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調回長春,我不惜把病危父親當“人質”

2019-02-18 09:18:25

懺悔錄》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

為調回長春,我不惜把病危父親當“人質”

這些記憶當然不是想像出來的,也並沒有因為經歷了時間而變得虛無縹緲,只是它們改變了,消失了,再不會回來。 ———作者

來源:新文化報 - 新文化網

這張照片是1979年5月2日照的,也是父親(前)生前最後一張照片;後左一是二哥,左二是二姐,左三是三姐,右一是作者

三個多小時後,我們才來到了父親單位,在樓上見到了那位負責人。當時父親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還拱手給他作了個揖,請求說:“請您幫忙把我兒子調回來吧!”我卻借著他們談話的機會悄悄溜走了,一直到下班也沒回去……

1979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樺甸山區一個三線廠(當知青後抽調到那個三線廠)上班時,收到了父親從長春郵來的信。那是用牛皮紙自製的信封,裡面裝著一頁很不周正的紙,上面只寫了7個大字:“我病重能否回來。”

父親有病的事,我在一個月前就聽說了。那是父親單位一位負責勞保的同志跟我們單位的一位同志說的。原來,我們單位那位同志,他父親和我父親在同一單位退休,因老人身邊無子女,他想調回長春。他辦理調轉手續時,知道我的情況後告訴我說:“聽說你爹檢查身體時發現肝上有個腫瘤……”

看了父親的信,我知道父親確實病得很重,我必須馬上回去。當我到家時,二哥、二姐、三姐都接到了父親同樣內容的信,已先後從吉林、通化、蛟河趕到家。二哥是學醫的,他摸了摸父親的肚子,偷偷地告訴我們:“如果是惡性腫瘤,爹去世的時間只有兩到三個月了。”於是,我們分別為父親準備後事。兩個姐姐根據父親的要求,給他做了裝老衣裳。我建議父親去照一張相。1979年5月2日,在汽車廠一帶的東風照相館,父親與我們合了影,留下了一張最值得紀念的照片,也是父親生前最後的影像。

父親一生受盡貧窮和苦難,可謂命運多舛。

我家祖籍山東,我父親出生在1910年,那是清末民初國破家亡的年代。他常和我講: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攤上了,一是幼年喪父,二是中年喪妻,三是老年喪子。

由於勞累,在我父親8歲的時候爺爺就去世了,扔下奶奶和父親無依無靠。在山東實在活不下去了,奶奶只好帶著父親隨著逃荒大軍一路討飯來到東北。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歷盡千辛萬苦,徒步數月,有時一天也吃不到一口飯。遇到好心的人家,看他們娘兒倆可憐,給點飯吃,安排住一宿,有時睡在人家院子裡。最後,娘兒倆在吉林省長嶺縣的一個小村子裡定居下來,奶奶給一戶王姓地主家做傭人,父親給他家放豬羊,勉強維持生活。

我出生於1945年。在我3歲的時候,我的奶奶、母親先後去世。聽老人講,當時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子裡每天要死十多個人,死因是患了“霍痢拉”,也就是霍亂,據說和日本人當年搞的細菌戰有關。當時,我父親在村裡的木匠鋪當學徒,每天做的棺材供不應求,有的人家買不起棺材,就用破蓆子把死者一捆埋了。我奶奶和母親出殯的當天,村里人都怕傳染,誰也不出來幫忙,只有父親和15歲的大哥、13歲的二哥,用牛爬犁把奶奶及母親的棺材拉到野外埋了。現在看來有多慘啊!

先後失去兩位至親至愛,給父親的打擊是巨大的,他當時都不想活了,也確實無法生活。當時大哥15歲,二哥13歲,大姐10歲,二姐8歲,三姐6歲,我3歲,看著6個沒有成年的孩子,父親真是要崩潰了。那時剛解放,國家很窮,不像現在有低保政策,困難戶也能過得下去。幸虧父親學會點木工手藝,帶點工具到處打工,掙點錢養家餬口,家裡的其他事他也管不過來了。

15歲的大哥成了家裡的主心骨。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大哥照顧弟弟妹妹、種地、打柴、餵豬,總之他成了一家之主。我當時被姥姥抱養兩年,兩年後17歲的大哥和16歲的大嫂結婚成了家,使得從地主家裡分來的一間半草房裡又有了點家的氣息,我也被父親從姥姥家裡抱回來。

