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個日本人闖進海里

2018-10-05 14:18:49

1972年10月28日上午10時,一架日本航空DC-8F型大型噴氣式飛機,從東京羽田國際機場秘密起飛。

之所以說是秘密,因為這架飛機上沒有旅客,只有一堆根據日本檢疫法禁止出境的東西:竹子、蘋果、柿子。

當天晚上,這架飛機就飛回了東京,帶著一對來自中國的大熊貓,“蘭蘭”和“康康”。

由於兩國在這一年恢復了邦交,周恩來決定送給日本一對熊貓。它們捨不得離開家鄉,很焦慮,在飛機上就把日本的柿子都吃光了。

整個日本為之瘋狂。

開展當天,上野動物園門口的遊客隊伍長達2公里。日本各地不少旅行社打出“到東京看熊貓”的口號組織旅遊團,大發橫財。

可憐那些千里迢迢趕來的日本人,懷裡抱著熊貓玩具,手裡舉著畫有熊貓的橫幅、牌子,好不容易排到熊貓的籠子邊上想好好看兩眼,卻被工作人員不停地推著走,還不時猛喊:

請不要在籠前停留!後面還有很多遊客在等待!

日本媒體算出,當天平均一名遊客要排隊2個小時,只能看30秒鐘。這比例,還不如現在的迪士尼。

然而,十年之後,結果卻出人意料。

01

十年之後的1983年,日本NHK電視台在青少年中進行了一項調查:日本青年最喜歡的國家有哪些?

調查結果前十名是:

義大利、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德國、瑞士、荷蘭、加拿大。

沒有中國。

在日本年輕一代的印象里,中國是一個沒有自由,不講人性,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國家。

這一令人尷尬的訊息,由幾位對華友好的日本人在北京直接講給了鄧小平。

很明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交往,尤其是年輕人之間的交往,太少了。

於是,在當年12月,一位姓胡的中國老人訪問日本時,在歡迎儀式上就迫不及待地向日本青年講話。發出了邀請:

為了加強兩國青年之間的了解,增進友誼,我邀請貴國派3000位青年朋友在明年9月、10月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我國承擔全部費用。

這句話剛說完,在場的日本人就是一片議論聲。

在場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連著揉了好幾次耳朵。

他一開始以為是翻譯翻錯了,把“三百”說成了“三千”。可是,日語的“三百”發音是“三表哥”,“三千”的發音是“三真”,差得不小啊。

日本人沒想到中國政府那么有氣魄。難道是一激動順嘴說出來的?那這也太隨意了吧。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數字,是經過詳細論證的。

計畫最早在中國政府內部起草時,有人提出構想,能不能邀請1萬人、甚至3萬人來中國參觀?

經過調查,這個構想被否決了,邀請最終定為3000人。因為,就把當時整個北京的賓館、招待所全部騰空,最多住4000人。而且已經有三分之一的房間,包給了外國公司、政府的駐華機構。

1984年的北京,還是一個極不發達的城市。

1984,北京一瞥

這一年,北京街頭的人們還穿著藍色和深綠色的衣服,腳踏車是城市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街道上偶爾還有馬車駛過,馬路上留下一灘動物糞便。

這一年,可口可樂剛剛進入中國,大多數中國人對可口可樂的印象是急支糖漿味的怪水,只有少數人品到這種碳酸飲料的好。托人辦事,送可口可樂比送茅台酒都好使。

而對比一下,20年前的1964年東京奧運會,日本戰後第一次面向世界敞開國門,便接待了近三萬名遊客。

邀請日本人來中國訪問,不僅為里子,也是為了面子。

02

領導人許下一番豪言之後,準備工作熱火朝天而又悄無聲息地展開。

籌辦的具體事務由團中央負責,一位也姓胡的年輕人擔任了籌辦委員會的秘書長。根據行政命令,從全國各機關、高校和旅行社挑選的接待人員組成了接待隊伍,開始培訓。因為要邀請三千人,所以翻譯就需要好幾百個。

在當時的中國,湊齊幾百個會日語的人可不容易,幾乎把全國的日語老師都調來了。

老師們來了首先要培訓賓館和招待所的服務員們,讓他們學會一些簡單的日語,比如“空尼嘰哇”(你好)。

工作人員們需要學會的日語更長,雖然只有一句:

