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告訴他們有那么一片自由與幸福

2019-03-02 11:21:51

羅四鴒昨天 23:36

閱讀(7351)2006年,何兆武的口述歷史《上學記》(三聯書店2006年8月)出版後,西南聯大以及相關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與學術”“大學精神”“知識分子”等詞語再度成為人們稱羨的對象。在許淵沖的《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三聯書店1996)、何柄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大2005)、宗璞《南渡記》《東藏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遲遲在大陸出版的鹿橋的《未央歌》(黃山書社2007年)等眾多有關西南聯大人的書之後,《上學記》中的吸引我的不再是西南聯大及其軼事,而是字裡行間流、隻言片語中毫不掩飾的西南聯大學生何兆武的自由與幸福。何兆武認為,幸福有兩個條件:“一是個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個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然而這種自由與幸福的光芒,如此耀眼,讓我忍不住擋住眼睛,習慣性地陷入黑暗。

十年前夏日的一個傍晚,我從虹口區一個小賓館出來,沿著一條馬路毫無目的走著。突然,我發現自己竟然到了復旦大學。多年後,我上下班坐公交時,依然能看見那個小賓館,但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復旦的。我只是麻木地走著,是圍牆內籃球場上一群群打球的學生讓我注意到圍牆內是一所大學。於是,我停下腳步,小心翼翼地找到校門,發現這竟然是復旦大學。於是,我走了進去,站在鐵絲網外看著場內那些打球的學生。

此時,夕陽將最後一道金色光芒溫柔地照耀在他們身上,形成一團團跳動的光暈。我看到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一個遙不可及的世界。我站在黑暗中,看著他們,一種絕望漸漸湧入心中,滲入骨髓,直至每個毛孔。我可以忍受貧窮、忍受孤獨、忍受辛苦、忍受陌生、忍受嘲笑、忍受一次次從頭再來,但我卻被這種絕望所擊倒。

於是,我離開了這裡。我將行李打包託運到南昌,包括我自己。然後在市郊一個村子裡用80元租了一家農戶的小房間,裡面只有兩張竹床和一張桌子一張凳子。晚上,月光可以從窗戶斜射而下,在地上映射出另一扇發光的窗戶。我躺在竹床上,望著地上的窗戶,卻望不見天空,我奇怪為什麼月光依然那么亮?

我一個人住在村里,拒絕與任何人來往。白天看書,晚上在廉價的錄像廳看各種爛片。父親聞之後,從老家跑到省城,在村里挨家挨戶找到我,央求我認命央求我回家,我依然麻木而倔強,一個人留在那個考研村,開始自己第三次考研。

一年後,我考取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我終於可以上學讀書了,卻沒有任何喜悅,只有後怕。多年來,幾乎所有人,有時候甚至包括我自己,將我的成功歸結為我的個人奮鬥,但多年後,我才漸漸意識到,我只是幸運而已。從一名中專生和一名鄉村教師再到一位研究生,有的只是幸運,是考研村中大多數人沒有得到的幸運,是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的學生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們從不知道、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的幸運。

1997年暑假,我偶然聽一位同學說起,南昌郊區有個考研村,那裡有不少人在準備一種叫考研的考試。第二天,我就跑去我任教的鄉級國中,向校長請了三年長假。第三天,我便駐紮到了考研村,成了一名考研專業戶。那時,我並不清楚什麼是研究生,我只知道如果考上,我就可以上大學,我就可以讀書了。那個時候,我認為只有在大學裡的讀書才是讀書,可大學是怎樣的?我一無所知。甚至到北京讀研後,我才知道大學有圖書館,還分好多系,系又分好多聞所未聞的專業,而中文系不只是有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

不過,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無知,因為在考研村里,我發現了一兩百位與我一樣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大多中專畢業,在鄉村中國小教書;拿著經常拖欠、餓不死人的工資,生活無望卻依然心存夢想的人。當時,我們並不知道,考研對我們來說,是一場持久的、殘酷的賭博,雖有成功,但更多的卻是失敗、麻木與心酸。

