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那些遠去的大師

2019-03-12 08:10:46

尋訪那些遠去的大師

2013/01/09 00:00:00來源:YNET.com北青網

胡適 傅斯年 林徽因 陳寅恪 梁思成 聞一多(1 /5張)

◎岳南

編者按

抗戰時期,華北高校內遷。陳寅恪、傅斯年、馮友蘭、李濟、梁思成、林徽因等最後一批大師也隨校南渡,又在抗戰結束後北歸。南渡北歸其間八年,在大師及高官的身上發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不少已隨大師的逝去而難覓真相。岳飛後裔、作家岳南耗時八載採訪,著成《南渡北歸》三部曲,因還原事實真相而受到讀者廣泛的讚譽和好評,隨著繁體字版在港台地區發行,兩岸三地文化、學術界再度引起震動。近日,本報特別約請剛剛從台灣清華大學講學回京的岳南先生,向讀者講一講《南渡北歸》的寫作緣起以及背後鮮為人知的隱情秘事。

兩次南渡與北歸

我認為,除了抗日戰爭時期知識分子的南渡北歸,另有國共內戰時期的又一次南渡北歸,屬於兩次性質不同的南渡與北歸。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隨著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平津等地相繼淪陷,國民政府為保存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全力支持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教授和學子自淪陷區南渡西遷,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和學生從此開始了艱苦的流亡生活。這個群體先搬到長沙,後搬遷昆明、蒙自、敘永,在敵機無休無止的轟炸中,學人們依然挺起高傲的脊樑艱難辦學、求學。與此同時,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開始向西南之地遷徙,而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濟大學等科研教育機構,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最後流亡到川南重鎮李莊落下腳來。

八年血與火交織的抗戰,山河雖已破碎如風中飄絮,時局日愈艱難,但戰時中國的教育和科研並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種奇崛的高度,成為歷史的標桿。這個高度和當時的自由環境以及國民政府的戰略思想密切相關。抗戰開始後,有黨國大員提出南遷的大學以辦短期培訓班為主,培養出的人員儘快投入戰場和生產線,但胡適等人竭力主張“戰時教育須作平常看”,必須按部就班地把大學教育辦下去,且把發展學術、延續文化、推動科學研究當作民族復興、建國大業的宏偉藍圖來實施。歷史向後人昭示的是,在日寇轟炸之下,南渡學人心憂國難,將課堂搬到樹林山溝,廟宇道觀,拼盡全力延續文化薪火。正是這種堅毅剛卓的信念,將西南聯大打造成令後人仰之彌高的高等教育奇蹟。

然而,民族的抗戰雖然贏來了勝利,但知識分子的命運卻依舊多舛。北歸後不出一年,內戰爆發,一心向學的大師巨子不得不在內戰的炮火聲中無奈地作出人生抉擇,其結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凌純聲、毛子水、葉公超等等,攜家帶口,同時帶著他們的個人理想和主張,越過台灣海峽,進行第二次南渡,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傅斯年語)。

而陳寅恪、葉企孫、饒毓泰、曾昭掄、吳宓等一批大師則倉皇張望,不知如何適應。有的知識分子如楊振寧之父楊武之教授,在離開清華校園倉皇南渡後又突然改轍更張,不再前行。更有一批知識分子南渡後或流落西南,或重新北歸,身後情境淒涼。多數原地不動的知識分子,緊守故土,積極改造,其晚境堪憐可嘆!如向達、汪籛、俞大姻、陳夢家、傅樂煥、穆旦等等。這便是20世紀光照寰宇的大師群體兩次南渡北歸的大致脈絡。

為什麼天才成群地來

上世紀前半葉,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感嘆於世界學術進步之快,曾發出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天才成群地來?”對於抗戰時期的學術進步,我們也有類似克羅伯那樣的迷惑與疑問。

