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亡的禍根:明神宗的貪財好貨與化國為家

2019-05-06 01:51:37

明朝覆亡的禍根:明神宗的貪財好貨與化國為家

2011年09月05日13:59人民網陳梧桐我要評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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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明神宗的“化國為家”,把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庶的國家搞得元氣大傷。明神宗死後僅7年,明末農民大起義便在陝北爆發。又過17年,明朝的統治大廈轟然倒塌。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原標題為“明神宗的貪財好貨與化國為家”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第14個皇帝。萬曆十年(1582年)他親政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太倉積粟,可支用十年,冏寺(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兩”。但到了萬曆中後期,卻是“環視庫房,一空如洗”,邊鎮餉銀“逾時歷年不能給發”,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造成這種狀況的總根源,在於明神宗的“酒、色、財、氣”四病。為滿足自己的私慾,他肥了皇室,卻掏空國庫、榨乾百姓,從而埋下明朝覆亡的禍根。

【窮奢極欲 揮金如土】

明神宗繼位時,虛齡10歲,實際只有9歲。內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高拱為首輔。不久,次輔張居正結納宮中太監馮保,排斥高拱,當上了首輔兼帝師。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張居正厲行改革,開源節流,形成“府庫充盈”的局面,同時嚴格管教小皇帝,力圖“致君堯舜上”。但張居正的管教過於嚴厲,使小皇帝產生了逆反、報復的心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後,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明神宗從小就在糜爛的王府和皇宮裡“浸泡”長大,祖父明世宗和父親明穆宗的腐朽生活對他影響至深。儘管宮內有李太后和馮保的看管,宮外有張居正的教育,但仍不敵隨侍左右的諸多太監對他的潛移默化。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逐漸滋生了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個壞毛病。張居正死後,他更是毫無忌憚。

明神宗對飲食、衣裝器用非常講究,極盡奢靡揮霍之能事。明代宮廷的一伙食,由禮部下屬的光祿寺開支,萬曆初年每年支出十三四萬兩,萬曆中年增至近30萬兩,到萬曆三十二年底,光祿寺已無銀可支。明神宗下令向戶部借支3萬兩,向太僕寺借支2萬兩。後來,宮廷的一伙食開銷越來越大,光祿寺因此常常拖欠行戶的貨款。宮廷所用器物,如摺扇、袍服、絲綢、瓷器等不斷擴增,明神宗便常常下令向各地加派。

宮廷舉辦婚喪、冊封、祭祀等各種典禮,耗費更是驚人。萬曆六年,明神宗結婚,時張居正當國,不讓他隨便花錢,用銀不過7萬兩。張居正一死,費用便大幅攀升。冊立太子,僅採買珍寶等就用銀約30餘萬兩。為籌辦太子婚禮,先後幾次採買珠玉等物,至萬曆二十七年已用銀70多萬兩;長公主下嫁,耗銀12萬兩;福王結婚,費用超過30萬兩。

土木建築工程,是明神宗親政期間耗資最大的一項開銷。萬曆十一年,虛齡21歲的明神宗就在京郊昌平為自己未來的壽宮選址,翌年動工興建定陵,歷時約6年建成,耗銀多達800萬兩,相當於全國兩年田賦的總收入。陵墓之外,其他土木建築工程更是遍布京城內外。“都城內外祠廟寺觀,金碧輝煌,堂宇壯麗”,“離宮別院,所在一新”。乾清宮、坤寧宮在萬曆二十四年發生火災,皇極殿、中極殿和建極殿又在翌年被火焚毀,後來修復重建,耗資尤巨。萬曆三十一年開始籌建三大殿後,朝廷令湖廣、貴州、四川三省採辦名貴楠衫大木,僅大工錢糧就耗銀930餘萬。至於整個三大殿重建工程的費用,更是不計其數。

【傳索帑金 搜刮百姓】

明神宗毫無節制的大肆揮霍,必然導致他對金錢的無窮渴求,於是便想盡各種辦法搜刮錢財。查抄馮保和張居正的家產,明神宗就下令全部歸入宮廷內庫,不上交國庫。對此他還振振有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

明神宗“化國為家”最便捷的辦法,就是直接向國庫要錢,即所謂“傳索帑金”。明初的財政收入以米、麥等實物為主,在戶部設立內府十庫,它既是中央政府的國庫,也是皇帝的私庫,“公”私不分。至明中期,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白銀貨幣化,田賦、徭役、鹽課、茶課、關稅等逐漸折收銀兩,財政體制也隨之進行相應的調整。朝廷於正統七年(1442年)在北京戶部下設太倉,用以貯銀,也稱銀庫。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戶部下設銀庫。從此,太倉銀庫成為中央政府的國庫,內府則完全變成皇帝的私庫,政府收支與宮廷收支基本分開。內府除存貯三宮(即乾清宮、慈慶宮、慈寧宮——編者注)莊田徵收的“子粒銀”,還有太倉每年撥給的100萬兩“金花銀”。明神宗花錢如流水,很快就使內府支用見絀,只能不斷向戶部傳索帑金。早在萬曆六年,明神宗就以大婚置辦珠寶為由,令太倉每年支付100萬兩的“金花銀”外,再向內府增進20萬兩。後來以此為準,每年均增進20萬兩,直到萬曆三十七年才因“部帑已竭”而告終。由於明神宗的不斷傳索,從張居正去世到萬曆十一年底的一年半時間,戶部就透支了230餘萬兩。“萬曆中年,戶部歲入本(本色,指實物——筆者注)折(折色,指折收的銀子——筆者注)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其折色入內庫者六百餘萬,入太倉庫者三百六十八萬有奇”——國家徵收的田賦,竟有2/3流入了宮廷的內庫,內閣首輔申時行不禁驚呼:“太倉之蓄有限,近日之費無窮……入少出多,勢必難繼。”

當時的國庫,除戶部的太倉庫,還有禮部下屬的光祿寺庫、兵部下屬的太僕寺常盈庫(冏庫)、工部下屬的節慎庫等,它們也都成了明神宗勒索的對象。隨著國家財政的日漸吃緊,國庫儲積的日漸枯竭,明神宗又把目光瞄準了工商業者的錢袋。從萬曆二十四年起,他開始派遣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分赴各地開礦徵稅,將所得錢財上交內府。礦監名義上是督領金銀等礦的開採,實際往往借開礦為名,肆意敲詐勒索。如妄指良田美宅之下有礦脈,迫使其主人交出大筆錢財,否則就強行掘毀田地,拆掉宅院。稅使則在重要城鎮、關津、路口設定重重稅卡,盤剝過往的車船商旅。正如時人所說:“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波及的範圍北到遼東,南及滇粵,西抵陝西,東至沿海,可謂“天下在在有之”。

礦監稅使的肆意搜刮,破壞了各地的工商業,影響到國家的商稅收入;他們掠走人民僅有的一點財物,又使百姓難以完納官府徵收的賦稅。有的礦監稅使無法完成規定的稅額,則強迫地方政府將本應上交國庫的稅款作為抵充,交給內府。這種掠奪不僅害苦了百姓,也損害了國庫的收入,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的“化國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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