生活的艱苦自不必說,更可怕的是壓力,是經濟與心理的雙重壓力。在考研村中,有許多人幾乎是破釜沉舟,一旦失敗後再回老家,不僅沒了工作,更是成為笑柄。幾年後,我曾試圖回憶這段日子,可是除開背書,機械地背著考試科目要求的書外,只有一片灰色。我記起一個頭禿、背僂、土黃色的影子,當時一位同學指著他那彎曲的背影,笑著問我,你猜他多大?我搖搖頭,真猜不出。因為我覺得他有40多歲,可我知道超過35歲便不能報考。同學笑著告訴我,他三十出頭,考了七八年了。我當時可能笑了吧。其實,我知道,考研村裡的村民永遠不會互相嘲笑,我們只有害怕,害怕某一天,自己也會成為那個樣子。之後,我只要看到這個影子,便遠遠避開,不是害怕,不是厭惡,只是不忍心看他的樣子,也不忍心提醒自己可能要面對的失敗。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叫什麼名字,他最終是否考上。

我還記起蓮花,她是少數幾位考研女生中唯一一個媽媽級的考生。她只是想讀書,想通過考研掌握自己的命運,但誰也不敢告訴她,考研是在拿青春賭命。她沒有足夠的資本,因為她年齡大了,而且她還有家庭、孩子。堅持兩三年後,蓮花帶著對我們的羨慕和對自己的無奈,放棄了,消失在家鄉的小鎮中,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兒子身上。我記得她驕傲地告訴過我,她兒子很聰明,叫博揚,博士的博。我不知道蓮花以後怎樣了,因為有太多這樣的同學,就此失去聯繫。

我還記起長毛的故事。長毛當然是綽號,長毛髮誓,不考上研,不剪髮。猶如當年梅蘭芳蓄鬚明志,長毛決定蓄髮明志。最後一次參加考試的前十幾天,他執意放棄堅持多年的考研準備南下打工,幾位考友苦苦相勸才進了考場,並打算一考完就去打工,因為在此期間,他的父親因車禍去世,他已不好意思再接受在外打工的妹妹的經濟援助。然而就是這一次,他如願以償考入北大,此時,他的頭髮已到腰間。

我還記起有在收到錄取通知書那天燒毀所有書的;有舞弊被抓而被罰停考最後南下廣州打工的;有千方百計找朋友住到學校附近旁聽的;我最終還記起,食堂落有無數隻蒼蠅的綠豆芽菜和宿舍中一抽屜會飛的蟑螂……

我問過自己很多遍,也問過好幾位考研成功的同學:後悔當初那么考研嗎?不後悔!如果有機會重來,還願那樣讀書嗎?不知道!

不知道,確實不知道。因為考取研究生確實讓我們得到一張入場券,但這種賭博式的讀書,讓我後怕不已,也為自己慶幸不已。我是幸運的。在考研村中,比我執著比我勤奮比我艱苦的人很多,失敗告終被迫放棄的人更多!而他們,只能無奈地回到從前的生活。現實除了比以前更加困窘外,還多了一份心酸與嘲笑。莫以成敗論英雄,只是一句連自己也騙不了的謊言。

但考研村裡的村民卻日盛一日。據說,在我離開考研村後,那裡駐紮的村民成倍增長,房租與一伙食費甚至養活了那個叫石泉村的村莊,甚至有宿舍增加了一層。隨後,我又漸漸發現,原來考研村不只是南昌的特產,我逐漸看到北京、上海、重慶等各地考研村的報導,遇見過自內蒙古、四川考研村的村民,聽說了更多有關考研村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不只是幸運,簡直是僥倖。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一直把我未能讀高中未能有機會上大學的原因歸罪於我那目光短淺膽小慎微、農民出身的父親。當時,父親給我的理由是:一個女崽,有一個鐵飯碗,你還想要什麼?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14歲的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多年後,已去北京上學的我再次抱怨父親當年為我做的粗暴選擇時,父親的回答是:我們哪懂,我們哪知道大學!24歲的我,仍不知如何面對父親的回答。

其實,父親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為年輕時候的父親也像我一樣那么渴望上高中、考大學。但艱辛的生活已讓他不敢奢求什麼,吃飽穿暖就是幸福的極點,於是,他報考了當時受到過毛主席大為稱讚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因為在那裡讀書不要錢,還有飯吃。即便當時家中負擔我讀高中上大學完全不成問題,但一個鐵飯碗,一個國家幹部編制的鐵飯碗,便已達到了父親認為的上學的目的與幸福極點。他又怎么會允許怎么放心我去追逐他所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虛無縹緲的自由與幸福?

