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貪不遺餘力 用“剝皮揎草”酷刑治貪官

2019-05-18 18:04:07

朱元璋反貪不遺餘力 用“剝皮揎草”酷刑治貪官 來源:廣州日報 時間:11-07-15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朱元璋反貪創了不少紀錄:措施最嚴、力度最大、刑罰最酷、殺人最多、歷時最長……

朱元璋出身貧苦,從小飽受官府的敲詐勒索,對貪官污吏充滿刻骨仇恨。他認為元朝“以寬縱失天下”,登皇帝位後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貪運動。他親自編定反貪重典《明大誥》,又令人編寫《醒貪簡要錄》,務求剷除所有貪官污吏。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朱元璋反貪取得一定的成果,使當時的政治比較清明。但由於用刑太濫、求治過急,朱元璋冤枉了不少人,甚至連一些廉吏也成了反貪運動的犧牲品,可謂矯枉過正。

朱元璋反貪啟示錄

提醒功臣管束家僮

告誡官吏勿擾百姓

元朝末期,蒙古統治者生活奢侈,放縱各級官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當時貪官斂財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

朱元璋親眼目睹元朝貪官污吏欺壓百姓,所以對這些人特別痛恨,他也深知元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其主要原因是吏治腐敗。他說:“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失在縱馳。”有鑒於此,朱元璋從當上農民起義軍領袖開始,就採用嚴厲手段打擊貪官污吏。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慶路(今南京),入城後他召集官吏父老,對他們說:“元失其政,所在紛擾,今我之來,為民除亂耳。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明確表態要革除元朝弊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他對李善長等人說:“建國之初,首在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宜以為鑑,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同年四月,朱元璋聽說有功臣家僮仗勢凌人,便把徐達、常遇春等人召來,對他們說:“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它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宜速去之。”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上皇帝寶座,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在臨走前,朱元璋告誡他們:“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昵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皆不廉致之也,爾等宜戒之。”

親自編定反貪重典

大力推行普法教育

為了防止各級官吏貪污腐敗,朱元璋在中央機構設御史台(後改為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等官,其職責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又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其職責是“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制定律令嚴厲打擊貪官污吏。在稱帝前,朱元璋已命李善長、劉基、陶安等人制定《大明律令》頒行天下,律令共285條。又命儒臣對律令進行“直解”,使人人知曉。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下令:“自今有官吏犯贓者罪勿貸。”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人修改律令,制定頒行《大明律》,共606條。

然而,《大明律》頒行後效果並不明顯,犯法者越來越多。朱元璋很惱火,他說:“本欲除貪,奈何朝殺而夕犯。”決定用重典治貪,“乃令采緝官民過犯”,親自編定《明大誥》,共十個條目:一是“攬納戶”;二是“安保過付”;三是“詭寄田糧”;四是“民人經該不解物”;五是“灑派拋荒田土”;六是“倚法為奸”;七是“空引偷軍”;八是“黥刺在逃”;九是“官吏長解賣囚”;十是“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至抄札。書成之後,朱元璋把《明大誥》作為國子監的學習課程和科舉考試的內容,在鄉里則由塾師對學子講授。監獄中的囚犯如能熟讀《明大誥》則罪減一等。

由於朱元璋大力推行普法教育,“一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不久,朱元璋將《明大誥》擴為三編,“立法務為嚴峻,而於贓吏尤重繩之”。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刑部再次修改律令,共460條。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令人編《醒貪簡要錄》頒布天下,規定官吏貪贓銀六十兩以上的斬首示眾,並把皮剝下來,填塞以稻草和石灰,掛在官府案桌旁,以警示繼任官吏不要重蹈覆轍,這就是朱元璋發明的“剝皮揎草”酷刑。他還下令百姓不分貴賤,皆可直接到京城告發地方官吏的貪污罪行,地方官吏不準攔阻。通過實施這些嚴厲的措施,對貪官污吏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

懲治貪官從不手軟

發現問題一查到底

朱元璋在位期間親自處理了很多貪污案,殺貪官無數。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規定,戶部每年歲終應對各府、州、縣所上收支賬簿進行審計,各地方官府每年派官吏到戶部上報財政收支情況,經戶部審核無誤後,才準許報銷。因很多地方遠離京城,為了減少來回奔走的麻煩,各地負責上報收支情況的官吏都習慣帶著預先蓋上官印的空白文冊到戶部,如遇駁回即改正。這種“先署印而後書”的上報方式本是明初慣例,“有司相沿莫之正”,一些戶部官員與地方官府勾結,利用這些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填上虛假支出數據,趁機侵吞錢糧,中飽私囊。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發現這一情況後,“以為欺罔”,馬上下令查辦。將各地官府管印的官吏全部處死,副官打百棍充軍邊疆,凡署名者均抓捕入獄。此案被處死者有數百人,入獄和充軍邊疆者不計其數。

郭桓案發生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郭桓是戶部侍郎,他和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相互勾結,組成貪污團伙,盜官糧700餘萬石,洪武十八年案發後,朱元璋“敕法司拷訊供詞”,發現郭桓等人除貪污公糧外,還侵吞了大量國庫物資,折合糧食達2400萬石。通過進一步追查,六部一些官員和很多地方官也牽連其中,朱元璋將主犯統統處死,受牽連入獄者達數萬人。