中國と日本は、水と水との友好的な隣人であり、世代を超えて引き続き友好的である。

意思是: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

那個年代,什麼都免不了口號。即使是用日語。

為了給日本人一個好印象,中方的工作人員都開始收拾打扮起來,不少人此時才領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西裝。

這一年,西裝品牌金利來剛剛進入中國。一套西裝售價40元,大概相當於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

不要說個人買不起,國家都買不起。

大家的西裝是找裁縫統一做的,跟國小生訂購校服一樣,根本沒有量。所以大家穿起來都松松垮垮,像把全套家當穿在身上的難民。很多人還沒學會打領帶,只能提前一天找人幫忙打好,晚上睡覺都不敢摘下來。

每個參加籌備工作的工作人員,一天的一伙食標準是2元錢。這2元錢也不全是國家出,個人要交一部分。交多少呢?看你的工資超沒超過100元。超過了,你每天要交7毛錢。沒超過,那隻交5毛就可以,但需要另交一斤糧票。

這么節省,是因為經費確實緊張。由於是中國邀請,3000人訪華的費用主要由中國承擔。中央的預算一共撥出了800萬元人民幣。

這800萬在1984年的中國絕對是天文數字,讓人想一想都覺得恐怖。但光國際機票錢就花了近一半。為了省錢,他們什麼辦法都想盡了。

其中一個辦法是,向這項活動的籌委會主任,中日友協名譽會長王震求助。王震聽完匯報,當著他們的面拿起電話,打給解放軍的空軍司令員:

請了3000名日本青年來訪,這是全國的大事,現在交通有困難,你們空軍能不能借幾架飛機用用?

要幾架?

喔,你們要幾架?8架?喔,那就9架吧。

好的。

王震在軍隊里有威望。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是359旅的旅長,“南泥灣”的直接締造者。

也是著名的抗日將領。

03

來自中國的邀請,讓日本又是一片震動。

日本沒有一個政黨或者團體能組織起3000人來中國訪問。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的邀請,發給了日本政府以及全國的47個都、道、縣、府,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政黨、學會、青年團隊,還有一些友好人士,一共發出去200多份邀請。

這200多份邀請,沒有一份被拒。

訪問團里大部分都是青年人,但也有例外。年齡最小的是日本女歌手芹洋子的女兒小亞美,才2歲;由於媽媽是演唱《四季歌》的日本國民級歌手,她被抱在懷裡來了中國;年齡最大的是87歲的全日空航空公司創始人岡崎嘉平太。這位老人致力於中日友好,一生竟來過中國100次。

更多的人參加這次訪問團,純粹出於命運的巧合。

30歲的香川縣農民大平敏弘,有個身份是縣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中國的邀請分到縣裡只有一個名額,本該由會長去,但會長正好有事,打電話問:

大平桑,你能否去一趟?

大平大喜過望:

這是見證歷史的時刻,你不能去,太好了。

38歲的菅直人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這所大學以工科聞名,從來沒有出過職業政治家——除了他。當時的他正從屬於一個叫社會民主聯盟的小黨,這個黨受到了邀請,他也成了訪問團一員。

《血疑》劇照,宇津井健演父親大島茂,山口百惠飾演幸子。這部劇後,她成為中國年輕人的夢中情人

53歲的演員宇津井健與“青年”早已挨不上邊。但因為他主演的電視劇《血疑》剛好在這一年進入中國,萬人空巷。中國人都認識他那張臉,遂被邀請訪華。在北京的歡迎酒宴上,那位姓胡的年輕人還主動向他敬酒。

《血疑》在日本播出於1975年,如今已經是一個暴露年齡的名詞。大意是,一對戀人愛得死去活來,結果最後發現彼此是兄妹,沒法結婚;女的最後又得了白血病……

等等,這不就是2000年的韓劇《藍色生死戀》嗎?

王自健老師說過一句話: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韓國人都有。其實,韓國人遭受的痛苦,早已經發生在日本人身上了。

發現中國是來真的,日本人做出了強烈反應。

日本公明黨、社會黨反覆對中國提出交涉,要求派該黨一把手親自率團參加訪華;一些日本國會議員提出,中國方面如此重視,日本代表不能身份太低,需派更多議員參加;甚至有人向中國說:要派兩位日本前首相作為代表團的顧問……

最終這些要求都被婉拒了。

因為日本訪問團成員形形色色,地域、行業、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日本政府提出要求:

