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慈禧與清末改革

2019-02-15 11:38:57

1861年是清帝國的命運轉折點。

這年的8月22日,鹹豐皇帝愛新覺羅·奕詝死在了熱河行宮。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局——肅順、載垣、端華等八名顧命大臣,被恭親王奕訢聯手慈安、慈禧兩宮太后,以秘密政變的形式突襲逮捕,肅順被直接處決,載垣、端華賜令自盡,余者或被革職,或被充軍。

前任皇帝及其八人核心班底被連根拔起,帝國的內政與外交,有了改弦更張的空間。

一、鹹豐的外交

鹹豐皇帝奕詝自二十歲登基,即致力於在對外政策上重拾 “以夏制夷”的昔日榮光。

那些在道光時代因主張撫綏議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鹹豐初年紛紛下台。浙江寧紹台道鹹齡,被開缺的罪名是“惟夷首之言是聽”,閩浙總督劉韻珂與福建巡撫徐繼畲,被免職的罪名是“委曲以順夷情”;朝中大佬穆彰阿與耆英被革(降)職時,皇帝甚至親筆撰寫了他們的罪狀,說他們排擠中傷主戰派,“抑民奉夷”。取而代之的政壇紅人,是那些長期被棄用的主戰派,比如曾在台灣與英國人發生過武力衝突的姚瑩。

可惜的是,這種強硬立場,建基於一種盲目的自信,並無真切的實力作為支撐。

1858年,英法聯軍兵臨城下,不得不接受《天津條約》的鹹豐,只能將帝國的榮光寄托在外交禮儀之上。他向前方負責談判的官員下達指示,要求條約中必須規定,西方使節來華,“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家眷”,理由是:若允許西方使節在覲見時以鞠躬代替跪拜,自己必會顏面盡失,清廷“何以為天下共主”?

但清軍畢竟是戰敗了,鹹豐的指示無法得到貫徹。《中英天津條約》第三款里,白紙黑字規定,英國乃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覲見大清皇帝時,必須使用英國使節拜謁其他國家元首的統一禮節。

可用的對策,只剩下迴避與西方國家使節會面。1860年,因換約糾紛,英法聯軍自天津攻入通州。鹹豐對聯軍的八項議和條件全部應允,唯獨對英方提出的國書須“親呈大皇帝御覽”這一條,表示“萬難允許”,責令負責談判的怡親王載垣堅決抵制,還說了重話——若抵制不成,“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唯有與之決戰”。

當然,決戰並不存在。皇帝匆忙逃去熱河,英法聯軍攻入京城,燒掉了圓明園。恭親王奕訢奉命收拾殘局,與列強簽訂新的《北京條約》。洋人退去,英、法兩國也承諾不再堅持讓公使入覲“親遞國書”,但鹹豐對這種承諾並不放心(畢竟外國公使已經正式進駐北京),他堅持留在熱河,不願回返京城,且對恭親王奕訢以平等禮儀與洋人會見一事傷心欲碎:“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1861年,鹹豐驟然死於承德,清帝國緊繃了多年的對外強硬立場,瞬間就鬆弛了下來。

圖:恭親王奕訢

二、肅順的內政

作為奕詝唯一倚重的權臣,肅順不是一個壞人。甚至可以說,在整個鹹豐時代,他是最有政治理想的高層官僚。

肅順是滿人,但他很罕見地願意結交、重用漢人。《奴才小史》里說,肅順當政之時,對待滿員“眥睢暴戾,如奴才若”,對待漢官卻“頗為謙恭”,理由是“咱們旗人渾蛋多”。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這些人在鹹豐時代得到重用,都與肅順有直接關係。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是肅順的建議;左宗棠遭人彈劾,也是肅順維護褒獎;郭嵩燾這類開明漢族知識分子,也是肅順著意結交的對象。

肅順也是鹹豐朝整頓官場腐敗最積極的人。鹹豐八年,他查辦“戊午科場收賄案”,殺了包括大學士柏葰在內五位中央官員,數十名高官與新中舉人被革職或者流放。鹹豐十一年,戶部為逃避肅順對“宇字五號案”的追查,縱火焚燒了戶部檔案,大火持續了六個時辰,相關文檔字據全部付之一炬。戶部被逼到這種程度,可見肅順反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後,該案仍有數十名高官被革職抄家。

