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晉商人才戰略解析 作者: 李嘯栩

2019-03-07 12:00:20

山西是中國人傳說中共同祖先的發源地。山西的自然條件,即使是到了今天,除了煤礦之外,基本上也是一窮二白。但就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乃至世界金融史上的奇蹟。晉商中的許多家庭,其資產已經高達數千萬兩白銀,堪與幾乎同時興起的美國的摩根財團、洛克菲勒家族一爭高下。他們通過經理負責制和學徒選拔制度培育人才,通過號規制來加強企業管理,通過推行夥計制、股份制解決利益分配問題,調動員工積極性。他們從事的金融領域涉及到異地匯兌、資金自由存放、憑證式結算、跨國金融運作等現代金融活動中最基本的運行方式,其組織之森嚴、制度之周密、管理之健全令現代西方經濟學者也嘆為觀止[1]。

事業成功的關鍵在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明清晉商在人才使用、人才培養、人才激勵方面究竟有何獨特之處,他們的人才成功之道是什麼?當前,舉國上下都掀起學習“人才強國戰略”的高潮,研究晉商的人才戰略,無疑會對我們有所裨益。

一、用人不疑:經理的選拔與使用

“得人者興,失人者衰。認真察看則得人,不認真察看則不得人。”[2]這是山西票號的經驗之談。晉商於商號經理之聘用,用人唯賢,唯才是舉。在這方面,他們總結出一套經驗,形成了經理負責制。

當一個山西財主準備獨資或合資創辦票號時,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聘請一位有著豐富金融業務經驗的大掌柜(總經理),因為票號作為成熟的金融機構,它的經營是極其複雜的系統,若業務經營出現了紕漏,往往會造成致使後果。總經理的經驗與才幹,直接關係著票號經營的好壞。曾任祁縣幫大德恆票號經理的頡尊三在所著的《山西票號之構造》一文中詳細記錄了票號創立的過程:“山西票號成立之初,當財東起意經營、聘請經理,由介紹人之說項,或自己注意察訪,確實認定此人有猶有為、能攻能守,足以擔任票號經理之職責,則以禮召聘,委以全權,專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但被委之經理事前須與財東面談,偵察財東有否依賴之決心,始陳述進行業務及駕馭人員之主張,如雙方主見相同,即算成功。”簡言之,經理在受聘用之前,財東要對他進行嚴格的考察,確認其人有所作為,能守能攻,多謀善變,德才兼備,可以擔當經理之重任,才會以重禮招聘,委以全權。

聘定總經理之後,接下來就是簽訂契約,正式成立票號。出資的股東們選好良辰吉日,邀請當地商界名流作為公證人,與聘請的總經理一起當堂書寫契約,簽字畫押。由於股東已經和經理對創立票號事宜早已商量妥當,因此這一簽約過程並不很長,隆重而不失嚴肅。契約的內容也相當簡單,主要是說明票號創立資本及股份分配。不論獨資還是合資,都要將資本按一定單位額劃分股本,即“分俸”。這個按資本劃得的股份就是財股,也叫銀股。以祁縣渠源湞獨資開辦的平遙百川通票號為例,初始資本共16萬兩,一共分成10個財股,每俸為1萬6千兩。再如“票號第一家”的日升票號,由平遙達蒲財主李大全出資30萬兩、總經理雷履泰出資2萬股創辦,總計32萬兩。一共劃分16個財股,每股2萬兩,李家共有15個財股,雷氏則有1個財股。之所以要將資本分股劃分,一者是為了以後每個賬期分紅時可按比例分配紅利,再者也因為除了財股之外,還有頂身股的存在。