1994年,師範畢業後我回到陌生的老家成了一名鄉村教師。那時,師範生分配工作實行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讀師範時,父親因工作調動從大山回到了離別近三十年的老家,待我畢業時,我也因此分到父親的老家做了一名鄉村教師。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農村,也讓我開始明白為什麼父親如此輕易感到滿足。

起初兩年,我在鄉中心國小上課,不久我發現,五年級比一年級少兩個班,男生比率明顯增加。其中原因,不問也明白,因為女孩不讓上學是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現象。每年義務教育考察時,學校便放半天假,所有教師集中在一個教室里,為適齡上學而未上學的學生偽造學習卡,其中大部分是女孩。記得當時一年級有一個男生,他的班主任告訴我,他是鄉里遠近聞名的“超生游擊隊”修鞋匠的七個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唯一一個上學的。

第三年,我調到鄉級國中上課,又發現初三比初一少了一個班,而且每個班的人數也明顯減少。寒假過後新學期開始,我發現自己班裡少了兩位學生,我問其他同學他們怎么不來上課?幾位男生爭相回答,言語中充滿羨慕:他們不讀了,去廈門打工了。他們堂哥帶去的,一個月150元!我大驚:這怎么可以呢?國中還沒畢業?!一位學生撇嘴說道:那還不是一樣。國中畢業後也是打工,不如早一點掙錢,還不用在這浪費時間浪費錢。

課後,我又向一位老師提起這件事,這位年過半百的老師悽然笑道:“以前還有點希望,現在你看他們有希望嗎?遲早進城為奴為婢!”

我不禁一陣冷縮,第一次發現自己正如父親所說“生在福中不知福”,第一次意識到對於我的學生來說,我已經到達了他們永遠不能到達的幸福極點。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讀的師範學校已經轉軌成職業高中,而在此之前,這所師範學校是他們所知道的上學的最高目標和得到幸福的唯一途徑。雖然錄取分數比重點高中還高過四五十分,但若是考取了這所師範學校,就可以一躍“農”門,取得城鎮戶口,還有一個鐵飯碗。而讀高中上大學,對於他們來說,不啻于海市蜃樓。

其中,讓我最唏噓感慨的是我的一位遠房堂兄的故事。這位比我大一歲的堂兄比我晚一年國中畢業,但他沒有考取師範。因為這所師範只接受應屆生。此後三年,我的堂兄不斷改換學習卡,輾轉各個鄉的中學,不停地報考師範,直到師範學校轉軌,他依然未考取。此時,他已成為村裡的一個笑話。他的父親發狠,不信他這位在村里唯一能讀書的兒子,不能得到一個鐵飯碗,不信他家祖祖輩輩都只能種田。於是,我的堂兄繼續讀高中,三年後他考取了師專。可畢業時,已經沒有了包分配工作的概念。他只好在我曾經呆過的那所鄉級中學做聘用教師。慶幸的是,不久由於教師大量流失,教育局進行了一次公開的社會招聘,這次,我的堂兄考上了,終於進城做了一名有編制的國小教師,成為了“公家人”,實現了他和他父親的幸福夢想。此時,他已過而立之年。但此時,他不再是村子裡嘲笑的對象,而是眾人艷羨的對象與可望不可及的幸福夢想。

多年後,我在老家遇見了這位幸福的堂兄,身後是隨之也進城了他的父親,臉上是掩飾不住的驕傲。此時,我已研究生畢業,在上海工作。我的堂兄和他的父親謙卑而又敬畏地看著我,不敢與我說話,猶如十年前的夏日傍晚,我在鐵絲網外,望著籃球場內那個不真實的永遠不會屬於我的世界。

