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晚年恐懼”

2019-03-09 03:52:23


朱大可

“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的方案,剝奪了辛勤勞作的中國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權利,引發全國輿論譁然;清華女教授“15年義工論”,企圖置數千萬中老年人於無法領取養老金的“財務真空”,再度激起廣泛民怨;而國務院出台的“以房養老”意見,因面臨“七十年產權”等難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觸發強烈反彈,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覆解釋,以平息公眾的怒氣。但此類“養老金論戰”,顯然還將長期蔓延下去,持續折射著中國人對自身命運的嚴重焦慮。

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全,而跟經濟總量的飆升形成諷刺性對比,國家公積金管理不善,卻拒絕民眾自主選擇優質基金管理機構,政府挪用和管理不善,其後果卻要由民眾買單,這似乎正在成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為政府解脫困厄,而是腐蝕“中國夢”的核心,令其淪為一個難以企及的幻影。

民族焦慮和社會恐懼,是21世紀中國的最大心理危機。中國人的晚年恐懼正在不斷加劇,究其原委,就是對朝令夕改的政策的高度疑慮,它折射出日益嚴重的政府信用危機。有網民為三十年來的政府口號,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從“計畫生育好,國家來養老”(30年前),到“計畫生育好,政府幫養老”(20年前),再到“養老不能靠政府”(10年前),最後淪為“65歲再退休再說”(當下),政治承諾的戲劇性演變,向我們驗證了行政誠信體系的凋謝。

醫保和養老制度跟民眾日常生活,正在面臨兩大嚴重錯位:重病高發和低額醫保,跟高價醫療之間,出現了嚴重失調;通脹撬動的高昂消費指數,跟低微退休金之間,出現了嚴重失調。這兩種失調,是導致中國人晚年恐懼的根源。

鑒於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執行,中國正在迅速成為老齡化社會,老人將成為人口構成的主體,而他們的權利和訴求,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傾聽與尊重。中國目前有2億老人(60歲以上),其中至少1億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國城市老人的貧困率約為23%,農村則高達近30%。他們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處於不斷動搖和消解的危機狀態。在今天,如果你沒有積蓄足夠的錢,或者有孝順的兒女作為依託,又有哪個養老院和保姆願意來背這沉重的包袱?

然而,恐懼不是中國老年人獨占的心理感受。每個年齡段的中國人,都要面對自身獨特的恐懼主題。這些截然不同的高低聲部,匯聚成恐懼大合唱的涌流。人們行走在自己的家園,猶如行走在深淵邊緣和薄冰之上。1987年,一幀《我要讀書》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發了人們對鄉村兒童生存狀態的強烈關注,從那雙好奇的眼睛裡,流露了難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恐懼。而現在,這種表情已經從兒童轉向老人,進而向各年齡層廣泛擴散。

幼年恐懼,則導源應試教育體制的嚴重畸形。在貧困鄉村,人們驚恐的是教育缺失,而在發達的城市,人們擔憂的卻是教育過度膨脹、過度依賴標準答案,過度強調知識量和解題的順從性,完全無視想像力、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無視正確的公共交往和表達方式、無視以普遍價值為基準的人類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謝”和“精神早衰”。有錢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國外作“教育避難”,而普羅大眾卻只能被迫跟這種體制長期周鏇,最終淪為它的痛苦祭品。

青年恐懼,則多緣於天文數字的新生活預算。大多數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尤其是在非出生地謀職之後,被迫要面對結婚、購房和生育的沉重經濟壓力,而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北京這樣的城市,出現了數十萬大齡未婚群體,因為終止婚姻計畫,是卸下生存重負的唯一方式。

中年恐懼,是關於迅速增長的癌症發病率的驚駭,儘管衛生部矢口否認,但許多網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個人生活圈裡,腫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多。這癌症景觀是令人驚駭的,它不僅製造死亡,而且描繪著整個民族的悲劇性面容。

本文所陳列的景象,只是所有現實恐懼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政府丟失誠信度,而公民沒有安全感,這是國家總危機的危險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人化時代,養老金一旦處置不當,可能會成為壓垮改革駱駝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決策者須以更高的智慧來解決這一難題,而非放任它對國家誠信的侵蝕。所幸的是,恐懼感只是一種心理警報,坐擁11萬億年度財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備足夠的社會保障能力,而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放棄以延遲退休和提高繳納養老金額度來轉嫁危機的策略,履行“社會主義”的政治承諾,建立完善健康的社會福利體系,以修復政府誠信體系,讓恐懼從民眾的眼神里徹底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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