在我5歲的時候,父親又給我們找了位繼母。她的到來,給這個困難的家庭帶來了更多的麻煩事。後母難當,哥哥和姐姐們對她很不滿,家庭矛盾不斷。實在沒辦法在一起生活,不到一年,9口之家只好分開過。大哥、大嫂、二哥、大姐、三姐在老房子住,父親、繼母、二姐及我又租了間房子。

這一年是我記事後最困難的一年。雖然解放了,但由於災害,我們這個村顆粒無收。我看見很多樹葉子都被飢餓的人們吃光了,我家養的一頭母豬也活活地餓死了。我清楚地記得那頭豬死前的樣子。它是一頭身上帶黑白花的豬,長、高一米左右,瘦得像一面牆,走路直打晃。頭天晚上,父親餵它幾粒玉米,它只吃了兩粒,然後艱難地走到自己的圈裡。第二天早晨去看它,它已經死了。我們把它埋了,不忍吃它的肉,因為它是餓死的。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冬天,父親帶點工具,隻身一人來長春打工。父親來長春一個多月也沒有找到幾份掙錢的活,身上帶的錢也快用沒了,住店的錢都不夠了,只好住在大車店裡。也就在這個時候,鄉下的大哥想買點來年的土豆種子,但也為沒錢發愁,他覺得父親去長春一個多月了,可能有點收入,就隻身來長春,找到父親。大哥見到父親後,說明來意,見父親面露難意,就不再強求了。

當時天色已晚,大哥回去已不可能,一個人住店的錢都很困難,兩個人就更花不起了,怎么辦呢?父親想到長春火車站,於是父子倆在街頭買了倆饅頭,一邊啃著,一邊朝火車站的方向走。當時火車站是很多住不起店的窮人藉以住宿的地方。來到車站找了條空椅子,父親一會兒工夫就睡著了,而大哥卻怎么也睡不著。聽著父親的酣睡聲,大哥又氣又惱,但是這又能怪誰呢?真是一分錢憋倒英雄漢。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見父親還沒睡醒,大哥隻身朝回家的路走了。待父親一覺醒來,才發現兒子不見了。

父親老年的時候常和我講這件事,說大哥記他仇了。大哥也常和我說:“父親年輕時沒正事。”我想這事不能怪父親,只能怪當時討生活太不易,掙錢太難。父親一生與世無爭,雖然幹了一輩子木工活,但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家除了一張吃飯的桌子,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真是家徒四壁。

1952年,父親在長春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單位叫什麼名字,我也記不清了,後來歸了現在的省建一公司。不久,我和繼母、二姐也隨父親來到長春。我們先在長春租房,一年以後父親單位分配了住房(綠園區南官舍)。因為父親有了固定的收入及住房,大姐和三姐也先後來到長春。家裡人口多了,父親的收入又很少,在20世紀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父親與繼母之間、姐姐們與繼母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我總會在睡夢中被他們的吵鬧聲驚醒。父親夾在妻子與女兒們之間,很難找到平衡點。記得父親當時對外人常講這樣的話:“不能因為有後娘就有後爹。”所以,他對女兒們與妻子之間的矛盾,總是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不說誰對誰錯,把事情壓下完事。

下面說一下大姐患病與去世給父親的打擊。

1954年,二哥考上了東北師大附中,這在長嶺縣沒有幾個人,在我們村里更是頭一位。當時人們都互相傳說,老王家二小子到長春去了。人們的讚美,給我和三個姐姐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幾個都非常努力學習,上進心很強。特別是大姐,國小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國中。可是,繼母卻不支持我們上學,以家庭困難為由,經常和父親吵架,不給做飯,不給學費。大姐上國中一年級時,因為吃不飽穿不暖,經常感冒咳嗽。有一天放學回家,她對父親說有點胸疼,咳嗽時痰裡帶血。父親帶她到醫院檢查,結果是肺結核。於是,她不得不在家休學治療。

大姐的病,使得原本十分困難的家雪上加霜。因為沒錢治療,繼母又從中作梗,當時只用了點中草藥,根本不起作用。大姐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大口大口地吐血,體重由原來的120斤降到了70斤,眼看著不行了,長春的一家大醫院給下了死亡通知:“此人活不到三個月。”