一旦確定人選,財東則將資本、人事全權委託經理負責,一切經營活動並不干預,日常盈虧平時也不過問,讓其大膽放手經營,靜候年終決算報告,始終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經理頗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經理便宜處置。若遇年終結算時虧賠,只要不是人為失職或能力欠缺造成,財東不僅不責怪經理失職,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來年扭虧為盈。正由於財東充分信任經理,故而經理經營業務也十分賣力。且經理有無上之權力,不論是用人還是業務管理,均由經理通盤定奪。但同人有建議權,大夥友對小事可便宜行事。逢到賬期(三、五年不等),經理向財東報告商號盈虧。經理在任期內,如能盡力盡職,業務大有起色,財東則給予加股(人身股),加薪獎勵。如不能稱職,則減股減薪,甚至辭退不用。據說,每屆年終各地經理齊集總號匯報工作時,由財東設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東家敬酒上菜,熱情招待;盈利少或發生虧損者居下席,自斟自飲,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著財東說話,經理也只有自請辭職了。[3]

由於票號對經營人員的素質要求極高,這就使得財東對金融人才的需要相當迫切。尤其是總經理與分莊經理的才幹會直接影響票號的經營業績。因此,為了求得更好的發展,各大票號的財東都對意中人才展開激烈爭奪,有時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高額的頂身股作為誘餌。票號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介休侯氏從日升昌票號挖走毛鴻翽及另外兩名業務骨幹。當時侯氏看到日升昌生意興隆,獲利豐厚,也有意把幾個商號改成票號,恰好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與毛鴻翽當時矛盾激化,勢不兩立,侯蔭昌多次拉攏毛鴻翽,許以總經理之位,結果促使毛鴻翽離開日升昌。侯蔭昌不僅給毛項身股一俸,還在新泰厚也給同樣一俸。毛鴻翽知恩圖報,殫精竭慮地拓展業務。他也以優厚的俸股為誘餌,從日升昌的牆腳中挖來兩個精明幹練的業務骨幹:郝名揚與閻永安,並委以重任。蔚泰厚票號經營成功後,卓有遠見的侯東家與毛鴻翽又一鼓作氣,把另外四家商號改制成票號,組建成“蔚字五聯號”,侯氏票號集團形成,並以其集團化、規模化經營稱雄票號界,迅速占領各大市場。鑒於毛鴻翽的突出貢獻,侯蔭昌在五家蔚字號都給了他若干份額的頂身股,毛鴻翽還投資擁有若干財股,成為遠近聞名的大財主。[4]

寶豐隆票號創辦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是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的平遙票號。它之所以能獲得超常規發展,也正是在於東家敢於不惜血本招攬金融人才及業務骨幹。寶豐隆財東之一的介休洪山人喬世傑,曾捐資得官,擔任過直隸補用道。光緒三十年,他與陝西藩台許涵度合作投資26萬兩開辦寶豐隆票號。他對原蔚泰厚副經理宋聚奎的經營才能非常欣賞,雖然宋已病休在家,但他還是三番五次上門邀請宋出山,並許以一俸二厘的重酬。宋聚奎甚為感動,慨然答應。擔任寶豐隆的總經理後,宋聚奎又以重金從別處挖來不少業務高手,寶豐隆很快就興旺起來,開設的分號最多時達到22家。[5]

二、大處著眼:員工的挑選與培養

企業的成敗,關鍵在於用人。它既包括如何選擇管理層,也包括對基層的員工培訓,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激勵機制,來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在這些方面,晉商的所作所為,都堪稱表率。

票號成立之後,財東位就把管理票號的全權委託給總經理,平時的業務往來及人事安排等,財東都不能隨便干涉,正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每個票號人數不多,就是總號也不過20來人。總經理俗稱大掌柜一人,協理俗稱二掌柜一人,營業俗稱跑街頭的三四人,賬房四五人,信房三四人,練習生一二十人,大票號的總號與各地分號人數合計,一般一、二百人。