1994年,根據劉醒龍小說改編的電影《鳳凰琴》在我讀師範的縣城上映,學校組織集體觀影。當時,四大天王盛行,我和我的同學們都以為放的是前一場放的一部港片,電影開始後才知道是《鳳凰琴》,是給讀師範的我們放的專場,進行師德教育。因為用學校牆上的標語說,中等師範學校,是鄉村教師的搖籃。

當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電影的內容會與我幾個月後開始的生活會有多大聯繫。只記得剛看完電影的那些日子裡,教室里每天都會響起口琴與笛子合奏的國歌,輕鬆歡快,夾雜著喧鬧嬉笑與少年愁滋味。直到很多年後,我才漸漸體會到《鳳凰琴》中,每日隨著國旗升起而響起的口琴與笛子合奏的國歌的沉重與心酸。

在老家那所中心國小教書的第一年年末,全鄉國小進行會考。我被派往一所村小監考。我與一位老師坐著一輛龍馬車一路顛簸而去,直到我全身近乎麻木冰冷,我才聽到同行的老師說“到了。”我跳下車,沒有看見想像中的村莊與學校。我問,學校在哪啊。這位老師笑了,指著不遠處一排孤零零的低矮破爛的土屋子說,喏,那不是嘛。此時,我才看到土屋外,斜斜插著一面國旗。

待我低頭彎腰走進土屋,看到裡面坐著的學生,我才確定這確實是一所學校。學校的學生來自附近三個村莊,為了方便所有的孩子,學校設在三個村莊的中間,所以,我看不見村莊,也不知道有多遠。學校的學生不到十五位,分三個年級,只有一名代課老師。監考時,這位三十來歲的女代課老師不停地向我們介紹她的情況:她一人教三個年級六門課,趕進度已經夠嗆,根本顧不來教學質量;她一邊上課一邊還得種地;她好幾年忙得都沒趕墟了……同來的老師會意地笑笑,而我一直擔心教室後面,時不時從木板大窟窿里探出腦袋的牛,是否會跑進來搗亂;或是疑惑地看著用破舊油紙糊的窗戶,不知道是否應該告訴他們,若是把那些洞糊好一下,教室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冷得徹骨。

回來路上,同行的老師告訴我,那位代課教師不停地抱怨是希望我們監考時能睜隻眼閉隻眼,因為如果學生成績太差,她那份一個月50多元的工作也難保。那個時候,正是取締民辦教師、代課教師的高峰。但實際上,這位代課教師的擔心其實是多餘的,因為幾乎沒有正式教師願意到這種村小工作,即便當時中心國小的教師已開始人滿為患,也沒有人願意去那裡上課。

許多年後,我看到一篇報導說,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鄉村教師開始大量流失,以打工或是考研、考公務員的形式進城,成為了一個不小的社會問題。這時,我這發現,原來自己還是最早最成功地逃離鄉村中的一位。據說,後來在我老家逃跑的鄉村教師越來越多,以致於教育局兩三次清理開除有名無實的教師,並不得不從社會上招聘教師來填充不足。我的堂兄就是因此而實現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幸福夢想。

2009年2月5日,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08年度人物評選”揭曉,紮根大涼山懸崖18年,撐起“天梯學校”的李桂林、陸建芬夫婦當選“感動中國2008年度人物”。報導稱,他們“為了大山的孩子們,付出青春與熱血,不求回報,感動中國人物當之無愧”。因為直到今天,“陸建芬仍是代課教師,每個月領230元的工資”。在看到這個報導後,我大吃一驚,我沒想到十多年前的情況依然存在。我第一次感到羞愧,不是為自己的逃跑,而是為我已忘記卻依然存在的《鳳凰琴》中的狀況,為依然需要靠“奉獻”而生存的鄉村教育。

(2007年11月2日,湖南省桂陽縣團結圩鄉竹中國小,一二年級的孩子在沒有電燈的教室中上課,坐得一動不動。供圖。)