除此之外,肅順在政治生涯晚期(亦即被殺前夕),還曾“奏減八旗俸餉”,理由是“滿人糊塗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惟要錢耳”,不足以充當朝廷的統治基礎,還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錢。

凡此種種,都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侵害。所以,處決肅順讓整個官僚集團歡欣鼓舞,囚車經過之處,“其怨家皆駕車載酒”前往圍觀,指使兒童朝囚車扔泥土瓦塊,痛罵“肅順亦有今日乎!”

肅順死了,清帝國官場多年來的戰戰兢兢,也瞬間鬆弛了下來。

三、議政王與太后的撥亂反正

毫無疑問,鹹豐和肅順,是愛清帝國的。

但就維護政權而言,他們那種愛清帝國的方式並不正確。與列強掰手腕爭“大國尊嚴”,與帝國的統治基礎官僚集團、旗人群體為敵,都只會加速清帝國的滅亡。

他們死了。糾正他們生前的內政、外交路線,就成了新任議政王奕訢與新晉太后慈禧的首要之務。

英法聯軍初來時,奕訢也曾是慷慨主戰陣營里的一員。奉命議和之初,他仍幻想著可以整頓清軍固守京城,一度強硬要求聯軍先行退兵,然後再釋放扣押的英、法俘虜。但現實無情,清軍不但一觸即潰,而且“開門納敵”,聯軍幾乎未損一兵一卒就進了北京城。留給奕訢的,只剩下城下之盟。

簽訂《北京條約》時,奕訢的內心是忐忑的,他擔憂“目前所失既多,日後之貽害無已”。但聯軍“以萬餘眾入城,而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竟能依照條約,主動退出京城,又讓他頗有一些意外。在給鹹豐的匯報里,他說這些洋人“漸覺馴順”,“志在通商”,並無奪取清帝國政權的野心,可以用信義來籠絡他們,“馴服其性”。馴順、馴服這些字眼,既是在迎合鹹豐的口味,多少也代表著奕訢內心的真實想法。

真正讓奕訢對近代條約外交產生信任,是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

這年春,普魯士首任駐華公使李福斯乘坐軍艦由天津進入北京,計畫赴總理衙門面見奕訢呈遞國書。在大沽口,李福斯見到三艘丹麥商船,遂直接將其扣押(普魯士與丹麥當時處於戰爭狀態)。剛剛接觸到《萬國公法》的奕訢,以書中所載國際法為依據,譴責李福斯,說他在中國洋面扣留他國船隻,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揚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決,總理衙門將拒絕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只好派人到總理衙門謝罪,承認此事“咎在我國”。

1864年8月,奕訢奏請撥款印刷《萬國公法》。在奏摺里,奕訢特意強調了李福斯事件:“本年布(普魯士)國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麥)國船隻一事,臣等暗采該律例中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

次年2月,300部由總理衙門大臣做序的《萬國公法》,被分發給各省督撫參考備用。清帝國終於開始嘗試走出“華夷秩序”,開始意識到遵守條約、遵守國際法的重要性。

大略同時,清帝國的官僚系統,也接收到了來自慈禧太后的極大善意。

太后不關心科舉考試的公正性如何,也不關心官員們是否貪腐成災,她關心的是官僚系統對最高決策層(也就是她自己)的向心力。她的執政方針是“博寬大之名”。派人擔任科考搜檢工作時,太后的指示是“勤慎當差、莫要多事”——好好乾,別像肅順那樣整出一大堆事情來;見到御史彈劾自己的親信,太后的第一反應是“此無他,不過我所用之人總不好”,要弄死這個對自己沒有向心力的御史,而當獲悉御史此類彈劾不過是官場陋習,只為敲山震虎多收幾份炭敬時,太后的反應就成了“大笑”。

