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晉商:《中國商人謀略坊》之五

2019-02-10 07:39:59

清光緒年間的一個清晨,喬家上上下下忙碌異常,灑掃庭堂,鋪設紅毯,眾人都聽從著在中堂喬致庸之侄、曾任直隸新城縣五品知縣的喬超五的指揮號令。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又是哪位朝廷官員要造訪喬家,要不怎會由熟悉朝廷禮儀的飽學之士喬超五來安排應酬事宜?時至晌午,一隊浩浩蕩蕩的人馬來到喬家堡,喬家人老遠就紛紛跪倒行禮,待轎子抬到喬家大門口,近侍掀簾,下來一位身著便衣行裝,但氣宇軒昂的男子,待人介紹亮財主喬致庸時,來人不等喬致庸行禮開口,便握住喬致庸的手說:“亮大哥,久仰了!”一個“亮大哥”叫得喬致庸瞠目結舌,半晌才說:“不敢不敢!左大人這樣稱呼,折煞小民了。”原來,來人竟是身份顯赫的清廷重臣左宗棠。
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兼新疆督辦時,便與喬家的票號結成了密切關係。他所需軍費,均由喬家的票號存取匯兌。當時,左宗棠平定西北,又設防俄國,耗費巨大。此時大清財政已捉襟見肘,常常供不應求,而軍情似火又不可等待,所以他常從喬家的票號借支透支。清光緒年間,喬家開設的大德通和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地,資本雄厚,買賣興隆,信譽卓著,不僅吸引了大批普通商人,而且吸引了各官府。由於山西商人率先開辦票號,經營匯兌業務,原先上交稅銀和下撥軍費銀、賑災銀等,都由實物解送變為匯票,納入了山西人的票號業務銀。這樣,官府圖個方便,票號圖個匯水,官吏也可得些好處,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各地官府與山西票號便結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
西北安定下來後,清廷調左宗棠回京任軍機大臣。祁縣位於川陝通往京城的官道上,喬家堡離官道也就是15里地,所以左宗棠以朋友身份繞道來喬家堡拜訪喬東家。一是感謝喬家對他經略西北的支持,二是將來還有求於喬家票號。
此時,喬家剛修完院子,正要在大門前做個百壽圖,便請左宗棠賜一副對子,給百壽圖畫龍點睛。左宗棠高高興興即興揮毫:
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額為:履和。
這副對聯至今保存在喬家大院大門前的百壽圖上,讓人想起喬家在一個世紀以前的赫赫威勢。
到過喬家大院的人,還會發現大門上有一副鋥亮的銅板對聯:
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
筆調樸實溫和,遣詞大雅吉祥,文章含蓄深遠。相傳,這副銅板門聯為大清總理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所贈。
喬家自從創辦票號以來,得到了結交官府的許多好處。大德通票號還與曾任山西、四川巡撫的趙爾豐、九門提督馬玉琨、山西巡撫岑春煊、丁寶銓等有密切往來。兩湖總督端方曾在大德恆財東祁縣喬家居住。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豐關係甚密,趙爾豐調遣到哪裡,高就隨往到哪裡。事實上,山西票號為了發展業務,大都與所在省份的督撫交結甚厚。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官,出入衙門,借勢借財,措置裕如。為了保持這種固定關係,總號調任分號經理很注意與官吏的調任相協調,分管經理也很注意與所在地官吏的私人情誼。
合盛元票號漢口經理史錦剛是兩湖總督瑞澂的乾兒子,總督府差役稱史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百川通廣州分莊經理邢象賓是張府常客。袁世凱為了巴結北洋大臣李鴻章,是在三晉源票號經理的精心安排下,在票號賬房得以拜見李鴻章。協成乾駐廣州分號經理無一任不與粵海關監督為磕頭之交,其北京分號經理與戶部尚書往來甚密,所以能長期把持廣東粵海關稅款存儲向京師國庫匯解業務。山西票號正是從與官府的勾結中步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晉商在交結政府官吏方面除了靠錢直接與官吏交易之外,還有兩種頗有獨到之處的手法,一種是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直到走馬上任。對於有希望科中之省試和入都應試者,其沿途川資,可由山西票號匯兌,川資不足,可由票號借款。對於有銜無職的官員,如果有相當希望、靠得住的人,票號也予以墊款,代他運動官職。既放外官,而無旅費赴任者,票號也可先行墊支。
檢閱山西票商的書信,這樣的交易內容隨處可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號蘇州分號致京都分號信稱:
