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為何依然這么火?因為這個時代還有奮鬥者

2019-03-19 03:15:13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

作家路遙

“路遙一生都活在理想里,活在自己設定的一個悲壯的夢裡,而我也用十年時間陪他做了一個夢。”《路遙傳》的作者梁向陽談及路遙不勝唏噓。

平凡的世界為什麼依然這么火?“中國只要有城鄉差異、有社會等級,只要有奮鬥者,路遙的作品就不會過時。他作品中展現了小人物只要有奮鬥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已經也會繼續鼓舞一代又一代人。”

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趙振江 發自北京

50歲的延安大學教授梁向陽(筆名厚夫)這幾天分外忙,隨著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上映,他接受了一撥又一撥記者的採訪,安排慕名而來的人參觀路遙紀念館,讓學生為遠道來的去路遙墓地的人帶路。

梁向陽是小說《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遙的老鄉,兩家都是陝北延川縣人,相距不過15公里。少年時代他就開始讀路遙的文學作品,路遙作品《驚心動魄的一幕》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大獎後,梁向陽更把這位長自己16歲的老鄉視為偶像。由於外公和路遙是忘年交,他拿著發表在《延河》上的小說求教於路遙。此後,他還邀請路遙到學校演講,接觸時間久了,路遙笑稱他們也是忘年交。

在路遙的幫助下,梁向陽畢業後在路遙的母校延安大學中文系任教,教學之餘他開始研究路遙,受學校委託籌建了延安大學路遙紀念館,並集十年之力寫出了《路遙傳》。

1.《平凡的世界》開播為何依然感慨一代人?

現在和90後的女兒看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是梁向陽每天必做的事。此前創作《路遙傳》時,他用手寫的方式向前輩致敬,女兒參與了書稿的電腦錄入工作。他告訴澎湃新聞,女兒此前看過路遙的小說《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看劇的同時,他會向女兒介紹當時的時代背景。在他看來,新拍的電視劇一大缺陷就是劇中的各地方言混雜。“還不如乾脆就用國語得了,搞得不倫不類反倒不好。”對網友吐槽的旁白過多,他倒認為是很有必要的補充,“畢竟電視劇反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快四十年,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能理解。”

梁向陽向澎湃新聞介紹,延安大學路遙紀念館建成以後,作為館長的他,接待過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大學生,90後的孩子並不少。“奮鬥是一個永恆的話題,路遙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傳達出的向上、向善的力量歷久彌新。中國只要有城鄉差異、有社會等級,只要有奮鬥者,路遙的作品就不會過時。他作品中展現了小人物只要有奮鬥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已經也會繼續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梁向陽介紹。

《平凡的世界》就是講農村兄弟孫少安、孫少平兩人的奮鬥,哥哥在土地上奮鬥,弟弟通過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後達到道德完善。人生需要這種東西——堅定地實現自己人生夢想的信念。”梁向陽告訴澎湃新聞。

2.文學界起初為何全盤否定《平凡的世界》?

事實上,儘管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獲得成功,發表該小說的1982年被文學界戲稱為“路遙年”,這部小說也獲得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獎。但此後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的發表、出版並不順利。

《平凡的世界》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萬字”,小說創作花了路遙六年時間。其中,準備工作就進行了三年。他閱讀了一百多部長篇小說,分析作品結構,玩味作家匠心,確立小說大綱;閱讀了大量政治、經濟、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書籍;甚至還翻閱過這十年之間的《人民日報》《參考訊息》《陝西日報》與《延安報》;他也多次重返陝北故鄉,進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對農村、城鎮變革的感性體驗。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寫成後,遭到《當代》雜誌的退稿,當時負責西北五省組稿的年輕編輯周昌義看了30多頁就看不下去了。之後勉強在《花城》雜誌1986年第6期刊發。小說發表後,評論界幾乎是全盤否定。事隔多年,路遙生前好友、詩人聞頻告訴澎湃新聞:“我幫路遙校對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出來後他送了我一本,我連翻都不想翻,後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後大家都說好,我心想再看看,結果還是看不進去。”

文學界幾乎一面倒的否定,有人說,能寫出《人生》的作家這么會寫出這么低劣的小說。面對這些批評,路遙激憤地說:“難道托爾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間就變成這些小子的學生了嗎?”

路遙在寫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時,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已經滾滾而來,各種外來的表現方式如同“走馬燈”一樣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過時論的言論更是甚囂塵上。路遙所堅持的“歷史書記官”式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沒有得到當時文學界的認可,評論界指責路遙的創作方法“過於陳舊”。

路遙逆風而上,仍然堅持自己的創作,相繼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這部小說的第二部沒有在國內任何文學刊物上公開發表過,第三部也只是在更為邊緣的《黃河》雜誌上刊發。即使這樣,路遙在給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確堅持自己的創作觀點:“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並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

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長篇連續廣播”節目中開始長達小半年的播出,小說的廣播聽眾達三億之多,聽眾來信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同類節目之最。這部小說產生如此之大的社會反響後,迫使評論家們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斷,之後路遙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3.如果一直用筆名“纓依紅”,路遙還會紅嗎?