清末民初是一個王綱解紐、諸侯蜂起、異族入侵、整箇中國歷史中少有的亂世,但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動盪、大輝煌的時代,是科學與民主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的轉捩點。從文明進步意義上說,它已超越了任何一個朝代的亂世與盛世。這樣一個紛亂中暗含著文明與進步的特定的歷史氛圍,於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產生了一批特立獨行的知名人物,而這批人物的家庭背景、氣質、愛好、學行、處事方式等等諸方面又各不相同,從而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歷史星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在這個風景之中映照出的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大師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的身影;是霸氣橫生的“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傅斯年的沖天怒吼;是一代佳人林徽因與冰心的恩怨是非,愛恨情仇;是著名學者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孤注一擲,血灑西倉坡的悲壯……這樣一個恢宏、昂揚、天才雲集的歷史場面,是其他時代無法匹敵的。

如果對春秋、戰國與晚清、民國這兩個大時代加以分析,便不難發現,大師的產生需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政治生活與文化氛圍的寬鬆自由,即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這樣的精神支柱為依託,才有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老少兩輩交相輝映的局面,才有了楊振寧、李政道兩位西南聯大學子日後斬獲諾貝爾獎的實力,才有了“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的大學教育發展的神速與成果。如果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的環境,且不說大師,就是小師也培養不出來。上世紀50年代,陳寅恪先生蟄伏於嶺南中山大學校園一間斗室里撰寫《論<再生緣>》的時候,曾特彆強調過一點:“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駢儷之文遂亦無敵於數千年之間矣。”

田野考古的方法用到了寫書上

大師級人物近百,有名有姓的小人物更多,時間跨度大,又是一個亂世的背景,在蒐集資料和尋訪大師蹤跡方面,我想到了一個好的辦法:把田野考古的方法用到了寫作上而已。從尋訪的角度說,我除了三下西南邊地,還為尋找書中人物的一些細節走訪了南京、上海、江西的某些地方,特別對傅斯年的家鄉山東聊城,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年輕一代學者如何茲全、逯欽立等人的家鄉和讀書的中學也進行了訪問。在聊城,通過傅斯年的侄子、聊城市政協委員傅樂銅先生知道了不少先前沒有聽說過的事,看到了不少家傳的檔案文字和照片。在著名的菏澤一中,找到了何思源和他的堂弟何茲全在此讀書時的檔案,何思源與傅斯年是北大同學,共同留學歐洲,後來做過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和北平市市長,何思源有一個女兒何魯麗,行醫出身,曾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也與這箇中學有關係。何茲全與逯欽立是菏澤一中與北京大學的先後同學,後來二人都在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工作過,傅斯年率史語所同人撤退台灣時,曾動員過二人一起走,但二人最終還是留在了中共接管的大陸在大學任教。他們這些人的檔案材料,對這部書的寫作當然是很給力,越是細節的越是難得的,也是最為重要的。

田野考古的方法是傅斯年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時首次在中國以文書的方式提出來的,儘管以前這個方法和技巧已通過瑞典的探險家兼地理學家安特生、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大陸上親身示範並得到認知,但就理論上來說,真正把這個方法當成一門學問利用和倡導的還是傅斯年。當時傅提出的口號是“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個口號或者稱為指導思路,後來成為中國考古學界的不二法門,其直接成果就是引發了安陽殷墟甲骨文與商代王陵等重要遺蹟、遺物的發現,撞開了迷失在歷史泥潭中千餘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門,把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推進到距今四千多年前。