“又復開去王家言老爺三代單一紙,恐前信遲延,耽誤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黃國校、朱錦文二位捐從九品職三代各一紙,查收遞捐”。“今封去周學浩兄,由俊秀捐從九職,黃偉、司靄雲二位由俊秀捐監生履歷各一紙,查收遞捐”。蔚泰厚京都分號復甦州分號信稱:“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遞捐,伊用過咱平足銀一百四十七兩零七分,黃偉、司靄雲二位各用銀一百四十五兩零八分,周學浩、鄭錫周二位各用銀一百一十八兩四錢”。
票號替上述索取功名或官職之人墊付活動銀兩,乃是一种放長錢吊大魚辦法。俗話說,收人錢財,替人消災,何況這樣的長遠投資,誰能不為之效命?以後這些人一旦得志,對於票號所經營業務予以便利與關照是鐵板釘釘的事。
還有一種是代辦捐納和印結。鹹豐時,清政府為籌措經費,大開捐納,按虛實官銜等級定價,輸銀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職可待為游擊,京堂二品,鬻實官並賣虛銜,加花翎而寬封典。票莊乘機居間攬辦,得利優於其他匯款”。已捐虛銜者,為了取得實職,還要靠票號為其打聽訊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運動,打通關節。已放實官者,為了取得高一級的職務,亦請票號幫忙。就以當時清廷派駐庫倫的辦事大臣一職為例,官場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有名的肥缺,其肥碩的程度到了就是皇親國戚要想謀得這一職位也得花20萬兩銀子以上的活動費用。那時庫倫辦事大臣一職為何能夠賣得這樣高的價碼?就因為它肥在了恰克圖關貿,恰克圖事務歸庫倫辦事大臣管轄。而這樣高的價碼,沒有票號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
票號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能夠辦通捐納。票號平時自親兵至郎中,分別等級行賄,逢年過節必贈款送禮,臘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拉包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贈送。對王公大臣,均在“相公”處殷勤接待。所謂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緻、雅靜,招待周到之處。因為王公大臣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所,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當由票號打通關節取得實職後,這些人自然感激票號,於是個人存款,賄賂橫財盡存票號,公款業務也照顧票號。票號對這些人的存款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處分,票號均予保護,或轉匯原籍支取。這樣,官僚在票號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祿,票號則在官僚的庇護下得到存款匯兌公私款項便利,擴大營運資本,並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護。
這兩種手法,對山西商人來說可謂是一石二鳥,既承做了買官鬻爵的業務,又做了囤積奇貨達到利用官吏目的的生意。

協同慶是平遙縣十大票號之一。總號掌柜劉雪齋派張治達到北京協理協同慶北京分莊的一切事宜。張治達在京善於酬酢,結識滿漢大員很多。放長線,釣大魚,居奇貨是他的拿手絕活。一次見有旗人穆氏面有憂色,從二人閒談中得知穆要活動福建省將軍一職,短缺活動銀六萬兩,張滿口答應穆氏由協同慶借支。穆氏非常高興。時間不長,穆氏果然被任命為福建將軍。穆到任後即向當地官員宣稱:“平遙協同慶資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後公私款項盡存該號”。穆又提出要撥50萬銀兩交張治達,請他獨立辦票號。張氏不願背離協同慶,便勸穆氏把50萬兩白銀浮存協同慶。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協同慶。協同慶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效果。
張之洞,晚清重臣,學界巨擘,洋務運動的最後一個代表,他能做到封疆大吏,相傳也曾成為協同慶票號下注的奇貨。
