴侶的要求更高,無論是對容貌、身材、健康等生理條件,學歷、職業、收入等社會經濟條件,還是對人品個性和雙方相容互補的考慮,均多於教育程度較低者,而並未顯示教育程度較高者的擇偶取向忽視社會經濟因素和所謂的更具現代浪漫氣質。對此作出解釋的只能是教育程度高的當事人擇偶更慎重,他們不僅深諳對方的人品個性對夫妻調適的重要性,以及在擇偶時需要對他方全面、綜合的了解,而且由於他們自身條件較好,對婚姻期望較高,故對終身伴侶的要求也相對較高。當然,我們並不排除另一種解釋,即上述研究結果是中國的特殊情況,這或許與年代變遷關係密切,教育程度較高者也受到以往禁慾主義文化的薰染,因此,目前選擇配偶的經濟取向之強化或許是對特殊年代的禁慾主義以及過於“革命化”、“階級化”的戀愛觀的歷史糾正,或稱之為“人性的復歸”,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他們的擇偶取向也將更看重個性氣質或忽略物質因素。

(二)擇偶標準的影響因素探討

為了進一步考察社會變遷對擇偶標準的影響,我們將擇偶取向分政治、經濟和個性氣質3方面建立回歸模型,由於具體的擇偶標準項目較多,我們僅取有代表性的指標進行分類合成,即把凡是選擇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本人成份、政治面貌的相加合成“政治取向”類,凡是考慮住房、收入、財產、積蓄等條件的歸入“經濟取向”類,凡是看重“興趣愛好相容”和“氣質修養好”或“開朗幽默”的組合為“個性氣質取向”類。

對自變數所作的相關統計(Correlations)顯示,“擇偶時的主動方”與“性別”變數的相關係數較高(0.635),由於後者對擇偶標準的影響更大,因此,前者將從模型中被剔除;另外,“擇偶時父母較注重般配”與“擇偶時本人較注重般配”變數的相關係數也較高(0.610),我們把這兩項指標相加除以2合成“擇偶時父母或本人較注重般配”指標,連同其他14項自變數一起納入回歸模型,以估計影響擇偶取向的多元因素。

表3影響擇偶標準的多因素回歸分析

影響變數

標準化回歸係數

政治取向

經濟取向

個性氣質取向

一、人口特徵

擇偶年代:(以1967年以前為參照)

1967~1976年

-.039

.065

**

.006

1977~1986年

-.252

***

.131

***

.075

***

1986年以後

-.232

***

.143

***

.142

***

性別(1為女)

.007

.209

***

-.019

戀愛年齡

-.021

.009

-.011

居住地(1為哈爾濱)

.077

***

.180

***

.081

***

二、個人資源

擇偶時的文化程度

.025

.046

*

.099

***

擇偶時的職業(1為行政、專業、管理人員)

.009

.016

.103

***

擇偶時本人的自身條件較好

.021

-.025

.019

擇偶時本人有較多選擇機會

-.002

.008

-.037

*

擇偶時本人家庭的經濟背景較好

-.006

-.074

***

-.020

擇偶時本人家庭的政治背景較好

-.024

-.004

-.003

三、擇偶方式

結識途徑

-.071

***

-.067

***

.090

***

初次見面時的感覺(1為一見鍾情)

-.038

-.019

-.032

對未婚夫(妻)外貌形象的評價

.009

-.049

**

.041

*

擇偶時本人或家庭生活境遇有困擾(1為有)

-.012

.030

-.020

擇偶時本人或父母較注重雙方的般配

.085

***

.132

***

.066

***

R2

.068

.140

.093

F

13.151***

29.362***

18.561***

P<0.05*,P<0.01**,P<0.001***

上述回歸方程的估算結果基本印證了我們的理論假設:

