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傷醫者,一律拉黑拒診?!

2019-02-23 10:58:31

一種理想的狀況是,大多數患者根本不會因個人偏見或極端情緒與醫生發生衝突,醫患之間的和諧交流與科學探討,是幫助患者恢復健康的最好方式。

冰川思享號特約撰稿 | 西蒙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醫生被打事件有了最新訊息。

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通報,“產婦丈夫鄭某宇被刑拘,考慮到鄭某蕊系在校大學生,且對自身行為真誠悔過,並得到了赫醫生的諒解,對其採取取保候審。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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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事件並不複雜。簡單來說,就是高齡產婦和醫生對如何生產的方式有不同看法,而當醫生提出了專業的判斷後,卻無法得到產婦及其家人的理解,甚至就在醫生試圖解釋的時候,卻遭到了暴力的威脅。

令輿論生出不滿的是,這次事件中對醫生施加暴力的人,不是一個人,而是“全家式”傷害,甚至連產婦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女兒也參與進來,令人大呼斯文掃地。

一直以來,在國內有人提出用“黑名單”來遏止對醫生的暴力行為,就像禁止在火車上“霸座”的乘客坐車、禁止在景區破壞環境的遊客入園一樣。

針對這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出現的患者家屬打醫生事件,在一篇傳播量達到10萬+的文章里,作者就在文末呼籲,“將醫鬧、暴力傷醫納入社會信用體系‘黑名單’”。

同樣,也有經濟學者表示,如果事後調查醫生沒有重大過錯,是否可以考慮把打醫生的人納入醫療黑名單,在打人者生病的時候,醫院可以拒絕接收他入院治療。

但是,誰有權力將醫鬧、暴力傷醫者拉入黑名單,乃至於拒絕為其診治呢?

眾所周知,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希波克拉底誓言也要求醫生把患者的病痛和生命狀況放在首位,因而,針對施暴的患者,就不能簡單地用“拉黑”思維來處理問題。

不少人誤以為“黑名單”只有禁止的功能,但“拉黑”的最終目的不是懲罰,而是勸誡,尤其針對病患者,是否要上“黑名單”,要存在何種程度的“拉黑”,都是一個可以商榷、靈活處理的問題。

也正因此,要讓醫患雙方在一個平和理性的對話場域裡,才能生成權利與義務的合理邊界,以及穩妥地處理勸誡和懲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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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事件之前經常發生。從廣義上講,這都屬於不正常的醫患關係,從狹義上看,這也屬於所謂的“醫鬧”,只是每次發生暴力傷醫事件,其參與者、原因、傷害程度和影響力不同罷了。

就在不久前,9月14日,甘肅省人民醫院紅古分院發生特大暴力傷醫事件,年過半百、德高望重的老醫生被殘害,但因為事發地不屬於所謂的“輿論中心地帶”,也不像此案中有令人氣憤的短視頻在網上熱傳,其影響力和引發的討論都相對較少。但是,這不等於這類事件不該引起外界的重視。

減少暴力傷醫事件,是近年來輿論場上常談常新的話題,但多數討論集中在建立規則、呼籲尊重等方面,或者從態度入手,對暴力行為和施暴者的低劣素質進行堅決的口誅筆伐,似乎施暴者就是十惡不赦的傢伙,而被害者則是值得高度敬仰和同情的好人。

這種鮮明的立場是沒問題的,但過度訴諸於情緒或表象的討論,對問題只能治標不治本。

暴力傷醫的問題,從根本上是醫患共識的匱乏造成的。

我們不能苛求每個患者都能在人命關天的時刻保持優雅和冷靜,但最基本的溝通模式卻應該得到法規與倫理兩方面的約定,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共識”。

試想,在此案中,已經快要生產的孕婦,無疑會對自己和孩子的健康擔憂,能否進行剖腹產,她遵循的是內心的想法,但這不等於醫學的方法。其家人面對自以為的“方法”得不到實施的時候,學不會與專業人士溝通,並訴諸於個人偏見和極端情緒,與其說這是沒素質的體現,不如說是理性與共識精神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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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思維誤區,對待醫生和醫療科學,往往有極端看法,有人把自己搞不懂的東西當成神奇的事物來崇拜,有人則在自己的偏見上,對它們不屑一顧。

客觀來說,醫療方法的專業性非常強,不是說醫生不能考慮患者及其親屬的意見,而是這個考慮的前提也是基於醫學的準則,而非情緒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很多人長期以來對醫生有偏見,甚至被一些輿論帶了節奏,認為醫生看病就是會訛詐患者,進而對其言行格外警惕。

目前,此案中諸多細節還未曝光,但不難理解的事,醫患之間一定產生了巨大的溝通裂隙,或者說,患者對醫生根本就沒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來,也就談不上什麼默契配合了。

要讓醫患共識得到明確,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相比歐美已開發國家,我們還屬於艱難的新共識建立期。回顧當代中國醫患關係史,會發現並非從一開始,醫生就面臨被污名化的難題。

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的現代醫療體系還很不完善,但民間過度依賴醫生的個人能動性,加上彼時信息傳播媒介不發達,大量個案里的負面醫患關係沒有被整合、擴散為輿論場上對“看病難”“看病貴”之類的負面情緒,更何況,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時候,醫生形象中的泛道德化色彩仍然很重。

儘管很多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沒有能力去大醫院治療,但他們仍對醫生的“光明形象”有所認同,也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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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此後醫患關係出現大問題,與極端功利主義和特權尋租的問題密不可分,就像醫療腐敗一樣,一些在物質和利益面前沉淪的醫生,破壞了醫療隊伍的美好形象,加上醫療費在普通人的家庭財政支出中比重越來越大,就讓醫患關係產生了陰影。

但是,媒體的推波助瀾、輿論的“配合”以及一些部門的不作為,導致這些問題擴大,而並非完全因醫療系統內部所致。

從這個意義上講,既然過去民間依靠傳統倫理和道德觀念建立起來的醫患共識已經逐漸破裂,那么,就需要藉助現代社會的功能,來完成這個新舊共識的轉型。參考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法律利劍和制度保障,是建立和維護這一共識的前提。

筆者查詢資料後發現,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局早在2004年就發布了《醫療和社會服務工作者防止工作場所暴力指南》,其中既有醫生自我保護和醫院防控暴力行為的內容,也提到動用監控乃至警力來保護醫生的安全。

美國很多州的法律還規定,醫護人員必須參加政府相關機構義務提供的反暴力培訓。像紐約州就通過暴力襲擊醫護人員法例,將襲擊值班醫護人員的行為按重罪處置。

而在日本,其醫院則有明確的拒診權,如果患者無理取鬧,醫生完全可以遵照規定不予理睬。當然,醫生也不能因為非正常理由拒絕與患者溝通,而在一些準則和法規流行多年後,社會上自然會形成一種默契。

一種理想的狀況是,大多數患者根本不會因個人偏見或極端情緒與醫生發生衝突,醫患之間的和諧交流與科學探討,是幫助患者恢復健康的最好方式。

而對於極個別蠻不講理的患者,也勢必會得到法律的嚴懲。相對於簡單粗暴的“拉黑”,對“醫鬧”行為採取重罪化處置,更為現實可行。

若施暴成本變高了,想必會讓一些本有極端情緒的人冷靜下來,畢竟,治病救人的精神和健康生活的狀態,是所有人都不會拒絕的,這也是新型的醫患共識背後的倫理合理性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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