救女心切的父親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求助於單位。單位領導到我家看到這種情況,給開了一張介紹信,讓大姐以父親單位職工身份住院。又經長春市衛生局幫忙,把大姐轉送到蛟河縣結核病醫院治療,費用從父親每月39元的工資中扣除。後來父親每月開支時都有扣款條。在去蛟河的醫院途中也不是很順利,父親常和我講,他當時是如何艱難地把大姐送到醫院的。由於看病心急,火車到蛟河車站後,父女倆忙著下了車,可一打聽,當地人告訴他們:“此醫院離縣城還有一站地,你們提前下車了。”這一站地足有18里路,當時又沒有公共汽車,而且天已擦黑了,沒有別的辦法,只好順著鐵路走吧。兩人走了不到一里路,大姐實在走不動了。父親當時40多歲,身體還算結實,就背著大姐走。可背著走了一段,又不行了,大姐說壓得她胸疼。怎么辦呢?父親只好讓她騎在自己脖頸上,馱著她走。父女倆就這樣走走停停,一直走到深夜,才趕到醫院。醫院的負責人說:“你們怎么才來?再晚一點,床位就沒了,只好住走廊了。”

不管怎樣,大姐總算有救了,再苦再累,父親都感到很值得。就這樣,大姐在醫院治療數月後,病情有所好轉。因為花的錢太多,父親單位催得緊,大姐只好出院。後來大姐找到工作,結婚生子,但因為病情反覆發作,在20多年裡又多次住院,最終在1978年10月病故於蛟河縣結核病醫院。大姐走在了父親的前頭,年僅40歲。

大姐去世的事,我們都瞞著父親,沒有人告訴他。後來大姐夫來長春辦事,無意中說漏了嘴。父親聽後眼前一花,暈了過去,半天才甦醒過來。此事成了父親病故的導火索。從此,父親一蹶不振,身體一天比一天差,總是盯著大姐的照片發獃,飯也吃得很少,臉色越發差,不到半年就查出了肝癌。

父親病重,讓我想到不如趁這個機會把我的工作調回長春。按當時的政策,父親身邊沒有子女,只要父親單位同意出頭辦理,是可以把我調回來的。於是,我們哥兒幾個到父親單位找了相關負責人,和他談了此事,並提了我在長春護理父親期間的生活費問題。因為我在長春這段時間,我的單位是不給開支的,我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費就沒有了。那時家裡都沒有存錢,一個月的工資到月底就花光了。

我們談得很好,那位負責人表示可以考慮幫助我把工作調回來,並答應以補助父親生活困難為由,解決我的部分生活費。

看問題有了眉目,幾天后哥哥姐姐們都回去了,留下我在長春護理父親。半個月後,我去給父親領退休金時,只領到了父親每月28元的退休金。我問他們為什麼沒有補助我的那部分,他們說,補助的事領導正在研究,能否批准還不一定,並且告訴我:“關於你的調動問題,也不一定能辦成。”我一聽,傻眼了,心涼了,本來答應得好好的,現在又變卦了,我在這裡沒有錢,家裡外頭怎么過啊!

於是,私慾膨脹的我回家和父親商量,決定把重病的父親、即將離世的父親、走路都十分困難的父親,帶到他們單位去給領導施壓,以促成問題的解決。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不理智、最自私的決定,也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原諒自己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我扶著父親走上了艱難的“上訪”之路。我家在孟家屯南站附近,父親單位在地質宮附近,從家到單位有20多里路。我們中間坐了一段有軌電車,大約有十幾里路,剩下的路途全靠走。三個多小時後,我們才來到了父親單位,在樓上見到了那位負責人。當時父親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還拱手給他作了個揖,請求說:“請您幫忙把我兒子調回來吧!”我卻借著他們談話的機會悄悄溜走了,一直到下班也沒回去。我心想:“我不管了,看你們怎么辦吧,反正他是你們單位的人。”

晚上回家,我發現父親已被他們單位的人用吉普車送回家。父親坐在炕上,見我回來,臉色氣得鐵青,有氣無力地對我說:“你咋把我扔那兒了!你怎么能做出這樣的事啊!”

此後,父親病情更加嚴重,已經臥床不起了。我和他們單位的關係也破裂了,以後再也沒去找過他們。因為此事,給後來哥哥姐姐們處理父親的後事帶給了麻煩。負責人很冷淡地對他們說:“你們的弟弟太不會處事了,怎么能用這種方法逼我們呢?如果他心平氣和地好好跟我們說,我們也許會考慮一下他提出的要求,可他卻把一個病得奄奄一息的老爹獨自扔下就跑了,太不冷靜,也忍心了……”這是後話。

生活費沒有了來源,怎么辦呢?我只好回去了。我給三姐寫了封信,告訴了她長春的情況,說出了我沒辦法在這裡護理父親了。幾天后,我愛人帶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一歲)也來了;一是來看父親,二是來告訴我單位催我回去上班。幾天后,我們一家回去了,把病危的父親留給繼母照顧。

