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職官制度看當今的反腐倡廉

2019-03-05 14:30:23

人類自原始社會解體後,就出現了超越社會各階層之上管理“眾人之事”的國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的國體與政體的形式和演變,在政治制度史上是很有代表性的。從周初周天子的分封諸侯,到秦漢皇帝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中國政治制度就是如此循著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合與分的螺鏇形循環演進。它涉及並影響了歷史的運轉和社會發展的凝滯。以帝王為中心構建的封建集權制及其分支制度,是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其中也包括官員的任用體制。下面就漢代主要的兩種選官制度----察舉制和徵辟製作簡要介紹。
一、察舉制察舉也就是選舉,是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漢代察舉的標準,大致不出四條,史稱“四科取士”。四科取士大約起於西漢,下迄東漢未改。不過有時單舉其中的一二科,或全舉四科,均有詔令臨時規定。察舉的標準雖僅有四科,但察舉的具體科目卻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通常指經學)以及明經、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等臨時規定的特殊科目。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實授官職。上述察舉諸科,實際上分為歲舉和特舉,歲舉是常制,特舉由詔令臨時規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的制度。漢代選官以“鄉舉里選”為依據,體現的是尊重鄉里輿論對士人德才評判的權威性。但是,輿論評價一旦與仕途沉浮相聯繫,就容易被某些有權勢、有影響的人物或社會集團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審時度勢,提出了“惟才是舉”的用人原則,這既是對處於亂世求賢的需要,也是對漢代“選舉失實”的刻意糾正。
二、徵辟徵辟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徵聘與公府、州郡辟除兩種方式。皇帝徵聘是採取特徵與聘召的方式,選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學兼優的人士,或備顧問,或委任政事。徵聘之方,由來已久,如秦孝公公開下令求賢即屬徵聘性質。秦始皇時叔孫通以文學征,王次仲以變倉頡舊文為隸書征,亦皆屬徵召性質。到了漢代,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賢詔,也是繼承了這一方式。以後自西漢武帝以至東漢,相沿成例。對於德高望重的老年學者,且特予優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可謂開了漢代安車蒲輪以迎賢士的先例。皇帝徵聘,為漢代最尊榮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雖可督促,如堅不應命,亦不能強制;且於既征之後,地位也不同於一般臣僚,大都待以賓禮。
三、九品中正制在漢末軍閥混戰的衝擊之下,鄉里組織遭到破壞,“鄉舉里選”的傳統做法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三國時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選有聲望的人擔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士人,按其才德聲望評定九個等級,然後根據士人的品級,向吏部舉薦。吏部依據中正的報告,按品級授官。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此後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
四、科舉制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門第高低分配權力,不能滿足數量眾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門第高的士族腐敗,因而加劇了當時的政治腐敗和地方割據分裂的傾向,說明士族制度已經腐朽。同時封建經濟有所發展,尤其是均田制實行後,中小地主勢力增長,非常渴望進入統治階層。隋唐時期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為革新政治、鞏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在選官上實行了科舉制。
隋文帝廢除維護門閥貴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587年)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隋煬帝時始置進士科,因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為“科舉”。王朝開始用公開考試的方法來甄別人才高下,從而量才錄用,這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為以後歷代所沿用。
唐代科舉有常舉和制舉兩類。常舉每年舉行,於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經、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種。學館的生徒可以直接報考,不在學的自行向州、縣報考,合格後再由州縣送中央參加考試,應試者以進士、明經兩科為最多。考試的內容,進士著重於詩賦和時務策,明經則著重於儒家經典的記誦。主持考試的,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員外郎;以後歸禮部掌管,也有臨時由皇帝委派中書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武則天當政時,還親自主持考試。考試及格者稱為“及第”。錄取數進士科約為應試者的1---2%,明經科為1---2/10。因為考生投送履歷表,叫做“投狀”,所以進士第一名稱“狀頭”或“狀元”。
制舉由皇帝臨時立定名目,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辭清麗科、博學通藝科、武足安邊科、軍謀越眾科、才高未達沉跡下僚科等百十餘種。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參加考試。考中以後,原是官吏的立即升遷;原來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給予官職。但制舉出身當時並不被視為正途,而看成是“雜色”。
科舉制度為以後歷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時期,專重“四書”“五經”,以八股文取士,禁錮了士人的思想,極大地束縛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的文化因素。