張之洞因母喪守制三年後,進京朝見皇帝,想謀取更高職位,但必須送禮打通軍機大臣和掌握實權的宦官等關節才行。張為了借打點錢,到京後的第二天,便坐轎拜訪日升昌票號。寒暄後即開口借銀十萬兩。日升昌掌柜想:不借給吧,張是官場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萬一他日後真謀得大官,豈不是趕走了財神爺?借給吧,如果他謀不得大官,如何還得起這筆錢?因此說話吞吞吐吐,沒爽利答覆。張看到這種情況便告辭而去。日升昌鄰近還有幾家票號,張為了顏面,沒有進去,卻繞到另一個胡同,到了協同慶票號。
協同慶掌柜很機靈,張拜訪日升昌時,已暗中派人探聽訊息,得知日升昌沒有借給張,即想出了巧妙的辦法。張之洞來到協同慶,這位掌柜親自出迎,十分恭敬,滿口應許,並說:“10萬兩銀子算什麼,但大人不會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銀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掌柜這樣說,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宮廷有耳目,如果張花上三五萬,皇帝確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萬再多也借給;如果花上三五萬,宮裡沒有什麼好訊息,或者皇帝流露不願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繼續借與張了。張聞言,很滿意,立了一個取銀摺子走了。銀子還沒有借到三萬兩,張就被任命為兩廣總督了。訊息傳出後,各票號都到張的任所賀喜。協同慶掌柜搶先趕到,似開玩笑地說:“當日大人到京時,日升昌看大人連十萬銀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號則由大人隨便取用。那時是大人用小號之處,現在大人高升了,小號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張之洞不談報答,反問:“你們兩廣有莊沒有?”協同慶掌柜答道:“沒有”。張即囑咐道:“你們派兩人隨我到廣東,今後兩廣的財糧國稅,完全由你一家經手解交。”這時,各票號賀喜的都到了,張均擋駕不見。據說,協同慶就因結交了張之洞,三四年間就賺到了百十萬兩銀子。

沒有票號的幫助,官吏的許多欲為之事是難以成功的。他們要想升官發財、存儲髒款,必須有票號予以運籌。同治年間,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陝甘總兵,後升提督,軍餉調撥頻繁需要有人經辦,遂通過朋友與蔚豐厚票號商議,由蔚豐厚派人在迪化設立分號,經匯存董福祥軍隊軍餉,蔚豐厚票號積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達十幾萬兩。安徽蕪湖道童某卸任返鄉時,將在任所搜刮的髒款十萬兩,交蔚豐厚票號匯回原籍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取完,不計利息。
有名的光緒八年(1882)“戶部雲南貪污案”,也是由票號參與進行的。在捐職監生、天順祥票號經理王敬臣和捐職布政使理問、平遙乾盛亨票號經理閻時燦的積極幫助下,雲南省糧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過辦理雲南報銷,由昆明匯京白銀185000兩,以八萬兩賄賂戶部、工部官吏16人,打通關節,崔、潘二人除在京購買奇珍異寶及揮霍浪費之外,還有部分銀兩又匯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將貪污受賄所得贓款存儲票號,各地皆然。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蔚豐厚、協同慶票號成都分號收存了四川官員徐春榮、錢玉興納賄之款。徐、錢二人由於有人上奏而遭到查處。經調查二票號底簿及票號管事人,徐春榮自1890~1893年,先後存過銀一萬兩,匯過上海及轉浙江銀共47000餘兩。錢玉興先後存過銀11000兩,匯過安慶等處銀7300餘兩。1916年蔚豐厚票號改組蔚豐商業銀行時,袁世凱就以其弟袁世輔的名義在該銀行投資入股100萬兩白銀。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開場合,卻把自己打扮成兩袖清風、廉潔奉公的“清官”。袁世凱還藉此“整”了一夥“貪官”。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后從西安“迴鑾”北京。當時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飭令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籌款維持。袁世凱欲使所屬各官僚捐獻巨資,於是在署設盛宴邀飲各官員。席間說出意圖,不想這些官員聞聽爭相訴苦,說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個個婉言謝絕。袁世凱大為不快,他考慮半天,想出一計。