票號在用人上要求十分嚴格,執行“同人保證”的制度,不論是總經理,還是分號經理,或者夥計學徒,都必須有但保人擔保,才可以進號內服務。頡尊三在《山西票號之構造》一文中介紹了“同人擔保”的內容:“使用同人,委之於事,向采輕用重託制,乃山西商號之通例,然經理同人,全須有殷實商保,倘有越軌行為,保證人負完全責任,須先棄抗辯權。保證人與被保人之關係,如無無特殊牽連,最不易找。倘保證人中途廢歇,或撤保,應速另找,否則有停職之虞。同人感於如此嚴厲,再受號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有了同人擔保後,還必須對挑選夥計進行面試。這亦有一套完整的程式:“票號以道德信義為根據,前已言之,故選用職員,養育同人,非常慎重。當練習生,求人說項之時,恐有不良遺傳,必先問其上三代作何事業,出身貴賤,再偵詢本人之履歷、資格,當面測其智力,試其文字,如屬合格,擇日進號。為鄭重人格起見,名曰‘請進’,即明白宣示個個同人有升經理之資格,使其得以安心服務,隨處發揮智慧型,果為傑出人才,短時間即可得到相當職務。促其實地工作,造就常識經驗,否則一年之內,開除出號,令其及早另圖別業,恐一延長,徒誤彼之青年時期。”[6]

商號經理的選用一絲不苟,店員、學徒的錄用也是十分嚴格,慎之又慎。學徒必須年齡在15-20歲之間,身高5尺,五官端正,儀態大方,家世清白,懂禮貌,善珠算,精楷書,不怕遠行,能吃苦。學徒入號,須有人擔保。入號前,由主考人當面測試其智力,試其文字。通過者,擇日進號。進號稱請進,表示人才請入,前途不可限量。由於票號錄用夥計十分嚴格,沒有優秀品德的人是進不了號內的,加上要找殷實富商鼎力擔保,即使是晉中本鄉本土之青年要進入票號都是難如登天,更不要說是外地人了。所以山西票號一般都是本地人在做事,主要還不是因為票號歧視外省人,而是因為條件苛刻所致。

學徒進入票號後,要當三年的練習生,沒有薪水,除了食宿外,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自備。每天干的都是提壺、倒水等雜務。入號後,總號派年資較深者任教師進行培養。培訓內容包括二個方面:一是業務技術,包括珠算、習字、抄錄信稿、記帳、寫信等,學習蒙、滿、俄語,了解商品性能,熟記銀兩成色。這些事情都必須要在空閒時才能進行。一是職業道德訓練,主要有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慾、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幸辛苦、戒奢華,並派往繁華商埠,以觀其色。如果表現不能令掌柜滿意,或出了差錯,就會馬上出號遣送回家。山西商人的習商諺語充分說明了對學徒要求之嚴。比如:“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忙時心不亂,閒時心不散”,“快在櫃前,忙在櫃檯”;“人有站相,貨有擺樣”。在山西商人中還流傳著這樣的學徒工作規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壺四把(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夜壺和條帚、撣子、毛巾、抹布),終日伴隨;一絲不苟,謹小慎微;顧客上門,禮貌相等;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觀色,唯恐得罪;精於業務,體會精髓;算盤口訣,必須熟練;有客實踐,無客默誦;學以致用,口無怨言;每歲終了,經得考驗;最所擔心,鋪蓋之卷;一旦學成,身股入櫃;已有奔頭,雙親得慰。”[7]

熬過三年學徒生涯,掌柜認可後就轉為夥計,就有了獲取頂身股的資格,然後一步步地努力去獲取更高的職位,獲取更多的頂身股份額。由於學徒制執行很嚴格,從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為晉商的骨幹力量。像曾任蔚豐厚京師分號經理的著名票商李宏齡、志誠信總經理齊炳南都是從學徒做起,憑自己的勤奮與才幹,最終出人頭地。