(1)性別、個人資源和家庭背景與當事人擇偶的政治取向無顯著相關,而對政治取向影響最大的是擇偶年代,隨著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結束,擇偶的政治取向明顯弱化。此外,自己認識的以及不注重門當戶對的擇偶者也較少考慮對方的政治背景。回歸統計還證實,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較好的當事人,在擇偶時對未婚伴侶的政治條件關注較少,這是因為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僅父母或社會關係“複雜”的當事人為了生存或改善自己的境遇,需要尋求政治身份可靠的“無產階級”作庇護,同時,出身、成分好的擇偶者,依然期望政治上的門當戶對而不願冒政治風險,況且按照組織紀律,黨團員、幹部、軍人、機要人員、“培養對象”也不能與出身、成份有“污點”的異性交友結婚,因此,家庭的政治背景對被訪者擇偶的政治取向無顯著影響也與客觀現狀相符。

此外,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一些青年人對已成為歷史的血統論、政治羈絆已十分陌生,甚至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的理解也和以往完全不同,不僅改變了其政治內涵和性質,而且把它當作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經濟指標,即把“家庭出身”理解為對方父母的經濟地位,把“社會關係”視作門路、交際資源,而不再把“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視作對自己的婚姻和前程起消極作用的政治屏障,因此,在解釋政治取向影響因素時需注意到這一變化。人們常把擇偶標準視作社會、文化轉型的晴雨表,青年人對這一概念的誤認,無疑折射出時代的急劇變遷。

(2)對經濟取向最敏感的影響因素是性別,以往的眾多研究都表明女性更關注未婚夫的經濟實力,本研究再次證實了這一結論。至於年長者和教育程度較低者更看重經濟和實際的推論,則未在我們的回歸模型中得到支持而與我們原先的假設相符,因為估算結果顯示,越是新近戀愛結婚者以及文化程度較高者,考慮對方住房、收入的機率也相對較大。但家庭經濟、住房等條件較好的當事人,也較少對伴侶的收入、住房等有要求。此外,結識途徑以及未婚對象的吸引力等因素也對經濟取向起作用,自己認識的以及對方的外貌、風度、氣質綜合形象較好的,另一方也更少地考慮其經濟背景。

(3)年輕的、文化和職業層次較高的被訪者在擇偶時有更大的機率關注對方的具有現代氣質的人品個性,這也與我們最初的假設相吻合。自己結識的當事人如前所述較少考慮對方的政治、經濟背景,那么,他們更看重未婚對象的開朗、幽默、氣質修養佳以及興趣愛好與自己相仿也順理成章。

(4)本人或父母較注重雙方般配的被訪者對結婚對象的政治、經濟和氣質個性條件均要求更高,可見擇偶取向與同類匹配的社會規範及其當事人的般配意識難分難捨。

對被訪者目前擇偶取向新認同的統計結果也進一步證實,隨著年代的推移,人們不僅更關注學歷、職業、健康、事業有成績等隱性的能轉化為物質的潛能,同時依然看重住房、收入、財產、積蓄等顯性的經濟實力,而且增幅甚大(見表4)。

表4被訪者當初擇偶時和目前重新認同的標準差異

選擇項目

當初擇偶時認同(%)

目前認同(%)

趨勢1

顯著性檢驗(Z值)2

(全體)

(1987年後擇偶)

(全體)

(全體)

(全體)

