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三次改革: 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

2018-09-11 13:10:49

“只要不違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亞當·斯密《國富論》

關於政府在規劃與調控一國經濟活動時,究竟該選擇市場還是計畫的討論從未停歇,縱使凱恩斯主義是現今世界的主流,但計畫干預論者依然能用各種各樣的事實和案例來證實市場失靈的存在。

那么,回顧中國五千年歷史中三次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我們是否能夠從中找到答案呢?

· 1 ·

鹽鐵之議

漢朝,一個與同時期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及強大的帝國,自楚漢之爭,歷經文景之治,至漢武盛世,漢匈之戰的主動權,逐漸從匈奴轉移到了漢朝的手中,張騫的兩次西域之行,也成功開闢了絲綢之路。

修建外長城之光祿塞、居延塞,收復河套並將河西納入版圖,促使“漠南無王庭”的局面,又先後吞併南越、閩越、夜郎、滇國、衛滿朝鮮等國,遠征大宛降服西域諸國,使中國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強國。漢武帝時期奠定了漢地範圍,也是漢朝走向強盛的重要時期。

然而,世間萬物盛極必衰,縱使國力強大的漢朝先後吞併南越、閩越、夜郎、滇國、衛滿朝鮮等國,更是遠征大宛降服西域諸國,卻終究抵不過連年戰爭和版圖擴大後大興土木的消磨。

雖然漢武帝在位期間,聽信了一位商賈之子的言論,採用了“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和“酒榷”等政策(即是對富人徵收資產稅,對國家經濟命脈行業、利潤最豐厚的行業實行國有壟斷,實行國家干預經濟政策),但是國富不代表民富,漢武帝的這一次操作,也成為了中國歷史進入中央集權時代後的第一次國進民退。

在隨後的數十年間,百姓的生活越來越拮据,“民力屈,財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於是乎,漢武帝的手段開始更加激進將和專政,進一步將鑄幣、鹽鐵收歸中央管理,加強農業生產,實行和糴法,開鑿白渠,並創立均輸、平準政策穩定物價,加強對經濟的控制。

似乎,一切都在維持原樣甚至有所好轉,然而關於國家壟斷鹽鐵酒等商品的壟斷和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政策的爭論聲越來越多,直至漢武帝逝後六年,漢昭帝劉弗陵召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鹽鐵官營問題所引起的有關國家政策的辯論。

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下詔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詢問民間疾苦所在,然而賢良文學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桑弘羊卻反對德治,主張法治。於是,以國家是否應該干預工商業、施行官營壟斷為核心的辯論就此展開:

賢良文學一方表示:

1. 國家辦壟斷了鹽鐵,實際上沒有對經濟做很大貢獻,只是變相的爭奪了人民的利益;

2. 國家督辦的官營機構效率低下,生產的東西,質量差,成本高,而且存在強買強賣的現象;

3. 權力壟斷下的官營機構造成了權貴經濟,國家貧富差距必然拉大,國家階級分化將日益嚴重。

桑弘羊則提出了更加尖銳的三個問題:

1. 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對外戰爭、對外交往的開支從哪裡出?

2. 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國家的財政收入從哪裡得,如何維持政府運轉,如果發生災害,如何救助人民?

3. 如果國家不掌握經濟命脈,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如何穩定社會?

這場辯論的最終結局,是放開了酒業官營,國進民退的現象自始至終也沒有被改變,雙方的擔憂與顧慮也逐漸成為了現實。

不足百年,直至漢元帝劉奭即位,西漢開始正式走向衰敗。

· 2 ·

王安石變法

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即使後者認為宋朝“積貧積弱”,但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

鹹平三年(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

然而,在“鹽鐵之論”的1000年後,同樣的場景出現在了宋代的廟堂之上。

1068年,宋神宗趙頊即位。由於宋代的經濟制度是沿用漢朝的,並且官營商品的範圍在原先的基礎之上有所擴大,直接壟斷了大量的資源、剛需和暴利類商品。當然,一些民生類的商品仍然讓位於市場,使得民間的商業經濟保持活躍。

只是,當國庫里的錢越來越多,宋代政府的毛病也越來越多,同時,民間的怨聲也越來越大,結果,隨著冗官、冗兵和冗費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小戰亂爆發得越來越頻繁,國庫竟然開始入不敷出了。如何擴大財政收入、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如何緩和社會矛盾……都成了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於是,神宗1069年,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放權派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干預派開始了又一次“鹽鐵之論”。

司馬光對此提出:

1. 天下財富是有定量的,如果政府拿多了,人民自然就拿少了,政府集聚天下財富是禍國殃民之舉;

2. 國家節省開銷,減少資費,簡政放權,財政短缺自然可以緩解。

而王安石則認為:

1. 中央應該把經濟權力收起來,積極干預市場,刺激經濟;

2. 在國家幫助百姓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國家再提高賦稅,如何會損害到人民?