6月10日,我回去十多天后,收到三姐郵來的父親在舊貨市場買的一件舊皮襖和一封信。三姐在信中告訴我,父親已於6月5日去世,後事都已料理完了。我見信後十分難過,悲痛和後悔的心情無法形容。這件舊皮襖也是父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產。

一轉眼,我父親已去世36年,我也成了70歲的老人了。人老了都愛回憶往事,我也一樣。想起我苦命的父親,想起父親對我的疼愛,心裡總是一揪一揪地疼。

父親是個非常內向的人,他寡言少語,對我的關注和愛,總是默默的。

我想起母親去世後,我被抱到40多里地之外的姥姥家撫養。我5歲那年,父親去看我時,發現我造得埋了咕汰,穿得破衣捋梭,很是受不了。當時我舅舅是賣貨的,專賣小孩服裝,卻捨不得給我穿一件。我父親一氣之下把我抱回去了。1964年,我在長春市七中念高中,因七中沒有學生宿舍,我就在學校附近的舅母家住(舅舅已去世),在學校教師食堂吃。當時我父親已提前退休,每月只有28元,只能給我5元生活費,這點錢僅夠我每天吃一頓飯。我不好意思跟舅母說自己吃不飽,都餓出胃病了。父親看我這樣,找到教育局,想方設法把我調到長春市二中,住進了學生宿舍。後來我又申請了二等獎學金,每月7元,這樣每月就有12元的生活費了,從此吃飽了肚子。

儘管我小時候淘得出名,但父親卻對我格外寬容,即使我犯了再大的錯,他也從來不罵我、不打我,還竭力護著我。

1952年,我家從農村搬到長春市。記得剛開始是在上海路租了間小房,我家住四樓,樓梯是木製的。一天鄰居家的小朋友帶我到勝利公園玩,我看見公園裡的柳樹枝很直,做鞭桿兒比較合適,這在我們鄉下是找不到的,我就動手去折。剛剛折斷,被公園的管理人員發現,說要罰款。我當時才7歲,嚇哭了。他記下我們的居住地址,讓我倆回家了。公園的人找到我家,說了此事,繼母說等我父親回來再說,公園的人就走了。

當時繼母很生氣,罵了我,還要動手打我,我便奪門而出,想下樓逃跑;跑到樓梯上,慌不擇路,便順著樓梯滾了下去,從四樓滾到三樓,頭碰腫了,人也昏了過去。當時正趕上父親下班,以為我在那裡睡著了,輕輕地踢了我一腳,見我頭腫臉青,才知道摔傷了,忙和繼母一起抱著我去醫院。因為是木製樓梯,我碰得較輕,上了點藥,幾天就好了。後來公園的同志了解我家比較困難,罰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父親因為繼母沒有看住我,和她打了幾天仗。其實這件事責任在我,在農村像我這樣大的孩子是經常在野外玩的,根本不用人看著。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在我和繼母有矛盾的時候,父親是向著我的。

還有一次,是我在汽車廠十六中念初一的時候。當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我和一個同學抗不住餓,跑出來到一個毛桃地偷摘了人家一個毛桃,我還把看地的人打了,打掉人家一顆門牙。我知道自己闖了禍,嚇得跑到一個鄰居家的炕沿底下躲起來。那人拿著門牙找到我父親。我父親帶著他到醫院重鑲了一顆門牙。本來以為父親至少會揍我一頓,但是父親沒有,只是臉色不好看。

這些記憶當然不是想像出來的,也並沒有因為經歷了時間而變得虛無縹緲,只是它們改變了,消失了,再不會回來。所以想起時更覺得如同一場幻夢,令我悲從心來,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

父親為我們操勞一生,把我們6個兒女撫養成人,其中兩人還受到了高等教育,這都是父親的功勞。不只是對家庭,父親對國家、對社會也作出了可喜的貢獻。現在走在長春的大街小巷,還能見到父親親手參與建造的建築物,比如地質宮、汽車廠老廠房以及老的家屬樓。他還在工作期間被單位派去北京參加建造“人民大會堂”等著名的十大建築。父親有一張單人照片,就是當年參與建造十大建築期間在天安門前拍的。

父親一生勞苦功高,對我們兒女傾盡了畢生的愛,可在他臨終時,作為他最偏愛的老兒子,我沒能在他身邊盡孝,為他送終,反而為了自己的調動和補助,把病危的他押到單位做“人質”,給領導施壓,促使他提前離世。這件事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內疚,越想越慚愧,深感罪不可赦。希望父親在天之靈能感應到我這遲來的懺悔,原諒我這不孝的兒子。

王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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