我正是沿著田野考古的方法和路數進行採訪和收集資料,對筆下描述的人物有了直接的感受,這一點很重要。比如說我在書中多次提到的傅斯年這個人物,有人說他是“齊魯誇誕之士”,有人說他是耿介之人和“鄂鄂之士”,有人乾脆就叫他“傅大炮”。傅氏之所以有這些性格和特點,並在關鍵時候以三篇雄文把兩屆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這樣重權在握的皇親國戚轟下台,與其出生的環境和家庭薰陶、教育有極大的關係。結合文獻和實際考察可以看得更清楚,所謂齊魯之人好議論之風是從古代即春秋之前就形成了,漢代達到鼎盛,不是近代才有的。齊魯人士耿介正直,敢拼敢幹的血性,也不是隋唐的“響馬”和水泊梁山的“草莽英雄”才開始的,早在夏代就已萌芽,商代已基本形成,把這些歷史知識與實際看到的人事加以印證,就有了歷史的縱深感,就能對傅斯年這個人物的性格與內心看得更清晰,筆下的人物就更加鮮活真實起來。當然,傅斯年家族過去的榮耀與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其七世祖傅以漸是大清入關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後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對傅斯年的影響至深且巨,我是看過傅斯年家族當年的“相府”和“傅家墳”舊址的,站在這樣的地方,面對如此的古蹟,似有一個聲音在呼喚我,引領我發掘一些意想不到的素材,思考一些前塵往事與後世之緣,我在書中寫到傅斯年和他家族的許多細節,就是這樣得來的。

劉文典踢蔣介石等事件

田野考古的方法除了傅斯年所倡導的“動手動腳找東西”外,還有一項不可或缺,這便是考證辨偽。在我蒐集閱讀的幾千萬字史料中,有正史與野史、可信的與存疑的,這就需要拿出考證的功夫和方式、方法做一些去虛存真的工作。當然,不是說野史與存疑的材料就一定不能用,有的也可以用,但要用得恰到好處。如第二部《北歸》第十章“'國寶’劉文典”那一節。說的是一代狂人劉文典執掌安徽大學時鬧學潮,時正在安慶巡視的蔣介石聞訊,把劉文典叫來訓斥一頓,劉氏不服,蔣一怒之下扇了劉兩個耳光。想不到早年做過孫中山秘書的劉文典並不示弱,飛起一腳踢中了蔣的腹部,蔣氏當場倒地,大汗淋漓地在地下翻滾了半天,在醫院住了好幾天。蔣介石就這樣在床上於呻吟聲中以“治學不嚴”的罪名下令把劉文典關押了7天算是了結。劉氏釋放後,捲起鋪蓋到北平清華大學當教授去了。後來有人說宋美齡之所以不生孩子,與劉文典這一腳有關,經此一腳,蔣便無生育能力了。

關於劉文典踢蔣介石事,親見者少,道聽途說和演義者多,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曾提及此事,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儘管魯迅與劉文典有交往,但並未在事發現場,因而說是事件為“不稱主席”引發,我在書中引用這個故事的時候思索了良久,最後決定採用前一種說法,以達到突出劉文典性格和知識分子骨氣的效果(當初演義的人或許也是這樣想的吧)。因沒有確切的一手材料支撐,遂在書中暗示這是一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僅且是文人墨客或被壓迫人民的一種渴望或念想吧。

如果說劉文典怒踢蔣公有些傳奇色彩,我在李莊遇到的一件事可說是離奇了。像傅斯年、李濟、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等一大批學者,流亡西南後在四川南溪縣李莊鎮住了六年。八年前我在四川李莊採訪原國民黨李莊支部書記之子、南溪縣政協委員羅萼芬時,他給我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當時梁啓超的二公子、畢業於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梁思永一家就住在羅萼芬家中的另一處院落,兩個家庭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留下了許多值得懷念的故事,其中一個是說:美國投到日本廣島、長崎的兩顆核子彈,最早的故事就發生在李莊,當時建築學家梁思成接到了美國盟軍要轟炸日本本土的指令,並有投放核子彈的密令,只是當時對投放地點沒有定下來,美國方面想聽聽梁思成這位大專家的意見。當時正在李莊流亡的梁思成拿不定主意,於是便來到了黨部書記羅南陔家,與羅談起了這件事,最後二人商量的結果是,東京與京都這兩個古城不能扔,最好扔得遠一點,於是就出現了後來全世界都知道的廣島、長畸……