在媒體網路上的報導中,李桂林、陸建芬的艱苦、貧窮、無私、奉獻、理想不停傳誦,不停掙得空洞而廉價的讚譽。而真正打動我,讓我掉下眼淚的卻是一行不起眼的話。接受採訪時陸建芬說:“希望上級領導考慮我的具體情況,如果我能早日轉正,贍老護幼的壓力就會減輕,也會感受到國家正式教師的榮耀。”在這句被許多媒體忽略的話中,我看到了最真實的李桂林與陸建芬,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無奈與心酸。

十多年前,在老家村小遇見的那位代課老師,我不知道她後來怎樣了。但當時與我一同去監考的老師,不久卻離開了學校,成為了一位徹徹底底的農民。因為她是民辦教師,年齡大了,已經不可能轉正。而新分配來的師範生,已經取代了他們的崗位。這位熟悉每一位學生家庭、性格、脾氣的老師,帶著無奈與一絲嫉恨離開了學校。

在鄉中心國小教書的第二年,一位女同事懷孕了,想吃酸的。她的丈夫為此特意騎機車進城,買了半斤葡萄回來。葡萄與他們的奢侈立即傳誦成愛情童話,連整日不出門、聽不懂老家方言的我,也在第二天就聽到了這個童話。這對小夫妻是當時不少人稱羨的對象,因為他們兩位都是師範畢業生,都是有著正式編制的老師。當時在那,一位男老師找一位女裁縫或是有一門別的手藝的人,是非常般配的,若是能找到一位女老師,是非常幸運的。而能吃上丈夫買來的十八元一斤的葡萄的妻子,無疑是幸福的。到鄉級國中教書的那一年,學校新分配來一位男老師。這位男老師報到後對校長說,我不要上課,我要先找老婆。自此,他每日騎著機車在外,校長既理解也無奈。

後來,在考研村,曾在我上鋪住過的“姐妹”告訴我,因為有人把鄉長的兒子介紹給她而她不同意,為此備受刁難貶到更為偏僻的村國小。一怒之下她來到這裡。到了這裡,她才知道原來可以考研。她是我們那最勤奮也是最早考走的不多的村民中的一位。而這種故事在考研村並不罕見。那時,我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大到我無法想像。

我所在的鄉中心國小,在我們那三十幾個鄉鎮中算比較好的;我的老家,在我們那個地方也算比較富庶的縣;我的父母不僅不需要我供養,每月還給我貼補,我似乎沒有逃跑的理由。當我聽到葡萄的故事時,只是一笑而過。那時,我總是看著已在大學上學的國中同學從遠方寄來的信。那年,我十八歲,卻感到已走到生命的盡頭,無比蒼老。

曾經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長輩,對於我不甘“奉獻”的自私行為和范進中舉式的考研經歷評價道:你是自找的,因為你有所求!我驚呆了。因為這與父親平常罵我的話一摸一樣:別人能活,你為什麼不能活!對此,我至今無言以對。

不過,對於我的逃跑,我從未得意過,也從未羞愧過,有的只是慶幸與感激。我總是想,若是我能早點知道有那么一種自由與幸福的存在,若是我能有選擇那種幸福的自由與權利,那該多好啊。

2006年9月,北京因取締了不少沒有辦學許可證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引起不少爭論。贊同者認為這些學校教學質量低下,不少僅僅是為了掙錢根本不懂教育,甚至有隻上過國小二年級的農民來招生辦學,完全是誤人子弟;反對者則認為有甚於無,學校條件再差,至少也讓孩子有一個去處。當時在北京無所事事的我一時好奇,在小西天附近,找到了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行知學校校長黃鶴。剛過不惑之年的他,身著白色襯衫,灰色長褲,乾淨而樸素,鼻樑上的大黑框眼鏡為溫和、寬厚的他平添了幾分書生之氣。

“中國的農村教育根本走錯了路!用陶行知的話說,就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裡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一坐下來,這位陶行知的追隨者黃鶴便直奔主題,講述自己的辦學之路。