三、互利雙贏:員工激勵機制

山西票號商人認為,一個票號經營業績的好壞,與票號中的總經理、分號經理、大小管事、夥計及學徒是否全心全意為票號服務密切相關。如果票號中員工的工作不與收入相掛鈎,或者說他們感覺到是在為別人賣命,每個人的工作熱情就會大大降低,就會產生偷懶及怠工現象,影響票號的經營業績。山西票號商人並不單純追求短期利益,而是更重視長遠的收益。他們根據經理、管理、夥計的才能及其表現,確定各自所得頂身股的份額,並以此作為依據參與票號每個賬期與財股一樣進行分紅,調動每個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把商號的經營當成自己的事業,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和敬業精神。舊時商界同行見面寒暄之後,就會問對方近來“頂幾厘生意”,以表示對對方近況的關切。如果表現好,每次賬期後頂身股份額又會相應增加,以至於一些業務骨幹的頂身股份額超過了許多小股東的財股份額。

晉商在人事勞資上首創的人身頂股制,是一項協調勞資關係,調動工作積極性的辦法。凡山西商號中的掌柜、夥計,雖無資本頂股銀,卻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力頂股分,而與財東的銀股(即資本股)一起參與分紅。但頂身股不承擔虧賠責任。總經理身股多少由財東確定,商號內各職能部門負責人、分號掌柜、夥計是否頂股、頂多少股,由總經理決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個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確定。總經理一般可頂到一股(即10厘),協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頂七八厘不等,一般職員可頂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頂身股,而是有一定資歷者方可頂身股。[8]

例如,大盛魁商號頂一二厘生意者,可管點雜事;接待客商等;頂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應酬買賣,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頂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買賣經驗,貨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語定奪。頂七八厘者,已是商號的里外一把手,或來往於總號、分莊之間,盤點貨物、核算虧盈,或奔波於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頂九厘生意者,日常營業不管,專決斷重大疑難。大盛魁比較特殊,沒有頂整股的,最高九厘。山西商人通過上述做法,把店員個人利益與商號利益、財東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下層夥計和學徒為了登高位,多頂股份,努力為商號工作,使勞資關係得以協調。

我們以同治十二年太谷幫志誠信票號股本結構為例來說明這種情況。志誠信原系南溝子村財主員成望獨資創辦,後來陸續增加了一些股東。其股本關係如下:

員汝楫宅入本銀1000兩作為銀股五厘

要汝霖宅入本銀4000兩作為銀股二俸

……

吳尚德公頂身股一俸

吳侖頂身股五厘

孔憲仁頂身股一俸[9]

由上可知,志誠信票號以2000兩為一股(一俸),曾任志誠信經理的孔憲仁並沒有出資入股,但他卻與出資2000兩的曹福善堂一樣,擁有一俸股份,賬期分紅時也可以分得同等的紅利。頂身股與財股共同參與紅利分配,這是山西商人的一大創造與貢獻,表現了晉商的魄力與精明。這表明: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奮鬥,你就能成為商號的股東,就能出人頭地,成為富人。正是在這種誘惑之下,三晉俊秀子弟才要千方百計地進入大商號,為實現股東之夢而努力工作。

身股只參加分紅,不承擔商號或票號的虧賠責任。身股數額由各商號和票號具體規定。一般來說,經理可以頂一分(每股各一俸,或稱一分),但也有破例頂一分二三厘的;夥友頂身股最初不過二厘,以後每遇到賬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為止,稱“全份”。所謂賬期,即分紅期。光緒以前一般是五年為一個賬期,以後是四年,也有三年一個賬期的。凡夥友頂身股者,一般須在號內工作達三個賬期的時間,工作勤奮,無過失的,才由經理向股東推薦,經各股東認可,然後將姓名、所頂身股數額載入“萬金賬”,才算正式頂上身股。頂身股後,倘有越軌行為,除重大案情開除出號和賠償損失外,如屬小節可原者,酌情處分,減少身股數額。