由上可見,自秦漢大統一政治制度確立以來,中國的官僚制度就向精緻化體制的方向發展。大小官吏是統治的各級支柱,又是吮吸民脂民膏的龐大機器,它治理了社會,又擾亂了社會。中國現代社會的憲政改革,也無不打上了官僚體制的烙印,從而使民族政治的建設一波三折,坎坷不平。

但是,這樣的體制又有另外的毛病:它雖然強化了中央集權,卻嚴重壓抑了地方自制力,只貫徹了上面的旨意,卻並未考慮民權民心和百姓的利益,因此它只會減少瞞上卻無法減少欺下。結果造成了“短期行為”,“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局面。甚至有的為了嘩上取寵,顯示政績以求早日升遷,還會遇災不報,荒歉為豐,苛征錢糧,虐民媚上招致嚴重後果。

根據以上弊端,我國歷史上歷代都想方設法進行克服、抑制,歸納起來,主要從以下一些方面來倡導廉政,反對腐敗,這對於我國現行的體制也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一、強調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施仁政,以民為本。

二、建立督察院等監察機構,以監督百官的某些不法行為、作風。

三、對貪官污吏施以嚴懲,以起到震懾其他官員的作用。

在當今的社會中,腐敗現象已成了一個困擾世界各國的共同問題。江澤民主席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說:反對腐敗是關係到國家和黨的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的確,如果僅從表層看似乎不難找到解決辦法。但要是只想治標不治本,就會發現由此產生的問題比解決的要多得多,往往是打破關係網不但不成,更造成了一部分不安定分子藉機破壞,反腐倡廉的目標實現不了,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使百姓對腐敗勢力更加懼怕,動搖反腐工作的民眾基礎。如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在鄉鎮一級實行迴避,輪換制,結果就出現了短期行為的泛濫,“辦廠不如賣廠”,導致鄉鎮企業轉制中出現了黑箱操作。

一個健全的現代行政體制說白了無非是要實現以下原則:掌權的要從民意,受制約;辦事的要守規矩,熟業務。我國傳統時代的科舉制在考試技術上秒為現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借鑑,但在本質上,科舉時代的行政原則卻與現代行政恰恰相反,前者是造成了吏治惡化之源,而後者卻是立國立黨之本。

現代政治體制中,地方官員一般不搞迴避制,因為他們要為當地選民所熟悉、所信賴,不能沒有本地民望。但如果選民意志不起作用,考試加迴避制就似乎成了次優的了。因為這樣即使不能使地方官員從民意,但至少可以使其守規矩。

而如果在官員的任用上既不選舉,又不考試,連原則也不顧,那就容易造成地方官不從民意,不守規矩,下有損人民,上不利國家。在某一個時期革命時代理想主義價值觀的自律功能掩蓋了這一缺陷,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律功能的淡出,體制缺陷便呈現出來,並愈演愈烈,造成了大家今天所看到的腐敗現象。

對於正常的人事制度,古代就有保舉制度、請託制度、選官制度、迴避,輪換的制度,現在,為了治標又治本,這些做法都可以試一試。但是僅用迴避、輪換這兩種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近代西方社會文官制度的藍本的中國政治職官制,當前正在向更完整,更發達,更嚴密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反對腐敗也尤為重要,因為它關係到國家和黨的生死存亡。我堅信我們的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的,摧不垮的。在未來的時間裡,我國的政治制度還會取古代之精華,棄古代之糟粕,到那時將更加有利於人民,有利於國家政府,神州大地定會一片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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