一天,袁世凱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長厚票號掌柜甲某,聲稱現有大宗公款要存儲。掌柜詢以需息金多少,來人說三分。掌柜說:“敝號存款,利息最多不過八厘,若要三分,實在不敢負擔。”來人又說:“這是官款,不可以他項論。”掌柜說:“敝號慣與官場往來,……”接著舉出某藩司30萬,某阜司20萬,某道員、某總辦、某統領各有所儲,先後不下百餘萬,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無有出一分以外者。來人說:“我不相信。”掌柜說:“如疑吾言有偽,取簿呈核如何?”來人點頭,甲某即取來賬簿正欲展閱,忽聞報告有客謁見。此人乘機對掌柜說:“我把此簿冊帶回讓袁總督檢閱後,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虛,我也好交差。”
數日後,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總督尚未過目,隔日再來。”這樣往返數次,還沒取上,其時已屆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慣例,每屆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轅賀喜。一日,袁見賬簿上列名者已齊於署,於是同時傳見,並留他們飲宴,席間又提及籌款事宜,這些官員還是訴說窘狀,以實在拿不出錢相應。袁世凱當即變臉說:“我已知諸等各有巨資儲蓄晉商蔚長厚票號,為什麼還要哭窮呢?”袁世凱遂即從袖中取出簿冊示以眾人。這些官員哪敢承認。袁世凱說:“我想你們決不會有這樣的造孽錢,定是奸商假託公等名義。”於是馬上打電話召票號掌柜到署,厲聲叱道:“剛才我已遍詢各大人,都說並無巨款存你號之中,你為什麼要假用其名呢?這種事情必須嚴厲懲處。”掌柜俯首無言可答。袁又說,既為人假冒,此款理應入官。於是不容置辯,派員隨掌柜去,按賬簿所載存款人存儲數額,盡數提取,共約105萬兩。明知這是袁世凱的圈套,但這些官員只好啞巴吃黃連。
當然這只是個特例。一般來說,票號對於官吏個人的私款,受賄的橫財是嚴守秘密的,賬簿根本不示於人,一旦遇到查抄處分,票號絕不實告,或轉匯原籍支取。至於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則存戶部,在省則存藩庫。但官吏多將其公款存蓄票號,好做私下的人情。這樣,官僚在票號的支持下,既獲得了高官厚祿,又有了藏富的保險柜;而票號則不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項的存放,擴大了其營運資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護。二者互為利用,朋比為奸。

晉商一向以誠信著稱,然而票號與官府關係陷之太深,因此亦有因“福”得禍之時。官吏貪贓被揭發,則票號隨之一損俱損。在山西票號史上還發生過一起私分官家賑款的醜事。
1877年(清光緒三年),山西大旱。五年,兩湖辦理晉省賑災捐款,由三晉源票號匯至太原巨興源票號白銀一萬兩。當時各省捐款統由清源局專差,故先將匯票寄到藩司葆亭手中,等到期再轉交票號,持匯票赴庫繳款。葆亭令其門丁楊清如將匯票交巨興源票號夥友車躍籠帶回,巨興源就將款暫存號內,觀望時局,待催問即還司庫,不問則聊作號內資金周轉。然而不久,葆亭被罷了官職,相關人員也多更換。巨興源認為無從查考,掌柜王鑑即起隱昧之意,遂與執事賈世源、夥友車躍籠商議,三人便將此款私分了。不想後來山西巡撫張之洞派員清理庫款,發現來文與庫簿不符,短收第27批銀一萬兩。當即嚴飭司道局員調齊檔案,詳細查考,並提經手此批匯兌之巨興源票號執事賈世源、車躍籠(此時王鑑已病故)一併發交太原府,下令該司道督一起查究。堂上對證,人證物證俱在,賈、車供認不諱,情願全數繳回。因退款及時,認罪態度較好,從輕處罰:賈世源除革去從九品職銜外,與車躍籠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即算了結。
但沒想到這時監察御史章耀廷提出了異議。他上了一本奏章,說:“往年晉省奇荒,赤地千里,朝廷施仁發帑,各直省官紳無不力籌援解;下至黎民百姓,也省吃儉用,湊合成資,源源接濟。但是災區較廣,還是餓死了很多人,至今元氣未復。構想一下,如果拿出這萬金之數,該又能救活多少人命呢?巨興源票號平時操奇居贏,利權在握,起居服用,貴似王公,當此家鄉災荒,不僅沒有發慈悲之心解救桑梓危難,而且竟敢貪污分贓鄰省協濟賑款,至一萬兩之多。這樣的罪行不是判三年徒刑可以了結的,現在山東諸省又發生了大水災,哀鴻遍野,其災情比往年山西更嚴重。若非將此案嚴加懲辦,會有很多人效尤,老百姓的死活誰還在乎呢?因此應當嚴懲。”