頂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頂股分領取一定數量的“支使銀”,又稱應使銀。每股多者四、五百兩,少則一、二百兩,分四季支用,到賬期分紅時,無論應支多少,概由各人應得紅利內扣除,上至經理,下至夥友,一視同仁。倘營業不好,無紅利可分,則頂身股除每年應支銀由號內出賬外,毫無所得。沒有頂身股的夥友,則按年支給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兩,以後按成績優劣逐年增加,有十餘年歷史者可達80-100兩,這時就有資格參加身股了。

頂身股者死後,各商號、票號一般仍給一定優惠,即在一定時間內照舊參加分紅,稱“故身股”。大致經理故後享受八年的紅利,未任經理者享受七年的紅利,頂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六年紅利,頂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的紅利,頂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的紅利,頂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的紅利,頂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二年的紅利。對本號經營立有特大功績者,還可再增一、二個賬期的分紅。[10]

財東按照本契約將全部資本交會經理(管事)後,便不再問號事,靜候經理年終報告。平素營業方針、一切措施,既不預定方針於事前,也不施其監督於事後,有的商號或票號還規定,財東平時不得使用商號或票號名義在社會上活動,也不得在號內食宿、借錢和指使號內人辦事。但擴充業務、賞罰同人,處制紅利,均由財東裁定。經理為建議首席,聽其諮詢。

經理既受財東依賴與委託,得以經理合號事務,領導全號同人崎嶇前進,在號內有無上權力。各夥友均須聽命於經理,但同人皆有建議權,不受任何約束,小事可便宜行事,大事須決之於經理。年終經理將營業情況報告各股東。平時倘有重大事故,亦須臨時報告各股東。

各商號、票號每逢賬期,一經獲利,皆按股分紅。營業愈盛,盈利愈多,分紅愈在。但遇到不測年景,營業虧損,則一分紅利也沒有。分紅一般是銀六身四,即銀股分紅利占60%,身股分紅利40%。我們試以泰豐商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算賬分紅總清單為例來說明這種情況:

該號共獲利銀12090兩,按銀六身四分,銀股分紅利7254兩,身股分紅利4836兩。身股中除去原夥友柴潮出號分去銀1370兩外,尚余銀3466兩。銀股共12股半,每股1000兩,分紅580.3兩;身股共1分6厘,每厘分紅銀216.6兩。[11]

股份制的實行,勞資雙方均可獲利,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在企業經營中充分發揮了群體作用。這種股份制的經營方式,甚至引起了外國人士的密切關注。清末曾在俄駐中國領事館工作的尼·維·鮑弋亞夫連斯基說:“漢族人特別喜歡聯合行事,特別喜歡各種形式的合股……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甚至是整個大區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徠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12]

四、賞罰分明:員工監督機制

晉商有諺稱:“家有家法,鋪有鋪規”。晉商號規極嚴,無論經理、夥計、學徒,均須遵守。其內容包括各號與總號之間的關係、業務經營原則、對工作人員的要求等。例如休假制,一般規定號內職工從掌柜起,均為三年回家探親一次,分號路遠者,如東三省、蒙古、新疆等地為五年一次。此探親假稱為班期,住家半年,往返旅雜費由號中供給。如遇婚喪等事,視情況予以補貼。號內包括掌柜在內,一律不準攜帶家眷。

下面是光緒十年(1884年)大德通票號號規部分內容:

(1)在各分號互相之間,規定雖以結帳盈虧定功過,但也要具體分析。如果本處獲利,別的分號未受其害者,可以為功;如果只顧本處獲利,不顧其他分號利益,甚至造成損害者,則另當別論。

(2)在業務經營上,規定買空賣空,大幹號禁。倘有犯者,立刻出號。強調生意之中,以通有無、權貴賤為經營方針。

(3)對於工作人員,規定凡分號經理,務須盡心號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華。凡一般工作人員,強調和衷為貴,職務高者,對下要寬容愛護,慎勿偏袒;職務低者,也應體量自重,不得放肆。