每個訪問團要有一名警察跟著,避免被中國洗腦。

訊息傳來,中國大手一揮,“準奏”。

中國其實根本不care這么幾個警察。

剛剛過去的1983年,是中國的是非之年。有嚴打,有“二王”。

瀋陽一家王姓兄弟持槍搶劫,連殺十個人,從東北一直殺到江西,逃亡大半年後才被擊斃。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國的居民身份證、特警、懸賞通緝等制度的誕生。

換句話說,國內治安環境還達不到半夜出門擼串的水平。上萬名公安、武警接到通知說,為了保障代表團的安全,安保可採取任何非致命措施。

快趕上順風車命案過後的滴滴了。

最終來到中國的,是3017名訪問團成員。另外還跟來了65名記者。按照中國的安排,他們分成220個團隊,分四條路線,分別訪問上海、杭州、南京、西安、武漢等城市,最後匯聚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

訪問的時間定在了9月24-10月6日。

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呢?考慮出自最高層。

為了減少爭論尤其是對抗日戰爭的爭論,避免中日兩國鬧得不愉快,邀請時間特意避開了7月7日、9月18日這樣的抗戰紀念日。安排在九月下旬開始,也剛好趕上國慶。

另外一條紀律是:中國工作人員都提前被告知,少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之類的政治辭彙。

胡老人親自叮囑:

友好就是最大的政治。

04

1984年9月24日,3017名日本訪問團成員和65名記者陸續抵達中國。

每個訪問團都被安排,訪問一座工廠、一個村莊、一所學校。還結合當地特色,給他們安排了無數活動:

友好植樹、文藝演出、體育友誼賽、中日演講比賽、集郵愛好者交流、圍棋愛好者對決……

在虹口公園舉行的中日友誼凱基遊戲聚會上,上海青年與日本青年一起跳舞

當日本青年們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刻,工作人員給他們的第一條誡令是:自來水龍頭裡的水不能像日本一樣直接喝。然而,還是有人忘了,導致拉肚子。

一名被調來參加接待工作的檢察官回憶:

我那時候剛知道在日本,水龍頭的水就是飲用水,覺得難以啟齒做解釋,只能嚮往上海也會有這一天。

訪問南京的這一路,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日本人要求,去參觀南京大屠殺的遺址!

他們來得正是時候。

兩年前,日本右翼份子聯同文部省修改教科書,想把“三光政策”改為“抗日運動的展開,迫使日本軍隊保證治安”、“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引起中國極大不滿。

這件事最終以中國官方抗議和日本政府的及時制止而流產,但還是給中日關係帶來了不小的傷害。

這也給中國人留了一個教訓:得留下點歷史證據,才能讓日本人無法辯駁。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人給南京市政府寫信,要求建立一所有關大屠殺的紀念館。

有位姓崔的女同學,正在南京大學中文繫上學,寫的信尤其著名。幾十年後,她當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仍然對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特別關心,狠狠批評了陸川拍的《南京南京》。

次年,中國開始在南京市修建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目前正在修建中。日本人來訪問,就在這個敏感的節點上。

上面指示:

讓他們看。

四十多年過去,當年的地形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連續發掘幾個月後,南京市政府好不容易才在江東門外找到了當年的萬人坑遺址。日本代表團被帶到的,正是這裡。

他們看到了當年的遇難者遺體,屍骸排列得非常整齊,很多遺骨上還留存著明顯的彈洞、刀刺的痕跡,以及日本軍隊留下來的的皮靴靴底、啤酒瓶和皮帶扣。

在工作組的簡報中,多次提到這樣的場景:

某某日本人跪倒在萬人坑遺址前,放聲痛哭;某日本人當場向中方工作人員道歉,稱我們對不起中國。等等。

接下來,南京訪問團還出現了另外一起突發情況:

一位名叫穗織一成的日本青年,在參觀時突發急性胃出血急需手術。但他擔心中國的血液技術不過關,不願意輸中國人獻的血。而同團的日本人又以旅途勞累體力不支為由,不願為他獻血。

情急之下,工作人員將此事上報中央和日本大使館,最終決定強行為他手術和輸血,保住了他的命。

訪問結束後,穗織一成舉家遷往中國,只收象徵性的報酬,一直在中國教了好多年日語。

最後匯聚到北京,青年們除了遊覽故宮、長城,還受邀參觀了中南海,與中國領導人泛舟湖上。

這是中國的權力中心第一次大範圍的向外界公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邀請外國人參觀,而且是三千名日本人。