聽罷此言,我當場就提出質疑,認為故事是假的,但羅萼芬斬釘截鐵地說是真的,並說他的父親與梁思成商量的時候,他作為一個小孩子在一旁給他們倒水,是親眼所見親耳聽到的,因而事過六十年仍記憶猶新。——對於這段離奇的段子,我心中清楚是不可能的,當年梁思成確曾經到重慶為盟軍轟炸日本本土在地圖上作過標誌並在客觀上保護了京都、奈良等古城古物,但扔核子彈的事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由他來指點江山。或許,這是羅萼芬聽了梁思成在重慶的事進行的演義,或許人到了晚年便會產生一種幻覺性的東西,但我感到這個離奇故事本身有披露並讓其存在的意義,於是便放於頁後一個注釋中,同時告訴讀者只能是“姑妄言之,故妄聽之”罷了。

張學良與胡蝶並非情人關係

當然,像上述所說的似是而非的故事放於書中只能是偶爾為之,用得多了就成穿越小說而不是紀實類作品了。既然是紀實,就要在“實”字上下功夫。

面對歷史上說法不一的人物與事件,要儘量施展本領加以考證追索,給讀者一個真實或最為接近真實的說法,我在寫作中是這樣做了的。我曾拿出了十個頁碼以注釋的篇幅來考證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炮轟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也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變”真相。按照當時的傳聞,事發當夜手握兵符的張學良正在北京一個舞池抱著趙四、朱五兩個妖艷女人以及當紅女影星胡蝶糾結成一團,對事變經過與東北軍死活毫不關心。而過去教科書和一幫所謂戰史或黨史權威的說法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最高統帥蔣介石連發數電,命令當時節制東北政務的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絕對不得抵抗”。就是這個命令導致幾十萬東北軍未放一槍退入關內,整個東北四省淪陷。

事實如何呢?經過我的考證,事變當晚,蔣介石攜周佛海等人乘“永綏”號軍艦離南京赴江西督剿紅軍,他是在九江停泊的軍艦上過的夜。而張學良是事變第二天,即19日才向南京國民政府中樞致電的,到了19日晚上,南京方面留守大員經過商議才做出“電請蔣主席回京”的決定。因而,把“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抵抗的帽子扣在蔣介石的頭上是不對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張學良自己做出的決定。後來張本人在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唐德剛教授談話時也承認了這一點,說:“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而張在日本電視台採訪時也同樣公開承認是自己的決定,與蔣先生無關,並稱“不能怨人家”。

至於傳播一時,搞得舉世沸騰的馬君武那首《哀瀋陽》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儘管達到了抹黑張學良和泄憤的效果,但事發當晚,張學良與影星胡蝶沒有在一起。據我考證,“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蝶等劇團人員正由上海北上但未抵達北平,不但當晚與張學良沒有見面,胡蝶終其一生都與張學良沒見過面,這一段史實的考證,還原了歷史真相,也替胡蝶洗刷了背了大半生的黑鍋。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案例,就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滿江紅》歌詞作者到底是誰的問題。現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校史館”以及出版的《西南聯大校史》等書籍,都明確標示作者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羅庸教授。但據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哲學家馮友蘭晚年說,這首歌是他作的。

馮氏的說法一經提出,校歌的曲作者張清常就撰文公開予以否認,說歌詞作者根本不是馮友蘭而是羅庸先生,之後許多人捲入其中予以考證、論戰。我在寫作時對這個案例曾下過一定工夫,經過考證,真正的作者應是馮友蘭而不是校史館標誌的羅庸。處於慎重,我用了將近一萬字的篇幅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考證辨偽,結果還是得出馮友蘭是真正作者的結論。這個結果,等於推翻了昆明校史館和《西南聯大校史》等書籍記載的結論,還了馮友蘭教授一個公道——儘管我對馮氏的人品並不佩服且在書中還多少有些微詞。

(岳南,原名岳玉明,1962年生於山東諸城,先後畢業於諸城五中,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美術系文學創作專業,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研究生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副會長,台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岳南對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亦有獨特研究。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岳南以175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24位,引發廣泛關注。)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發給逯欽立的服務證(2 /5張)

李莊文化研究專家左照環對岳南說,這就是梁思永在李莊的居所(3 /5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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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萼芬向岳南講述核子彈扔到廣島、長崎的故事圖片提供/岳南(5 /5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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