(4)嚴禁陋習。規定不論何人,吃食鴉片,均乾號禁。前已染此弊者,責令悔改。今後再有犯其病者,依號規分別處理。各分號難免有賭錢之風,今後不管平時過節,鋪里舖外,老少人等,一概不準,犯者出號。游猖戲局者,雖是偶蹈覆轍,亦須及早結出,刻不容緩,嚴行禁之。[13]

從內容上看,票號號規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經營管理的一系列措施與相應的對策;二是票號對號內同人的嚴格管理及提出一套工作禁律。由於大票號在全國各地都開設了若干分號以便擴展業務,各分號與總號、分號與分號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號規規定,在各分號之間,規定一般以結賬清算是否盈利來衡量分號業績如何,同時也要兼顧是否損害到其他分號的利益。如果只顧自己的分號獲利,不顧其他分號利益,甚至對其他分號造成損害者,則非但無功而且有過。

在業務經營上,嚴禁投機倒把,買空賣空,也不準把號款私下借與親友使用。由於金融業中資本流通活動十分便利快捷,因而也極容易出差錯。如果號內中人參與其中作弊,後果不堪構想,往往會導致票號因資金空虛或周轉不靈而破產倒閉,所以他們對此極為重視。[14]

票號中有“上下班”的說法,夥計被派往分號謂之上班,回總號謂之下班,班期一般為三年,後期減為兩年半。其間無特殊原因者禁止私自回家。為了防止夥計利用“上下班”機會作弊挾私,號規規定上班夥計臨行前必須將自己隨身所帶衣物交總號人員檢查登記。夥計在外所購置的衣物,也必須隨時申報核實,留下記錄。下班之時,不能私自先回家,而必須先在總號報到,核實所攜衣物有無出入。如有差錯不符之處,即按違反號規處理。另外,分號夥計如要往家中匯款或寄物,必須經過總號轉手,不準私自匯寄家中,以免有挾私犯科之嫌。號外,號規還嚴格規定了票號中人必須遵守的禁律,以防策杜漸,不因小失大。如不準接眷外出、不準在外娶小納妾、不準宿娼賭博、不準染習不良嗜好。對於違規者,無論經理還是夥計,都要嚴加處理,直到開除出號。

張石麟是“蔚字五聯號”[15]中蔚泰厚厚票號的分莊經理,業績卓著,他在擔任福建分號經理時,交遊甚廣,在當地商界和官場中都是風頭極勁,生意興隆,前後獲利達60多萬兩,名列各分號前茅。但他在交際場合中,不知不覺地染上了賭博的噁心,而且積重難返,成為賭場上的常客。有一年張石麟因喪母回家,總經理毛鴻翰當面嚴厲斥責他違反號規,沾染賭習,理應出號。張石麟提出要按其頂身股份額將他為票號營利部分分給他,以此要挾,但毛鴻翰爽快答應。結果張石麟被炒了魷魚。由此也可見票號管理之嚴格。

山西票號之所以能稱雄商界100多年,就在於它制定的票號號規極為嚴密全面,杜絕了票號中人可能會造成的疏漏或損害,也儘可能地堵住了形形色色的金融詐欺活動的發生,把金融業務納入了一個嚴謹規範的軌道。再加上頂自股的誘惑,票號中人一般都能嚴格遵循號規行事。

五、朋友多了路好走:晉商關係網路

商海泛舟,決不會總是一帆風順的,常常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風波,給商業發展帶來障礙。因此,他們非常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起來,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幫派,協調商號關係,消除人際關係中的不合,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悌和睦鄰。喬家大院的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以此來激烈眾兄弟團結互助。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了同舟共濟的群體。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聯姻,增強了其在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百萬。張王聯手,結成鹽商團伙,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

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成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經出現了所謂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16]的說法。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分號,從而形成了匯通天下的匯兌網路,這正是山西商人團結合作的體現。