這位章御史還在奏章中出了個主意說:“此輩市井居心,視銀錢為性命,以其人之道治之,才能使其悚畏。擬請旨飭下該撫,嚴提巨興源票號,正身免其杖徒,著照前所隱匿之數,勒限十倍罰鍰,即以撥充山東賑款,俟如數繳清,方準省釋。”清廷採納了章耀廷的奏章,賈、車等人一萬兩未得,倒賠了十萬兩,從此該號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馬關條約》、庚子賠款,給清政府帶來了財政的極度困難,卻給票號帶來了業務的畸形繁榮。山西票號積極通過資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財政危機,自身在社會上的地位由紅髮紫,利潤也高得驚人。以大德通票號為例,1888年每股分紅850兩,而1900年則為4024兩,擴大4.7倍,到1908年每股分紅1700兩,是甲午戰爭前的20倍。
通過支持清政府的財政獲得高額利潤是晉商的拿手好戲。早在清初,山西商人就開始以捐輸的名義換取政府的支持。清政府捐輸的名堂很多,數量也很大,因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國捐輸最多的一個省。如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伊犁屯田,山西鹽商等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輸運本銀110萬兩;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後藏用兵,山西鹽商等捐輸銀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山西鹽商等捐輸銀100萬兩;1800年(清嘉慶五年)山西捐輸銀一百四五十萬兩。《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時“晉省攤捐款項繁多,……統計每年攤捐銀八萬二千多兩”。鹹豐初,管理戶部事務山西人祁雋藻上奏稱:“自鹹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總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山西商民捐銀占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捐輸之首。1864年(清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籌餉銀,解運難,山陝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兌充大量軍餉。清人徐繼畲說:“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數逾千萬”。
給政府墊借款是晉商緩解當局財政困難的又一方面。大體上從同治開始,各省及稅關應解京協餉,往往因款項不備,常由山西票號借支墊匯。如粵海關1864年、1865年(清同治三年、四年)上解京餉不備,在這兩年中,分別由山西票號墊借總額的18%和27%。1866年,廣東省財政拮据,由山西票號借墊匯解京餉15萬兩,占該省應匯解京餉的21%。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清戶部因財政拮据,分別向京都、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
庚子事變,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間,開支費用一時無有著落,相當困難,又由山西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幫助清廷渡過了難關。在此期間,慈禧太后住大德通票號,隨駕大臣董福祥則住在協同慶票號,其他人員亦都由票號安置下榻。同時,光緒皇帝傳旨,令各省解京餉款,改電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
1901年9月,李鴻章全權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賣國投降的《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給各國戰爭賠款白銀45000萬兩,年息四厘,分39年還清,本息總計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騰挪出一部分款項外,其餘則全部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西方列強。龐大的賠款匯解、墊借匯兌,為票號增加了新的業務。同時也把票號與清政府的關係推向了一個更加密切的階段。