從學生時代開始,黃鶴便視畢生致力於鄉村教育、貧民教育的陶行知為自己的先行者,而與陶行知“結識”,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黃鶴出生於安徽農村,14歲那年,一本誤買的《行知書信集》決定了他一生的奮鬥方向。他在自己課本的扉頁上寫上“做一個像陶行知一樣的大教育家”。然而高考那年,一場大病讓黃鶴沒有如願進入大學。復讀無門的他下定決心:今後一定要為那些因為窮或沒有門路而不能上學的孩子辦學校。此後,他開始了自己四年獨特的流浪遊學生活,走遍了陶行知生長、辦學、乃至安葬的所有地方,走遍了三分之二個安徽。之後,他開始在實踐中探索真正適用於農村的教育模式,先後到河南南陽、山西臨汾等地的私立學校推行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張,但均告失敗。1990年,他來到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師從教育界權威王道俊教授。學成後,他接到深圳南山區教育局邀請,到該地從事國小教育改革,這一改革只持續了幾個月。

1994年,應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邀請,黃鶴開始負責全國希望國小的管理和教師培訓工作,並組織開展“中國希望國小調查”。1998年,黃鶴想去農村創辦學校,但礙於資金難題,這個想法只能流產。這時黃鶴接到了陶行知當年創辦的最有名的學校——南京曉莊學院的邀請。欣喜若狂的黃鶴立即帶著妻子來到南京,期望在他心目中的教育改革“聖地”實現自己的理想。一年後,現實再次讓黃鶴感到失望,他不得不選擇離開。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他把自己關在家中,剃了光頭,足不出戶,反思自己所走過的路。

2001年的一天,黃鶴偶然從電視新聞中看到有關農民工子女上學難的報導,得知雖然有一些由打工者自己辦的打工子弟學校,但教學質量普遍較差,黃鶴心中頓時豁然開朗,終於知道自己該走什麼路了!他說:“當時北京有十幾萬的農民工子女,農民工自己辦了一百多所學校,但大多數都不合格。農民工自己,賣白菜的甚至撿破爛的,都辦了那么多學校,我還算是一個研究陶行知的、要辦學的,再沒有理由坐在這裡空想了。”

2001年7月14日,黃鶴開始辦學。他首先買了一輛二手腳踏車,開始實地考察。從朝陽到海淀,從豐臺到大興,一個多星期跑了十幾所農民工子女學校,學校之多、設施之簡陋、教師素質之低下讓他觸目驚心:辦學人根本不是科班出身,學校也極其不規範,租用的民房設施簡陋,完全處於地下狀態。

考察結果讓黃鶴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辦學決心。他從朋友處借了2000元錢作為啟動資金,同時得到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慶豐、楊建、徐曉龍等三位教育碩士的支持,四人經過考察,決定將學校辦在農民工子女聚集較多的地方:豐臺新發地農副產品批發市場。“那個市場很大,小孩子這裡一窩,那裡一窩的。問他們的父母孩子在哪裡上學,有的說剛從老家來,還沒來得及找學校;有的說孩子早就不上學了;還有的帶我們去看孩子上學的地方,那種學校和我在考察中看到的沒什麼兩樣。”

四人立即租用附近一家村民辦小旅館的七間房子作為校舍,把北京國小捐助的150套課桌椅、電視和投影儀搬過去,黃鶴還將自己家裡的書全部運去,將教室裝備齊全,並給學校取名棚鵬學校(行知學校前身)。黃鶴解釋說:棚——陋室也,謂弱勢群體,即農民工子女;鵬——世之大鳥也,謂希望,昭示了辦學目的。棚鵬學校,意為“棚居何陋有真教,鵬翱萬里在良師”,至今,這還是行知學校的辦學宗旨。

8月6日,棚鵬學校正式對外招生。為了取得家長的信任,他們親自跑到農民工住處做說服工作,並用三輪車把家長拉到學校實地考察。在他們的真心感動下,棚鵬學校迎來了首批5名學生。幾天后,學生開始逐漸增多:7個、9個,20個,90個……

