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觀察| 廢了勞動契約法,經濟就好了?

2019-02-18 02:42:32

導語

除了勞動契約法,中國企業還要應對沉重的稅負。不能稅收完了,就賴勞動契約法影響用工靈活,拖累企業。

近期,有相關研究者認為,現行的《勞動契約法》對企業和員工的保護不平衡,偏向勞動者一邊,對整體經濟不利,認為該法是近年來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罪魁禍首,甚至喊出“為了中國經濟,請廢除勞動契約法”。但是,將經濟成長減緩歸因於這一法律,忽視了人口紅利消退、企業稅負沉重等因素,並不利於問題的最終解決。

《勞動契約法》立法過程本身不科學,法工委、全國總工會和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關門立法,法規直接相關的勞資雙方並沒有機會參與。

質疑勞動法的人認為該法案對勞動契約的重新調整讓企業在用人靈活性大大下降,其結果就是企業利益受損,繼而損害勞動者利益。《勞動契約法》傾向於對員工權益的保護,輕視企業的經營自由,沒能平衡好企業與員工間的利益。立法結果不盡如人意原因在於,該法案立法過程為法工委、全國總工會和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之間的封閉互動,而與法規直接相關的勞資雙方並沒有機會參與。關門立法導致了《勞動契約法》的制定沒有經過勞動契約訂立雙方的博弈和妥協,在實際執行中也就難以兼顧雙方利益。立法過程本身不科學,事後才發現法律有問題,這樣的責任應該由誰承擔?

《勞動契約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但中國企業始終有規避的辦法,影響並沒有那么大。

根據1990年美國學者Lazear的研究,當解僱成本相當於藍領工人三個月工資水平時,就業崗位相對於沒有解僱成本時將減少100萬個,同時失業率上升5.5%,超過900萬份工作會從全職變為兼職。但在實際操作中,企業並沒被法律完全限制失去經營自由。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4年只有38%的農民工與企業簽訂了勞動契約。2009年,在針對佛山市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員工的958份抽樣問卷中,不簽契約的比例高達82.56%,簽訂了勞動契約的員工也表示自己的契約形同虛設,當地企業在招聘、辭退員工時,仍是按照《勞動契約法》實施之前的老方法執行。因此,認為《勞動契約法》導致市場僵化站不住腳。

與《勞動契約法》相比,國內企業和勞動者個人遇到的稅務壓力、社保費用壓力、人口紅利減退等影響更加明顯。只是調整《勞動契約法》對提振經濟遠遠不夠。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升高,企業經營難度增加,勞動成本的升高本質上是適齡勞動人口數量不足導致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增速已經由2010年的5.2%降至2014年的1.3%,勞動力供給增速明顯下降。通過消耗人口紅利拉動經濟發展已經無法繼續。根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中國一年內年滿20歲的人口數量將從2010年的2500萬人不斷下降,到2020年時,當年年滿20歲的年輕人口將只有1500萬。與此相伴發生的是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OECD將中國農民工工資根據物價指數進行平減之後得出的實際工資增長率顯示,2010年和2011年農民工工資都出現了15%的上漲幅度,2012年漲幅也接近10%。許多企業無法承受上漲的勞動力成本,無奈之下,只能關門大吉。

中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各種費負極其沉重,經濟狀況不佳時,這些費用也“一個都不能少”。

2009年珠三角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經營困難,曾出現過一輪“倒閉潮”,但在此期間東莞市相關部門以每份6元的價格向企業出售勞動契約(不允許企業複製),類似於這樣巧立名目的費用並不罕見。例如房地產企業在開發過程中和銷售前常常還要繳納藍圖審查費、防雷檢驗費、消防檢驗費等等各種費用。中國涉及收費的政府部門數量眾多,例如民政、衛生、勞動、人事、財政、物價、交通等等,收費名目包括帳簿費、證照費、刻章費、管理費以及各種懲罰性收費。根據工信部2013年9月發布的《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中國企業費負和繳稅的比例約為0.52:1,相當於企業繳納100元稅款時也同時需繳納52元各種費用。

人民銀行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企業經營利潤空間下降,稅負卻仍在上升,企業造血來不及給財政輸血。

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提到,2004年至2011年,人民銀行監測的5000戶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累計增長292.9%,與此同時,營業稅及附加累計增長603.7%。2012年1月至2015年11月,5000戶工業企業主營業務累計增長僅有3.3%。企業盈利艱難,但營業稅及附加依然增長了30.0%。中國財政收入增速更是長期高於GDP增速,1996至2007年間,GDP每年平均增長13.02%,財政收入每年平均增長19.27%。2015年財政收入增速為8.6%,創下27年來新低,但仍高於當年6.9%的GDP增速,而當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則比上一年度下降了2.3%。

根據世界銀行的相關研究,中國企業稅負比例即使放眼全球也屬於最沉重之一。中國企業稅負超過法國,但法國是個發達福利國家。

世界銀行的總稅率指數可以更直接地反映企業所承受的真實負擔。所謂總稅率指的是將稅收、各種費用、政府基金、社保金以及其他政府強制性派款等來自政府,企業無法抵扣的所有費用,除以企業營業收入總額得出的比率。以世界銀行2013年的統計數據為例,當年中國企業總稅率高達67.8%,營業收入超過六成被抽走。對比之下美國為43.9%,日本為51.3%。開發中國家泰國為27.5%,南非為28.8%。法國作為福利國家,企業總稅率也低於中國,為62.7%。

2010年推出的《社會保險法》強制規定企業需承擔員工社保的部分費用,每僱傭一位員工,需為其繳納相當於工資40%左右的社保費。等於再次抬高了企業的用人成本。

以2013年為例,當年北京市平均工資為5793.42元,企業僱傭一位拿全市平均工資的員工就需為其繳納合計達2554.71元的五險一金。根據人社保社保研究所的報告,中國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五險費率為40%左右,其中個人承擔11%。而據美國社會保障署提供的24個經合組織成員國數據,僱主社保費率為18%,總體社保費率為32%,遠低於中國。目前,五險一金轉移方式尚不健全,員工變更工作地點之後常常人走錢留,無法對社保費用加以利用。與這些更為高昂的成本相比,將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簡單歸結為一部《勞動契約法》顯然不合適。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