朱元璋恨不得殺盡天下貪官,他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只要是貪污,不管涉案者官有多高,朱元璋處理時都不會心慈手軟。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刑部尚書開濟接受一死囚家人賄賂,令郎中仇衍為其開脫死罪。他還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錢物,並導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殺的悲劇。他的不法行為被一獄官告發,開濟和刑部侍郎王希哲、刑部主事王叔征把該獄官抓起來,殺人滅口。此事被監察御史陶垕仲發現並上報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將開濟、王希哲、仇衍等人處死。

功臣犯法嚴懲不貸

朱亮祖父子同日死

即使是開國功臣,如果有不法行為,朱元璋也嚴懲不貸。永嘉侯朱亮祖勇悍善戰,立下許多戰功。但此人不學無術,在奉詔出鎮廣東時“所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番禺知縣道同把當地一個土豪抓起來,其他土豪行賄朱亮祖,請求他把被抓的土豪放了。朱亮祖宴請道同,要求道同釋放土豪。道同厲聲說:“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朱亮祖說不動道同,竟親自把土豪放了。朱亮祖還納富民羅氏女為妾,羅氏兄弟怙勢為奸,被道同抓起來,朱亮祖又把他們放了。道同憤憤不平,上奏揭發朱亮祖的不法行為,其奏未至京城,而朱亮祖彈劾他對上司無禮的奏章先到,朱元璋不知內情,派使者誅殺道同。後來見到道同的奏章,才了解真實情況。他覺得道同職位低下,敢揭發大臣不法之事,一定是骨鯁之臣,便派使者赦免道同。但後派的使者到達番禺時道同已被殺。朱元璋對朱亮祖誣奏道同非常不滿,氣憤異常,馬上召朱亮祖與其子朱暹進京,用皮鞭把朱亮祖父子打死。

在用重典懲治貪官的同時,朱元璋還大力表彰反貪功臣和獎勵舉報。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福建參政魏鑒、瞿莊“笞奸吏至死”,朱元璋賜璽書嘉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七月,蘇州知府王觀“治奸吏至死”,朱元璋派使者前往慰勞。常熟縣陳壽六等三人把貪官顧英綁至京師面奏,朱元璋當即予以重賞,並警告地方官吏不得對陳壽六等人打擊報復。

求治太急用刑太濫

不重證據傷及無辜

朱元璋鑒於元末吏治縱馳,民生凋敝,不惜用重典嚴刑懲治貪官。雖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因用刑太濫、不重證據,使許多無辜者受牽連甚至喪命。

在空印案中,枉死者其實不少,官府掌印者並非人人都貪贓枉法,而且“先署印而後書”是明初慣例,也情有可原。正如鄭士利所說的:“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聞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

濟寧知府方克勤是明初有名的廉吏,他生活儉樸,“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為治以德化為本,政績非常突出,洪武八年曾受朱元璋接見。後被人誣陷入獄,即將出獄時適逢空印案發生,因受牽連再次被捕入獄,結果死於獄中。鄭士利之兄鄭士元在地方當官,但並非掌印者,結果也受杖刑並被發配至江浦。

郭桓案的枉死者更多,由於受到刑訊逼供,郭桓等人把一些素無來往的官員也說成是同黨,朱元璋不管有沒有證據,統統格殺勿論,使許多人家破人亡。

在朱元璋親自編定的《明大誥》中,“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種種酷刑花樣百出。又特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可謂亘古未有。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姚潤、王謨拒絕官府的聘用,結果都被殺頭抄家。朱元璋這種一味殺戮的行為已遠遠超出了反貪的範圍,難怪後人把他視為暴君。

劉基曾勸朱元璋用法不要太嚴峻,他說:“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平遙縣訓導葉伯巨應詔上書時,也說朱元璋有三件事處理得太過分,一是分封太侈,二是用刑太繁,三是求治太急。可惜朱元璋都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

禮樂為先刑政為輔

亂世平世用刑有別

其實,朱元璋也知道僅靠嚴刑峻法並不能根治官吏貪腐,更不能成就“堯舜之治”。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與大臣討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認為:“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朱元璋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說:“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眾;拘索下情而巧偽必滋。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可見朱元璋在洪武初年主張“平刑緩獄”治天下,反對用嚴刑峻法鉗制下民,對推行苛政的“察吏”尤其反感。當然,朱元璋這段話主要是針對治民而言的。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對群臣說:“治天下禮樂為先。或言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徒務刑政,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故禮樂者治民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也。”明確提出禮樂為先,刑政為輔的治國理念。

朱元璋御下嚴峻,用重典治貪,但效果不盡如人意。一天,他對桂彥良說:“法數行而輒犯,奈何?”桂彥良回答說:“用德則逸,用法則勞。”這句話被朱元璋視為至理名言。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已是70歲的老人,他最後一次修改律令,頒布《大明律誥》。這次修改律令主要是將《明大誥》一些條目附載於《大明律》之後,“凡榜文禁例悉除之”,將重典改為“輕典”。朱元璋還親臨午門對群臣講解修改律令的宗旨:“朕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除頑,刊著為令。行之既久,犯者猶眾,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攝要附於律文各條下。”

史書稱,朱元璋親自編定的《明大誥》之所以多峻令,是“出自一時權宜,非上之本意”。

他晚年頒布《大明律誥》,主要是為繼承者皇太孫朱允炆著想。他還對朱允炆說出了用重典治國的原因:“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這句話表明朱元璋認為自己通過數十年的努力,懲治貪官污吏已取得“階段性”成果,繼任者將面臨“平世”,沒有必要像他那樣繼續推行嚴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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