當一切逐步走上正規之時,因為沒有辦學許可證,8月26日,棚鵬學校遭到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查封,學校被迫第一次搬遷,搬到豐臺轄區內一所公辦學校的舊址。11月27日、29日,學校又連續兩次遭遇查抄,學校被徹底砸爛、徹底抄家、徹底封閉,未留下一片紙、一本書、一支粉筆。三次封校,在當時的北京引起軒然大波,被稱為“棚鵬事件”。

然而,這並沒有動搖黃鶴為農民工子女辦學的決心。他回憶說,11月29號,最冷的那一天,到了晚上七點多,孩子們都不願離開學校,要護校,中午沒吃飯,晚上沒吃飯。那么冷的天,那些抄家的聯防,都穿著大衣,蹲在有空調的車裡。 我們學校救助的一位賣冰醣葫蘆的三年級小姑娘,不知從哪裡找了一個一次性的杯子,裝了一杯熱水,端到我身邊說,校長你把這個喝下,暖和暖和,你不能倒下,如果你倒下,我們就不能再上學了。我當時抱著這個小姑娘就哭了,我說校長不會倒下,只要校長還活著,這個學校一定辦下去。

12月1日至10日,在嚴冬中,棚鵬學校集體失學的197名學生,“無家可歸”全體教師,坐在臨時租借的當地老鄉的兩間陰暗潮濕,四處漏風、漏雨、漏雪,無暖氣,無用電照明,無任何家具的小屋裡,憑藉兩塊木板和老鄉送給的舊棉被,仍堅持著上課。

這時,一位學生家長提供了一條線索:大興西紅門六村有個閒置的養雞場準備出租。黃鶴連忙跑去聯繫,租用了8間房子作為校舍。12月10日,雨雪交加中,棚鵬學校第二次搬遷。

此後,由於經濟、校舍擴建等原因,棚鵬學校又被查封一次、搬遷三次,直到目前這個校址才穩定下來。 期間,2003年7月13日,棚鵬學校更名為“行知學校”,其意為“弘揚行知精神,走行知路,做現代行知人”。2004年10月12日,學校拿到了大興區教委頒發的教學許可證,從此,行知學校逐步走上正規、持續發展的道路。

在和黃鶴交談的兩個小時裡,他接了兩個電話,都是學生家長打來的,要求減免學費。黃鶴幾乎二話沒說便同意了。

我問他,你這樣是否太草率,不怕家長欺騙?

黃鶴笑了笑,說,每每看到這樣領著孩子來求學的家長,我就像看到當年我媽媽領著想進復讀班的我,因為無錢無勢而被關在門外的情景。所以在我們學校,沒有哪一個老師敢說“沒錢,你就不要來上學”這樣的話。我的學校是為需要它的孩子辦的,也可以說是為自己的內心辦的。

那要是家長欺騙呢?我追問。

當然免不了,但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家長都是誠實的。他淡然說道。

據介紹,本著陶行知的“來者不拒,不來者送上門”為招生原則的行知學校,對家庭困難的農民工子女施行減免費助學金制,現已減免救助失學或半失學農民工子女近千人次,救助款達二十多萬元。作為老師和校長,黃鶴給自己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到這裡來上學的孩子,不管什麼原因,都堅決不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失學。而他撿孩子上學的故事更是廣為流傳。

2002年9月,六歲的男孩靖明剛跟著安著假肢的父親——一個靠撿垃圾維持一家六口生活的安徽來京打工者,從他們的居住地——大興一個垃圾場臨時搭建的窩棚里,來到行知學校報到。靖明剛的入學手續辦得很順利。當黃鶴將父子倆送到校門口時,發現兩個膽怯的小姑娘向校園裡張望。詢問之後才得知,原來靖家還有三位沒錢上學的超齡孩子:兩個九歲的雙胞胎女兒和十四歲的大姐。黃鶴二話沒說,立即為四位孩子免了所有費用,安排入學。如今,四位孩子在同一年級讀書,成績包攬前四名。黃鶴說,“如果不是行知學校,他們便很難再學習,只能是文盲了。尤其是姑娘們的命運,將可能很悲慘。”

也是從那年開始,每逢新學期到來,黃鶴就去西紅門、新發地、西沙窩等地的垃圾場、菜地里、廢品收購站、舊貨市場裡……像撿有用的廢品一樣往學校撿孩子。迄今,像這樣的學生,他撿了近30個。