《平凡的世界》發表後,路遙因病逝世,時年42歲。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到底有怎樣的人生軌跡?

路遙本名王衛國,1949年出生於陝北清澗縣,由於家貧,8歲時過繼給延川縣的大伯“頂門”為兒。他在同學和老師的接濟下讀完國中,國中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學校,正當他為從此可以吃上“國庫糧”高興時,“文化大革命”來了。平日就活躍的路遙在“文革”中脫穎而出,作為延川縣代表接受毛主席的親自接見,之後組織“橫空出世誓衛東戰鬥隊”,而後擔任“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軍長。

路遙少年時就顯露出過人的才華,78歲的原延川中學副校長張志忠告訴澎湃新聞,1966年,張志忠看到初三學生的王衛國寫的詩,用毛筆抄寫在板報專欄上。張志忠並沒有教過這個人,他當時覺得,詩寫得太好,不像初三學生寫的,還以為是從哪裡抄來的。幾年後,他在《延安山花》上又看到路遙的作品,張志忠想起板報專欄的那首詩,心想怪不得會那么好。

1968年,青年學生王衛國回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回到農村,此後他開始當民辦老師,與北京來的知青林虹談戀愛。1970年,王衛國把跳脫農門的機會——當工人的指標讓給了戀人。不久,王衛國收到“停職反省、交代文化大革命中問題”的通知。隨後,更大的打擊來了——進工廠不久的林虹給王衛國發來絕交信。

詩人聞頻是路遙一生中交往時間最長的一個朋友,他結識路遙時,正是路遙人生最低谷的時候。從1970年兩人第一次見面,到1992年路遙去世後,聞頻為其操辦後事。兩人一起在延川縣文藝宣傳隊、《延河》編輯部、陝西作協共事多年,無話不談。

兩人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70年春天。

彼時,21歲的路遙已經經歷了諸多人生轉場。而那時,由於出眾的創作才華,聞頻在延川縣已小有名氣,他在延川縣文藝宣傳隊樂隊搞伴奏,兼搞文學創作。一次,聞頻去縣文化館閒串,結識了路遙。

時隔多年,聞頻仍然清晰的記得第一次見到路遙的樣子:

一個小青年,個子不高,大約二十歲左右,裹一件褪盡了色的爛棉襖,腰裡還繫著一條破麻繩,表情木木的。

正是在聞頻的建議下,路遙將表達失戀情緒的筆名“纓依紅”改成了“路遙”。

署名“路遙”的短詩《車過南京橋》在《延川文化》發表後,很快被《延安報》和省群藝館的《民眾藝術》轉載,這是作者“路遙”的處女作。此後,王衛國以“路遙”為名寫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成為陝西作家中的標桿性人物。

4.為什麼路遙“必須在40歲前把要幹的事幹完”?

後來,路遙調到延川縣宣傳隊上班,與聞頻成了同事。聞頻回憶說,當時,路遙的職務是創作員,身份是民工,月薪十八元。

“他21歲到宣傳隊,之前在從政上是失敗的,因為參加文革正在接受清查。但我能感覺到他想走文學的道路,通過奮鬥改變自己的命運。”時隔多年,聞頻告訴澎湃新聞,宣傳隊下鄉演出,路遙總是跟著的,幫助拉幕,敲打擊樂,有時也混在伴唱群中吼兩嗓子。白天,演員排練時,他便躺在山坡上或樹底下看書。

“我們一起在延川縣的山溝里跑來跑出。”聞頻告訴澎湃新聞,當年演出路過路遙家,路遙特意帶著他去家裡看了看。家裡窮得拿不出什麼招待客人的東西,路遙就把他母親種的還沒有熟透的小甜瓜摘下來給大家吃。

1972年,聞頻接到任務,創作國慶獻禮歌劇《第九支隊》,路遙擔任其助手。兩人需要在一個月內把一幕七場歌劇立在舞台上。為了趕時間,兩人經常寫到半夜。“餓得不行,我們就到延川中學敲老師的門要點吃的。或者撐到早上,一大早去縣城小食堂隨便弄點吃的。”聞頻告訴澎湃新聞,他們經常寫到早上五點,興奮得睡不著,“我們就到山坡上轉去了,一直看到太陽出山。天亮了回去弄碗雞蛋湯加個苞谷麵餅子。”

創作中,聞頻和路遙分工,劇本由聞頻執筆,路遙做助手,聞頻寫對話,路遙拉唱段。使聞頻吃驚的是,每當他把對話寫到該唱段時,路遙已經把唱段的唱詞寫好了,而且寫得都合乎要求。創作過程中,路遙的悟性和韌性讓聞頻印象深刻。當時他就覺得“這小子是個人物。”

這種悟性和韌性也體現在路遙其後的創作生涯中。“有時人要對自己殘酷一點。應該認識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一個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將終結。只有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種事業。”路遙在總結《平凡的世界》創作心得時如是表示。