票號在辦理如此龐大的公款匯兌中,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利用收匯交匯的時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項。據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機構存款看,僅存大德通、大德恆、義善源、存義公幾家票號的款項即達2064596兩,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國家銀行——大清銀行的為61%,外國銀行8%。票號並且吸收生息銀兩,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號就有53萬餘兩。由於票號有如此巨大的存款,不僅可以承辦巨額匯兌和墊匯,同時又對政府放款。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究竟在票號借款若干,無法稽考。但有一件事很說明問題。1911年10月,度支部大臣紹英向內閣大臣袁世凱請示,準備向京師各山西票莊再借銀500萬兩時,山西各票號都擔心“前欠各號之款已逾七百餘萬,歸還尚無著落”,而不敢應允。1914年陰曆九月初一,日升昌京都分號代理經理侯垣攜夥友及賬簿逃回山西,隨之其他地方分號的人員亦聞風惶恐接踵逃避。甚至並無虧本、尚有盈餘的上海分號和杭州分號也關閉停業。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號,就這樣一夜之間如大廈傾倒,一發不可收拾。
《大公報》曾載文分析其倒閉原因說:其一,日升昌營業的中心點,在南不在北,南省碼頭最多,兩次革命均受很大影響。其二,日升昌的款項,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後各省紙幣充斥,現金缺乏,由南省調回現金,往返折扣,每萬兩虧至35兩及五六十兩。虧耗之數令人驚異。其三,日升昌當革命時,欠外數目約500萬,欠內之數七八百萬,出入相抵,有盈無絀,然欠內之數目,成本已付諸東流,根本不用說利息。欠外之款項,該號為支持門面,維持信用起見,三年之中始終未停利,這又是一項大的虧耗。以上三項,是為遠因。所以關閉如此迅速的原因,還有種種近因。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廣西的官款。廣西官府催迫甚急,動輒率兵威脅,計一年之中提取十餘萬兩,猶日日前往催取。
事實上,無論近因遠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票號與清政府的關係為魚水關係,水涸魚豈能存?晉商因之而盛,亦因之而衰。
晉商同清政府的關係密切在清廷崛起之時,為滿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正是這種關係,為其日後的衰敗埋下了伏筆。山西票號在19世紀50年代的迅速發展固然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然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得官所助。山西票號在創設的最初30年,只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日新中、廣泰興、合盛元、志成信等十家。而從1851年開始到1864年的14年中,又有協和信、協同慶、百川通、大德興、元豐玖、協成乾、乾盛亨、謙吉升、蔚長厚、其德昌、三晉源、存義公、巨興源、大德玉、祥和貞、義盛長等十幾家票號的建立,它們的營業利潤是極其優厚的。如蔚盛長在1856年到1858年三年中,資本雖然只有3萬兩,而盈利卻有82499.13兩,每年盈利為資本額的91.66%。各家票號資本大多十數余萬兩,但匯兌額動輒數百萬兩,如此巨大的周轉資本,主要是靠吸收存款。票號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機構之公款及貴族顯宦之積蓄為多數,公款如稅款、軍餉、邊遠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場之積蓄、紳富之儲蓄等,無一不存在票莊之內。所以祁縣老商人楊某說:“如其說票號的股東是山西富商大賈,還不如說是清政府及其顯宦要員更確切些。”
晉商票號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師吸收王公貴族儲蓄和政府公款存儲,而在南方貸出流動。票莊放出的資金,因為革命的影響,絲毫不能流動,其餘僥倖將貸款母銀歸還者,便稱上乘,至於利息的支付,絕對難以得到。特別是清政府欠票號的銀兩,“屢懇無效”。京中王公大臣的借款,因清廷覆滅亦難清理。
辛亥革命中,日升昌遭到致命打擊。在變亂中,四川、陝西各分莊丟失銀30餘萬兩,由於清皇室貴族官吏垮台,放款收不回來,總數達300萬兩。在金融界活躍90餘年的日升昌票號倒閉,“於全國金融影響甚大”,標誌著晉商淡出歷史的舞台。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