“陶行知曾說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辦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如今,全國大約有1000萬流動兒童,他們的教育現狀仍然令人堪憂,我就是要為他們辦學!”說話中,黃鶴眼中透出一絲堅毅。

實際上,據我後來的了解,由於這所學校的經費主要來源於社會捐助(捐款、捐物), 其次是學生繳納的學雜費,財政狀況一直處於非常尷尬和不穩定的境遇,甚至是舉步維艱的地步。我曾再三問黃鶴,他是如何掙錢如何維持學校的發展的,畢竟這是長期的事情。這位剛剛還沉浸在自己理想中的校長頓時黯然,一再迴避這個問題。

第二天在大興,我看到了這所乾淨整潔、井井有條的民工子弟學校。此時,行知學校的辦學條件基本達到北京市義務教育辦學條件的基本標準,學校占地30畝,在校生一千多人,設有11個年級22個班,用上了與北京其他正規國小一樣正規的教材。而他的辦學模式與教育理念更是吸引了許多專家學者。在那裡,我遇見了兩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生,他們每個星期都會自願來到這裡免費給孩子上課,同時以此做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在學校會議室的牆上,我還看到了2005年8月美國波士頓教育局派出的38人考察團的留影照片,以及黃鶴出外考察與做報告的照片。不過,也因此有人懷疑黃鶴的辦學目的,這幾乎讓我不寒而慄。

我只想說,在行知學校那些孩子臉上,我看到了幸福,是我的學生所沒有的幸福,或許是數以千萬計的流動兒童、留守兒童與農村孩子臉上所沒有的幸福。當我正在為這一千多名孩子感到慶幸時,一位女孩卻用求助的眼光看著我,問我她該怎么辦。原來,她國中就要畢業了,按規定,她必須回河北老家參加中考,因為行知學校只是提供教學,不能參加統一中考,給孩子們提供繼續上學的機會。可是她不想回老家,因為來北京很多年了,老家沒有人了,她想考北京的技校留在北京,但沒有報名資格。

可是你回去可以上高中讀大學啊。我說。

啊,大學,不可能的。女孩幾乎驚叫。

卑微而短暫的幸福瞬間溜走。我無法告訴她,世界上有那么一片自由與幸福的存在。

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國中班主任的電話。放下電話,我匆匆趕往提籃橋附近一個巷子裡的小賓館,見到了16年沒有見面的班主任以及我從未見過的他的妻兒。一見面,班主任對我說,奇怪,你怎么沒變似的。我說,你也沒變。其實,我變了,他也變了。當年那位風華正茂燙著捲髮引領時尚的班主任,已經變成一位重負中的男人,被工作、家庭壓得滿腹牢騷的中年男人。這次上海之行,是他們一家籌劃多年的還願之旅,但腐爛的梅雨和小旅店壞了的空調讓他們變得有些狼狽與不愉快。當這位在課堂上讓我第一次知道“國家”“公民”“自由”“權利”“平等”“幸福”等名詞的公民常識課的老師,向我抱怨工作的煩瑣與工資的低廉,驚訝上海的物價與繁華,擔心自己兒子是否能考上大學時,我對他說:“你們來得真不巧,梅雨季節是上海最難受的時候。”

我沒有告訴他,我已經近兩年無所事事,現準備再去上學讀書。因為我已經知道,讀書與上學是兩回事,但我不敢肯定,有那么一種自由與幸福的存在。

此時,父親已對我絕望。他對著仍要繼續上學讀書的我說:女崽子,我求求你,你就認命吧。

一年多後,我匆匆趕回老家,跪在父親身邊,嚎啕大哭:“我認命,我認命。”

然而,父親無動於衷,甚至沒有看我一眼。幾個小時後,父親在我懷中去世,已失明的左眼緩緩流出一顆眼淚。這是骨瘦如柴的父親的最後一顆眼淚,這是世上最疼我的父親留給我的最後一顆眼淚。

2009年10月

(責任編輯: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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