太后很明白,官僚們的日子過舒服了,自己的日子才能舒服。在這一點上,她比自己的丈夫有見識。

四、器械搬運與技術搬運

奕訢與慈禧在1861年啟動的改革,核心內容有三。前文已提到了兩點——尊重條約、承認國際法,融入國際社會;與官僚系統和解。第三點是:將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搬運進來。

這種搬運,並非易事。“阿斯本艦隊事件”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1862年,奕訢曾試圖通過總稅務司李泰國,自英國購回一支現代化的艦隊。但李泰國有著奕訢所不知道的盤算,他拿了清廷的錢,所致力於組建的,卻是一支完全由英國人掌控,只聽命於自己的私人艦隊。1863年1月,李泰國與他所選定的艦隊司令阿斯本(原英國海軍將領),在倫敦簽署了一份包括了13項條款的契約,其中第二款規定:“凡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或內地船雇外國人管理者,或中國調用官民所置各輪船,議定嗣後均歸阿思本一律管轄調度”,意即:阿思本不僅僅是這一支艦隊的司令官,也是中國所有官船(無論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第四、第五條又規定:“凡朝廷一切諭阿思本檔案,均由李泰國轉行諭知,阿思本無不遵辦;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轉諭”。意即:艦隊雖然是中國出錢購買的,名義上屬於清帝國,但艦隊司令阿思本只聽李泰國的指揮;李泰國名義上接受清廷領導,但只要他不爽,就可以拿“阿思本不能照辦”這條理由,拒絕將清廷的旨意傳達給阿思本。

如果李泰國的陰謀得逞,那么他將擁有一支幾乎可以完全控制東亞的可怕的軍事力量,李泰國將成為整個東亞的太上皇。

奕訢察覺到情況不對時,錢已經花了出去,而且超支。總理衙門的官員,無法從李泰國那裡獲知任何詳細報告,無法掌握具體的開銷賬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國把錢花在了哪裡。而李泰國招募的600多名英國官兵已經到位,“契約十三條”也已經簽署完畢。1863年9月,阿思本率艦隊抵達天津,與李泰國一道威脅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實,要么聽任阿思本解散艦隊,清廷的全部投入將血本無歸。

最後,在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的提點和斡鏇下,軍艦被送回英國,由英方負責變價出售,李泰國的總稅務司一職被解除。在這場搬運鬧劇中,清廷支出白銀146.2萬兩,收回56.9萬兩,虧損89.2萬餘兩。

直接搬運器械的損失如此慘重。培養合格的技術搬運人才,很自然地就成了改革的當務之急。

1866年,奕訢上奏請求在他一手創辦的京師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理由是“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為了堵住反對者的口,奕訢還在奏摺里胡說八道,宣稱西學的根在中國,只不過洋人心思縝密,善於運思,所以現在水準才高於中國,但究其本質,西學的源頭仍然是中學。他希望,翰林院裡那些編修、檢討、庶吉士們,也能夠放下成見,加入到天文算學館裡來,將自己培養成合格的技術搬運人才。

但成見是不可能放下的。因為成見背後,關乎到切實的利益——朝廷要培養技術官僚,政治官僚們不可能沒有話說。大學士、帝師倭仁親自披掛上陣,強調立國之道在“在人心不在技藝”,痛罵奕訢的做法是“以夷變夏”,將會招致亡國滅種的結局。倭仁是清帝國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後,還有李鴻藻、翁同龢、徐桐等一長溜政治官僚結成了攻守同盟,在聲勢上,遠非奕訢一人所能抵禦。

不過,倭仁們的聲勢再大,在1866年的“同文館之爭”中也不會有勝算。因為培養技術官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維繫愛新覺羅的天下;政治官僚的利益,必須為愛新覺羅的利益讓道。所以,當紛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後,兩宮太后站了出來力挺奕訢,下旨要求倭仁隨時留心尋訪精於天文算學的國產之人,且命他在總理衙門行走。倭仁高舉反對西學的旗幟,這個職務,對他是一種含蓄的羞辱。

五、雙頭體制與一線二線

靠著兩宮太后的支持,奕訢獲得了1866年“同文館之爭”之爭的勝利。對奕訢而言,這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五年前,他本是議政王,與兩宮太后共同執政,是清帝國雙頭體制的一端,他可以針對倭仁下達命令,而不必求助於兩宮太后。