有人擔心日本代表團有人會藉機刺探國家機密。於是參觀前,中南海的工作人員提前踩好了點,規定了哪裡能去,哪裡不能去。

整個活動,三千多日本人沒有走丟一個,沒有發生一次車禍和刑事案件,沒有丟失一件包裹、行李。

起初,日本人很不信任中國人能辦好這么大的活動,生怕出事。在代表團抵達中國的那一刻起,日本大使館每天24小時輪流值班,與日本代表團保持聯繫。結果值了幾天班,啥事沒有。

大使館一個官員說:

早知道這樣,我們根本用不著。

與此同時,團中央負責接待工作的指揮部倒是24小時通宵不眠,隨時準備處置突發情況。

為了避免一片混亂,指揮部要求在三千名日本人來華之前,務必讓每個人都拿到日程表,知道自己每天的活動、場所、住在哪個地方哪個房間、房間電話號碼是多少、坐的車牌子是多少。精確到每小時。

最後日本人都按時拿到了日程表,發現上面所有的字都是工整的楷書。據說有些人大為讚嘆,認為這體現了中國人深厚的文化底蘊。

當時團中央甭說電腦,連印表機都沒有。日程表是請了一所殘疾人學校的學生來幫助刻板,然後一頁一頁油印的。

為什麼是楷書,因為刻板用的活字是楷體。

05

整個日本青年訪華的高潮,是訪問北京,參加國慶35周年的慶典。

胡老人親自出席了歡迎晚宴,給芹洋子的女兒送上三項禮物:小棉襖、奶糖、朱古力。一位山東鄆城來的女歌唱家與芹洋子共同演唱了《四季歌》。

10月1日,日本代表團在天安門東側受邀觀看了建國35周年閱兵式。

1984年10月1日,日本代表團在天安門東側觀禮台觀看閱兵

這是中國自1959年建國十周年閱兵以來,時隔25年後再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型閱兵活動,也是唯一一次大規模邀請外國人參加的閱兵式。

閱兵式由開國中將秦基偉擔任總指揮,這位將軍曾經在山西組織抗日武裝,腰間別著兩把菜刀,連續端掉日本人的多個炮樓、據點。

當年的他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在天安門指揮閱兵,給幾千名日本人看。

閱兵式上亮相的,是此前從未展示過的解放軍二炮部隊和東方1-5型洲際飛彈,以及和幾十種從未對外公布的各類新武器。

面對一列列坦克、裝甲車、飛彈發射車和各軍種的士兵,日本青年們紛紛感嘆:真是一支不可戰勝的軍隊啊。

日本媒體在報導中寫道:

相當數量的飛彈大放異彩,意味著中國將有參與任何戰爭的能力。

這次親眼看到中國高調秀肌肉,也讓日本人鬆了一口氣。

日本和蘇聯的關係一直因為北方四島等問題日趨緊張。中日建交時,日方異常迫切,也有聯華抵禦蘇聯的意思。這次看來,日本的算盤沒有落空。

閱兵給日本青年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止有坦克、飛彈,還有突然出現的中國女排和一張“小平您好”的歷史照片。

閱兵式上為什麼會有中國女排出現呢?話還得從一年前的洛杉磯奧運會說起。

日本媒體報導,這屆女排冠軍將是“日美之爭”。結果令整個日本嗔目結舌。中國女排絕地反擊,先後以兩個3:0大勝日本隊和美國隊,一舉獲得奧運冠軍。

在這次閱兵式上,中國女排被視作民族英雄,受邀參加。於是,觀禮台上的三千日本青年,目瞪口呆地看著電視裡神話般的人物——人高馬大的女排姑娘們從眼前經過。

他們跟中國人一起喊啞了嗓子。

而那張“小平您好”的照片,則來自北京大學幾個學生對鄧小平的致意。

北大生物系學生在遊行中打出的“小平您好”橫幅,成為珍貴的歷史記憶

在日本代表團觀禮台第二排的位置上,中國青年報記者賀延光拍下了這張他職業生涯的成名作。

賀延光當時很年輕,本來沒有機會拍攝閱兵式。但由於他是隨團採訪日本青年訪華團的記者,才有機會站到了勞動人民文化宮正門南側的觀禮台上,拍下了那張將來享譽世界的照片。

而在天安門城樓上,一位名叫李瑞英的年輕女教師主持了這場閱兵式的直播。

盛大的閱兵式,來訪的三千日本青年和那個突然出現的“小平您好”的標語,都在她標準的播音腔里傳向世界。

幾年後,她憑藉主持閱兵式時的優秀表現,進入中央電視台,當上了新聞聯播主持人,一乾就是二十年。很多上歲數的人都很喜歡她。

閱兵式結束後,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焰火晚會,成為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的最高潮,大家一直跳舞跳到凌晨兩點。