隨著晉商業務拓展活動的全國化,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晉商活動的蹤影。為了鞏固已獲得的商業活動範圍及更快地發展,晉商先後在國內各大商埠創建了團結同鄉商人的會館。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蘇州建立了全晉會館,在天津、上海、揚州、南京、杭州等重要商埠,晉商都建立了其商業活動的據點:山西會館。另外,由於陝西與山西交界,在向全國拓展業務的過程中,在與當地土商進行的激烈競爭中,秦商與晉商為了共同的商業利益,往往聯手合作開拓全國市場,在全國許多地方建立的山陝或秦晉會館就是這種商業合作的明證。在每地的商業會館中,都包括了山西各地的商人與眾多的行業商,如漢口的山陝會館就由太原幫、汾州幫、紅茶幫、合茶幫、卷宗茶幫、西煙幫、聞喜幫、花布幫、西藥幫、土果幫、皮貨幫、眾帳幫、核桃幫、紅花幫、當幫、皮紙幫、匯票幫等組成。

會館成為山西商人聯絡鄉情、互通商情的地方性同鄉組織。每逢過年過節,會館就會召集在此地做生意的山西商人歡聚一堂,會餐飲酒。當有同鄉商人遇到困難時,會館也有義務組織眾多晉商予以幫助。會館還是各地商埠的晉商維護同鄉或同業商人利益、調解商業糾紛的組織。如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河南洛陽的潞澤會館向當地稅收部門交涉減少布稅的事情,此案歷時一年,最終由潞澤布商勝訴,如願以償[17]。乾隆年間,由於京城的煙莊牙行勾結進行私下交易損害了山西煙商的利益,於是晉商通過河東煙行會館與牙行進行了嚴正交涉,迫使其讓步[18]。

此外,晉商會館還是晉商祭祀關羽、財神及行業神的精神場所。關羽是山西解州人,以“忠義”著稱於世,很早就成為晉商敬仰的對象。後來,晉商又把關羽當作財神加以朝拜,把他奉為商人的保護神。晉商討論重大商事,都是聚集在關帝廟前,祭祀完後再具體討論,這就是以關公的忠義來衡量和規範晉商的商業行為,維護良好的商業道德。此外,還有一些行業會館供奉專門的行業神,如京城的山西平遙顏料會館除了供奉關公、財神外,還供奉葛、梅二仙,因為這二仙是染行之祖。[19]這對於維繫晉商感情,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明清晉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在人才戰略方面的高瞻遠矚、深謀遠慮。這些特徵,對於我們今天的人才培養戰略,不無裨益。

注釋:

[1] 學術界有關晉商的研究成果頗多,諸如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石駿編著:《匯通天下的晉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董繼斌主編:《晉商與中國近代金融》,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劉建生等著:《晉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本文多有借簽,謹此致謝。

[2](清) 李宏齡:《同舟忠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頁。

[3]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53頁。

[4] 冀孔瑞:《介休侯百萬和蔚字號》,《山西商人的生財之道》,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5] 石駿編著:《匯通天下的晉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頁。

[6] 石駿編著:前引書,第115頁。

[7] 曹振武:《晉商習俗》,《文史研究》1992年第3期。

[8] 寧可:《中國經濟發展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9頁。

[9] 張正明:前引書,第150頁。

[10] 劉建生等著:《晉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 張正明:《清代晉商的股俸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2] 尼·維·鮑弋亞夫連斯基:《長城外的中國西部地區》,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07頁。

[13] 張正明:前引書,第155頁。

[14] 張海鵬、張海瀛:《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26頁。

[15]張國輝:《晚清錢莊和票號研究》,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9—23頁。

[16](清)李燧:《晉游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頁。

[17]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公建桐油行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8] 李華,前引書,《河東會館碑記》。

[19]參見張正明:《晉商與經營文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上海分公司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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