聞頻發現,好像有一匹“時間之狼”一直在路遙的身後追趕他一樣。路遙和他閒聊時,多次重複過這樣一句話:“必須在四十歲以前,把自己要幹的事幹完。”從延川縣宣傳隊一名不文的創作員,到讀延安大學,再到《延河》編輯部,後來到省作協,這樣的話,路遙至少和聞頻說過四五次。

尤其是在《人生》引起轟動之後,路遙的這個意識已非常清楚。儘管他引用了曹雪芹、柳青等人的事例,聞頻仍然不明白,他為什麼把標桿定在四十歲以前。“是先兆?是預感?他說這話時才三十歲出頭,身體也健壯如牛。像他那樣的身體狀況,推論出四十歲以後便精力不濟,是欠邏輯的。”聞頻在路遙去世十五年後,仍然困惑不已。

聞頻仔細回想,發現了一些徵兆。

1989年,聞頻正在辦公室校對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遙從借用的寫字間過來。一進門,便有氣無力地說胸口難受,說著便躺倒在聞頻的小床上,氣色很不好。他還說,感到心臟很疲憊,好像要停止跳動了。

聞頻說,路遙在寫作《平凡的世界》時,把生命的弦,已經拉倒了極限,“不斷進取,永遠向前,是路遙精神的本質。他像個馬拉松運動員一樣,花了六年時間,跑完了《平凡的世界》全程,終點衝刺時幾乎栽倒,本該徹底放鬆,認真恢復一下元氣了,但一味進取的他,只做了幾個深呼吸,便又向《早晨,從中午開始》跑去了。”

5.壓倒路遙42歲人生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

事實上,寫《平凡的世界》時,路遙已經知道自己患了肝病。他也知道這樣的作息並不利於身體康復,但他顧不了那么多了。“我的早晨從來都是從中午開始的,對於我,對於這部書,這似乎是一個象徵,當生命進入正午的時候,工作卻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陽一般充滿青春的朝氣投身於其間。”路遙注重儀式,強調精神的力量。

在聞頻看來,路遙選擇這樣的作息時間和其選擇的創作題材有關係。要寫六卷三部一百萬字的大部頭,人物關係非常複雜,脈絡全要在腦子裡構思,人物都在腦子裡活動,不能被打擾。如果來了電話或者有人找,那種情景和內心的感覺就都找不到了。所以他選擇這樣的時間段來工作。“在寫《平凡的世界》之前,他不是這樣的作息。”聞頻告訴澎湃新聞。

聞頻最後一次和路遙聊天是在1992年7月。那天聞頻下班回家,路遙無精打采地靠在(陝西省)作協院子裡的爛藤椅上。

那天下午,在聞頻家吃了一頓麵條,路遙讓他打個荷包蛋。“糟糕得很,我買的雞蛋不新鮮,包不住,只有蛋黃,不見蛋清。我倆湊合著吃了一頓。”聞頻感慨:“路遙一生基本是混飯吃,這家一頓那家一頓,或者在小飯攤上買點飯吃,他一輩子吃飯真是可憐。”

聞頻最後一次看到病榻上的路遙時,路遙弟弟正在挪動他,“我看他褲襠都是白灰藥。已經到了非常晚期,顧不上說話。”

路遙去世後,聞頻經常想起他,想起他們散步時的閒聊,想起年輕時在延川的山溝里的演出。

“《平凡的世界》也展現了他自己的人生艱苦奮鬥,發奮圖強的人生狀態,但我更喜歡他的《人生》。他還有一個更宏大的構思,比《平凡的世界》更深刻,和我說過,沒來得及寫的這部作品,更能體現他的胸懷和抱負。”聞頻告訴澎湃新聞。

梁向陽則認為,導致路遙英年早逝的主要因素是他的文化性格。

“陝北男人路遙是一個典型的具有理想主義氣質的拚命三郎。他對自己的人生有明確的規劃,他是一個有文化擔當的英雄。”梁向陽告訴澎湃新聞,1987年他就知道自己得病了,所以他想到了曹雪芹,想到自己的精神導師柳青,他有陝北人要做成一件事不計成本的性格。而且,路遙一口氣寫了六卷三部一百萬字的小說,寫完之後沒有得到合理的修養。

他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梁向陽認為,家族遺傳病並不是他早逝的唯一因素,路遙當農民的弟弟就很長壽。婚姻問題是壓倒他人生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心底里並不想離婚,他承受不了婚姻失敗的壓力。

梁向陽認為,路遙在文化性格上更像柳青,大氣甚至霸氣。但是,從極度自卑到極度自強的過程,在他的心理留下了很深的痕跡,童年曾被父親過繼給伯父的經歷,也讓他的內心世界很脆弱。成年後,路遙通過儀式感強化自己的精神力量,在寫作前他會去柳青墓地前參拜,去沙漠裡汲取力量,在臨終前,他還在聽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路遙深邃的歷史理性,迎風而立的人生性格,強大的個人毅力無疑不吸引著我。讀了幾十年他的書,在我寫書的過程才慢慢理解了他。路遙一生都活在理想里,活在自己設定的一個悲壯的夢裡,而我也用十年時間陪他做了一個夢。”梁向陽不勝唏噓。

(部分內容參考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厚夫《路遙傳》,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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