幾十年後,現場的菅直人回憶:

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中國青年10萬人和3000名日本青年,又是跳舞,又是放煙火,像共同慶祝一個盛大的節日。當時的場面現在仍然歷歷在目。

可能是因為沒見過這么大的場面,太激動了,日本人在這場晚會上丟失了4台相機。被迅速找回,物歸原主。廣場上還走丟了幾個日本人,也最終被找回來,送到了各自住的賓館。

北京所有的賓館、招待所都停止營業,全部用來接待日本人,仍然不夠。最後國務院招待所、軍隊招待所等等都來救急,才勉強夠住。

一家招待所的總經理不明白日本的“縣”其實相當於中國的“省”,跑到工作組提意見:

為什麼安排到我們那裡的人都是日本某某縣裡來的,是不是看不上我們招待所,讓我們接待農民?

06

很多年後,一些當初參加訪華團的日本人,還記得一首在北京學會的歌:《友誼之歌飛向21世紀》:

都是黑頭髮,都是黑眼睛

你來我往門對門

我們是近鄰

人是年輕的人

心是年輕的心

友誼之歌飛向21世紀

那是我們年輕的聲音……

這首歌當初寫出來的時候,就引發了內部爭議。“都是黑頭髮,都是黑眼睛”,會不會有種族主義的嫌疑?

胡老人親自審查,一錘定音:就這么寫,沒事兒。

這首歌的作者之一,是中國作曲家施光南。正因為這次審查歌曲的機會,他才有機會進中南海見到胡老人,當面提了一個意見:

現在給歌曲作者的稿費太少 ,我寫了個得獎的歌曲,還是一等獎,才給我15塊錢,您看……?

之後,歌曲的稿費果然提高了不少。

三千日本青年對中國的訪問,後續當然不止於此。

回到日本,大家各奔東西,沒有太多交集。但或多或少,跟中國都有莫名的緣分。

根據統計,這三千人,至少有三分之一,後來擔任了日本的各級中日友協的負責人。有人當上了駐華使館的參贊,還有人嫁給了日本駐中國的大使。

菅直人,2010年當選第94任日本首相

當年的年輕政治家菅直人,後來當上了日本首相。

從那年訪華回國後,他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年選擇一天,從自己的母校東京工業大學邀請50名中國留學生共進晚餐,一連持續了幾十年。

參與這次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員,經過這次的鍛鍊,也開拓了不少眼界。後來,很多人都有好的發展。姓胡的年輕人成了姓胡的老人,合唱《四季歌》的那位女歌唱家當上了音樂學院的教授。

其中一位隨團的翻譯,後來當上了國家體育總局的副局長。他有一句名言:

感謝國家。

三千青年訪華5年後的1989年,岡崎嘉平太去世,享年92歲。他的遺願之一,是下葬時要在身邊放一幅周恩來的大照片。

在那次訪華前兩年的一次宴會上,岡崎嘉平太對一位中國官員說出了一番令人嗔目結舌的話:

中日兩國的友好,寄希望於兩國青年,中國現在發展很快,以後的發展會超過日本,中國強大了,希望你們不要欺負日本!

聽到這句話時,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大吃一驚。那時候,中國一年的經濟總量才兩千億美元左右,而日本已經是過一萬億美元。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岡崎嘉平太一語成讖。

幾十年後的今天,中日兩國的年貿易額已經達到三千億美元。與此同時,東海、釣魚島、教科書、慰安婦、靖國神社、抗日神劇……兩國的故事,每時每刻都在不停地產生,碰撞,振盪。

如同兩國間的一衣帶水,日日夜夜,永不停歇。

在當年的三千人訪華團里,有一位叫小野寺喜一郎的日本人,擔任了總代表。

多年後,他回憶起這一幕時,不無遺憾地說:

在日本處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青年學生個個朝氣蓬勃,對外部世界充滿了求知的渴望,眼光始終是‘朝上朝外’的。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大街小巷到處是低著腦袋盯著手機螢幕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人對日本以外的事物缺乏興趣,眼光變得‘朝下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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