一、政治社會條件

家庭出身、社會關係

本人成份、政治面貌

學歷

職業

籍貫

18.0

18.5

15.3

29.5

5.4

15.6

13.9

25.3

40.7

4.1

12.3

11.1

31.3

45.8

2.7

-

-

+

+

-

6.35

8.33

15.38

13.58

5.47

***

***

***

***

***

二、生理條件

年齡

健康

身材

容貌

生育能力

血緣關係

21.6

60.9

13.1

23.4

2.1

0

22.0

60.4

17.3

28.8

1.8

2.0

16.9

67.1

13.5

21.8

2.8

1.1

-

+

=

=

=

+

4.75

5.17

0.47

1.52

1.79

5.88

***

***

***

三、物質條件

住房

收入

財產、積蓄

贍養負擔

海外關係

30.9

28.1

3.4

5.0

0.6

37.2

34.9

5.4

6.2

1.1

43.3

50.8

13.2

4.0

2.2

+

+

+

=

+

10.33

18.92

14.41

1.92

7.60

***

***

***

***

四、人品個性

老實可靠

溫柔體貼

氣質、修養好

聰明能幹

豁達、忍讓

事業有成績

開朗、幽默

成熟、有責任心

53.4

36.9

12.8

22.5

6.5

6.6

4.1

13.0

42.3

39.6

19.0

21.2

9.2

7.9

5.5

18.1

37.8

41.0

14.2

21.0

8.2

15.5

3.6

15.3

-

+

=

=

=

+

=

+

15.00

3.36

1.65

1.44

2.59

11.41

1.04

2.61

***

**

**

***

**

五、雙方相容互補

理想志向

思想觀念

興趣愛好

性格脾氣

生活習慣

13.8

12.2

16.8

47.0

26.7

12.9

18.1

12.9

51.1

28.3

14.7

13.1

19.9

50.7

28.1

=

=

+

+

=

1.02

1.07

3.20

2.94

1.25

**

**

1“+”為增加,“-”為減少,“=”為無明顯增減;2P<0.05*,P<0.01**,P<0.001***。

上述統計顯示,被訪者目前對經濟條件的重視不僅明顯甚於當初擇偶時,而且甚於在1987~1996年擇偶的年輕人,這或許表明經過多年的婚姻生活實踐,人們對物質生活在夫妻關係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體驗。我們的同一調查結果也證實,被訪者對物質、餘暇生活以及對自己的住房、收入的滿意度,與對感情生活、性生活的評價相比明顯較低,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欲望與目前的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同時也是對以往愛情理想革命化和貶斥物質欲望的意識形態的逆反。

對影響目前擇偶經濟取向的多元回歸統計結果進一步證實,年輕人、文化、職業階層較高者未呈現經濟取向弱化的傾向,卻顯示年輕的、教育程度高的當事人有更大的機率重視經濟因素,儘管其中的年齡變數未達到統計顯著性(見表5)。

表5影響目前擇偶經濟取向的多因素回歸分析

影響變數

經濟取向

Bata

Sig.

一、人口特徵

年齡

-.038

.054

性別(1為女)

.198

.000

***

居住地(1為哈爾濱)

.084

.000

***

二、個人資源

文化程度

.071

.000

***

職業(1為行政、專業、管理人員)

.014

.427

收入

-.031

.130

擇偶時本人家庭的經濟背景較好

-.034

.063

三、般配意識及社會認可

擇偶時本人或父母較注重雙方的般配

-.108

.000

***

擇偶時親戚朋友認為雙方較般配

.001

.975

四、家庭經濟現狀及其滿意度

近10年來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快

-.025

.190

對物質生活滿意

-.051

.015

*

對住房滿意

-.036

.063

五、婚姻關係感受

婚姻生活較浪漫

.029

.166

夫妻感情較深

.014

.483

日常經濟支配不自由

-.044

.018

*

對配偶隱瞞私房錢

.073

.000

***

R2

.086

F

16.649***

P<0.05*,P<0.01**,P<0.001***

上述回歸模型還提供了如下信息:(1)性別仍是決定經濟取向的最重要的因素,女性依然對終身伴侶的社會經濟地位寄予厚望;(2)本人及父母般配意識較強的被訪者更關注對方的經濟條件;(3)夫妻的感情生活(諸如婚姻生活是否浪漫、夫妻感情的深度)對當事人的經濟取向無顯著相關;(4)當事人的收入以及對住房的滿意度與經濟取向無直接相關,但對物質生活不甚滿意的當事人,在日常經濟支配方面感覺不自由或藏有私房錢的被訪者卻有更大的機率認同經濟價值。