最終,想要有所作為的神宗任用王安石進行改革,就此王安石變法拉開大幕,隨後,在王安石的指導下,政府制定了諸如青苗、免役、均輸、市易、農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其中,均輸法和市易法就是政府完成統計採購和銷售,並且參與價格的制定,不同在於,一個是直接壟斷,一個是商品滯銷時購入該商品,商品短缺時出售該商品;而青苗法則是由政府給農民放的低息商業貸,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用於解決農民買種時的資金短缺問題。

在這一系列的舉措之下,國庫確實充裕了,單是熙寧十年(1077年)這一年的稅收便“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超過5千石(之前最多1千多石),足足翻了5倍不止。然而,萬事的初衷與開頭都是好的,但在不斷實施的過程中,一旦沒有把好關,就會越走越偏,王安石變法也逐漸走上了推動國進民退的道路。

隨著均輸法和市易法的推出,應運而生的發運使和市易司為了錢財,處處與民眾爭奪利益,甚至強買強賣(強制低價收購糧食和鹽鐵等,強制高價出售);青苗法則演變成了國家高利貸,利率極高,且強制農民進行貸款;再加上宋代由於國庫充裕,造成官吏貪污腐敗的現象嚴重。

至此,民不聊生。

同時,王安石變法還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被迫辭職。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連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廢除。

然而,由於缺乏更好的對策,王安石變法雖被廢除,但依然在施行和發展,整個南宋王朝就此毀於一旦。

· 3 ·

統制經濟

中國第三次大規模意義上的民退與國進,發生在上個世紀初。

鴉片戰爭、清朝滅亡、軍閥亂戰、殖民、租界……是20世紀國中國的所獨有的狀況。一邊是伴隨著西方工業化浪潮的發展,中國民間經濟的快速發展,1912年~1927年,中國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另一邊是軍閥混戰、北伐戰爭和黨派之間的戰爭接連爆發。

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上梟雄亂世,不僅導致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黨派政府的財政也逐漸虧空嚴重,當真如1949年上映的《三毛流浪記》所演繹的那樣。於是,北伐勝利、東北易幟後的蔣,想通過國家干預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隨後立即頒布了《訓政時期施政宣言》和《建設大綱草案》,並逐漸通過瓦解商會組織、實行銀行國有化、控制證券市場和利用危機收編各大民營企業,蔣重新將掌控國家經濟的大權,握在了自己手中。

效果當然是有的,但由於隨後的日軍侵華和抗戰勝利後接收敵方資產,國民政府的改革被迫中斷,並且由於政府機構的冗雜(不僅有冗官、冗員和冗費現象,還有嚴重的腐敗問題)、資本的插手和工業蕭條,經濟改革的效果,最終還是出現了負面作用:

1.接手的民營企業成了殭屍企業;

2.國營企業官員的辦事效率低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3.隨意發幣、大放水,導致國內通貨膨脹嚴重,貧富差距被拉大。

國民政府也曾想通過嚴查腐敗問題,然而蔣在他的日記寫到“重慶高級機關與主管官之貪污索榨,不道德無廉恥之腐敗情形,聞之色變,不知革命前途究將如何結果,不勝悲痛之至。”

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小島,低效、腐敗、通脹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

· 4 ·

三次國進民退

1776年3月9日,《國富論》作為西方經濟學奠基之作橫空出世,其中,亞當·斯密提出經濟發展應當依靠“看不見的手”,政府只需要當好守夜人的角色。

哈耶克也曾說過,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經濟規律,只有自由市場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識,使社會保持運轉,任何形式的計畫體制、國家干預,都只會帶來匱乏、混亂和奴役。

然而,不管是在教科書上還是在市場上,人們都忽略了自由主義理論的前提:有公正的法律,即政府有效的履行好了守夜人的職責。

因此,國家干預主義成了最佳選擇。回顧中國歷史上的三次改革,也都發現了同樣的事情:

1.都是發展到一定階段,一方面是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不平衡,出現財政虧空;另一方面民間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加大;

2.目的一是希望增加財政收入,填補虧空;二是減少貧富差距,富國穩民;三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中央集權;

3.都經過了應該要市場自由發展,但最終都選擇了國家干預主義,用集權的行政手段來干預經濟市場,實行資源壟斷,強化國營機構權力;

4.短時期內都迅速增加了國庫收入,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但長期則造成權力把握經濟命脈,民間活力喪失,進而再對財政和執政產生負面影響。

每到王朝中期,遭遇財政危機和內部矛盾尖銳的時期,統治者總喜歡推行國營政策,且每次經濟改革的結果都與初衷有所背離。

政府究竟應該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應該相信市場還是相信計畫,這場討論直到今天都沒有結束,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的,計畫干預論者也永遠可以拿出無數的事實和案例證明市場失靈的存在。

但是,雖然計畫干預論者可以舉出無數的事實證明市場失靈,但只是證明了市場失靈的存在,就可以得出結論,說明計畫比市場更有效率了嗎?

所以,目前我們缺失的到底是什麼?

相關文章 更多類似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