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職工是如何越來越窮的

2019-03-08 01:13:29

下崗職工是如何越來越窮的

陽光紅

有人說:“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貧民和下崗職工的困境是由於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會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機會。懶惰才是造成貧困的直接原因。……”

持這種觀點來看待下崗工人和城市貧民的人在網路上也不是少數,因為,下崗工人能擁有電腦,會上網的人的確不多,大部分工人都在為一日三餐而忙碌著,根本無法向國人表述自己的困境和訴求。精英階層也只是看到下崗工人的貧困及無為,卻根本無心去了解下崗工人的願望和造成貧困的原因,說白了,就是工人在現實的世界並沒有多少話語權。下崗工人為什麼不去改善自己的命運?是他們安於貧困,喜歡享受貧困的快樂?還是……?

我要說,說這些話的人是站著說話不腰痛,因為他們沒有當過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國工人所經歷過的一切。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並不實際參與國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號是:一生交給黨安排,黨叫幹啥就幹啥。絕大多數人從進入工廠的大門開始起,就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從事繁重而重複的工作。個人理想都被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所淹沒。在一浪接一浪的勞動競賽和為國家多做貢獻的義務勞動和加班中,我們失去了青春和個人理想,我們已將我們的未來與工廠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為政府許諾,我們有勞動的權力。當我們年老體弱時,政府會照顧我們的晚年。數十年低工資政策使我們微薄的薪水只能養家餬口,維持簡單的一日三餐,我們那有時間、精力和金錢去提高和充實自己?我們早變成了重複勞動生產的工具。

當我們面臨下崗的命運時,我們技能單一,年齡偏大,文化又低,數十年低工資政策使我們並無多少積蓄。40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養,家庭負擔過重的時節,離開工廠,我們一無所有。你說,我們用什麼去拼?用什麼去改變我們的命運?從昔日的主人沉淪為今天廢人,你說,我們的心情能否舒暢?心態能否平衡?

高昂的醫療費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負債累累。高昂的學費使窮人的孩子難入學校大門。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為了兒女的學業,我們托親求友找尋就業的機會,但這時仿佛所有的大門都向我們關閉。嫌我們年齡大,學歷低。

我們無錢辦廠開店,想擺個小攤,賣個早點,卻被城管警察追得雞飛狗跳,一不小心,籮筐扁擔、小攤血本全被抓進了城管衙門。我們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績,要城市形象。不是我們不努力,而是通過正常渠道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困難重重,所以我們才對前途悲觀和絕望。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最近發布報告稱,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這還是在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難以準確估計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把後者也算上,則計算出的實際基尼係數肯定要更大一些。

數據顯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擁有全部收入的2.75%,僅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擁有收入的4.6%。我經換算後得知:20%的高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59.78%,60%的中等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37.47%,20%的低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2.75%

按此比例換算。如果說5人共同合作,產生了100元收入,則高收入1人拿走59.78元,占全部收入的59.78%。3箇中等收入人員共收入37.47元,人均12.49元.而最低收入的1人的收入則為2.75元。

國家發改委都認為:“當前我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業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管理層與被管理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過大,部分職工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長過快、所占比重過大。”“應採取切實措施加以控制,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趨向合理。”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李迎生教授參與了“全國城市居民綜合社會調查”。他認為,我國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存在著種種缺陷和不足,比如國有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等管理層成員的工資上升過快,這實際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過快、過大。應當擴大中等收入成員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

但這些並不能說明我們日益貧困產生的全部原因。

我認為,是當計畫經濟遭受市場經濟衝擊時,部分當權者和理論界的知識分子的共產主義信念也遭受了衝擊。他們放棄了曾堅持了幾十年來的信念,而逐步淪為了金錢的奴隸。他們將不受監督的權力也當成了商品進行尋租或出賣。有些人更將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一部分曾享受低價教育的受益者(他們可能曾也是窮人的孩子),將教育打造成獲取暴利的產業,用高昂的學費剝奪窮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權力。將救死扶傷的醫院變成了黑心商場,白衣天使變成了黑心的奸商。目前,因病破產,因學致貧的的情況就是一個明證。

部分官員信仰及道德的缺失為社會的不誠信埋下了禍根。在一個權錢交易盛行,官官相護、弱肉強食的經濟環境中,下崗工人的勤勞致富只能是一個夢想。下崗是對工人數十年勞動果實的一種剝奪。為了生活,多少下崗工人曾借貸經商,但最後都是“一枕黃粱夢,夢醒人更窮”。官無商不富,商無官不穩。本小利簿者,難以在權利之樹下納涼避暑,擋雨避風。為保護大資本的利益,經商設廠的門檻越來越高。無數小資本的破產,為大資本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所以才有占人口總額2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全社會總收入的2.75%的比例。

最可怕的還有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進行二次剝奪。地方政府時常為了所謂的政績工程,低價徵收公民的房屋。在提高城市品位的口號下,我們不準上街擦鞋,不準擺攤經商。就是那新修擴建的寬敞大道,為保證權貴者轎車的暢通無阻,也對中低收入者進行了禁限。貧民的腳踏車被擠上了人行道,“禁摩令”使工薪階層的機車成為交警眼中的肥羊。而政府部門掌管的公用事業(如水電,汽油、煤氣)則說漲就漲。

現在,貧困已延伸到了窮人的後代。“不是我沒有努力,而是窮人的孩子幾乎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許多窮人的孩子初入社會就已開始憤世嫉俗。從小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之中,初入社會便步入其前輩的後塵,在求職中四處碰壁,找不到工作。“也許改變窮人命運的唯一可能就只有中彩票……”。

以上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困境。中國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目前有定型化趨勢,富有者和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一些底層人群因此出現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獲取更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苗頭。

由於通過正常渠道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困難重重,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和進城農民工等城市群體普遍對前途悲觀,甚至絕望。由於生活的艱難,對前途的絕望,心理的嚴重失衡,使城市底層人群強烈地反作用於社會,出現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獲取更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苗頭。現在城市底層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主要是搶劫、盜竊等侵財類案件比較突出,其犯罪動機大多是“有錢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現出“犯罪為了錢-有了錢就揮霍-揮霍完了再犯罪”的惡性循環。學者警告稱,在社會底層強烈渴望改變其經濟社會地位的衝動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變窄或被阻塞,將可能形成影響社會穩定的衝擊波,甚至成為孕育社會動盪和暴力的土壤。

由於歷史及社會的原因造成了今天下崗工人的弱勢地位。貧困人群憑自身的力量已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政府應改變“富國貧民”的政策,多為下崗工人提供一些謀生的渠道。同時,政府有關官員還應克服自身的私慾。為社會營造出一個公平、公正的經濟環境。公共資源不能再成為權貴階層的斂財樂土,否則,貧窮困苦將永遠伴隨著下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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