五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利用對上海和哈爾濱兩地分層多階段機率抽樣調查所獲得的3166個樣本資料,通過相關分析,發現被訪者在考察意中人時最為關心的是健康、老實可靠、性格脾氣相投和溫柔體貼,而對於教育程度、職業、收入、住房等社會經濟條件和容貌、身材等外表形象等人之常情的指標,在以往幾十年的入選率甚低而只是在近些年才倍受青睞。這主要是因為在80年代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物質利益”和“金錢萬能”曾被視作萬惡之源屢遭批判,加上在計畫經濟年代,從事何種職業由組織統一安排且為終身制,個人無選擇自由,而薪金收入更是平均主義大鍋飯,擇偶者自然很少對未婚夫(妻)的職業、收入提出苛求。此外,由於看重異性的長相、身材也曾被指責為重外表輕內在的低級庸俗的擇偶觀,不少人唯恐被套上“以貌取人”、“動機不純”的帽子而自覺不自覺地壓抑自己的自然天性和正常需求。隨著“政治第一”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時代的結束,金錢、物質重新被認可為婚姻不可缺少的基礎,為異性的美貌、氣質所吸引也不再被指責為“生物型”的擇偶觀,因此,被訪者對學歷、職業、收入、住房、容貌、身材等的重視、關注比重明顯上升也是自然的。

本研究建立的回歸模型,對影響被訪者當初的擇偶取向以及經過婚姻實踐後目前新取向的多元因素進行了測定,估算結果除了證實隨著年代的推移,擇偶的政治取向弱化外,還修正了以往文獻中的“年長者和職業層次較低者在擇偶時更關注對方的經濟條件”及“青年人擇偶時的經濟考慮減少但更看重可以轉化為物質的潛能”的假設,並認為上述假設與中國國情不相符合,因為研究表明,年輕人、文化程度較高者更重視伴侶的經濟社會地位,他們不僅關注對方的學歷、職業、聰明能幹、事業有成等隱性的潛能,而且對住房、收入、財產等顯性的經濟條件也予以厚望。

本研究認為,生存環境越接近現代化,人們越看重浪漫愛情是超越國界的總趨勢,但這並非意味著文化層次較高者更少地關注對方的教育、職業和收入等社會經濟背景,實際上教育素養高者往往更認同般配模式、對意中人的期望更高、擇偶也更慎重,他們不僅關注對方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也更在乎情侶的人品個性和雙方的情投意合。其次,年輕人、教育層次較高者更看重對方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不意味著現代化對浪漫愛具有負面影響,因為考慮對方的經濟條件與關注對方的人品個性並非對立,況且愛情往往是在雙方深交、相互了解後產生的傾慕、依戀的熾熱情感,故一般不是擇偶的前提條件而是雙方互動、交流的結果。兩性在初次見面時“一見鍾情”的僅占少數(在我們的研究中占17%),因此,把擇偶條件定位在“找一個愛我的人”或“我愛的人”往往過於理想化,除非雙方都特有魅力、特吸引人,讓對方“一見”就情有獨鍾,但這種憑直覺並更多地藉助於生理標準(外貌、身材、氣質等)而在“一見”的瞬間所迸發的激情,未必都可靠、穩妥。再次,經過多年的婚姻生活實踐,當事人的經濟取向有所強化,除了有對非正常年代“崇高”、“純潔”的戀愛觀的反思甚至反叛的因素外,或許表明他們對經濟物質基礎在婚姻質量中重要性的新認識。

我們的研究同時證實,影響擇偶取向的因素是多元複雜的,諸如性別、地區、家庭的經濟住房背景、結識途徑、般配意識以及對方的吸引力等都可能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關於性別差異對經濟取向的影響,國外有文獻證實這種差異在縮小,但我們的研究表明尚無趨同傾向,況且,隨著勞動用工制度的市場化,以往用行政手段保障女性婚前的充分就業和婚後連續就業的傾斜政策,已難以在不同經濟成分所有制的企業推行,下崗女性多於男性以及懷孕、生育的女性不再被繼續聘用等現象的蔓延,或許還將強化女性對男性經濟依賴的傳統心理定勢。回歸模型的擬合度不高也表明許多錯綜複雜、難以測量的因素尚未進入分析框架,因此,儘管我們的研究假設獲得基本證實,但是否符合實際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參考文獻略

(作者供稿,已發表在《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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