但雙頭體制是沒辦法在改革中維持太久的,因為所有的改革,本質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頭因為改革而獲益,都會引致另一頭的不滿,進而這種不滿就會變成改革的絆腳石。

自然,當奕訢通過支持曾國藩、李鴻章一干人等,在改革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時,慈禧太后也是不高興的。1865年的4月1日,太后與議政王當面起了衝突。慈禧痛責奕訢重用漢人,“這天下,咱們不要了,送給漢人吧!”奕訢不服,慈禧又發飆,“汝事事與我為難,我革汝職。” 奕訢回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職,不能革皇子”,然後自久跪中擅自站起,慈禧又“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太監們只好把奕訢先弄了出去。

次日,慈禧寫下一份字型幼稚、錯別字連篇的親筆懿旨,責備奕訢自當上議政王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朕沖齡,諸多抉致(制),往往諳始(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括弧內為對慈禧錯別字之更正),宣布要革去奕訢的一切職務。

圖:字型幼稚、錯別字連篇的慈禧親筆懿旨

慈禧與奕訢翻臉的前一年,也就是1864年,湘軍攻陷天京,太平天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個時節拿“重用漢人”跟奕訢算賬,明擺著是要煽動朝中久懷不滿的滿族親貴,打破雙頭體制,將奕訢從攝政王的位置上拉下來。

滿族親貴們確實有很多的不滿。1864年,全國總督缺額10名,旗人只占其2,漢人占了8席;全國巡撫缺額15名,全部被漢人占據。

但奕訢也有他的苦衷。自1850年太平天國起事,為了保住愛新覺羅的皇權,重用漢人為地方督撫,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這一年,全國總督缺額10名,旗人只占4席,漢人占了6席;巡撫缺額15名,旗人只占1席,漢人占了14席。再往後,整個鹹豐時代一直在與太平天國作戰,肅順也就一直在重用漢人。奕訢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因襲故智,慈禧給他扣大帽子,說他重用漢人是要葬送愛新覺羅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慈禧不在意奕訢服與不服,她在意的是可以在1865年將奕訢的議政王頭銜摘掉,從而廢除雙頭體制。完成了這個目標,奕訢之前如何重用漢人督撫,慈禧也繼續如何重用漢人督撫;一如當年奕訢殺掉肅順後,肅順之前如何重用漢人督撫,奕訢也繼續如何重用漢人督撫。事情的關鍵,不在改革措施的對錯,而在改革措施由誰掌控,改革之後由誰獲利。

依靠著與慈安太后、文祥、醇親王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撫之間的親密關係,奕訢得以繼續任職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但他與慈禧之間,在名份上已有了高低。後者在二線垂簾,是最終決策者;他在一線忙碌,是信息處理樞紐,是中轉站,是提議者和執行者。光緒二年,文祥去世;光緒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的支持者日漸凋零,他與慈禧之間的“一、二線關係”,也就愈發明朗了。

一線執行者,天然要做二線決策者的替罪羊,史上所有的“一、二線關係”,都是脆弱的。奕訢與慈禧,也不能例外。光緒十年,也就是1884年,借著中法戰爭失利這一由頭,慈禧對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實施了大換血,恭親王勢力被迫從朝堂全面退出。這就是讓李鴻章“念之心悸”的“甲申易樞事件”。

中法戰爭的失利,奕訢領銜的軍機處,自然是有責任,主要責任在於和戰不定。但這種和戰不定,根源又在於慈禧的立場不明——她一面以諭旨安撫致力於“維持和局”的李鴻章,一面又放縱朝中清流彈劾包括李鴻章在內的“主和派”,軍機處自然是無所適從。

此後,這位1861年改革的啟動者,在自己的恭親王府中,默默度過了漫長的十年,直到1894年被重新啟用為總理衙門大臣。1898年5月,奕訢去世,臨終前對著光緒“張目”說道:

“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信小人也。”

那“廣東舉人”,入朝之前的秘密主張,是“保中國不保大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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